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 第十五讲 从“差序格局”到“多元一体”：中国文化发展视域下地域圈子的治理路径

张璞

圈子 | 第十四讲 从“差序格局”到“多元一体”：

中国文化发展视域下地域圈子的治理路径

摘要

当代中国社会，“玩圈子”作为一种根植于地域认同的文化现象，既是传统熟人社会的遗留产物，也在现代转型中呈现出复杂的变体形态。从“老乡碰瓷”的犯罪团伙到“县城婆罗门”的利益垄断，从官场的“码头文化”到网络空间的“地域黑”，地域圈子已从传统的人情纽带异化为阻碍社会公平、破坏政治生态、撕裂社会认同的顽疾。本文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视角出发，以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为分析框架，揭示地域圈子的文化根源与生成逻辑，梳理其在当代中国的主要危害形态，进而提出“制度优化、文化重构、治理创新”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路径，旨在推动当代中国从“差序格局”走向“多元一体”的现代文明格局。

关键词：地域圈子；差序格局；文化发展；社会治理；多元一体

引言

2024年，一则“老乡组团打工不干活靠碰瓷骗120万”的新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南京警方破获的案件中，一个以地域和家族为纽带的团伙，组织16名工人应聘后故意找茬、集体脱岗，以“维权”之名行敲诈之实，流窜全国13个省市作案50余起，涉案资金120余万元。几乎同期，江西上饶“提灯定损”事件引爆网络，一个房东的恶劣行为迅速发酵为针对整个江西的“地域黑”狂潮。

这两则新闻看似毫无关联，实则指向同一个深层问题：地域圈子。前者是地域认同异化为利益共同体的极端案例，后者是地域标签被无限放大的舆论暴力。从同乡会、校友会的“关系网”到官场的“小圈子”“码头文化”，从地方保护主义到“县城婆罗门”现象，地域圈子已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阻碍社会公平、破坏政治生态、撕裂社会认同的顽疾。

为什么“玩圈子”在中国如此普遍？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来遏制这一陋习？这些问题，关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更关乎中华文明能否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自我超越。

一、文化溯源：“圈子”何以成为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

（一）“差序格局”：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型

要理解中国的地域圈子现象，必须回到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精准地描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像石子投进水里泛起的涟漪，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血缘亲疏、地缘远近画出一圈圈关系网”。在这个格局中，人与人的关系不是西方社会那种“团体格局”的边界分明，而是“愈推愈远，愈推愈薄”的同心圆结构。

“差序格局”的基础是“安居的乡土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制度契约之上，而是建立在“自己人”与“外人”的身份识别之上。“只要是自己人，一切都可以商量；如果是外人……”。这种“内外有别”的逻辑，正是“玩圈子”的文化基因。

（二）“熟人社会”的伦理逻辑与地域认同的强化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地域认同与血缘认同深度耦合。一个村子里的人，不仅是邻居，更是“同宗同源”的宗族成员。这种“聚居的熟人社会”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场域：欠了人情要还，坏了规矩要挨骂，个人必须将家庭、宗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地域圈子的形成机制由此清晰可见：在一个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网络中，每个人首先效忠于“自己人”，然后是“同乡人”，最后才是抽象的“国人”或“制度”。正如贺雪峰所言，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宗亲血缘为核心，姻亲、朋友、同学等基于共同经历的关系逐渐成为主流，但“圈子内的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和互利性”。这种圈子逻辑一旦脱离乡土社会的土壤，进入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便极易异化为利益共同体。

（三）从“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深刻转型。青壮年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差序格局”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变化。人际关系的理性化趋势日益明显，“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急剧发展。

然而，变化不等于消亡。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地缘关系并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同乡会、校友会、行业圈子——在城市空间中被重构。这种“城市化版”的差序格局，既保留了传统人情网络的情感功能，又叠加了现代利益交换的工具属性。恰恰是这种“混合形态”，使得地域圈子现象在当代中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破坏力。

二、现象解码：当代中国地域圈子的多重面孔

地域圈子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其危害程度和表现方式也各不相同。从宏观到微观，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地域圈子以多重面孔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一）官场圈子：从“同乡会”到“培植个人势力”

在政治领域，地域圈子的异化形态最为触目惊心。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将这些本应健康的人际交往异化为编织“关系网”、拉“小圈子”的工具。近些年来，因一些“老虎”“苍蝇”的落马而牵出的窝案、串案，甚至一些地方部门出现的“塌方式”腐败，无不与大大小小的“圈子”有关。

2025年，多名落马干部的处分通报中频繁出现“培植个人势力”这一表述。安徽省文化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曹杰，哈尔滨市公安局原二级巡视员于涛等，都被指“培植个人势力”。这些人将公权力作为培植个人势力的工具，把“集体领导”变成“个人领地”，把“民主集中”变成“圈子集中”，最终导致一个单位“塌方式”腐败。

官场“圈子文化”实质上是权力流失圈、腐败寄生圈和利益共生圈。“圈内”之人无非是为了从“圈子”获得好处，达到权力的“利益共享”。这种畸形的圈子文化，不仅破坏选人用人公信力，更在党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经济领域：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割裂

在经济领域，地域圈子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封锁。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设置隐形准入门槛、歧视性补贴、限定采购等方式，人为制造市场分割——有的在招标中明确要求本地企业优先，有的对异地产品加设额外检验程序，还有的通过财政补贴变相保护本地落后产能。

国务院近期公布的三起地方保护妨碍公平竞争的案例中，某地以特许建设经营的方式确定县城投公司作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妨碍了其他经营主体平等准入；某省多个市要求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经办机构须在本地设立分支机构，违规设置市场准入门槛。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维，短期看保护了局部利益，长期看却保护了落后产能，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最终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三）社会层面：从“老乡碰瓷”到“县城婆罗门”

在社会层面，地域圈子的危害更加多元和隐蔽。

犯罪团伙化。南京警方破获的“老乡碰瓷”案中，团伙成员呈现明显的“地域以及家族式特征，往往是老乡找老乡”，流窜全国多地作案50余起。类似的“老乡局”骗局也屡见不鲜：2024年北京大兴破获的案件中，珠宝店与旅行社导游勾结，利用风土民俗书籍和方言教学视频，设“老乡”局欺骗来京游客。

社会歧视化。“提灯定损”事件中，一个房东的恶劣行为迅速发酵为“地域黑”，让整个城市背锅。类似的“地域黑”现象接连不断：南阳迷笛音乐节失窃事件、周口哄抢玉米事件、邯郸永年学校霸凌事件等，均引发过针对特定地域的群体污名化。甚至一些宾馆工作人员辱骂游客：“你们外地人没一个好东西！”这种歧视背后，是“惧怕竞争、不喜欢社会流动的心理”。

阶层固化。“县城婆罗门”是近年来流行的一个网络热词，它借用印度种姓制度的意象，指代县城里掌握核心资源且能代际传承优势的群体。在小县城，核心信息如重要的岗位招聘、政策变动，先在“婆罗门”关系网内部流转，等传递到普通群体手中时，要么已经过时，要么机会已是“县城婆罗门”的囊中之物。这种依靠人情和血缘维系的小圈子，本质上是“一种落后的社会运行模式的产物”，“依靠人情和关系来分配有限的机会，而不是依靠公平的规则和个人的努力”。

（四）文化层面：从“故里之争”到“文化割据”

在文化领域，地域圈子表现为文化资源的狭隘争夺和地方文化保护主义的抬头。“抢夺历史名人”的闹剧屡见不鲜：浙江萧山、诸暨和绍兴争抢西施，安徽涡阳和河南洛邑争抢老子，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争抢诸葛亮。更有甚者，山东阳谷、临清及安徽徽州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竟将相关策划写进当地发展规划。这种“不尊重历史事实、霸王硬上弓的文化产业操作方式”，恰恰暴露了“文化贫血症”。

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非遗第一案”——贵州安顺市文化局将张艺谋告上法庭，原因是电影《千里走单骑》中，贵州“安顺地戏”被标注为“云南面具戏”。参与演出的詹学彦气愤地说：“电影出来后，我们被家乡人骂祖宗”。这起诉讼的核心争议在于：文化遗产的归属究竟是促进文化传播，还是设置文化壁垒？当文化被地域标签锁定，它的生命力就被阉割了。

三、危害审视：地域圈子的文化代价与社会代价

地域圈子绝非无害的人情社交，它对社会公平、政治生态、经济发展和文化认同构成了系统性侵蚀。

（一）对社会公平的侵蚀：从“自己人”到“劣币驱逐良币”

地域圈子的核心逻辑是“内外有别”，它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社会的公平原则。在“县城婆罗门”的逻辑下，最优质的社会资源优先在关系网内部流转，普通民众甚至连参与竞争的机会都没有。教育、医疗、就业等核心资源的分配不公，加剧了阶层固化，导致“起跑线”从一开始就参差不齐。

在官场，圈子的存在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踏实干事的干部不如善于经营关系的干部升得快，选人用人公信力遭到严重破坏。在司法和行政领域，“找关系”的文化使得规则形同虚设，制度权威不断被侵蚀。

（二）对政治生态的污染：从“码头文化”到“塌方式”腐败

“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是“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它让原本清清白白的同志关系变得浑浊不堪，有的人以“圈子”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拉山头、搞宗派；有的对“圈子”内的人称兄道弟、互相吹捧，对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

圈子文化的危害是系统性的：它不仅滋生贪污腐败，更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队伍风气。当党员干部“不信组织信关系”，当权力在圈子内部封闭循环，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就会持续流失。

（三）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从地方保护到市场割裂

地方保护主义使市场被行政边界切割成碎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举步维艰。“隐形门”之困，本质是区域利益与整体效率的失衡。企业依赖政府庇护，保护了落后产能，最终损害的是地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一些地区不顾本地实际盲目建设开发区，出现了“开而不发”的“空业区”，既违背了发展规律，也浪费了社会资源。

（四）对文化认同的撕裂：从“地域黑”到文化对立

“地域黑”现象的本质是文化认同的撕裂。当网络舆论将一个人的过错上升到对整个地域的污名化，地域身份便成为决定是非善恶的标签。这种“一锤定音一座城”的舆论暴力，“加剧了大众的情绪对立，引发情绪‘失焦’”。它不仅伤害了无辜者的情感，更在民众之间筑起了无形的隔阂墙，阻碍着社会共识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

四、治理之道：从文化发展到制度建构的综合路径

遏制地域圈子陋习，既需要制度层面的刚性约束，更需要文化层面的柔性重塑。这是一场从“差序格局”向“多元一体”的文明转型，必须从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度进行系统性治理。

（一）制度优化：打破圈子的制度温床

第一，强化党纪国法对“圈子行为”的约束。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得违规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组织，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处分。在实践中，要严格区分正常交往与违规行为的边界：正常范围内的健康聚会并不违纪，“但一旦夹杂了利益诉求，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性质就全然不同了”。对“培植个人势力”等行为必须零容忍，形成强大震慑。

第二，以监督体制改革破除“熟人社会”困局。 各地探索的“交叉监督”模式成效显著。通过“片区协作+交叉监督”模式实行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域办理，打破“熟人社会”的监督壁垒。华阴市构建的“四维定内容、四方聚合力”监督体系，通过精准划定行为边界、凝聚多元监督力量，推动干部监督从“分散发力”向“协同增效”转变。

第三，以经济体制改革破除地方保护。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遏制经济领域地域圈子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内卷式’竞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需落到实处，坚决清除各种形式的隐形准入门槛和市场分割。

第四，以网络治理遏制“地域黑”乱象。 中央网信办已部署“清朗”专项行动，整治性别对立、地域歧视等乱象。要依法查处地域歧视行为，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从算法层面减少极端地域标签内容的曝光。

（二）社会重构：推动社会交往模式的现代转型

遏制地域圈子，必须推动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向“契约社会”的深层转型。

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借鉴先进地区的基层治理经验。浙江省织里镇面对流动人口激增的挑战，采取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治理模式，形成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以制度信任替代血缘信任，以公民身份替代地域身份，以公共服务覆盖所有居民而非仅限于“本地人”。

在边界治理领域，苏鲁接边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沛县汉源街道以移风易俗为切入点，“靠党建破壁垒、机制解矛盾、文化聚合力”，实现文明新风与边界治理同频共振。他们创新苏鲁接边村书记双向挂职机制，两省干部共同制定统一彩礼、宴席标准，推动移风易俗从“单村实践”升级为“跨省协同治理”。这一实践表明，跨地域的制度信任是完全可以建构的。

渝湘黔三省市交界地区的“边区政协协同破局”同样值得关注。针对群众利用“一脚踏三省”的地理特点搞“政策规避式办酒”的游击战，秀山、花垣、松桃三县政协联合搭建“边区民生事·委员共协商”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行动同步，使“游击战彻底失灵”。这个案例的启示在于：行政区划的边界不应成为治理的盲区，协同机制可以有效地将“跨界治理”转化为“跨域共治”。

（三）文化重构：从“差序格局”到“多元一体”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长远视角来看，遏制地域圈子的根本路径在于文化层面的价值重构。

以“文化自信”消解地域狭隘。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是统一性，集中表现在“向内凝聚”的方式形成政治一统的秩序。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这种统一性“不是单一性的无穷复制，而是差异性的多样和谐”。要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文化中“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以文化自信替代地域自信，以文明互鉴替代圈子排他。

第二，推动文化的“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辩证统一。 所谓“去地域化”，不是要消灭地方文化特色，而是要打破文化的地域垄断和封闭——让优秀的文化资源超越行政边界的限制，成为全民族共享的文化财富。所谓“再地域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美其美，方能美美与共”。正如滕林峰、石群勇所言，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本身就是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可以有效消除歧视实现平等”。

第三，以“共同体意识”替代“圈子意识”。 钱理群在研究贵州屯堡文化时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命题：外来文化要在本土扎根，关键在于“认识脚下土地”；而本地人则需“走出本土，又不脱离脚下土地”。这种“既扎根又开放”的姿态，恰恰是当代中国应对地域圈子的文化辩证法——既不割裂与乡土的情感纽带，又将这种情感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第四，在教育体系中培育超越地域偏见的公民意识。“润土工程”通过场景化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历史与国家认同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体验式学习，为破解“文化游离”与“认同疏离”问题提供了从“教”到“化”、从“学”到“信”的实践方法论。在基础教育中强化超越地域的公民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加强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学习，使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

（四）治理创新：以基层实践推动系统变革

遏制地域圈子不能只靠自上而下的政策，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治理创新。

党建引领与移风易俗相结合。 秀山县成立治理“大操大办”工作领导小组，督促各村（社区）将杜绝大操大办、天价礼金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这种将制度规范与群众自治相结合的方式，是对地域圈子陋习的有效对冲。

协商民主与社会共治相结合。 甘肃文县设立“龢合议事厅”，建立“党政领导+统战成员+群众代表”常态化协商议事机制，近三年征集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领域“金点子”127条。这种协商机制打破了单一主体的利益圈层，使多元声音能够进入决策过程。

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在监督领域，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打破“熟人社会”的监督盲区，使信息在更大范围内公开透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一网通办”“跨省通办”，使行政服务不因地域身份而差异对待。

结语

“玩圈子”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劣根性，而是传统“差序格局”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扭曲呈现。它既是传统的遗留，也是转型的代价。遏制这一陋习，不能靠简单的道德谴责，而必须从文化发展的深层逻辑入手，在制度、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协同推进。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方向已经明确：从“差序格局”走向“多元一体”。正如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区域的差异不是分裂的理由，而是统一的丰富。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圈地自守的“小圈子”，而是“美美与共”的“共同体”——一个既尊重地方文化特色，又超越狭隘地域认同的现代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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