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今世今生（四、五）

四、母亲的意外伤害和父亲的负面影响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家庭和全国劳动人民的其它农村家庭一样，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康庄大道。由单家独户的耕种模式转变成互助合作的模式，并逐步向人民公社大集体道路迈进，保证了农民生产生活稳定的局面。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的父母亲平心静气兴高采烈地投身到一九五二年的互助组生产运动时，不幸发生了。
一次我的母亲在参加互助组集体劳动时，身体不慎遭到了严重的意外伤害，导致母亲内脏破裂，出血不止。因为那时医疗条件差，医疗水平落后，不能得到有效的医疗救治，数月后，母亲不幸离世。母亲因受内伤严重，生前那种被伤痛折磨的样子难于言表，一家人亲眼目睹了母亲是在万般痛苦中走到生命尽头的。我们心如刀绞，但却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痛苦地离去，父亲拥着我们姐弟三人嚎啕痛哭。母亲临终时，只有四十二岁，我们万分痛惜，母亲逝世后遗体安葬在凤凰嘴祖坟墓地，我们永远怀念母亲。
母亲逝世的重大变故，让我幼小的心灵感觉到我在家庭中应该有所担当，我好像长大了，看到家庭当时暗淡的处境，并逐渐懂事，明白了父亲生活的不易。
首先是在解放前夕，盗匪猖獗，社会上都知道我家富裕，父亲忠厚可欺，导致爷爷被土匪绑架勒索，父亲几经周折，花了三百大洋，才将奄奄一息的爷爷赎回，不久爷爷便离开人世，而后奶奶也因伤心过度撒手人寰。接着，我的两个哥哥也不幸先后夭折的同时，父亲弟弟刘遂太的夫人王世清也先后病逝。这些雪上加霜接二连三的重大打击，像大山一样重重地压在父亲身上，全由父亲一人承担，父亲太不容易了。
公元一九五二年我六岁，二姐十一岁，大姐十三岁，此时的父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这个不甚明世事的幼子身上，放弃了两个姐姐的学业，竭尽全力，一心抚育我这个后来居上的男丁，看护我的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两个姐姐身上，父亲全心全意供我上学，培育我快点长大，能成为一个有担当能持家起顶梁柱作用的男子汉。我是家里受宠重点，两个姐姐是我的保护伞，我的一切都优于两个姐姐。由于一家人对我的娇惯、放纵，打小就让我顽劣无知，让两个姐姐吃了很多苦，直到上学后，我才有点懂事，我感激两个姐姐的抚育，特别是大姐，我是在大姐肩膀上长大的，我和大姐形影不离，我很依赖大姐，我额外敬重大姐，我更感激父亲对我的疼爱和养育。
公元一九五四年，母亲离世两年后，父亲再婚，为我迎娶了继母。继母叫程秀珍，沈家河人，娘家程家营，和我父亲也是同岁，人也很漂亮，对我也很好，我一直叫妈妈。继母也就像妈妈一样喜欢我，对我关爱周全，直到我二十二岁结婚前夕，一九六六年秋，继母重新回到她原来的家。因为她在部队当兵的儿子，复员后结婚生子了，需要她关照。所以就此和我父亲和平分手，过后我很遗憾，我很同情我的父亲，也很想念继母。继母有一儿一女，都比我大和我的两个姐姐差不多。那时继母的儿子在当兵，她的女儿也没上学，就经常来我家看望她妈妈，我叫她小英姐，她也很喜欢我，只要她来我家，我们就像亲姐弟四人，很融洽很开心，每次来我家都会玩些日子，和我很亲近，每次走时总觉得恋恋不舍。
继母的儿子复员后参加工作了，恰好不久我也参加工作了，并且都在供销社一个单位，再后来我们都分配到烟草站，他是司机。这时，我已任职了，他正好成了我的我的司机。在这期间，我们为妈妈的事儿心照不宣，怕互相伤了面子。公元一九八八年，继母因年老生病，不幸离世，我带领单位的职工去吊孝了，但却没在他家吃饭，一是怕听到闲话；二是给继母留下尊严；三是避开我二人的尴尬。继母享年七十八岁，我们二人在单位退休前，都一直互相暗中照应，我一直怀念这段情谊。
五、我的农村生活磨练
回顾我农村时代的生活经历，童年时代家庭经过的磨难虽不堪回首，但我的日子还是甜蜜的。一九五二年秋我入学了，启蒙老师任子厚，太平龙巷人，因我堂哥的关系，任老师对我很好，和我父亲关系也很亲密。学校就设在我们刘家祠堂叫凌眼小学，离我家不足一里，上学很方便。任老师离家远，回家去来都靠步行，一星期回去一次，很不方便。我父亲会时不时给老师送些生活用品，如香油、猪肉、粮食之类，我在学校受到老师格外的关照，家里也很放心。我在本村小学三年，顺风顺水完成三年级学业。一九五五年转入刘河村完小，读四至六年级，校长张俊本，也是龙巷人，对我也很器重，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一九五八年秋，我顺利的考上了太平中学，在太平中学读书的三年，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躲过了农村吃糠咽菜的困苦生活。因为那时国内生产的农产品都还了苏联“老大哥”的债了。在学校虽然吃的稀一点，但都是真正的粮食，还有石河畈南瓜山种的蔬菜作补充。
一九六一年秋，我初中毕业，从此告别了九年的学生时代。回到了农村，投身到农村社会主义大建设的运动行列，成了建设家乡，改造家乡的一名有文化、有理想、有追求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劳动者。那年我十六岁，我心甘情愿的没有奢望的与土地为伍，没有选择的专心致志的在农村一干就是十三年。
在这十三年里，我参加了农业生产各种繁重、复杂的体力劳动，一开始我装过病，旷过工，但时间一长，我适应了。我学会了种地、锄草、打场、晒粮、收割、堆垛、育秧、栽种、犁田、耙地、扬场、打杂，掌握了农业季节的更替，学会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懂得了家庭个人的生存法则和技巧。
十三年里，我出的远门，就是和大家一起兴修水利、筑大坝、修铁路。我修过排子河、红水河、丹江干渠；我修过铁路洪山头段，这些都是大工程，时间都很长。我多次在这些工地当过事务长，其余时间就是和大家在家乡轰轰烈烈种地收获，战天斗地干革命。最有意思的是每年稻谷收割后的季节，稻田也不用水了，堰塘的水也所剩不多了，每个堰塘都有鱼，我们全村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差不多有二三十人，就计划好，每天趁中午歇晌的机会，去堰塘地逮鱼。家家都有鱼罩，大家顶着烈日，不怕曝晒，一个中午逮一个堰塘，每次都有收获，大家在逮鱼中收获快乐，尤其是逮到堰塘最大的鱼时，大家都跟着享受快乐。这样的活动能延续半个月左右，年年如此，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样的机会。逮的鱼吃不完，家家都晒好多干鱼。
在此期间，我的两个姐姐先后出嫁。大姐生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六三年和本村青年朱均元结婚，一生务农，二0一六年病逝，享年七十七岁；大姐夫朱均元，生于一九四0年，二0一三年病逝。二姐经人介绍和太平店胡家嘴胡用鄂结为夫妻，二姐夫在农村信用社工作，二姐夫生于一九四二年，二0一八年病逝。二姐生于一九四一年，现在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我也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结婚，爱人姚焕芝，是邻村乔岗人，是同学也是亲戚。生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和我同岁，人很漂亮。结婚后志同道合，夫妻恩爱，孕育二男二女，家庭完美。值得庆幸的我是本村当时唯一的一个初中生，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但因家庭成分偏高，但凡与政治沾边的事都与我无缘，但村里与墨水有关的事，都还用上我了。比如当个记工员记个账，工地司务长、人口普查之类的工作都非我莫属。同时我还做得一手好饭菜，款待过来村的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工作组同志和下乡检查指导工作的各级领导及电工、抽水、犁地的师傅。
十三年里农村生活磨练，我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懂事的、稳重的受人尊敬的编外干部。因为，我为集体利益提出了很多合理化的有益的建议，纠正了生产过程中不少偏差错误，坚持真理，做出了很多让人称赞的事情。比如提议丈量村里的每块土地，落实真实面积，给群众干活记功省去了大量麻烦。建议在农田缺水的边界，修建了几座小型抽水泵站，让边远水田缺水问题得到解决，从此边远水田不再撂荒。合理布局旱改水，既节省劳力，又增加产量。充分利用地形地貌，测量开挖引水渠道，让大泵站供水均匀受益。在田园种植规范化播种方面，我公开干预了那些不负责任方向机操纵人员，好好的一块一块地被他不负责任的播得弯弯曲曲，给种棉花的预留行留下隐患。而我敢毛遂自荐挺身而出，亲自操纵方向，把所有地块行距播得笔直规整，得到群众称赞。以后每年麦行播种的方向机操纵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到我身上，过后我回想，也可能别人就没那水平。在种田规范化方面，就种地园田化，沟垄规整方面，我也多次做出了榜样，我的精湛的技术受到好评、表扬，被推广到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