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璞｜邓中夏宜城刘猴集罢官揭秘

张 璞

邓中夏宜城刘猴集罢官揭秘

1931年9月下旬，贺龙、段德昌在宜城刘猴集会师。人们只知道这是一次胜利的会师，却少有人知革命先驱邓中夏在此次会师中的经历。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来揭开这个一直被史学界隐藏的秘密。

这是1931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跳出了国民党十万大军对洪湖苏区的围剿，依托五峰、鹤峰，创建了五（峰）鹤（峰）石（门）长（阳）根据地。

据国民党对洪湖四周之进剿记录显示：1931年1月1日，刘培绪旅第一团进占新桥向观音寺进剿，红二军团向鸡鸣铺溃退。同日二团占太平桥。1月2日一团续攻鸡鸣铺，敌向习家河退浩子口，又经徐继武旅进剿，占谢家场，珠矶市之线。新三旅徐德佐部一部推进至邵家河、朱家场以东地区。1月3日各部队继续向西进剿沔阳，午正12时，徐德佐旅逐次将匪阵地击破进迫沔阳，红军向洪湖纷窜。溃聚习家河之赤匪，同日经刘培绪旅之第一团驰剿，向太平桥、上车湾间窜扰之匪约千名经该旅第二团击退向洪湖逃窜。容景芳旅亦进占李家寺、天然墩。3月，张旅芮团收复调弦口、焦山河市等处，赤匪大股即窜扰桃花山、佛冈、乜家湾一带。3月30日赤匪一股约三、四百名乘夜向调弦口进犯。4月4日张旅芮团二、三营由焦山河市进至孟尝湖将匪千余名向东山古井口击退。同日，宋家铺之匪千余亦被黄团二、三营击溃，余匪向塔市驿窜。四月五日芮团进驻古井口，4月6日，黄团进剿塔市驿，残匪向东山溃去。长江南岸上游各股匪经张旅各团进剿后，其大部赤卫队、先锋队、游击队等约四万余人，三千余枪均麇集湘省北之桃花山。为歼灭该匪部，特商同湘军会剿该匪。以张旅芮团由焦山河市、夫子冈、古井口一带堵剿，黄团由塔市驿沿江进剿。4月18日张旅击退企图突入塔市驿渡江北窜之匪约千人，回窜桃花山。21日该匪向宋家铺第二营猛扑，经张旅夹击余匪向桃花山、何公湖分窜。22日各部队收复东山、桃花山，将伪政府、兵工厂分别捣毁。盘踞茅草岭之赤匪江右军三大队，每队枪五六百枝经张旅进剿后，向墨山铺退去。4月8日，红军千名向徐德佐旅薛团老新口防地进窜，于新沟咀发生激战。该团范营驰援，余向李家场方向退去。4月23日匪大股分三路向薛团之老新口、新沟咀阵地猛扑。该团阵亡第一第二两营营长及连排长二十余人造第一团驶援始收复新沟咀，匪向周刘咀、余家埠、杨林关退去。4月29日盘踞余家埠、李家场一带之红军约千余名复分两路向老新口防线进扰。30日晨闫团迎击，在熊口附近接触后撤周家庙。5月4日将红军向白露湖方向击退，7日在沱子口、龙湾等处毙匪（红军）数十名，余向白露湖逃窜。

有关追剿贺龙的记录，其电文记载为：“盘踞施鹤一带之贺龙匪股，于我军清剿长江两岸时，数次图窜均未得逞。4月4日该匪离去老巢，率部窜出巴东，进扰秭归、兴山、远安、荆门、当阳等县。4月15日贺匪4000余名由远安南犯当阳，防军郭勋部艾营与匪激战。18日郭旅长率袁、傅两团由远安驰援，李德惠补充团亦协剿该匪。李团进抵慈化寺附近，匪以背腹受敌，纷向远安东之观音寺及当阳西北之百宅砦一带退窜。惟是时，当阳之围虽解其东北之荆门又告失陷。21日我李团遂向荆门驰援，及该团驰援荆门，匪已远扬，将学生及外国教师多名据向观音寺退。经鄂北范石生部，川军郭勋部及四十八师李、依两补充团协剿，匪之实力消灭过半，余匪逃入南漳西境之武当山潜伏”。

红二军团当时的情形是：1931年3月，贺龙于在长阳县柘坪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北渡长江，开辟荆门、当阳、远安，进逼宜昌、沙市，联系洪湖的军事计划，并按照中央指示，将红二军团改组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邓中夏，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柳克明），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师，全军5300余人，枪4500余支，并选出邓中夏、贺龙、柳直荀、孙德清等7人组成红三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将原红军独立团改编为教导第一师，继续留在湘鄂边坚持斗争。4月4日，红三军渡过长江，连克秭归、兴山，中旬占领远安、荆门。但攻当阳时受阻，红三军退至保康县马良坪。国民党随即集中第五十一师范石生部、六十九师赵冠英部、教三旅郭勋部计10个团，于5月11日前后夹击。经过激战，红三军未能将敌击退，于13日突围，经歇马河进入谷城县境。国民党当局认为这大有威逼襄樊之势，十分恐慌，急调襄东驻军西渡汉水，防堵红三军的进攻，从而造成襄枣宜地区敌军兵力空虚。这就给红九军二十六师的恢复造成了有利机会。

1931年5月，红三军主力经南漳后抵达谷城。5月16日，为打通进军均房的咽喉要道，红三军以4个团的兵力攻打石花镇，毙敌30多人，俘敌30多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60余支，余敌仓皇逃窜谷城县城，红三军一举占领石花街，一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了红军。此后，红三军与中共鄂豫边特委取得联系。中共鄂豫边特委请求中央批准红三军主力暂留均县、房县地区，帮助创建鄂西北红色区域。红三军主力自长阳枝柘坪出发以来，千里转战，伤亡很大，急需寻找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休整补充。考虑到洪湖地区连年战事，供养大部队确有困难，中央同意红三军主力暂缓返回湘鄂西。据此，红三军前委在石花镇抚州会馆召开会议，决定攻打均县城。会议由邓中夏主持，贺龙、柳直荀（柳直荀）、孙德清等参加。会议决定：攻占均县县城，开辟以均县为中心，包括房县、谷域、南漳在内的鄂西北根据地，并部署了创建鄂西北苏区的具体计划和行动方案。红三军在石花街休整5天，于5月21日上午离开，北上均县。

21日傍晚，红三军主力经小店子北上，途中争取到一部分神兵武装的配合，一举包围均州。经过一昼夜的攻击，最后采用火攻破城，歼敌一个营。翌日，红三军和地方党组级别随即抽调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一周后开始发动分田工作，到6月初，先后在浪河、老营等地建立县、市、区、乡四级革命政权，高泽甫任均县苏维埃主席。拿下均州后，红三军于5月下旬继续北上，攻打郧阳。因守敌得到加强，来能攻克，于是变更攻城计划，进入武当山区。

1931年5月16日，红三军占领石花街后，贺龙和邓中夏在抚州馆内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攻打均州。

6月初，国民党五十一师李柱中旅纠集鄂豫边悍匪张连三，兵分三路向红军发动围攻。红三军主力与当地民众和道士协同作战，多次击退敌人进攻，6月14日，在将200余名伤员安置在紫霄宫后，贺龙率部撤离武当山，于6月18日占领房县县城，并将开辟根据地的重心转移至房县。在与房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红三军迅速以市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基础开展工作，成立短期训练班，培训了一大批地方干部。

6月下旬，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成立，由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兼任书记，朱勉之、汤慕禹、张琪等人为委员，隶属中共鄂豫边特委领导。随即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主持召开中共房县县委扩大会议，通过政治任务、党的组织任务、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决议案，提出全力以赴，开展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为了推进苏区建设，尽快稳定局势，红三军前委还以各级政治机关为主，组织成建制的连队，帮助地方组建游击队和赤卫军，以镇压土匪和枪会。同时成立工会、农会、妇女会和少年先锋队等群众团体，积极宣传革命思想。6月底，以余之恒、李明铨为正副主席的房县苏维埃政府就职到位。到9月，鄂西北根据地已控制均县、房县全部和谷城、保康、竹山之一部，500里。其中三分之二的地区实行了土地分配和政权建设，仅房县就建立了14个区、105个乡的苏维埃政府，20万贫苦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鄂西北根据地的开辟，改变了鄂北根据地一枝独秀、孤立无援的被动周面。在汉水上游形成夹河而阵、互为掎角、相互策应的战略格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然而，让贺龙没想到的是，湖北的何成濬此时竟集结9个团的兵力，从东、西两面夹攻房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贺龙部署：红三军主力七师和八师二十三、二十四团赶往石花、寺坪一线阻击敌军，二十二团和军部特务营留守县城。

8月1日，北路之敌趁红军留守部队力量单薄之机，进逼房县城郊。贺龙亲自率部迎敌，并急调二十三团回援。柳直荀则动员城关军民，参战送粮，护理伤员，支援作战。经过7昼夜激战，终于击溃敌军，缴获大批弹药。与此同时，红三军主力在东路与6个团的敌军展开拉锯战。8月中旬，红军因两面作战，兵力分散，不能有效制止敌军进攻，遂主动撤出寺坪、榔口、玉坪、青峰，埋伏在阧口峡周围山上。东路敌军以为胜局已定，命令各部全力追击。范石生率领先头部队进入阧口峡时，遭到红军伏击部队的猛攻，不到两小时，一个团的敌军大部被歼，其余慌忙逃回，退守青峰镇，不久撤离根据地。

9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红三军返归洪湖地区的指示，贺龙率红三军主力撤离房县，留下柳直荀组建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后方委员会，领导根据地各项工作，同时将军部教导团、特务营、政治保卫大队和分散在各地指导工作的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合编为红九军二十五师，坚持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汤慕禹任师长，朱勉之任政委，蔡祝封为参谋长。全师下辖两个团1400余人。

9月13日，房县保安团见红军主力已撤，红二十五师尚在北乡，遂勾结大刀会、圣坛会众300余人攻入房县县城，抓捕干部群众200余人。柳直荀闻讯，立即与汤慕禹、朱勉之率部回援县域，击溃团防会匪。经过此次战斗，根据地军民增强了保卫红色区域的决心，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时的红三军九师师长段德昌奉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之命，由湘鄂西省军委委员万涛陪同前往鄂北接应贺龙返回洪湖。

红九师在北上途中，先是二十五团攻占潜江县城，到8月17日，二十六团又攻占沙洋，21日进占荆门。在这儿，段德昌派人打听荆门区委的同志，问有没有红三军的消息？区委的同志说北乡的仙居寺支部与南漳县委有关系，找着南漳县委，即可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于是又向仙居寺进发。25日，红九师一举攻下仙居寺。通过仙居寺的党组织，终于找到了南漳县委。县委的同志送来书信，称一周内可得红三军回信。然而，一周过去，未接到红三军回音。段德昌与万涛商量，还是先渡河到宜东苏区休息几日再说，若找到红九军，就把伤员送到红军医院治疗。即日命令部队开拔，从仙居寺、白仓经观音沟到东巩，再到上泉坪、下泉湾和寺沟驻扎。沿路拔掉了东巩团防局，夺了邓春台的武器，于9月初顺利到达宜东。

听说段德昌红九师要到宜东，余益庵便安排手枪队队长徐光恩率人到钟北的仙断口迎接。没想到走岔了，段德昌从另一条山路到达了宜东。

1931年9月10日（农历七月二十八），红九师到达宜城东田家集。红三军九师与余益庵率领的红九军二十六师终于在这儿会师，余益庵先把伤病员安排到红军医院，接着，段德昌便说要帮红九军二十六师打几个大仗。余益庵说：“眼下能打的有宜城县城，还有吴家冲的三好家子和四好家子。”段德昌说：“那就打大的，先攻宜城县城。”余益庵说宜城县城打开后，可能会引来敌四十八师的围剿。段德昌认为如果不能守，只是消灭几个敌人，这样意义不大。最后决定打吴家冲的三好家子和四好家子了。万涛一听，问：“吴家冲是个啥大地方，经得起我们两个师联手打？”余益庵叩了叩烟锅，说：“千万别小觑了这两个好家子，不过九师刚到，实在辛苦，不如你们先吃饭休息，打三好家子和四好家子由我们的七十六团和七十七团去打。”段德昌说：“我跟你一起去，把炮兵营带上以防急用。”于是，段德昌带着炮兵营便和余益庵一起来到了吴家冲。

这时，三好家子堂主吴老八正在忠义堂抽着大烟，忽然听说余聋子的部队打过来了，赶忙叫手下架炮，准备迎战。

余益庵和段德昌在吴家冲南面的山上一起指挥着战斗。10余名手枪队员站在背后，等待着两位首长的命令。这时，七十六团的一个排已经攻了上去。没想到刚接近城墙，敌人的罐子炮就接二连三地轰了过来，密密麻麻，不一会儿，泛起的尘烟便让城墙变成了云海。由于吴老八的炮火太猛，七十六团上去的一个营很快就只剩下9人。

余益庵命令：再上一个营。

第二营战士冲了上去。吴老八的炮声再次响起，二营战士纷纷倒下。少顷，又只剩下19人。

余益庵握紧烟锅，再次命令一个营冲上去死拼。

又一个营的战士接着发起冲锋，吴老八的罐子炮和机枪同时还击，冲上去的战士一个个又倒了下去。段德昌看着眼前的情景，命令炮兵营用迫击炮轰，可一看只有7发炮弹，打完了就没有了，心里又有些心疼。余益庵看着炮弹型号，一下想起攻打罐山时缴获的炮弹，便说：“大胆打，这样的炮弹我们多得很。”说完，便让手枪队队长徐光恩带人去司令部搬两箱子过来，又让严洪山、陈大义、阮明焕带三支盒子、一挺机枪和两副梯子，到寨外去挖地洞接近炮楼子。

没过多久，地洞挖好，几名手枪队员也把炮弹搬到跟前。段德昌打开箱子一看，跟炮兵营的型号一模一样。于是，当即命令填炮攻打。

第一炮炮弹落在寨墙里面的院子里。霎时间，寨子里面的人和牲口乱成一团，里面不时听到叽叽喳喳的吵骂声。第二炮炮弹打在炮楼子顶上，一下子掀掉了楼顶子，炮楼上的敌人也被炸得人仰马翻。第三炮又响了……余益庵大笑：真是飞机上生孩子——痛快！

这时，徐光恩率领严洪山、陈大义、阮明焕乘机竖梯上屋，对准窗户打了起来。吴老八的机枪停了，罐子炮再听不到响声。吴老八举着手，喊道：“红军爷爷，我投降，请饶我全家性命。”

余益庵怒吼一通，遂让战士们将其带走。

接着，战士们开始清理战场，收缴战利品。此战光枪就缴获了40多支，金叶子和洋钱抬了四五担架。

可三好家子那边，由于寨墙上的罐子炮一个劲儿地轰着，造成久攻不下，我军人员伤亡不小，当余益庵和段德昌吃完饭，准备增援时，四好家子寨主吴杰三却从地道里逃跑了。

下午，余益庵引着段德昌东行，到高楼集驻扎，地下党员蒋永祥把师部安排在沈泽民家里。在这里，红九师针对红二十六师领导干部欠缺，政治工作薄弱，抽出20余名干部，充实红二十六师的各级领导。9月13日又与分特委书记、二十六师政委张慕骞组织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拥护红军运动周问题》和《军事问题决议案》，还整顿了苏区各级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工农出身的党员，撤换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接着在枣阳成立了6个区委，襄、宜、钟建立100多个支部，发展了一大批党员。这时，蒋永祥把两位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农民汪兴诗、严正亮引荐给红九师政治部，通过红九师政治部发展汪、严为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高楼集支部委员会，蒋永祥任书记。在红九师的协助下，高楼集支部迅速与中共鄂北临时分特委发生关系，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钟北第一乡苏维埃政府，由汪兴诗任主席。并成立农民赤色队、少年先锋队、贫农团、妇女协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粮分地运动。群众为之振奋。紧接着在何家畈成立钟北第二乡苏维埃政府，在杨杈畈成立第三乡苏维埃政府。是年底，边革将宜东一区第十一乡、第十二乡划归钟北为钟北第四乡、第五乡，在高楼集郭家湾成立中共钟北一区委和钟北一区苏维埃政府，区委书记蒋永祥，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汪兴诗。同时再次组建钟北游击队。队长刘道宏，指导员李振国，共50余人，30多条枪。

万涛、段德昌听说鄂豫边特委机关设在河南南阳，特委书记很难得过来一趟，便协助中共鄂北分特委，开始对苏区各级党组织进行整顿。尤其对宜东一区整风整党工作十分重视，挑选精干人员组成领导小组，会同二十六师组织宜东区委开会动员。会议一开就是7天，参加会议的除师部高层领导中层团级干部和区委成员外，每个支部另选派2至3名代表参加，加宜东区委30多人共有六七十人。会议期间，领导小组介绍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求党内开展“三查”，即查出身历史，查社会关系，查工作作风。主要对包庇敌人、吸鸦片、乱搞男女关系和不服从调动和分配等违法乱纪的党员进行批判和惩处，为让大家看到此次整风是动真的，万涛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学习了中央相关指示精神和党的十大纪律，具体内容为：1.保守秘密；2.服从纪律；3.服从上级命令；4.服从决议案；5.按期开会；6.主席有工作报告；7.开会人人发言；8.不准泄露机密；9.不宜留在党内的开除党籍；10.犯有严重罪行的枪毙。

这下，所有党员都有点怕了，作为师长的余益庵第一次搞整风工作，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没有太认真，任其整顿。可没想到，第二天，整风小组便把区政府主席桂子清、赤卫队总队长周介清抓起来关进了黑屋里；第三天又让勤务兵以开会的名义把区委书记熊达武喊了过来，二话没说就和桂子清、周介清关在一起，证据是熊达武包庇老婆严淑艺吸鸦片，跟身为绅士的岳父严文鼎没划清界限。熊达武解释没有包庇妻子，岳父不是劣绅，整风小组就是不信。后桂子清、周介清一同证明熊达武是冤枉的，整风小组以串通一气造反为名，定了三人的罪，于次日上午拉出去杀了。

余益庵做梦都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样，但鉴于红九师首长是好心帮忙，又不好咋说，便跟张慕骞商量，干脆停止整风，借红九师的同志在此，对队伍进行训练。可新上任的宜东一区苏维埃主席王君宪不同意，眼下正是跟富农斗争的火口上，要借红九师的东风把整风工作进行到底。王还告诉张和余，已有人检举二十六师保卫大队长胡东之有不服从调动问题。余益痷这下搞蒙了，胡东之怎么会有问题呢？他当赤卫队长之前对党就很忠诚，还参加过北伐，就是因为他工作能力棒才调他过来当保卫大队长的。为此，他特意到整风小组为胡东之说了好话。可整风小组的同志拿着检举信，说胡东之搞过匪运，有沦匪之嫌。据同志们反映，1931年春，特委为充实二十六师，两次通知调他率赤卫队编入二十六师，胡都软拖硬抗，到自己走投无路时，才被迫带了部分队员过来，可以肯定他内心动机不纯。余益庵越听越是觉得离谱，不停地叩着烟杆，说：不是这样，请相信我，胡东之绝没问题。他搞匪运是为了搞枪，他搞的那把盒子我亲眼看过。后来，枪太少，他又于1930年夏在中原大战中溃逃下来的蒋、冯、阎的溃兵队伍里买了四支短枪和部分子弹，这才开始组建秘密武装。调他加入红九军第二十六师的事我也知道，那是因为宜西的武装斗争才刚刚有点眉目，县委希望这支队伍暂时留在宜西和荆北这块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土地上，坚持斗争，这对开辟新区，牵制敌人，更为有利。非是胡东之个人拒绝东调的命令。工作组的同志说：既然这样，那就等明天询问他后再说！

第二天，整风小组便对胡东之进行了严厉的盘问。尽管胡东之作了很多解释，仍然使现场询问的组长大发雷霆，说胡东之顶撞领导，拒不认罪，是个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进而逼他交待投机革命的打算，有多少同党等等。胡东之终于遏止不住愤怒的情绪，大声相问。由于过于激动，胡东之无意中把右手拍到枪盒上了，整风小组组长便大喊说胡掏枪谋反，拔出手枪对着胡东之就是一击，胡东之一下便倒在了地上。

为此，《宜城革命史》这样记载：“这次整党整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受国际路线和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也出现了偏差，使很多党员干部受到不公平的处理。宜东一区区委书记熊达武、区政府主席桂子清、赤卫队总队长周介清等主要负责人，均在这次整党工作中被错杀，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胡东之被杀后，特委把宜东一区苏维埃主席王君宪调过来接任保卫大队长。因为他在整风期间，一个月杀了306人，被特委记为头功，所以得到提拔重用。

9月24日，荆南游击支队支队长陈念九，奉红三军骑兵连连长李子奇之命，前来向段德昌报告，说红三军已派一个骑兵连到仙居寺联系，大部队已在来刘猴集的路上。

段德昌一听，笑容和泪珠一齐出现在脸上，他让陈告诉红三军贺龙军长，红九师这就出发，争取两天内赶到刘猴集与主力会师。陈念九走后，段德昌出于对二十六师收留伤员的感激，支援二十六师各类枪100余支，二十六师回赠迫击炮弹30余箱。

于此，红二十六师的整风运动总算告一段落。

这时的贺龙已于9月17日率红三军抵达南漳。18日清晨，打响了进攻南漳县城的战斗。先是红三军第八师两个团在师长王一鸣（王承祜）的带领下，直奔南漳县城，以万马齐喑的态势扑向敌人。而城内驻军敌五十一师三○一团备有小钢炮和迫击炮，见红军洪水般地卷来，便万炮齐鸣，迎面覆盖过来，不一会儿便把我军后援部队隔断。城外，三○一团团长谭天一则命令地方保安队借炮火掩护，冲向城门，使已进城的红三军两个团遭到内外夹击，损伤严重。红三军苦战一天竟未攻克，傍晚时分，贺龙下令，部队撤至洞坪宿营。

晚上，贺龙点燃马灯，主持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首先讨论与红九师的会师问题。邓中夏认为红九师长时间不到，这样会造成房县苏区丢失。他一发言，师长和政委们都不再吱声。贺龙表明自己的态度，坚决要接红九师，刘猴集找不到去沙洋，再找不到去潜江，真的找不到再回来恢复房县苏区。

第二天，部队朝刘猴集开拔。一走到报信坡，邓中夏通知所有政治干部开会。恰遇贺龙走来，理直气壮地问：我说你个老夏，你开的什么会？怎么没有一个军事干部参加？你这样做看到底是你犯错误，还是我犯错误！邓中夏一脸的严肃，道：贺龙同志，不要固执了，我是担心红九师找不到反误了红三军。贺龙一笑说：老夏，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派李子奇一个骑兵连去刘猴集了，再过两个时辰即可见分晓。

正说着，东边传来一阵马蹄声。李子奇大喊：贺军长，找到红九师啦！贺龙迎上前去，急切地问：子奇同志，九师在哪？李子奇跳下马，大声道：报告军长，红九师正在赶往刘猴集！贺龙大声地说：走，开往刘猴集！

贺龙嘱咐王一鸣（王承祜），沿途抓几个地主和土豪劣绅，到刘猴集后作个示范。

一来到刘猴集，贺龙便率领部队绑着一帮地主开始游街。不少红军战士带领群众刷写着标语，张贴着布告，满街墙上都写着凡贫苦农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红军堂子；凡地主、富农、豪绅、官僚、资本家及一切家属不能参加等条文。又听见鸣锣委员挨户鸣锣召集，大喊：红军在西街邱善亭厢房前召开公审大会，不参加者与土豪劣绅同罪！

刘猴西街邱善亭厢房前挤满了人，听着政治部的同志们宣传：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们是红三军，是专门保护百姓的队伍。我们于9月中旬从房县青峰镇出发，至今天到达刘猴集。我们在报信坡杀了皂角树嘴的保董王桂延，并把祸国殃民的红帮大爷杜海如、大地主周福青等4人抓获，带到这里，目的是让广大群众看看我们红军是干什么的，凡是欺负我们劳苦大众的地主恶霸，我们一旦抓住，绝不放过。现在我们就公布杜海如、周福青等地主恶霸的罪状。只见一名农民模样的干部上台发言，指着大地主周福青气愤地讲着大地主周福青多年来与红帮大爷杜海如相互勾结，经常绑肉票、奸淫掳掠，杀害我群众多名的罪状。接着便宣布：今天由工农红军对其实施镇压，就地枪决！于是，几名红军上前把杜海如、周福青等押到东街当头一块旱地里，执行了枪决。

刘猴集民众当即欢呼雀跃起来。当天，贺龙便在邱善亭家建起了第一个红军堂子。宣布刘猴集乡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西街太山庙，主席由曾协成担任，委员有李全武、彭兴春、曹子俊、刘道山、罗兴品，大队长罗兴品。从此，这儿就成了农民武装的所在地，苏维埃政府重大决策的发布地。

9月27日（农历八月十六），荆门北区苏维埃主席王树山引着段德昌、万涛一行，带着红九师来到了刘猴。贺龙、邓中夏等一齐迎上前来握手、拥抱，这时，段德昌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对贺龙说：云卿，这是夏曦写给你的。贺龙接过，拆开细看，只见上写：

云卿同志：

上海一别又有几年了。你在湘西的奋斗，我在国际时闻之兴奋。在3月间，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2军团工作，代理中夏同志职务。哪知到了洪湖，离你相距有千里之远，本想前去，但因此间工作还没头绪，前次派人到你那里，也未打通联系，真是十分想念。现在军阀混战爆发，局面将大有发展，亟盼你率队回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依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这是中国革命所加于你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光荣胜利的前途。我相信你一定能担负这个伟大的使命。

此致敬礼！

夏曦   13/6/1931

贺龙看罢，问段德昌：“夏曦这人怎么样？”段德昌哼了一下说：“马列主义书倒是读了不少，可都装在了手电棒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逸群的牺牲完全是他一手所为。”

贺龙一听到逸群两个字，脸上立时变色道：“夏曦这人，我自认识他那天起，就觉得他阴阳怪气的，心术不正。”

段德昌叹了口气说：“胡子，你见面就知道了，有些事真让你哭笑不得呀！”

贺龙道：“他让我哭笑不得，那我就不谈他了，走，进屋坐着说去。”

贺龙又来到陈家湾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乡苏维埃政府。会场挂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主席台是用方桌拼成的，墙上挂着绣有镰刀、锤子图案的红旗，整个会场显得非常庄严。首先由王超然作报告，然后有红军代表讲话，接着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选出了乡苏维埃政府干部。主席由朱玉龙担任，副主席张华方，肃反委员张显本、廖志先，军事委员陈中善、陈洪元，土地委员余大兴，保管委员陈昌亭，没收委员李云登，查仓委员张宏兴、陈昌耀、陈玉田、彭正才，秘书朱全清，大队长李荣登，副大队长陈昌华等。

贺龙亲自宣读了八项注意和72条文件。他说：“八项注意的内容是：严守秘密，服从纪律，执行努力，杀尽豪绅，没收土地，实行公分，忠实勇敢，永不变心。”接下来便对参加苏维埃政府人员，按照姓名、性别、年龄、成分等项逐人登记造册，每人发给一张符号，上写：苏维埃政府﹒马克思主义，下面写各人的姓名。于此，乡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红军当场发给五支长枪，让苏维埃政府建起一支20多人的农民赤色队。散会后，又主持枪杀了当地土豪郑荣显。

大家一起来到红军堂子门前，只见前后左右、里里外外、房上房下都站满了观看的人群，一些小孩怕看不到竟爬到树上，把头扭过来观看。段德昌激动地说：“我们一路打来，一路寻来，今天终于和你们见面了。为了找到红三军，我们从公安，打到荆门，从胡集打到仙居，我们杀了大地主廖先良、廖华甫，反动绅士熊哲轩、李明榜，建立了荆门北区苏维埃政府，我们九师也牺牲了伤亡300多名战士，有200名伤员已在红九军二十六师军区医院治疗康复，还有40余名重伤病员留在那儿继续治疗。今天我们找到了你们，就是要接你们一起回到洪湖去，继续建立根据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当晚，贺龙召集团以上军政干部在西街红军堂子开会。贺龙来了个开场白后，便由万涛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宣布了中共中央和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撤销邓中夏职务的决定，红三军的政治委员由万涛担任。由于柳直荀留在房县任县委书记，政治部主任为刘鸣先。参会干部一听邓中夏被撤销了职务，竟当场提起意见来，好像每个人的怨气都憋了很久。万涛一一归纳，最终成了12条意见。万涛说：邓中夏同志执行的完全是立三路线，是右倾逃跑主义，他曲解了共产国际关于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指示，用创造新根据地的左的假话来掩盖右的逃跑主义错误实质，因而是反国际路线。

邓中夏听着，默不作声。他知道事情的内幕，争论是没有用的。

他心里到底有什么苦楚？其间又有什么样不为人知的内幕？这还得从当年邓中夏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时与王明结下的怨恨说起。

王明，本名陈绍禹，在苏联中山大学读书时，改用化名王明。王明因与副校长米夫关系好，其宗派便在校内形成，由此滋生出种种恶果。夏曦则是支持校内陈绍禹宗派各类活动的主要追随者。吴玉章曾说：“夏曦勤于支部工作，功课不很好，大家对于他不太满意。（见《吴玉章文集》下卷第1309页）”

陈绍禹拉宗派，主要目的是想掌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权。“因此，以陈绍禹为首的宗派首先要干的，就是扫除学校之中的种种障碍。（见孙耀文《风云五载》第247页）”

后陈绍禹搞出了“江浙同乡会”冤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中央要求积极进行调查工作。瞿秋白起初派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遭到校方竭力阻挠。米夫、陈绍禹以及他们控制的支部局竟不许中共代表团过问校内中国学生的事。瞿秋白便亲自到中山大学调查，要求陈绍禹派成员提供“江浙同乡会”的证据材料。陈绍禹拿不出，蛮横地申言：“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毋需再提供证据。”中共代表团据理力争，于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明确表示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有不同意见。如此，便招致米夫、陈绍禹等人的忌恨。“而王明、博古他们不从检查自已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着手改进自已的领导作风，总是怀疑学生中反支部局领导的斗争是由秘密的反革命组织策动的。（见《风云五载》第256页）”

“王明回国掌握大权后，不忘在莫斯科的旧怨，肆意报复。瞿秋白、邓中夏、陆定一都被扣上‘调和主义’帽子，原中共代表团遭到严厉批判和谴责。见（《风云五载》第351页）”

尤其是王明兼任江苏省委书记后，直接把自已在莫斯科的宗派伙伴安插到各个重要职位。“曾经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员的夏曦，先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接着又在1931年3月被派往洪湖地共，取代了邓中夏的位置，组成湘鄂西中央分局，担任分局书记，成为湘鄂西苏区的第一号领导人。同时，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被派到鄂豫皖苏区。（见《风云五载》第353页）”

读到这儿，就不难理解邓中夏为何突然间被罢官了。

刘猴集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从7个方面批判了邓中夏的错误，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贺龙最后说：“我听说我们的根据地周老嘴、瞿家湾遇到了洪涝灾害，我一听说就想回去解救，老苏区人民有难，我们红三军不能不管。”

这时，虽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北上，退回房县。贺龙站起来说：“洪湖人民养育了红三军，现在他们有难我们为了生存而不去解救，这样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我贺龙这次坚决打回洪湖去，任何人都阻拦不住的！”

就这样，贺龙让曾协成搞了一万斤粮种，又让许光达买了些农具物资，请了一些脚力，化装成商人，先运回洪湖苏区。翌日起，贺龙、段德昌和万涛等便从方家岗开始，逐乡建立苏维埃政府。方家岗苏维埃政府主席田之力，副主席李永登，委员李鹏程、蔺传伦，机关设在傅金若家里。万涛在梅家冲也成立苏维埃政府，宋志敏为主席，丁昭风为副主席，委员有梅占春，土地委员刘世成，秘书何从之，大队长王兆灯。

红九师与红三军主力会师后，几天时间在天宝寨、长乐寺、猴垱等地建立起红军堂子21个，还枪决了匪徒杜海如。

9月30日（农历八月十九），荆门城北区苏维埃主席王超然来到刘猴集向贺龙报信，说国民党六十九师赵冠英部正在打听红三军的下落，现已到狮子口。

贺龙通过侦察，得知敌人将对红三军进行合围，便命令部队迅速收拾行李，连夜渡过襄河，到钟祥避之。

以此彻底粉碎了何成濬用大心思策划的“围剿”阴谋。

部队到汤泉后，许多伤员由于伤口感染，疼痛难忍，有的竟大声嚎啕。这时，天陡然下起雨来，像是苍天流出的同情的眼泪。贺龙命令段德昌，立即想办法联系上红九军的同志，送伤员到红军医院治疗。

红九军二十六师师长余益庵接到字条后，便与张慕骞商量，派人去叫红军医院院长程兴民带人随段克祥、徐光恩等，骑着10匹快马，来到汤泉与贺龙见面。贺龙见到传说中的余聋子，背着一支旱烟袋向自己走来，大喊：“余军长，见到你我真是高兴哪！”余益庵说：“军长，益庵现在只是二十六师的师长，能与您相见，益庵可谓三生有幸哦！”说完，握着贺龙的手，接连寒暄起来。这天，正是1931年10月1日。

贺龙把余益庵带进里面一间屋，把自己的意图说了，一是赶紧接下红三军200多名伤员给予治疗，二是挑选政工干部马三光等协助红九军把政治工作搞上去。余益庵听了很是高兴，他告诉贺龙：二十六师和鄂豫边特委已经好几个月没与中央联系了，以后的路怎么走，特委已派程克绳、陈雪怀两位同志去上海找中央领导请示去了。眼下能承蒙贺军长关照，指点迷津，那是再好不过。接着便叫来程兴民，让他先把红三军以熊德山为主的200多名伤员带回陈、何二湾分院，嘱咐要用最好的药治疗和护理红三军的伤员。在红三军政治部的帮助下，程兴民于当日下午把伤病员接回，分散安排到农户，又安排专人进行护理。

贺龙对二十六师接受200多名伤病员，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接着把一路上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形说了，还说鄂北与湘鄂西很多地方相近，他回后会建议中央把鄂北划归湘鄂西领导，便以方便与中央联系。

这时，传令兵报告，说在宜城流水沟附近发现一股敌人正朝着这儿奔来。贺龙遂与余益庵告别，决定去南边的钟祥，攻打县城，然后返回洪湖。”

中午时分，贺龙率部队朝钟祥开拔。余益庵则抄小路，带着马三光等政工干部回到了苏区。

贺龙到钟祥后，很快攻克县城，后旋至来到潜江县城。接着，于11月3日渡襄河进至杨林口、竹根滩之线，凭河抗敌，与敌黄新、刘培绪两旅激战四日后遂向潜江以南之新沟咀方向撤退。这时，部队分布襄河南北两岸，贺龙居北岸，段德昌师居南岸，潜江、沙洋等处遍为红区。

武汉行营何成濬得知后，即派张振汉率该师黄旅及刘培绪旅，王药字旅前往清剿。预定计划，第一步肃清北岸之贺龙部，第二步收复潜江，第三步收复沙洋。并以刘培绪旅附山炮二门为第一纵队，11月26日夜向张截港之匪进剿，四十一师之二四六团为第二纵队，亦于26日夜向渔新河、永隆河匪进剿。27日第一纵队占领关吉口，申刻占领灰埠头，毙匪甚众。尔后两纵队向张截港会剿。28日，贺龙率部与敌激战，将四十八师一部敌旅长徐德佐击毙。后部队又开往天门、钟祥、潜江、应山等县游击，最后回到湘鄂西苏区。

贺龙把襄枣宜苏区及鄂豫边的情形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作了汇报，夏曦认为，鄂北军队的散漫作风源于缺乏上级的管理和指示，于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便向中央报告，建议这一区域划归湘鄂西领导。其间11月17日，中央在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复信中明确答复：鄂豫边以后直接归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但由于战事频繁，夏曦一度竟忘记了这件事情，始终没有派出巡视员到鄂北巡视，以至于鄂北的同志遇到紧急问题，拿不准主意时，四处找党，甚至跑到鄂豫皖特委去请求指示。

这便是贺龙与段德昌在宜城刘猴集会师和邓中夏被罢官的全部过程。

▲邓中夏（1894∽1933），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省宜章县人。1911年入县高等小学堂，后考入郴郡第七联合中学。1915年春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系），受李大钊影响开始研究马列主义，1919年5月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20年3月参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18日来到长沙，与老朋友毛泽东商量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参加到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任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1922年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和中央执行委员，1923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3年4月，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总务长。10月，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杂志。1924年在《中国工人》第二期发表《我们的力量》，批评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所提出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幼稚的论点。1925年4月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九江，与李立三、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开会，坚决主张举行南昌起义。1928年2月任广东省委代理书记；同年6月18日与周恩来、瞿秋白一起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0年7月19日回到上海，9月被派往湘鄂西苏区领导红二军团和苏区工作，坚决地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1931年1月王明篡夺中央领导权后，9月底被撤销全部职务。1932年秋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15日晚被捕，同年9月21日被杀于雨花台，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