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襄军网 纪实文学 襄阳古代文学史|第八章 名才并集文学之盛

襄阳古代文学史|第八章 名才并集文学之盛

吴仕钊

  • 第八章名才并集文学之盛

第八章导语

南北朝时期南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之长子箫统,被列为襄阳十大历史名人。萧统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还积极参与国家政务。他洞察民间百态,事无巨细皆详加查究,常怀宽恕之心,深得民心,被誉为仁德之君。他对佛教有深厚的信仰,设立了“慧义殿”作为佛教教义的学习与研讨场所,吸引众多有声望的僧侣参与。

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史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诗文总集,汇集了从先秦至南朝的众多文学作品,对后世文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此外,他在历史观念上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历史不仅是事件的记录,更是人性、道德和社会的变迁。萧统的仁德之心也广为人知。他事母至孝,对母亲丁贵嫔极其孝顺,日夜侍奉,不离左右。他对百姓也充满同情心,曾主张对犯人从轻发落,显示出他的仁厚和爱民之心。尽管萧统的政治生涯短暂,仅活到三十一岁便去世,但他的影响力和成就却在文学、历史和文化上留下了深远的印记。他的文化活动不仅限于编纂《文选》,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文人聚会,推动了南朝文学的繁荣。

在襄阳研究昭明太子萧统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文学价值。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收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初期的重要文学作品,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学作品,还反映了各种文体的发展路径,对后世文学创作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自隋代起,学者们对《文选》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选学”。唐代学者如曹宪、李善等对《文选》进行了注释和研究,使其成为后世读书人学习辞章的重要书籍。研究昭明太子有助于深入理解“选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昭明太子本人也是一位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文学发展有一定影响。通过研究他的作品和思想,可以更好地理解南朝时期的文学风貌和文化氛围。

二是历史文化价值。襄阳与昭明太子有着深厚的渊源,昭明太子出生于襄阳,其母丁贵嫔也与襄阳有深厚渊源。研究昭明太子有助于深入了解襄阳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襄阳在南朝时期的政治、文化地位;襄阳人对昭明太子的崇敬和纪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文学情结和崇文尚德的传统。昭明台作为纪念昭明太子的重要建筑,历经多次变迁,见证了襄阳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昭明太子在襄阳的遗迹和传说,如昭明台、文选楼等,成为襄阳地方文化的重要象征。研究昭明太子有助于增强襄阳人民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推动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三是学术研究价值。《昭明太子集》是研究萧统的重要文献资料,其版本众多,流传日久,对这些文献的版本校勘、源流考等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古代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昭明太子的研究涉及文学、历史、文化、宗教等多个学科领域。例如,昭明太子信仰的研究,揭示了人神之际的转变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推动相关学科的交流与发展,拓展学术研究的视野。

四是人物品德与精神价值。昭明太子品行高尚,仁爱、孝义、进取,深受时人称赞。研究他的品德和事迹,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道德教育的素材,激励人们追求高尚的品德和道德境界;昭明太子及其作品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如对文学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昭明太子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本章将对“昭明太子”的才学品德做一些介绍。

 

  • 德才并集选学贡献

 

研究襄阳古代文学史,不能不研究昭明太子。历史上有两位太子生于襄阳。一是蜀汉后主刘禅,一是南朝梁武帝之子萧统。一人留芳百世,一人贻笑大方。

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曹操打败袁绍后,南击刘备,备“奔刘表”,表“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次年,火烧博望,大败曹军。十二年,刘备三顾诸葛亮于隆中。“先主屯樊”。翌年秋七月,曹操南击刘表,“备弃妻子”,与诸葛亮等南走。

刘备所弃之妻子,即刘禅及其母甘夫人。甘氏,沛(今江苏辖地)人,系刘备住小沛时所纳之妾。后“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刘禅生于建安十二年,此时刘备屯兵樊城。次年,曹操挥师南下时赵云怀揣之阿斗,不过周岁左右。所以说刘禅生于荆州所辖之地的襄阳樊城。

南朝梁武帝萧衍,曾以雍州刺史之重任镇守襄阳,娶原籍谯国(今安徽亳县)生于樊城的丁令光(即以后的丁贵嫔)为妾。齐中兴元年(公元501年九月,生长子萧统。次年,萧衍乘齐内乱,夺取帝位,统两岁立为太子。

两个太子虽同生于襄阳,但他们所起的作用与对后世的影响却不一样。刘禅作了40年的皇帝,为三国时期所仅见;萧统作了近30年的太子直至去世未当上皇帝(萧衍在位46年),在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刘禅17岁即位后,对诸葛亮说:“政由你,祭则寡人。”清闲自在;国亡后迁于洛阳,仍“乐不思蜀”,给后世留下了扶不起的阿斗“美名”;而萧统却招集文人学士,编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文献。萧统去世时,都城(今南京)号泣满路;而刘禅逝世后惹得世人嘲笑未巳。

‌昭明太子萧统在文献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主持编撰了《文选》‌。这部作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诗文总集,选录了从先秦至南朝梁的诗文辞赋七百余首,共三十卷。萧统在编撰过程中,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注重文章的情感和文采,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文选》不仅保存和传承了中华文化,还推动了文献学和编辑学的发展。它选录了130余位作者的750余篇作品,涵盖了赋、诗、骚、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移、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38类文体。这部作品在当时和后世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被誉为“昭明文选”。此外,萧统还编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英华集》二十卷等作品,进一步丰富了文献学的宝库。他的文学观注重形式和典雅,讲究文采,重视抒情言志和教化功能,反映了当时文学理论和批评思想的发展。‌

萧统(501年-531年5月7日),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郡兰陵县(今江苏省丹阳市)人。南朝梁宗室、文学家,梁武帝萧衍长子,梁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长兄,母为贵嫔丁令光。 萧统于天监元年(502年)被册立为太子。他举止大方,在东宫以仁德而闻名,受朝野及百姓爱戴。后因“蜡鹅厌祷”一事,父子产生嫌隙。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统因病早逝,时年三十一岁。谥号昭明,葬安宁陵,史称“昭明太子”。天正元年(551年),其孙萧栋即位,追尊萧统为昭明皇帝。大定元年(555年),萧统第三子萧詧建立西梁,再加庙号为高宗 。

萧统酷爱读书,笃好玄学,在太子位上广纳人才,勤于著述。当时东宫号称有书近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被认为是自晋、宋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他主持编撰的《文选》(史称《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七百余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诗文总集,后世形成专门研究《文选》的“选学”。

 

第二节  昭明文选文学典范

 

《昭明文选》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文集,收录了自周代至南朝梁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包括诗、赋、文、记、论等多种文体。这部文集被誉为“文章宝库”,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书被誉为文学的典范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包括:

《陈情表》‌:这是南朝梁代文学家骆宾王所作的一篇辞章,内容真挚感人,表达了作者忠诚为国的情怀,被誉为中国古代辞赋之冠。《岳阳楼记》‌:唐代文学家范仲淹的代表作,以其雄浑豪放的文笔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著称,被誉为“豪放派”代表作之一。《洛阳纸贵》‌: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散文,以其清新明丽的文风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而备受推崇。等等文章,千古垂范。

《昭明文选》的文学价值历来文学界好评,其影响也十分深远。该选本不仅收录了众多经典作品,还注重文章的文采,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主要艺术标准,多录骈偶之作,集中了汉魏六朝文学的主要精华。这部文集被誉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昭明文选》版本信息极为丰富,有全本全注全译的版本,包括原文、作者简介、篇旨、注释、语译和评析。特别是注释非常详尽,生僻字词都标有拼音,地名和典故也有详细的出处解释,对学习古文非常有帮助。

四版《文选》对比,各有特色,均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和文学的反映。《文选》体积庞大,内容丰富。历来编选都很关注。迄今,可以看到四仲版本的《文选》。

简体横排《昭明文选》。60卷全部囊括在内。简体字虽然看起来容易,但里面有很多生僻字和复杂的词汇,比如“子虚”和“乌有”先生是虚构的人名,“亡是公”也是个人名,还有那些“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之类的句子,没有注释和义疏,可能给读者一头雾水,感觉自己就是个“文盲”。

中华书局的三全本《文选》。这套书一共有六册,以1977年书局影印的胡克家重刊宋尤袤本李善注《文选》为底本,参考了《六臣注文选》等版本。虽然没有校勘记,但在必要时会在注释里说明校改依据及异文。全书中避讳字、异体字或明显误字都会径改。这套书的注释和翻译放在各段之后,对疑难字词做了注音释义,一些词源典故也做了注释。翻译以直译为主,并努力译为韵文。总的来说,读这套书可以了解《文选》的大意,适合初学者。

吉林文史出版社《昭明文选译注》,这本书由“选学”相关专家参与注译,内容相对丰富一些。翻译选择“意译”的方式,是根据撰稿人的理解作出了明确的注译,力求读者能对书中的诗文辞赋完全理解,并能全面贯通。

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文选》,全套《文选》12册,据清人周心如旧藏之清嘉庆胡克家刻本分册影印,用纸讲究,印刷清晰,正文字大加粗,注释略小而细,对眼睛比较友好。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文选》全6册,也是以胡克家重刊本为底本,进行了标点整理,改正了一些明显错误并把原书附录的“文选考异”分别附在了所属篇章之后。

《文选》收集了先秦至齐梁间辞赋诗文共七百余篇,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确实不为过。李白和杜甫对《文选》的热爱众所周知,陆游也说“文选烂,秀才半”。如果你也对这本书感兴趣,不妨试试这几版《文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

 

  • 古代文学留风遗产

 

‌昭明太子萧统的古代文学遗产主要包括他主持编纂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文选》诞生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纸张昂贵的古代,以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但作为储君的萧统利用国家资源,成功编纂了这部巨著。《文选》不仅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也为后世的文化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萧统自幼聪敏,读书勤勉,5岁时就能读遍儒家的“五经”,12岁时就能主持讲解《孝经》。他的文学素养极高,身边聚集了一批文人名士,形成了文人圈子。萧统不仅自己创作了许多宏文佳作,还通过《文选》的编纂,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和传承。他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使得他被誉为“史上最完美太子”。萧统的文学活动也十分令人欣赏,他在年轻时曾随其师沈约在乌镇读书,并在镇江的南山上广泛阅读。他的藏书丰富,达到了三万卷,并经常与文人学士讨论文学。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也为《文选》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昭明文选》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在古代文学中留下了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文学创作方面,一是提出了文体分类与范式:《昭明文选》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这种细致的分类体现了对文体辨析的深化,为后世提供了文体参考范本,使后世能够清晰地了解汉魏六朝文学的发展轨迹。例如,其对赋的分类,从京都赋到田猎赋等,为后世赋体创作提供了明确的范式;二是分析了写作手法与风格传承:《昭明文选》收录了大量经典之作,其中蕴含的写作手法与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体现了当时作家的创新精神,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南朝文学作品中对庄老典籍的引用,使玄学内容更具文学化意象,这种风格在《昭明文选》中得到了体现,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启发。

在文学理论方面,一是提出了区分文史的理论基础:《昭明文选》有意识地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分开来,这反映出当时对文学特征和范围的进一步认识,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划分提供了明确标准,奠定了区分文史的理论基础;二是推动文学理论研究:《昭明文选》的编纂和流传,引发了后世对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例如,唐代的“文选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学者们通过注释、评点等方式,对《文选》中的文学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推动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在文学教育方面,一是为科举考试提供了重要范本:从隋唐开始,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昭明文选》因其内容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成为士子们的必读书目。唐代士子们对《文选》研读至深,甚至出现了“文选学”。宋代也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说明其在文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二是培养文学素养:《昭明文选》收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的优秀文学作品,为后世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有助于培养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

在文献价值方面,一是保存丰富的文学资料:《昭明文选》保存了大量先秦至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中许多作品若非《文选》收录,可能早已失传。它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二是反映文学发展轨迹:通过《昭明文选》的编排和选文,可以清晰地看到先秦至南朝文学的发展脉络,包括文体的演变、文学风格的转变等。

《昭明文选》的影响不只局限于中国,对东亚文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昭明文选》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还对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后,受到当地文人的高度重视,成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经典,对这些地区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留下的珍贵遗产很多。瑰宝中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便是《诗经》,它见证了古代诗歌的形成与发展,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风貌;再如《红楼梦》,则展示了古代社会的阶层固化、封建礼教等问题。这些作品不仅是中国文化史的见证,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而《昭明文选》的留风遗产却更为全面、系统而深远。

 

本章小结:一个人的生命不在长短,一个人的名声能够永垂千古,关键看其在哪方面有所建树。昭明太子箫统以《文选》垂世,成为千而百年来文人学士的导师,颇能说明这一点。为了彰显昭明太子箫统在襄阳的文化影响,有助于进一步研习者的深入探讨,本章特作如下附录——

 

本章附录:萧统及其《昭明文选》

 

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具有文学批评著作的价值。他在文学上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他曾为陶渊明作传编集,可见他的文学观点与萧纲等人并不一致。他在《文选序》里谈到选文的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文选序》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作品。

《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选录了自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包括诗歌、辞赋和其他杂文三大类,共三十八种文体,七百五十二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有一百二十九家。选入的多数作品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佳作,基本上囊括了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所包括的时代虽长,但由于他选文的标准着重辞采,所以选录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详近,重视南朝作品。该选集所确立的文学观念,以及分门别类选录文章的标准,都成为后世同类著作的楷模。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以后,就得到广泛流传。后代文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了所谓的“选学”,至今不衰,可见这部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时代背景

南朝梁代文学呈现出十分明显的阶段性,这与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学问家的梁武帝不无关系。梁代中后期出现的两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的编纂,其实都是梁武帝文化政策、文学趣味、生活好尚的某种折射。

成书过程

萧统是《文选》的编纂者,这在《梁书》《南史》及《隋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萧统的《文选序》也有清楚的表述。由于是书规模宏大,选文精审,后人每疑其非出自一人之手,进而推测东宫众学士中有人参与,并实指以文才深受太子信爱的刘孝绰以及王筠等最有可能。 据《梁书·刘潜传》,刘孝绰两个胞弟刘潜(孝仪)和孝威在安北晋安王萧纲的掾属任上丁母忧,时间也始于中大通元年。这也就是说,刘孝绰在为太子仆后不久即丁母忧。昭明于中大通三年(531)四月病逝,其时刘孝绰兄弟正在服丧期间。如果《文选》的成书定在中大通元年至二年,这正是刘孝绰服丧期间,因而根本不可能参与其事的。从现存的各种史料推断,《文选》的编纂,只能是出于萧统之手。

《文选》编纂的过程和成书的时间,史无明确的记载,考察这个问题,也只能依据其时选文的通例和萧统逝世前几年的经历,做出大致的判断。依据“不录存者”的旧例,其成书的时间,当在普通七年(526)后,因为梁代入选的作家共十人,其中最后去世的陆倕,即逝于此年。而普通七年,又是萧统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是年十一月,其母丁贵嫔重病并逝世,统性至孝,侍疾和服丧三年,几至毁形。又据《南史》本传记载,统因为母寻求墓地及墓侧埋鹅等事,使“末年多忌”的梁武帝大为震怒,父与子矛盾激化,“(武)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由此而迄终,大约是四年多时间,太子都处于悲痛和惊恐之中,应是无心顾及选文之事了。那么《文选》的最后定稿,当在普通七年(526),准确地说,就在此年十一月母病之前。如果说萧统是在及冠年(天监十四年正月)就开始纂文,及其成书,前后历时约为十二年。而其文集前十卷的编纂,据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言:“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载,盛德备乎东朝。”应是普通三年(522)。所谓“谨为一帙十卷,第目如左……如其后录,以俟贤臣”。初编应是十卷,时年二十二岁。至于后十卷的编纂以及全集合为二十卷,应是在他逝世后编成,这从继位太子萧纲所作的《昭明太子集序》可证。

作为对上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总结,《文选》总结前贤的编辑宗旨与当时的文学批评潮流是相一致的。毫无疑问,萧统对前代文学有着极高的评价,而对当时的浮糜文风颇有微词,这与其“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萧统编纂《文选》也是为后人提供学习的范本。另外,《文选》收录有大量的应用文体,如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等,也体现出了这一目的。

文学观念

首先,萧统持文学发展的观点,认为“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即从事物发展的规律看待文学发展,文学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每个时代都有优秀的文学作品,而编纂活动就是要把每个时代的文学主流编入。虽然他评价扬雄的汉赋“劝百而风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即认为他的作品没有起到劝诫君王的作用,但是他仍然收录了汉赋,因为汉赋是汉代文学形式的主要代表。这正是坚持文学发展观点论的结果,所以在《文选》中收录的文章有着时间的跨度和每个朝代文学特色的代表作品,也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删去其作品,做到了全面且有时代代表性。

其次,文学审美的自觉。文的自觉强调抒发个人性情,强调区别于诗言志的传统,逐渐出现诗缘情的理论主张,也出现了众多文学创作。山水诗的出现便是明证。《文选》中谢灵运的诗歌大都借景物抒发个人情感,“庄老告退,山水方滋”,那些充满玄言神秘的玄言诗歌,被直抒性情的山水诗代替,成为文学自觉的绝佳注脚。这种山水诗与温柔敦厚的儒家教化诗歌相对应,扩充了文学的题材。文学审美的自觉还体现在对形式美的追求上。萧统在《文选序》中指出“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而与篇什杂而集之。”萧统认为史赞、史论、史序等文章入选原因在于这些作品有“综辑辞采”“错比文化”的特点。从这点人们可以看出萧统对于文章中的文采追求和形式的重视。 [5]

选文标准

对于《文选》的选文标准,在学术史上说法甚多,大致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沈约”说、“文质彬彬”说。第一种观点源于《文选序》,认为沉思和翰藻是指文学创作方面要多用心思,但后被其他学者理解为仅针对史论的创作,并不能够代表所有作品。而沈约说则是从按照沈约的评价视角来看选文标准,也并未得到许多人的认同。而第三种观点则是从文章的整体风格来概括,即以儒家“文质彬彬”的审美风格来评说其选文标准,但是读者总能找到不符合“文质彬彬”审美趣味的文学作品的存在,例如《文选》中大量地存录了许多汉大赋,说明汉大赋在萧统眼中是符合要求的,但是从汉大赋讲究形式华美语言雕琢的情况来看,显然与“文质彬彬”中强调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主张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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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仕钊

吴仕钊:文学硕士,教授,作家、社会文化学者。有民办教师、职业中专教育、宣传部、文联和党校工作背景。著有《外国文学自学指导》《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指南》《伍子胥传》《孟浩然诗传》《慈悲大洪山》等专著,发表过大量的诗歌、文化散文、随笔杂谈之类的文字。在诗经文化、宗教文化等传统文化领域,主张向通俗化、大众化研究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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