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今世今生（三）

三、堂哥和我村贫苦大众对我家的深远影响
公元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了。一个新的政党取代了一个腐朽的旧社会统治阶层。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建立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新中国，国家政权掌握在广大穷苦劳动人民大众手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当时我家富裕的状况，无疑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好在堂哥刘荣明，是贫农家庭，是军人复员，是村干部主任职务。
堂哥刘荣明，生于一九二四年，大我二十二岁，是我伯父刘天太的儿子，大爷刘汝连的孙子。其实我的太爷刘辉均临终分给我大爷刘汝连和我亲爷爷刘汝城的家产是一样的。因我大爷和大伯父经营不善，导致家产败光，到堂哥这一代，已一贫如洗。大伯父刘天太因饥寒交迫生活无着早已去世，我没见过。大伯母也因生活贫困，营养不良，导致眼瞎，先前伯父过世后，还能拉扯我堂哥和堂姐年芝靠要饭度日。后因伯母眼瞎体弱，要饭无着，只好住在我家，靠我家接济。堂哥十八岁时，一九四二年，因生活所迫，无奈跑去当兵，投身国民党傅作义部下。一九四八年傅作义部队起义，堂哥这才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堂哥在投身军队期间，一直称呼刘有明。直到退伍复员后，部队派员慰问、安抚，才正式恢复刘荣明的名称。在解放军部队，短短三年，堂哥因作战机智勇猛，屡立战功，被任命为班长。一九五0年退伍回家，被地方政府安排在龚洲村学校任教，教识字班。那时因刚解放，学校也不正规，招收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只要是没有入过学的八至十六岁的孩子都可入学。当时年龄稍大的孩子中有一名十六岁的女学生高玉英，竟因故和堂哥相互产生爱慕情愫。堂哥那时已二十八岁，长得相貌堂堂，不到半年两人就恋爱了。当时的法律虽不太严，但师生恋是新旧社会都不允许的。但因堂哥是复员军人，且又立过战功，年龄早已超出结婚范畴，经过部队外调，学校领导及区政府便网开一面，折成堂哥离教，回乡充实地方村干部队伍，任芦湾村主任，并特许二人结婚。
至此堂哥回乡后仍住我家，一边马不停蹄上任村干部，一边紧锣密鼓筹备结婚事宜，结果还是由我父母张罗，在我家包揽了堂哥的婚姻大事。后来，我家树木材料充足，于是又帮堂哥盖了新房，我的堂哥很感激我们。
我的父母亲一直传承乐善好施、厚德载物的品德，不单单为堂哥一家倾力相助，而且是对全村的贫苦穷人都关爱有加。我们韩刚村是一个独立的村庄，有不下四家家庭产业和我家旗鼓相当，但他们都嫌弃本村的穷人，喜欢请外地的伙计帮忙打工。而我家可不是这样，总是喜欢对全村穷人满一兜，而全村穷人都喜欢在我家干活。不管农闲还是农忙都有活干，都有饭吃，且每年都有几套衣服鞋袜。
解放后被选为贫协主席的韩邦财就是我家伙计头，他一直住在我家，直到农业合作社成立。因为他出家当过和尚，无家无片砖瓦，且生性豪爽，伙计们都听他的，名副其实的帮工标杆。给我家干活很卖力，很负责任，时间长了就跟一家人一样，很扒家。
解放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没有对我家实行打击，我的父母也没有受到身心伤害，或许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家庭对他们的恩泽感染了他们，于是他们团结一致维护了我们的家庭，维护了我们的利益。我家的成分最终只被定性一个不疼不痒的为富裕中农。其间耕牛、农具、土地归公，那是统一的过渡政策，主要是为了给今后家家有地种，户户有活干，人人有饭吃的社会主义制度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