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璞 ｜从鄂北苏维埃一隅看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信仰建构逻辑

张 璞

从鄂北苏维埃一隅看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信仰建构逻辑

 

引言

“苏维埃”一词源于俄文“Совет”，意为“代表会议”。对于1930年的鄂北农民而言，这个音译词不仅拗口，更承载着陌生的政治想象。当贺龙在陈湾乡建立起苏维埃叫农民朱玉龙任主席时，朱玉龙却说：“我们这儿有重要事务在堂屋商议的传统，如今红军来了带领大家翻身闹革命，干的都是大事，我们就叫红军堂子吧！”于是，在鄂北，红军堂子就成了苏维埃的代词。它不仅展现了本土精英的制度创造力，从本质上讲，它将革命政权嵌入地方文化符号系统，使农民用熟悉的认知框架理解陌生的政治制度。这种“认知嫁接”使苏维埃获得了文化合法性：它不是外来强加的异质物，而是“堂屋议事”传统在革命时代的延续和升华。史学专家姚小鸥指出，鄂北“红军堂子”的命名“体现了群众对苏维埃的理解方式”。而理解，正是信仰的前夜。

摘要

鄂北苏维埃建设因一个法国留学生—程克绳^[7]1930年通过武装斗争保障土地分配而走进这个全国第三苏区的政治版图，又因贺龙红三军与段德昌红九师1931年9月底在鄂北刘猴集的会师迎来爆发式增长—“红军堂子”从宜城刘猴集建到陈家湾，又从田家集一路建到钟北高楼集和宜东二区雅口，十多个乡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建立起苏维埃政府100多个。本文拟从“红军堂子”这一在地化命名为切入点，考察苏维埃政权在鄂北苏区的建立过程，重点分析这一制度移植与本土信仰的融合机理。研究发现，苏维埃政权能够在短期内稳定民心，关键在于其通过武装斗争保障土地分配、以符号创新消解制度隔阂、用组织网络重塑社会结构，从而完成了从“外来制度”到“民心所向”的转化。与此同时，红军自身的廉洁作风—吃饭给钱、无偿帮工、枪支馈赠—为这颗“民心之锚”锻造了不可断裂的道德链条。其兴衰经验为理解中国革命中“制度—信仰—人心”的关系提供了微观样本。

关键词：红军堂子；鄂北苏维埃；民心之锚；信仰建构

 

一、苏维埃建立的前夜：鄂北的“真空”与“渴望”

 

这一命名绝非无关紧要的语言游戏。它隐喻着中国革命史上一项深层命题：源自西方城市革命经验的苏维埃制度，如何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落地生根？制度移植往往面临“水土不服”，而“苏维埃”却以最简洁的方式在鄂北完成了制度的地方化转译—将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嵌入宗族社会“堂屋议事”的日常生活逻辑之中。

要了解“苏维埃”为何能以最简洁的方式在鄂北完成制度的地方化转译，得从一个非凡的人物说起。

1925年的鄂北，军阀割据，豪绅横行，农民在苛捐杂税与匪患夹缝中喘息。这一年，一个名叫程克绳的年轻人从法国留学归来，他在完成对苏联的考察过后，走进自已的故乡—枣西程坡，开始进农民茅屋造访。彼时，他带回的不是西装革履和巴黎的时髦，而是对“赤旗”的坚定信仰。因为他坚信李大钊同志的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自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我就觉察到一股不可阻挡的赤色潮流正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这股赤色潮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之潮流、社会主义革命之潮流，更是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希望之潮流^[10]。于是，回国后，他决意在鄂北的乡土上，尝试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把苏维埃的种子，种进中国最底层农民的心田；把赤旗插遍农村最荒凉的墙头。

苏维埃，这个源自俄文的舶来词，在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民听来，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在程克绳看来，苏维埃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高高在上的机关，它应该是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民心之锚”。所谓“锚”，意味着稳定、扎根和定力，在旧制度风雨飘摇的乡村社会，苏维埃政权要成为农民心中那个“定盘星”，让他们相信：跟着共产党，就能扎下根、立住命。

这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外部环境极其险恶的1925年至1930年间，程克绳在鄂北一隅的实践，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思路竟高度契合。这种契合，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建设的一条核心逻辑—政权不是靠枪炮“打下来”就完事了，必须靠解决土地问题、赢得农民认同“长出来”，苏维埃才能真正成为“民心之锚”。

（一）从信仰到扎根：程克绳的早期探索（1925-1927）

程克绳并非一开始就直奔“苏维埃”三个字而去。他深知，在一个文盲率极高、宗族势力盘根错节的农村，直接灌输“阶级”“专政”等概念，无异于对牛弹琴。他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做农民看得见的事。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1924年赴苏联考察，这段经历让程克绳对“组织起来”的力量有着切身体会。1925年春，受中共武昌地委派遣回到枣阳^[5]15，他没有急于亮明共产党员的身份，而是先办起了农民夜校。在夜校里，他教农民识字，讲为什么穷人越干活越穷，富人越不干活越富。他从农民最切肤的痛—苛捐杂税、土匪滋扰入手，引导他们认识到：单门独户斗不过地主，只有抱成团才有活路。

他的目光已越过巴黎的繁华，投向了遥远的鄂北乡村。彼时的中国，城市工人阶级尚在襁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挣扎在生死线上。如何在这样一个前现代国家建构革命的合法性？如何让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理解并拥护一种全新的政权形式？程克绳在鄂北的实践，无意中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的调查和思考形成了惊人的呼应—苏维埃，不仅仅是政权组织形式，更是一种深植于民心的“信仰之锚”。

—从“赤旗”理想到“三十六联庄”：播火者的田野实验

夜校是启蒙的阵地。程克绳深知，要让农民接受“赤旗”的信仰，首先要让他们认识自己苦难的根源。他在夜校里先教识字，以字为媒，将文化教育与革命宣传紧密结合。他引导农民算账：一亩地打多少粮？交完租子还剩多少？七七八八的捐税又要剥去几层皮？当农民发现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而地主豪绅不稼不穑却锦衣玉食时，阶级的裂缝便在朴素的认知中裂开。

信仰的种子一旦播下，便迅速生根。1925年6月，程克绳在程坡三房庙秘密建立了鄂北第一个中共党小组。但仅有党组织还不够，革命需要将分散的农民组织成有形的力量。他把目光投向了当地带有封建色彩的农民自卫组织“硬社”，对其进行了彻底改造，建立了“联庄会”。

“联庄会”是鄂北农民武装的雏形，也是苏维埃政权的“胚胎”。它跨越了宗族和村落的界限，将枣西“三十六联庄”的农民联合起来。这不仅仅是组织形式的创新，更是政治认同的初步建构。当时武汉的《国民日报》报道称：“三十六村因有联庄会之组织和几次大的集会运动所以各项捐款都免除了……在会的农民觉得有团结自卫之必要。^[5]42”程克绳通过联庄会，向农民传递了一个朴素的信念：只要大家抱成团，就没有什么捐税是抗不了的，没有什么土豪是打不倒的。此时的“联庄会”，虽然名义上是自卫组织，但其斗争矛头已直指封建统治，并在攻占隆兴寺区署、活捉反动区长等行动中，将“农会”由民间结社变成了实际的乡村权力机构，成为扎根于乡土的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细胞”。

—枪杆子与土地：苏维埃合法性的双重根基

在他的努力下，1926年8月，一个名为“联庄会”的权力组织在枣西36个村庄诞生了。这看似是一个传统乡村的自卫组织，实则被程克绳注入了全新的灵魂。联庄会以村为单位，把农民武装起来，共同御匪、共同抗捐。

联庄会最令人惊叹的，不是它的武装力量，而是它带来的社会心理变革。据1926年的文献记载，枣阳三千农民荷干执戈，游行示威，反对苛捐，最终竟使“三十六村因有联庄会之组织和几次大的集会运动所以各项捐款都免除了。并且没有土匪滋扰的事在其境内发生”。免税、无匪，这两个成果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是奇迹。

这个奇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农民第一次发现，当他们团结在一个组织之下时，他们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联庄会虽然在形式上不是苏维埃，但它在本质上完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让农民从“一盘散沙”变成“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程克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把“赤旗”高高挂在天上，而是插进了农民最关心的“钱袋子”和“命根子”里。当农民发现跟着共产党走能免捐税、能保平安时，“苏维埃”的种子就已经在他们心里悄悄发芽了。

（二）从“插赤旗”到“三十六联庄”：让农民自己站起来

联庄会的成功，让程克绳看到了农民中蕴藏的伟力。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联庄会毕竟只是一个带有自卫性质的农民组织，还不是政权。要真正让农民“翻身”，必须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组织—农民协会。

1926年4月，枣阳成立了两个农民协会，会员470人，另有一个农民自卫团，团员160多人。到1927年，区农协发展到5个，乡农协79个，会员3700多人^[1]32。农协在程克绳的领导下，开始做一件联庄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挑战旧政权。他们抗捐抗税，斗争土豪劣绅，甚至开始介入乡村的纠纷处理。农协的牌子一挂，农民就觉得有了“撑腰”的。以前受了地主的欺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现在有了农协，就有了说理的地方。

1927年，大革命在血泊中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抉择。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对于身处一线的程克绳而言，这不仅是中央的指示，更是他从血与火中得出的结论。当年9月，程克绳领导枣西万余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率先打响了鄂北武装斗争的第一枪^[4]118。他指挥枣西万人农民武装，一举拿下了枣西隆兴寺区署团防局，随后又攻下枣南梁家集和枣北邱家湾团防局，缴获枪支组建了枣阳县赤卫队，形成了以翟家古城为中心的红色割据局面。

这个“翟家古城割据”面积不大，纵横不过五十华里，人口八万以上，但它意义非凡。它是鄂北第一块“苏区”的雏形。从联庄会到农协，再到武装割据，程克绳走的是一条“从组织农民自卫，到建立农民政治代表，再到武装割据建立政权”的路。这条路，与同一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在井冈山的探索，惊人地相似。毛泽东1925年在韶山建立雪耻会、1927年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评价农民运动，核心思路都是：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

程克绳虽然远在鄂北一隅，没有与毛泽东直接交流，但他的实践却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说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对农民问题的深刻洞察，是那一代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质。

但暴动后的难题接踵而至：打下的地盘如何守得住？跟着干的农民能得到什么？程克绳的答案是：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土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27年10月，枣阳县农民赤卫队成立；同年冬，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到1930年，这支武装发展壮大为红九军第五总队，进而整编为红九军第二十六师，下辖4个团，共800余人。正规红军的建立，使鄂北苏区有了“定海神针”。程克绳提出“弄枪”^[5]45，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提供暴力保障。没有武装，分到的土地随时可能被夺回去；有了红军，农民才敢要地，敢种地，敢把苏维埃当成自己的家。

土地是民心的试金石。1930年至1931年间，随着襄枣宜苏区连成一片，土地革命进入了高潮。程克绳带回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分配原则^[11]112，纠正了此前的“左”倾错误。他在翟家古城召开的土地分配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必须彻底的没收地主豪绅阶级及一切富农的一切土地，按照人口与劳动力重新平均分配，特别要将好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据统计，襄枣宜苏区鼎盛时期，辖区面积达2700多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1]63，建立了7个区苏维埃、41个乡苏维埃，几十万贫雇农民通过土地革命分得了土地。

当农民接过地契，看到自己名字写在曾经遥不可及的土地上时，苏维埃便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外来词。它变成了田里的庄稼，锅里的米饭，以及随时准备用枪杆子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程克绳在实践中深刻领悟到：苏维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一纸宣言，而是来自农民碗里实实在在的粮食。

（三）土地、枪杆子与人心：让农民把共产党当自家人

政权建设的核心是什么？是人心。人心怎么来？光靠口号不行，光靠武装也不行。程克绳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个朴素的真理：要让农民把共产党当成自家人，必须解决两件事—土地和枪杆子。

枪杆子，是为了保卫农民刚刚得到的利益。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将枣阳农民赤卫总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程克绳任总队长。有了这支正规武装，他借鉴组织联庄会的经验，在区建立赤卫大队，在县建立赤卫总队，形成了“乡有赤卫队、区有赤卫大队、县有赤卫总队”的武装体系。这套体系，让农民有了安全感，知道跟着共产党走，就会有人保护他们。

土地，则是让农民真正尝到“翻身”的甜头。程克绳领导的割据区域，开始尝试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虽然1930年之前的土地分配还是局部的、初步的，但这个做法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力。一个世世代代给地主扛活的贫雇农，突然有一天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他内心的那种震撼，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他会本能地觉得：共产党是给我分地的人，是自家人，谁要夺走我的地，谁要灭掉共产党，我就跟谁拼命。

“农民就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家人”，这句话朴素而深刻。它道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奥秘：政权不是在真空中建立的，而是在解决农民最核心利益—土地的过程中，一步步获得农民认同的。这种认同，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主动的、发自内心的拥护。这种拥护，就是“民心之锚”最坚固的锚链。

小结：到1927年底，程克绳在鄂北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通过建立农民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尝试分配土地，完全可以在中国最偏僻、最落后的农村地区，点燃苏维埃的星星之火。他的思路，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共同认识。

 

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全面铺开（1930-1931）

 

（一）“三个支部建乡苏”：组织逻辑的革命

1930年，程克绳从上海参加中央苏区工作会议归来，带回了一个重要精神，也带回了一套更加成熟的政权建设思路。他明确提出：“有三个党员的地方，就建立支部；有三个支部的地方，就建立乡苏维埃。”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深刻的组织逻辑。

在传统中国乡村，权力来自宗族、来自财富、来自官府的任命。而程克绳提出的这个原则，彻底颠覆了这一切：权力来自组织，来自党的支部。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套严密的政权建设程序：

第一步，先有组织，后有政权。没有党的支部，就没有乡苏维埃。苏维埃不是单纯的行政机构，它首先是党领导下的政权。这个原则确保了苏维埃的“政治属性”，使它不会蜕变为旧的乡公所或保甲组织。

第二步，以乡苏维埃为基础，层层向上。三个乡苏维埃建一个区苏维埃，三个区苏维埃建一个县苏维埃。这套“自下而上”的政权构建路径，与旧中国“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截然相反。它强调的是基层的主动性和自治性，每一个层级的政权都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党的组织支撑。

到1930年底，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下辖枣阳、襄阳两个县苏维埃，12个区苏维埃，97个乡苏维埃。这个数字背后，是程克绳和他的战友们日复一日、村挨村的组织动员工作。每一个支部的建立，每一个乡苏维埃的成立，都是对旧乡村权力格局的一次拔除和新权力根基的一次深植。

（二）组织网络：从个体信仰到集体行动

苏维埃政权的稳定还依赖于密集的组织渗透。在乡级苏维埃之下，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红色补充军、贫农团、妇女解放会、雇农工会、互济会等群团组织相继建立。

—苏维埃的组织密码：从支部到政权的“裂变”。

鄂北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遵循了一套严密的组织逻辑。这套逻辑，后来被总结为“有三个党员的地方，就建立支部；有三个支部的地方，就建立乡苏维埃”。

这是一种组织力量的“链式反应”。其关键在于，将党的组织网络与社会治理结构高度合一。

程克绳在枣阳的做法极具代表性。他没有急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政府，而是首先在基层扎下党组织的根。枣阳县苏维埃机关从滚河岸边的南禅庵迁到邵沟庙，下辖7个区苏、41个乡苏。其工作路线极为缜密：先由区委派雇农同志到县城附近秘密发展，再派县委人员建立特支；榆树岗以北、鸭儿山划为第二特支，十八里河、草店划为第三特支，吴家店以东、资山划为第一特支。

这种“支部建在村里”的做法，让苏维埃政权有了最敏锐的“神经末梢”。每一个支部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他们负责宣传、组织、动员，在分配土地、组织代耕队、征收土地税（麦收6%，秋收10%）等具体事务中，建立起党和政权与农民的血肉联系。苏维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衙门，而是农民身边的组织，它能解决纠纷，能保护利益，能分配资源。

到1931年底，襄枣宜苏区建立了12个区苏维埃，97个乡苏维埃。这种由点到面、由下至上的政权建设路径，确保了苏区的稳固。它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扎根于乡土社会网络之中的“民心之锚”。

宜东一区的组织建设堪称典范。1930年3月中共宜东一区委建立后，到1931年9月先后建立了18个乡党支部，全区共有党员300多人。区苏维埃政府内设土地科、裁判科、经济科和交通队、政治保卫队、警卫队、看守队等工作机构。1932年1月，鄂豫边特委将襄枣宜钟苏区按行政区划划分为5个大军区，宜东一区为其中之一，设立区军事委员会，下辖八角庙、官庄、邓家林3个小军区，各乡均建立了红色补充军和少年先锋队。

这种组织网络的意义在于：它将个体信仰转化为集体行动，将政治认同嵌入日常生活。妇女做军鞋、儿童站岗放哨、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当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能在苏维埃体系中找到位置、发挥作用，信仰就从抽象理念沉淀为身体记忆。

（三）何以得人心：苏维埃“民心之锚”的三重逻辑

综合以上分析，苏维埃之所以能够在宜城地区成为“民心之锚”，其深层机理可以提炼为三重逻辑的叠加与共振。

1.利益逻辑：土地重新分配破除了“千年不公”

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核心诉求，无非是“耕者有其田”。苏维埃政权通过武装割据，将地主豪绅占有的土地没收后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直接回应了这一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宜东苏区土地分配以后，群众生活程度超过宜西白区群众生活的一至二倍—这个数据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家庭从“交租交息”到“留粮归己”的翻天覆地。

这一逻辑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看得见、摸得着、比得出来。农民拿到土地证的那一刻，不仅获得了物质生产资料，更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尊严——地不是租来的，不是借来的，而是“自己的”。这种所有权意识的确立，使农民愿意为保卫苏维埃而战斗，因为保卫苏维埃就是保卫自己的田。

2.文化逻辑：“红军堂子”将革命嵌入乡土

制度落地最难的一步，是让农民“听得懂、信得过、传得开”。“苏维埃”这个外来词，天然携带陌生感。朱玉龙用“堂屋”的传统议事空间来重新命名苏维埃政府，无意中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文化转译。

“堂屋”在中国乡土社会具有千年传承的象征意义，它是家族商议重大事务的场所，承载着集体决策的神圣性。在鄂北，人们将苏维埃政府称为“红军堂子”，等于告诉农民：这不是外来的异质物，而是我们“堂屋议事”传统在革命年代的延续。这种符号嫁接使农民能够用自己熟悉的认知框架去理解陌生的制度安排，从而大大降低了制度移植的排异反应。

3.组织逻辑：群团网络重塑了社会关系

苏维埃政权不是一座悬浮在空中的机关，而是一张扎根于每个村庄的组织网络。乡苏维埃之下，有一乡到十七乡的完整体系，每乡又设红色补充军、少年先锋队、妇女解放会、贫农团等群团组织。每一个农民，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在这张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张网的意义在于：它把分散的个体凝聚为有组织的力量。妇女做军鞋、儿童站岗、赤卫队配合作战——每个人都在为苏维埃贡献着自己的方式。当信仰变成日常的、具体的行动时，它就不再是外部灌输的理念，而是内化为身体记忆的自觉选择。

此三者—利益、文化、组织，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利益提供了最初的动力，文化消解了理解的障碍，组织则把个体的热情转化为集体的力量。正是这三重逻辑的交织，使苏维埃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一张“来自俄国的制度图纸”，变成了宜城百姓心中“值得用生命捍卫的信仰锚点”。

 

三、苏维埃机构与土地分配：让政权走进千家万户

 

苏维埃不能只挂在墙上，必须实实在在地运转起来。程克绳对苏维埃机构的设置，充分考虑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实际需要。

机构设置简洁务实。 1930年10月，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在枣阳蔡阳铺成立，程克绳任主席^[2]66。边革下辖的区苏维埃，设有区委和区革命委员会（区政府），内设组织、军事、宣传、经济、裁判等科。这些机构没有一个“虚”的，全部对应着苏区实际工作的需要：组织科管党的建设，军事科管赤卫队和武装斗争，宣传科教农民识字、讲革命道理，经济科管税收和物资调配，裁判科处理民间纠纷和镇压反革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政权是能干事、会干事的。

土地委员会是重中之重。 程克绳深知，苏维埃政权能不能站稳脚跟，关键看土地分配。他在各乡成立土地委员会，专门负责分配土地。他要求红军回来维护分地秩序，“使苏维埃政府干部都挺起了腰杆子”。有了枪杆子撑腰，土地委员会才能放手去干。

在土地分配原则上，程克绳提出“必须彻底的没收地主豪绅阶级及一切富农的一切土地，按照人口与劳动力重新平均分配，特别要将好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这个原则，与中央苏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6]474”的土地分配政策异曲同工。到1931年，襄枣宜苏区三分之二的土地已经平均分配给了贫农和红军。

（一）“民心之锚”：政权建设的信仰逻辑

纵观程克绳在鄂北建立苏维埃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提炼出一个核心概念—“民心之锚”。苏维埃政权要成为“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扎根于最底层的土壤。 程克绳没有把苏维埃建在城里，而是建在村里。从36村的联庄会，到79个乡农协，再到41个乡苏维埃，每一个细胞都长在乡村社会的肌体里。政权只有扎到最底层，才能真正“锚”住民心。

第二，解决最核心的利益。 农民最关心什么？土地。程克绳最硬的一招，就是分土地。当农民拿着地契，站在自家田埂上时，他和苏维埃政权之间就有了最牢固的利益纽带。这种利益纽带，比任何口号都更有说服力。

第三，展现最亲民的形象。 程克绳在被截获的汽车上喊话“保证你们的安全”，老百姓齐声说“红军好”；他穿着淡蓝色长袍、围着白毛巾，老百姓喊他“程老先生”。这些细节表明，苏维埃政权的干部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而是和农民同甘共苦的自己人。这种“自己人”的感觉，是“民心之锚”最柔软也最坚固的部分。

1988年，王首道同志在《党史文汇》发表文章称：1925年春天，毛泽东在韶山建立雪耻会；而枣阳的共产党组织在1925年8月组建了联庄会，“从时间上稍晚于雪耻会，但性质是一样的……可见，程克绳斯时之眼光是何等的高瞻远瞩。无意中，与毛泽东的革命思路吻合。”

王首道的评价，点出了一个关键事实：程克绳不是毛泽东的学生，也不是中央苏区的追随者，他是鄂北大地上土生土长的革命者，靠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农村的观察，走出了一条与毛泽东不谋而合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先组织群众，再建立政权；先解决土地，再巩固政权；先赢得民心，再锚定政权”。苏维埃不是从天而降的“飞来峰”，而是从中国农村土壤里长出来的“民心之锚”。

（二）财政：没钱，政权就只是一口气

如果说土地是苏维埃的“根”，那么财政就是苏维埃的“血”。没有血的循环，政权再大也只是一具空壳。程克绳在鄂北苏区面临的财政困难，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当时中央本身经费就极度困难，鄂北特委曾向中央要过钱，但根本指望不上。程克绳必须自己想办法养活一师人马—红二十六师800余人，加上各级苏维埃政府干部、赤卫队、补充军，开销巨大。

程克绳的办法，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因地制宜，取之于民。”鄂豫边革委会的财政收入有八条渠道^[1]71：

（一）打土豪。 有地有钱者为“豪”，要粮要钱；有地有钱有势者为“劣”，一要粮，二要钱，三杀头。这既解决了财政来源，又打击了反动势力，可谓一箭双雕。

（二）拦课。 土地分配前，规定佃户应交地主的租课改交乡苏维埃政府。这实际上是在土地分配完成前，就把地主的经济命脉切断，把农民的经济负担转移到苏维埃手中。

（三）征收土地税。 1931年春分配土地后，夏季开始征收土地税（实物）：麦收征6%，秋收征10%。上等麦田按田产八斗（200斤）计税，上等稻田按一石七斗（350斤）计税。烈军属和区乡工作人员由代耕队负责，土地税照征。这套税收制度虽然税率不低，但因为它是在土地分配给农民之后征收的，农民交税的心态完全不同——以前是给地主交租，现在是给自己的政权交税，性质天差地别。

（四）统一管理交易市场。 管理粮食、花线、牲畜等交易市场，从中收取费用。

（五）组织运输队。 由张星江等人以赶驴贩为掩护，在豫南地下党支持下，向苏区调剂运送物资。

（六）开办商品合作社。 在新街等地开办合作社，经营商业，繁荣苏区经济。

（七）攻克敌据点或伏击敌汽车。 截获敌人的物资和钱财，如程克绳在马武店截获汽车的行动，既打击了敌人，又补充了自己。

（八）设海关税卡。 在宜城官庄、王集章咀、熊家岭设立航运税卡，规定军用船只和资本家的商船一律没收，一般商船只没收粮食。

此外，为了反击敌人的经济封锁，边革还印制了苏区货币。这些五花八门的聚财办法，看起来有些“土”，有些“杂”，但在当时条件下，却是维持政权运转、养活革命队伍的最佳出路。

程克绳的财政思路，核心是“自力更生”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不是单纯地掠夺，而是在打土豪、分土地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符合苏区实际的税收和财政体系。这个思路，与中央苏区的财政政策高度一致，都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通过土地税、商业税和没收反革命财产等渠道，维持政权的运转。程克绳没有学过财政学，但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这套办法，恰恰符合了革命根据地财政的基本规律。

在财政经济上，中央苏区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封锁，同样采取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发行货币、设立外贸机构”等一系列措施。程克绳在鄂北的财政八策，与中央苏区的财经政策在思路上高度吻合，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灵活应变。

这种“不约而同”的趋同，折射出一个深刻的历史逻辑：信仰的建构，不能依靠空洞的口号，必须植根于对群众利益的实际满足和对社会组织的有效重建。 无论是中央苏区还是鄂北苏区，共产党人都在用同一种语言和同一种行动，向农民传递着同一种信念—苏维埃是“咱们自己的政权”。

（三）廉洁作为“反向镜像”的政治效应

鄂北边革在争取财政收入的同时，还同步制定了与之相关的廉洁纪律，要求财政管理干部日清日报，增收开支随时“一口清”，高级领导更不能以任何理由染指。为此，鄂北民间一直传颂着程克绳送绳与舅拒绝舅舅到苏维埃借钱的故事^[3]。这种廉洁深刻的政治效果，在于它构成了一面“反向镜像”，让百姓第一次有了参照系来重新审视自己与旧政权的关系。当农民看到红军指挥员与战士穿同样的粗布衣、吃同样的南瓜汤，而国民党乡长却穿着绸缎、坐着轿子时，一种朴素的阶级对比便自然浮现。这种对比不需要理论灌输，它直接在生活经验中生成。

更有意味的是，红军的廉洁纪律甚至延伸到了对“苏维埃干部”的要求上。苏区政府明确规定，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得享有特殊待遇，与红军同灶吃饭、同标准分配物资。这等于将“廉洁”从红军的自我要求，上升为整个苏区政权的行为准则。当百姓发现“苏维埃的官”不仅不贪，还比普通农民更苦时，他们对这个新政权的认同便超越了利益计算，进入了价值信仰的层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军廉洁构成了一种“张力的平衡”：一方面，它恪守着近乎严苛的“不取于民”的底线；另一方面，它又展现出“倾其所有以予民”的慷慨。这种看似矛盾的双向运动，实则统一于一个核心逻辑——红军不是来做“主人”的，而是来帮百姓做“主人”的。当农民在红军“吃饭给钱”的硬币上、在“无偿帮工”的汗水中、在“赠送枪支”的信任里，一次次确认这一逻辑的真实性时，苏维埃便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而成了他们心里的一杆秤。这杆秤所称量的，不仅是土地的亩产，更是一个政权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全部理由。

（四）无偿帮助与“枪的馈赠”：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认同

红军廉洁的第三个维度，超越了“不取”的被动自律，进入了“给予”的主动境界。这种给予不仅包括体力上的无偿帮助—春耕时红军下田插秧，秋收时帮打谷场，农闲时修路补桥，更包括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枪的馈赠”。

鄂北领导人在帮助建立各乡苏维埃后，一个标志性动作是将缴获和没收地主的枪支，分批发放给农民自卫队和赤卫队。在《枣阳老区志》里，记载着程克绳亲自为县苏维埃主席侯达夫送枪的故事。1930年秋，枣西龚家寨乡成立苏维埃，龚德广担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3]339。程克绳带着警卫员赶去，问：“你知道成立苏维埃政府的目的是啥吗？”龚德广答：“革敌人的命呗！”程克绳说：“不全对，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分地主劣绅的地。”说完，就让警卫员把放在马背的一个麻袋拿了下来，送给龚德广。龚德广问：“这是啥？”程克绳说：“分地主劣绅的地，没有枪不行。”龚德广一数，竟有8条。于是，便以此为家底成立了龚家寨苏维埃赤卫队，开始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

在1930年的中国乡村，枪不仅是武器，更是权力的物化象征。长期以来，枪支被地主武装和反动民团垄断，农民在武力面前只能是顺从者。当红军将枪“送”到农民手中时，这不仅是军事援助，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赋权—它宣告了“武力不再属于压迫者，而属于被压迫者”。

但这种馈赠并非无条件的施舍。红军在发枪时，会同时组织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强调“这支枪是用来保卫苏维埃、保卫分到手的田地的”。于是，枪从一件冰冷的铁器，变成了一个承载着契约关系的信物：红军把枪给你，是相信你会用它守护共同的利益。而农民接过枪的那一刻，他也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捍卫者。这种从“被保护”到“自保护”的身份转换，使信仰不再悬浮于口号之上，而是压实在了扣动扳机的手指上。

鄂北苏维埃的建立，其意义不仅在于创建了一块根据地，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信仰建构”的范式：通过解决农民最迫切的生存问题（土地、粮食、安全），将抽象的“苏维埃”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生活改善；通过严密的党组织网络，将涣散的农村社会整合为具有高度政治认同的共同体。

苏维埃，对于当时的鄂北农民而言，与其说是一个政权名称，不如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穷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可以依靠的“锚”。 这枚“锚”深扎在土地的泥泞里，深扎在每一个分到田地的农民的心坎上。任凭风浪再大，这艘革命的航船也始终停泊在民心的港湾。程克绳在鄂北的创举，正是这一宏大历史叙事在鄂北一隅的生动写照。

 

四、一个被“堂屋”消解的洋名字

 

1931年10月，鄂北宜城西南丘陵地带的一个普通村庄—陈湾村，发生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当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帮助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后，面对“苏维埃”这个音译的外来词汇，时任陈湾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朱玉龙做了一个朴素的决定：沿用本地人在堂屋商议重大事务的传统，将苏维埃政府办公地称为“红军堂子”。

这便是鄂北至今称苏维埃为“红军堂子”的由来。

其实，在此前的9月，段德昌率红九师与红二十六师在宜东田家集会师，在宜东一区、枣南六区和钟北高楼集就建立起1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随后到达刘猴集，与贺龙红三军主力七、八师胜利会师，在刘猴地区帮助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和19个乡级苏维埃政权。这些“苏维埃政府”在群众口中，大多被亲切地称为“红军堂子”。这不单是一次军事力量的整合，更是一次信仰体系的在地化建构。苏维埃之所以能够迅速稳定宜城贫穷百姓的信仰，并非仅是武力威慑或土地分配的短期利益，而是因为它成功地将抽象的革命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承的地方性实践。

（一）“会师”背后的制度需求

军事援助往往只是表层。红九师到来的深层意义在于：带来了湘鄂西苏区较为成熟的苏维埃建设经验。洪湖苏区自1929年即开始游击战争，在政权组织、土地分配、群众动员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而鄂豫边苏区虽在1930年即建立革命委员会，但直至1932年2月才改组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这种制度扩散的过程，正是通过段德昌部队的会师得以加速。

但真正让苏维埃从“制度文本”变为“民心所向”的，是随后发生的一场更大规模的会师。

如果说在田家集与二十六师的会师让宜东百姓看到了心之所向，那么，在刘猴集与贺龙红三军主力的会师则是“民心之锚”的抛点。

1931年9月，在房县开创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军长贺龙接到上级指示，率七、八两师南下重返洪湖根据地^[8]259。在向南漳、荆门推进途经刘猴集时，获悉段德昌率领的红九师在宜城东部板桥店一带活动。当时通讯条件不发达，两支部队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位置。宜城孔湾的中共宜城地下交通员龚传和知晓后，分别与贺龙和段德昌派出的同志联系，促成了七、八、九师在刘猴集成功会师。

当晚，红三军前委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精神，研究帮助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事宜，同时决定红三军东渡襄河继续向洪湖前进。随后，刘猴集区苏维埃政府和19个乡级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组织复制，而是蕴含着信仰建构的深层逻辑。

（一）土地：信仰的物质根基

苏维埃政权在宜城迅速获得认同的首要原因，在于土地分配。鄂豫边苏区建立前，占农村人口80%以上的劳动农民只能以种佃地、当雇工为生，佃户交租最低对半开，有的甚至二八开。苏维埃的土地改革以村或联村为单位，选举土地委员与贫农团共同负责，将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按“贫雇农分上产，地主富农分下产”原则分配。鄂豫边区早在1929年6月就制定了《临时土地政纲》，规定凡地主、豪绅所有土地一律没收，分配给无耕地农民和失业工人。

宜东一区的土地分配更是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土地分配委员会将土地打乱平分，先划分出上、中、下三等，然后实行“雇贫农分上产，富裕户分下产，逃亡地主无地产”的原则，并规定革命军人、孤寡、雇农可以分两份田。经过土地委员会评议确定田块及群众大会公布后，造册登记、发土地证、确定产权。到11月底，宜东一区所有土地都得以平均分配。

更重要的是，分配过程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动员。登记造册、开会公布、引到田里指明四界—这些程序性仪式，使农民从“被统治者”转变为“制度参与者”。他们分到的不仅是土地，更是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据记载，土地分配以后，苏区群众因解除了一切压迫剥削，虽在一切反动势力加紧围攻与水灾瘟灾之中，而群众生活程度超过宜西白区群众生活的一至二倍，振奋了苏区群众的斗争情绪，广大群众已能自动地发动反富农斗争，并能渐渐地自动地防止敌人游击与袭击苏区，苏维埃政权由动摇走入稳固与开始发展的态势。为此，宜东反动势力甚感绝望。

红九师、红三军帮助建立的各乡苏维埃政府随即“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在皂角树垛、石包老谷岗、檀树林子等路口设立卡棚，组织农民自卫队，以红军发给的枪支和没收地主的枪支组建武装游击队。由此，“拥护苏维埃”从抽象口号变为利益驱动的自觉选择。

（二）“红军堂子”：符号的在地化创生

然而，仅有利益驱动尚不足以解释信仰的稳定性。真正值得深究的是“红军堂子”这一命名所揭示的文化逻辑。

“堂屋”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它是家庭祭祀、婚丧嫁娶、商议大事的神圣空间。将苏维埃政府命名为“红军堂子”，本质上是将革命政权嵌入地方文化符号系统，使农民用熟悉的认知框架理解陌生的政治制度。这种“认知嫁接”使苏维埃获得了文化合法性：它不是外来强加的异质物，而是“堂屋议事”传统在革命时代的延续和升华。史志专家指出，“红军堂子”的命名“体现了群众对苏维埃的理解方式”。而理解，正是信仰的前夜。

走进陈湾村“红军堂子”遗址，正房门边有对联“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厢房墙上写有“苏维埃政府是分田地给农民耕种的政府”。这些文字以当地农民能够理解的语言，将抽象的革命目标转化为具象的生活承诺。该建筑原为二进四合院式布局，砖木结构平房，有正房5间、厢房8间和3道门厅。如今，陈湾村的“红军堂子”已成为宜城市唯一现存的乡级苏维埃政府旧址，被列入红色革命遗址名录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9]。在这儿，真正让让人看到的不是单纯几间装满字画的房子，而是红军自身信仰的张力。这种张力，却来源于红军内部制度化的廉洁。

如果说苏维埃制度的建立是从外部为百姓安放了一颗“民心之锚”，那么，红军自身的廉洁，则是从内部为这颗锚锻造出了不可断裂的链条。制度的合法性可以靠土地分配与组织网络来奠定，但信仰的持久性，却必须依靠每一个红军战士日常行为中的自我约束来维系。在鄂豫边苏区，这种约束呈现出一种深刻的张力：它既是对传统军队“兵匪一家”宿命的彻底背离，又是一种在极度匮乏中依然坚守的道德自觉。

—向农民“掏心窝子”：破除“兵防”的心理壁垒

对于1931年末的鄂西北农民而言，千百年来形成的“兵过如篦”的集体记忆，是一道横亘在民众与任何武装力量之间最深的心理鸿沟。红军初到宜城时，面临的不仅是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更是农民那种本能的、警惕的“兵防”心理。打破这一壁垒的唯一方式，不是宣言，而是行动—一种近乎“掏心窝子”的坦诚。

这种坦诚最细微却也最深刻的体现，在于红军战士与百姓交往时那种刻意消解自身“武力符号”的姿态。他们进村不端枪，借物必先问，说话带乡音，帮工不吝力。红军战士被要求住在村民屋檐下或村外空地，而非强行征用民房；与农民交谈时，他们摘下军帽、蹲下身子，视线与百姓平齐。这些微小的身体语言，在无意中传递出一个颠覆性信息：这支部队不凌驾于百姓之上。一位当地老人晚年回忆：“起初见当兵的就躲，可他们不砸门、不骂人，还帮我把倒了的篱笆扶起来。我心想，这哪是兵？这分明是自家后生。”正是这种“去军事化”的日常接触，让农民第一次敢于用“自家人”的眼光来打量这支队伍。当“兵”与“民”之间的身体距离被压缩到“同坐一条板凳”时，那层包裹了千年的“兵防”外壳，便开始从内部悄然松动。

—吃饭给钱：在匮乏中坚守的“特殊等价物”

如果说“掏心窝子”解决的是“信不信”的问题，那么“吃饭给钱”解决的则是“服不服”的问题。在物资极度匮乏的苏区，粮食是比子弹更稀缺的战略资源。红军深知，一次白吃白拿，足以抵消十次慷慨激昂的宣传。

史料记载，红三军在刘猴集活动期间，部队严格执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尤其将“吃饭给钱”作为铁律。鄂豫皖苏区的纪律建设同样以严苛著称：部队每至一地，干部战士必须以铁的纪律约束自身，决不允许损害群众利益，明令“不拿穷人一针一线”“不拿穷人粮食”“对穷人态度要和蔼”。红三军则将这一纪律带到了宜城。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农民往往不愿收钱，或出于畏惧，或出于真心拥戴。红军便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若百姓坚决不收现金，战士便将银元悄悄压在碗底、塞在门缝，或留下一张字条说明。这种看似“多余”的仪式，实则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它使“给钱”行为超越了单纯的经济交易，成为红军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不同以往的队伍”的政治宣誓。

更值得玩味的是“给多少”的问题。据苏区财经资料显示，红军购粮价格往往略高于市价。这并非经济规律使然，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政治溢价”。在红军看来，多付的每一文钱，都是在购买一种比粮食更珍贵的东西——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当农民发现“红军给钱比土豪给租子还爽快”时，一种反向的心理对比便自然形成：国民党的税吏是“刮”，红军的采购是“给”。这一“刮”一“给”之间，政权的道德高下立判。一位苏区干部在总结中写道：“群众说，红军吃顿饭都记在心上还钱，这样的队伍，把命交给他也值。”这句话朴素地揭示了廉洁何以转化为牺牲的勇气，因为农民在红军“不占便宜”的克制中，看到了一个没有私欲的政权所蕴藏的道义力量。

（三）贺龙与程克绳：同一条道路的两种实践

贺龙在刘猴的做法，与程克绳在枣阳的做法如出一辙：先发动群众、再建立政权、然后分田地。红三军一到刘猴，即派出政工人员走村串户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建立乡、村苏维埃政府，随后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短短时间内，刘猴集地区先后建立了15个乡、村苏维埃政府。

这种做法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并非某个人的独创，而是基于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深刻洞察后的必然选择。程克绳在鄂北的实践，与贺龙在湘鄂西的实践，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实践，尽管地域相隔、时间交错，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都选择了“从下而上、先党后政、先武装后土地”的政权建设路径。这种不约而同的趋同，恰恰证明了一条真理：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任何成功的革命政权建设，都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都必须扎根于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

（四）与中央苏区的奇妙共振：一种共同的信仰建构逻辑

当我们把目光从鄂北移向更广阔的历史图景，会发现程克绳的做法与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思路存在着深层次的呼应。

在组织建设上，中央苏区同样遵循“由下而上”的原则，先有乡苏维埃、区苏维埃，再成立县苏维埃，进而形成全国性的政权体系。毛泽东在《兴国调查》等文献中反复强调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性，要求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土地、劳动、柴米油盐等问题。程克绳在枣阳推行的“先支部后乡苏再区苏”的路径，与中央苏区的做法在逻辑上完全一致。

在土地分配上，中央苏区于1930年通过了《土地法》，确立了“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程克绳在鄂北推行的土地分配政策，与中央苏区的土地政策几乎同步、同向、同内容。这并非简单的上下贯彻，而是一种基于共同理论认知和实践检验的自觉选择。

程克绳从法国归来在鄂北的探索，从农民夜校到“三十六联庄”，从武装割据到土地革命，从支部建设到苏维埃政权的全面铺开，他与毛泽东虽相隔千里，却在革命路径的选择上惊人地吻合。这背后，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中国革命的本质是农民革命，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

鄂北苏维埃的建立，其意义不仅在于创建了一块根据地，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信仰建构”的范式：通过解决农民最迫切的生存问题（土地、粮食、安全），将抽象的“苏维埃”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生活改善；通过严密的党组织网络，将涣散的农村社会整合为具有高度政治认同的共同体。

苏维埃，对于当时的鄂北农民而言，与其说是一个政权名称，不如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穷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可以依靠的“锚”。 这枚“锚”深扎在土地的泥泞里，深扎在每一个分到田地的农民的心坎上。任凭风浪再大，这艘革命的航船也始终停泊在民心的港湾。程克绳在鄂北的创举，正是这一宏大历史叙事在鄂北一隅的生动写照。

 

参考文献：

[1] 《建党百年襄阳大事纪实》[M].郝敬东.文汇出版社 2021.6

[2] 《鄂豫边革命史》[M]//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3

[3]《枣阳革命老区志》枣阳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印 2208.7

[4]《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等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6

[5]《枣阳县革命斗争史》枣阳县民政局 1986.6

[6]《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 1979.11

[7]《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陈书乐.留法勤工俭学回忆 1986.10

[8]《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M].本书编写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9

[9]《宜城故事会》红军堂子[EB/OL].2023.05.04

[10]《李大钊文集》《布尔什主义的胜利》人民出版社 1984.10

[11]《中共襄樊历史简编》（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1

 

 

 

 

作者简介：

张璞，原襄阳日报记者，现退休。出版长篇小说、传记10余部。2017年起开始研究鄂豫边苏区史、红九军创建史和鄂北斗争史，8年多时间共写出《红九军传》《程克绳传》《鄂北赤子高如松》《鄂北斗争史》《宜城苏区史》《鄂豫边文存解析》六部书稿及《红九军在鄂北的创建》《襄枣宜根据地的形成》等调研文章，其中《鄂北赤子高如松》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红九军在鄂北的创建》《襄枣宜根据地的形成》被收入《建党百年襄阳大事纪实》（郝敬东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现为襄阳市中共党史学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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