圈子 | 第四讲 玩文学圈子：一场自毁与毁人的狂欢

张璞

圈子 | 第四讲 玩文学圈子：一场自毁与毁人的狂欢

说来惭愧，我曾经是某个文学圈子的核心成员。是的，就是那种外人看着神秘、圈里人觉得光荣的“文学圈子”。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写评论、一起互相吹捧，我主编过圈子刊物的诗歌栏目，我参与过多次“研讨”“座谈”“沙龙”——说白了，就是几个人围坐一圈，轮流说些不痛不痒的漂亮话，吃顿好饭，拍几张合影，然后各自散去，发朋友圈昭告天下“今日与某著名作家切磋交流”。

这些年玩下来，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文学圈子不是文学的庇护所，而是文学的坟墓。更可怕的是，它的危害远远不止于文学内部——它在无形之中毒害着社会风气、撕裂着公共舆论、侵蚀着文化根基，其长久的破坏力远超圈外人的想象。

一、文学圈子的第一宗罪：壁垒森严下的“审美霸权”

文学圈子的门槛，是它最擅长也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当我还是文学爱好者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某个大作家的签售区排着长龙，工作人员众星捧月般伺候着，而年轻作家的展位冷冷清清，路人匆匆瞥一眼便大步流星地离开。这不是作品质量的差距，这是“象征资本”的垄断。我后来才明白，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的“文学场”理论在现实中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元老们签售火爆，不仅仅因为作品无可替代，更因为他们的审美范式早已被主流话语认可，人脉网络能打通资源渠道。

我认识一个写诗的朋友，在工厂里打工，白天跟机器轰鸣声为伴，晚上就着昏黄的灯光写诗，把工友们的悲欢离合都写进文字里。当他满心期待地想去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却被组织者以“不符合参会要求”为由拒之门外。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光熄灭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圈子里的人，没有“身份”，没有“来头”。以年龄、职业划分门槛，这本质上是一种“审美霸权”——文学的根在烟火人间，而圈子偏要把根拔起来，种进自己打造的小花盆里。

更深层的问题是，这种壁垒不仅排斥新人，还制造了代际断层。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当代文坛自1990年代以来延续着某种“可疑的稳定”，被指认为“中年状态”，而更具锐气、直面当下的“青年写作”反而面临边缘化的困境。一个行业如果新陈代谢出了问题，它的生命力必将枯萎。

二、文学圈子的第二宗罪：批评异化下的“双圈互害”

我在圈子里待得越久，越发现一个荒唐至极的现象：圈内的批评家，根本不是在“批评”，而是在“做局”。

打开各类文学评论期刊，“形势一片大好”，似乎名家辈出、佳作不断。但如果你去问问普通读者，他们很可能一脸茫然——这些“传世之作”他们听都没听过。这就是所谓的 “圈里拼命喝彩，圈外无人理睬” 。

原因何在？传统的“文艺批评”早已异化成了“文艺表扬”。批评家们奉行“多栽花少种刺”的处世方式，你好我好大家好。有位著名学者将当下批评界分为三种堕落倾向：一种是依附官方势力控制话语权，颐指气使地做稳了奴才；另一种是拜倒在金钱足下，把批评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还有一种既是权力掮客又是拜金者的“双料掮客”。

更令我瞠目结舌的是，在资本的裹挟下，一些所谓“专家”的研讨会，其实就是派发红包的盛会。拿了红包的评论，能有几分可信度？这不是个例，这是系统性的溃烂。

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如鲠在喉的案例。2021年前后，贾浅浅的所谓“屎尿体”诗歌在圈内被捧上了天。我记得她那首《雪天》里写着“尿成一条线”，竟然被某个知名评论家吹成“天成禅意”；《黄瓜》里粗鄙的性隐喻，被包装成“解构传统”的先锋姿态。中国作协副主席盛赞其“词语出色”，西北大学教授将其捧为“天成诗人”。我翻看这些评论，只觉得后背发凉——这些人不是在评价文学，他们是在做生意，是在经营自己的人脉网络。

文学批评的“圈子化”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批评家以学术趣味、价值立场、居住地域、师门谱系为纽带结成共同体，确立山头、抱团出击。更荒诞的是，在同一场评奖中，“本届做评委，下届获大奖”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你当评委我参赛，我当评委你拿奖，几个哥们轮流坐庄，肥水不流外人田。

有观察者尖锐地指出，这种异化背后是 “文二代”特权成为进入文学圣殿的通行证。施施然主编的《中国女诗人诗选》成了熟人俱乐部，贾平凹主编的《延河》杂志沦为家族自留地。第8届茅盾文学奖第一轮投票中，省级作协主席、副主席占了得票前10名中的8位——真是官大一级水平见长，写字这事也攀附权贵。

这个圈子不是在“评”文学，而是在“分”利益。当评奖标准从作品质量异化为人情网络，当“批发式颁奖”让奖项沦为“皆大欢喜”的批量授予游戏，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反而被埋没，创作者转而钻研评奖套路与社交运作，形成 “重评奖轻创作”的浮躁风气。

三、“圈子文学”的社会危害：一场从内部开始的溃烂

有人可能会说，文学圈子再怎么折腾，也只是“文人的事”，不会影响到社会大众。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文学圈子的弊端，绝不是圈地自萌，而是从文化根子上开始腐烂，然后像瘟疫一样向外蔓延。

危害一：误导公众审美，劣币驱逐良币。 当圈子里的人把垃圾吹成黄金，普通读者便丧失了辨别能力。2016年，当当网年度影响力作家评选中，畅销书作家刘同的票数超过了莫言、余华、麦家、刘慈欣的总和。不是说畅销书作家不该受欢迎，而是当严肃文学在与流量文学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当真正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无人问津，而鸡汤文、成功学大行其道，这反映的是整个社会阅读能力和审美能力的滑坡。

在算法和流量的驱动下，文学创作日益沦为 “情感工程”和“数据游戏” 。2023年，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超300亿，日均更新量1.5亿字，但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被置换为数据敏感度。某部玄幻小说文本密度降至每千字7.3个有效信息点。这不是繁荣，这是文化降级。

更值得警惕的是，饭圈思维正在全方位侵蚀文学领域。有人用 “饭圈思维”去涂鸦《红楼梦》 ，将学术讨论异化为党同伐异。当越剧演员因误读“贾宝玉是长子长孙”被红学专家纠正时，粉丝不是反思，而是对专家进行网暴，以“经典没有标准答案”为诡辩。这种“偶像至上、二元对立、情绪化表达”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公众的理性对话空间，导致社会共识难以凝聚、公共领域持续撕裂。一个连《红楼梦》都要用饭圈逻辑来解读的社会，还能指望它有怎样健康的文学土壤？

危害二：扭曲社会价值观，催生文化虚无主义。 我亲眼看到，在圈子内部，价值观不是从作品中来的，而是从站队中来的。你赞美某人，你就是“自己人”；你批评某人，你就是“异己”。于是，文学批评不再是“评”文学，而是表忠心、站立场。

这种风气向社会渗透，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后果：人们对严肃的价值讨论失去耐心，转而沉迷于低俗化、娱乐化的文化产品。有评论家直言，中国文学批评已陷入“价值崩塌的深渊”，成为“滋养文化垃圾的温床”。当批评家把文学批评异化为新型权钱交易、人情交易，互相吹捧的名利场，当文学奖项沦为“文二代”的通关文牒，批评的独立性与公共性荡然无存，文学批评彻底沦为“权力的应声虫与资本的提线木偶”。

更恶劣的是，历史虚无主义也在借助文学的“圈子化”传播渠道悄然渗透。个别网络文学作品以“架空历史”为名，对历史人物进行脸谱化重塑，将民族英雄改写为市井流氓，将文化瑰宝降维成言情“道具”。当李白被塑造成赌场浪子，当抗击外侮的历史被改写为宫斗戏码，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将逐渐稀释。这种“去真实历史化”的创作，实质是文化自信的自我消解，长此以往，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将出现断层危机。

危害三：割裂公共对话，制造社会撕裂。 文学圈子的抱团文化，催生了整个社会舆论场的撕裂。当文学批评沦落到“骂杀”和“捧杀”的两极，当文艺评论被各种利益、动机、个人偏见、商业竞争所驱动，其恶果不仅是扰乱文艺评论生态，更是在制造人为的对立和冲突。

这种对立已经从文艺领域蔓延到整个公共空间。最典型的例证是对《红楼梦》等经典的流量式解读。“林黛玉是崇祯皇帝”“贾宝玉是传国玉玺”等牵强附会的论调，动辄收获百万播放量。当解读沦为无底线的流量炒作，将文学经典降格为单一政治寓言或历史隐喻，不仅是对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亵渎，更会侵蚀公众的文学鉴赏力，导致经典价值的隐性流失。

四、文学的“小圈子化”与国家的“大危机”

我知道有人会说：文学圈子的问题，不过是文人的事，和国家、社会有什么关系？

但我想说，一个民族的文学精神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底色。当文学的土壤被污染，长出来的庄稼还能好吗？

首先，文学圈子的封闭和腐败，直接导致了社会创新能力的萎缩。我们常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文学圈子恰恰是扼杀创新的温床。有学者指出，当前文学创作呈现出日趋明显的 “同质化”倾向——很多作品无论是审美内涵还是表现形式，常常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当文学创新被圈子逻辑窒息，这种“同质化”的思维方式就会从文学领域蔓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次，文学圈子的 “权力寻租”机制，已经成为一个极其恶劣的社会示范。当“鲁奖”等文学大奖变成权力分红游戏，“文学权力”成为职务晋升的直接推手，当作协系统官员的作品在评奖中享有“主场优势”，当一些作家通过与教育部门“联姻”、以讲座为名卖书走穴来变现——这种利益捆绑、权力变现的模式，不仅污染了文学，更是在向社会公开示范一种病态的成功逻辑。当普通人看到“有关系就能拿奖”的潜规则被反复验证，他们对公平正义的信心还剩下几分？

更值得深思的是，文学圈子的“抱团取暖”文化，侵蚀的是社会的公共理性精神。批评家们拉帮结派、确立山头、抱团出击，这种江湖式运作渗透到整个社会，让“圈子”成为获取资源的通行证，而非“能力”和“贡献”。在一个以“人情社会”为底色的国度里，文学圈子的这种操作，无疑是在加剧“关系决定命运”的社会焦虑。

有学者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概括为 “老龄化、圈子化、边缘化” ——这三个词不仅适用于文学，也适用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态。当文学这个最需要独立思考、最需要批判精神的领域都沦为了江湖帮派，这个社会的思想活力还剩下多少？

五、“圈子化”的后遗症：一场正在发生的文化灾难

我退出文学圈子已经多年了。但我仍然关注着这个圈子的一举一动，因为它的每一次丑闻，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系统性的文化溃烂的征兆。

后遗症一：文化传承的断裂。 当文学批评“同人化”“圈子化”到了极致，批评便沦为少数人自娱自乐的“假面舞会”，与广阔的社会现实和公众阅读彻底脱节。我们的年轻读者正在丧失对严肃文学的信任——这不是因为他们不爱读书，而是因为文学圈子里吹嘘的那些“杰作”，实在是拿不出手。长此以往，我们的文化传承将出现不可逆转的代际断裂。当前儿童文学市场已经敲响了警钟——曾领跑市场的儿童文学板块，2025年占比暴跌至16.78%，取而代之的是迎合功利的“伪童书”霸榜。一个从小读着《漫画中华文化1000问》《狼之道》长大的孩子，很难指望他日后能读懂《红楼梦》。

后遗症二：公共信任的崩溃。 当“文艺批评”异化为“文艺表扬”，当“红包厚度”与“赞美程度”直接挂钩，当“批发式颁奖”让奖项丧失筛选功能，公众对文学界的信任正在系统性瓦解。有观察者感叹：“圈里拼命喝彩，圈外无人理睬”——圈内的大家大师数不胜数，圈外的人却对此毫无感觉。这种信任一旦丧失，重建的成本将是天文数字。

后遗症三：文化安全的危机。 当历史虚无主义和饭圈文化借助文学的渠道渗透，当严肃文学被边缘化而劣质文化产品大行其道，文化的安全防线正在被一点点蚕食。有学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西方拜金主义、精英世袭思潮的渗透，加上资本对文化领域的全面侵蚀，彻底摧毁了文人的精神信仰，让文化失去了引领社会、净化人心的作用，“这是民族文脉的危机，更是社会精神的崩塌”。

六、结语：走出圈子，才能拯救文学

有人会说，文学圈子古已有之，从魏晋名士的“竹林七贤”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不都是圈子吗？为什么以前的圈子能催生经典，现在的圈子却成了文学杀手？

关键在于：过去的“圈子”，是以“文学”为中心；现在的“圈子”，是以“利益”为中心。当圈子从交流思想的“会客厅”沦为分赃分利的“交易所”，它的本质就已经变质了。

鲁迅先生曾说，批评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可惜，今天圈子里的批评家们，把这十二字箴言忘得一干二净。他们需要的不是“真意”，而是“真金”；不是“粉饰”，而是“粉墨登场”；不是“做作”，而是“做局”。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更不是要全盘否定当代文学的价值。我依然相信，有真正的作家在默默耕耘，有真正的批评家在独立思考，有真正的读者在寻找文学的纯粹。我只是想把这些年看到的真相说出来，把那些被光鲜外表掩盖的疮疤揭开，让更多人看到文学圈子的真实面目。

走出圈子，回到烟火人间，回到万千读者中间——这不仅是文学的唯一出路，也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免于被文化腐败侵蚀的唯一途径。正如有人所说，文学的根在烟火人间。当根被拔起来种进了自己打造的小花盆里，文学也就离死不远了。

而我，再也不愿意做那个给这个腐烂花盆浇水的人。

我以我血荐轩辕：文学圈子的毒瘤，究竟如何蚕食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

当我提笔写下这个题目时，窗外月色如水，而我的心绪却如潮汹涌。在文学这条路上跋涉多年，我看过太多圈内的光怪陆离，亲历过太多理想与现实的剧烈碰撞。今天，我愿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毫无保留地剖析一个我深爱却让我痛心的领域——文学圈子化。我要说的不是文人间无伤大雅的小团体，而是那种封闭、排外、党同伐异、利益输送的小圈子文化。我将用我的亲身见闻、用血淋淋的事实，论证这种圈子文化如何侵蚀文学的本质，又如何通过文学的变质，长久地毒害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