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代文学史|第四章 诗文嬗变延及秦汉

吴仕钊

第四章 诗文嬗变延及秦汉

第四章导语

诗与文的结合，是战国晚期向秦汉散文大赋过渡的一种文学趋势。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赋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作“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

诗文结合，由赋到散文化的嬗变，逐步趋向哲理议论，引物连类的秦汉文章，是有其特定的文学背景的。秦汉文学指的是从秦统一中国（前221年）到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的文学。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初步开始自觉的时期。秦代虽然统一了中国，但在文化文学上成就甚微，传世的作品仅有极少数的诏令奏疏法律文书及刻石文等。汉代则是中国的封建盛世，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思想活跃，文化呈多元综合形态。武帝时汉帝国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加强中央集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初建后，刘秀重建封建集权思想，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文士的政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同时清议风气形成，儒家思想衰微，老庄思想抬头。在这样的环境中，“引物连类”的文章，顺势而为，在文章中通过引证或引喻某一事物，而连带及于同类的其他事物的文章就诞生了。

在秦汉文章中，“引物连类”这种手法在写作和论证事理方面都有广泛应用，对后世也有影响。唐代的韩愈在《送权秀才序》中提到：“其文辞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宋代的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也提到：“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清代的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盫随笔·粤歌》中也提到：“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

秦汉文学的主要主要贡献就表现为赋、散文和诗歌三种文体。赋是汉代最盛行的文体，分为骚赋、大赋和小赋。汉初以骚赋创作为主，武帝到东汉中期为大赋的鼎盛期，东汉中期以后，小赋勃兴。汉赋以大赋最为代表，其创作模式和手法对后世文学产生过较大影响。汉代散文主要有论说散文和史传散文。论说散文由先秦诸子发展而来，汉初最发达；史传散文主要在先秦历史散文基础上发展，出现了《史记》、《汉书》这样的巨著。汉诗包括乐府民歌和文人诗，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叙事为主，多用比兴铺陈。

本章就从这几个特点出发，予以介绍。

第一节  诗文结合余绪逶迤

时序推移到战国晚期，楚地诗歌向着诗文结合的方向发展，逐渐由此演化为赋的文学形式，此时的散文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还保持相对的独立，就着前期散文发展的惯性不断有新的作品出现。

‌战国后期诗文结合主要体现在文学形式和创作风格的创新与发展上。其背景，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体诞生，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楚辞的开创者是屈原，他的代表作《离骚》是楚辞的杰出代表。楚辞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发展了五、七言的形式，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这一诗文结合的文学形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汉乐府民歌、五言诗等文学形式都是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乐府民歌多采用五言形式，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情感。《古诗十九首》等五言诗在情感表达和艺术手法上都有楚辞的痕迹，善于抒情并运用比、兴等手法。

‌战国晚期楚国的散文作品主要是《楚辞》中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屈原的《离骚》和其他楚辞作品‌。屈原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离骚》通过丰富的想象和象征手法，表达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和个人遭遇的悲愤，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外，战国晚期楚国的散文还有一些历史散文，如《战国策》中的篇章。虽然《战国策》并非全部出自楚国，但其内容涵盖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思想观念。这些散文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战国晚期楚国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由于屈原等的影响，一些作家也便效仿骚体文学，代表作家庄忌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一点，

庄忌（约前188年－前105年），会稽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一说由拳（今浙江嘉兴）人。今江苏苏州也好，今浙江嘉兴也罢，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都属于楚国。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名严忌。庄忌是西汉辞赋家。与邹阳、枚乘等唱和，是梁孝王门下著名作家。作品仅存《哀时命》一篇。此赋感叹屈原生不逢时，空怀壮志而不得伸。此赋纯属骚体，保持了由贾谊开创的西汉早期骚赋所具有的特点。感情真挚，篇幅短小精悍，是咏屈赋中的佳品。诚然主要是感屈原身世、掇屈原哀愁之作，但联系严忌仕吴又游梁而都不尽如意的经历来看，显然也是缘情而作，抒发了作者自己那“夫何予生之不遘时”之哀。在艺术形式上，它是学屈原之文辞的典型拟骚诗，尽管袭成屈骚之幽深，猎得屈骚之华艳，但模拟之迹大显，创造之意无多，因而古今都评价不高。

据《汉书》著录，汉初创作“屈原赋”类作品最多者是淮南王及其群臣。淮南王有赋82篇，其群臣有赋 44篇，但已几乎亡佚殆尽，仅存一篇题为淮南小山所作的《招隐士》，见于《楚辞章句》。王逸说：“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前人多从此说。但王夫之认为：“义尽于招隐，为淮南招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闵屈子而章之之意。”今

日一些学者觉得这两说皆未妥，乃据诗中呼唤“王孙”之语而认为是招淮南王刘安之作。详其诗意，推想其创作背景，似乎仍以王夫之的说法有理。汉初从高祖至景帝这几代帝王都不重文士，文士没有仕进之途，隐匿民间、潜伏山林乃为自然之事。淮南王刘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故小山之徒作此诗以表明刘安招怀隐士之意、渴求俊彦之思。“王孙”一语，即非特指“与楚同姓”的屈原，亦非特指刘邦之孙刘安，而在汉初已用为对人的尊称。此诗虽然也属典型的拟骚之作，却是师法屈骚以寄托真情，并非模拟屈骚而无病呻吟，因而能借鉴楚辞艺术创造出奇崛清丽的境界。它在参照屈原以及宋玉的作品中关于山林溪谷的描写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生动地描绘了高峻而险恶、幽深之作，表现了楚歌的气魄宏大，感情深沉。作者在这慷慨悲凉的咏唱之中，抒发了帝王忧国、游子思乡和老人嗟时的丰富复杂的思想感

情。朱熹因而赞叹说：“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之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

出身于市井、得天下于马上的刘邦，缺少文化又不爱文章，所好楚乐多为家乡小调，所作楚歌也只是寥寥短章。可是，刘邦的楚歌之作，则反映了战乱刚止、百业待兴之际的文学创作开始恢复时的面貌。刘邦的子孙，因过着优裕的生活，受到良好的教育，便不满足于民间楚歌，进而喜爱体制宏大、文辞富丽的楚辞了。刘邦之子、赵王刘友所作的《幽歌》，便是用楚辞体式写成的篇幅稍长的诗歌。其诗比较充分地抒发了作者对吕后迫害庶子的愤懑之情，可谓字字饱含血泪，句句充满幽怨。它的艺术性虽然远远不能与屈骚相比，甚至也不及刘邦的楚歌，但基本上类于楚辞格调。它显然是对楚辞十分熟悉的作者自觉仿效楚辞的产

物，反映出汉初诗歌创作开始走上了继承楚辞传统而向前发展的道路。

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使得文化教育可以正常进行和文学创作随之逐渐活跃。楚文学的高度成就和楚文化的主导作用，又使得汉初文人好辞而爱赋。于是，汉初社会便形成了读楚辞、作辞赋的风气，汉初的诗歌创作也很快在继承楚辞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显示出这一成就的作品，乃是贾谊的骚体诗。

贾谊的骚体诗之所以被推为一代风骚，是其在风格上表现了当时文士的思想和创作倾。一是其情感真挚，多有哀怨之声，抒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与哀怨。如《吊屈原赋》中，他以屈原的遭遇为切入点，表达了对自身命运的感慨，情感真挚而深沉。这种情感基调与屈原的《离骚》一脉相承，反映了骚体诗“哀怨”的传统]。二是句式灵活，多用“兮”字。继承了楚辞的句式特点，以六言为主，掺杂五言、七言，长短句错落有致，形式灵活。同时，贾谊在诗中大量使用“兮”字，增强了诗歌的咏叹语气和音乐性。三是想象丰富，意境开阔。其骚体诗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营造出瑰丽的意境。例如《惜誓》中，他通过描绘屈原神游太空、思今忆古的场景，展现了开阔的境界，体现了骚体诗“神游”的美学特征。四是比兴手法的运用，继承了屈原“引类譬喻”的手法，善于通过自然景物或神话传说来寄托情感。如《鵩鸟赋》中，以鸟与人的对话展开，既体现了对命运的思考，又增强了作品的寓言性。五是融合南北文学传统。贾谊的骚体诗并非单纯的屈骚模仿，而是融合了北方赋的传统。他的作品既有屈原的浪漫主义色彩，又继承了荀卿赋的四言句式和说理倾向，形成了独特的“混合形态”。从贾谊骚体诗风看，不仅更进一步地拓宇于楚辞、扬厉于楚赋，而且综合了诗文的多种文体因素、融会了诗文的各种表现技法和修辞技巧，从而形成了以相互问答成文、以铺张扬厉成势，以骋辞蔚藻成色，能够全面而细致地描摹客观世界，具有诗体所不及的艺术功能的大赋体制。它鲜明地突出了楚文学的“以大为美”、“以丽为美”的审美特征，集中地反映了汉人继承和发展楚人的审美意识和美学观念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而且比较充分地显示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作用。因此，它的出现，是楚文学终结和汉文学形成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楚文化终结和汉文化形成的标志之一。嗣后，汉赋便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而称雄文坛，文人大都以相如赋为是瞻而扬其波。

楚辞兴而楚赋成，骚体兴而汉赋成。战国后期的楚文学发展与西汉前期的汉文学发展看来颇有相似之处。之所以会如此，则在于两者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有着相似之处，在于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余绪和演变。但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学自战国晚期被楚文学推入独立发展的自觉时代之后，还有着随西汉的社会统一而在全国巩固其独立的地位。宏观地审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显赫繁盛一时的汉赋的确有着古今人们所指出的种种弊病，以至于畸形发展而“遂使繁华损技，膏腴害骨”，背离了文学的根本性质而用之不长、行之未久。然而，汉赋之所以显于世，自然有其客观必然性，这就是它乃文学进入独立发展的自觉时代之初，显示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价值和独立意义的必然表现，是人们的文学价值观已经形成之后的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文学的独立发展，也必然是按照始文而后质、进至文质统一的规律而发展的。没有弘丽的汉赋，也就没有秀雅的魏晋文学，也就没有文质彬彬的唐代文学。因此，由楚辞楚赋嬗变而成的汉赋之兴盛，是在楚文学开辟的道路上，在中国文学独立发展的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文学高潮。

第二节 散文嬗变哲理连类

秦代的诗赋几乎完全没有流传下来，但秦代的散文还保存有几篇，它们又大都出自生于楚而仕于秦的李斯之手。人们因此说，李斯是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

李斯（？一前208），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师事荀况，入秦为客卿，佐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出任丞相。秦二世时，为赵高所诬而被杀。世传一些秦代的刻石文字，如《泰山刻石》、《之罘刻石》、《琅玡台刻石》等，大都是他的手笔。《史记》本传中还录有他的几篇奏疏文字。在他的作品中，为人所称道的只有他作于统一前为秦王客卿时的《谏逐客书》。此文引史于远，取譬于近，摛藻敷采，铺文排句，颇具屈骚、宋赋之风，而且其中一些文字也直接脱胎于《鹖冠子》。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此文作于李斯入秦未久之时。他在统一后的作品，大概是受北方文化浸润已具特色。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春秋战国时代过渡到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开端。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很相似，时间短，但对下一个朝代的影响却很大。一个是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短短15年，但对后世影响却很大。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始皇消灭了其他六个强大的战国，终结了长期的战乱，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设立郡县，整合了土地，规范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使得国家有了统一的行政和法律系统。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所表现的特点，也十分突出，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后，秦朝迅速陷入内乱，最终在公元前206年被刘邦推翻，刘邦随后建立了汉朝。

历史上另一个时间较短的是隋朝。隋朝之后是大唐的兴起。大汉与大唐都是在较短时间的朝代之后而勃然兴起的，历史的惊人形相似令人深思。

秦朝之后的汉朝出现“文景之治”，不是历史的偶然。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当时的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钱粮，府库的粮食和铜钱非常充盈。这一时期的统治局面，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文景之治时期，文学创作迎来了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数量增多，题材广泛，涵盖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多种形式。许多文人墨客活跃于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风格逐渐从战国时期的粗犷、豪放转向细腻、温婉。文学作品更加注重情感表达和艺术性，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进步和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歌中常常描绘自然风光和人民生活，散文则更多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文关怀。辞赋则以华丽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展现了当时的文化繁荣。文学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文学创作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还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多文学作品通过赞美国家安定、人民富足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文学流派逐步形成，如汉赋的兴起，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然而，汉赋又多多表现楚文学的风格，尤其是在散文方面，贾山、贾谊、晁错、邹阳、枚乘等人，纷纷撰文以论古今、说治术、陈时事、述义理，使得政论散文大行于世。且贾山之文疏直激切、贾谊之文气势奔放、晁错之文沉实深刻、邹阳之文激昂慷慨、枚乘之文情采并茂，以致其时的散文多姿多态而斐然可观。其中

最有先秦遗意、最明显地体现了楚文学传统者，乃是贾谊之文。

贾谊的骚体诗作，冠于西汉诗坛；贾谊的散文，也被公认为是西汉鸿文。其散文代表作《过秦论》和《陈政事疏》，都是千古传颂的名篇。尤其是《过秦论》，最为古今人士所称誉。此文洋洋洒洒，大气磅礴，有似《庄子》之汪洋恣肆；纵横论说，尽所欲言，有似战国纵横家说辞之淋漓酣畅；又多铺排之语、骈丽之词，颇得屈骚宋赋之韵致。而且其行文饱含情感，写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

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乃流露出钦羡之感；写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乃表示出憎恶之情；写秦王朝“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乃浮涌出嘲讽之意。这种缘情造文、以文达情的艺术表现，正是楚文学的优良传统。另外，它虽然是一篇总结历史经验的论说文，却不拘限于战国后期发展成熟的论说文所通常采用的逻辑论证方式，而是借助铺张渲染、对照映衬等多种艺术表现方式以突出论

点，使得论点因其高度的艺术表现而更加深刻警人，这亦可谓继承和发扬了楚文学不拘成法、熔冶诸家各类艺术的创新精神。因此，它既有楚文学之遗风，又显示出楚文学在汉初与中原文学融合发展中的嬗变，从而表现了一些汉代散文的特征。《陈政事疏》开篇即震撼人心：“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於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其文学特点突出。一是

‌篇幅宏伟，结构分明，据《汉书·贾谊传》记载的部分已经长达五六千字，这在我国散文史上堪称空前巨制。尽管篇幅较长，但文章脉络清晰，结构分明，开篇对天下形势进行了总结，并依次论述了“一弱藩”、“二靖边”、“三安国”等内容。二是‌气势磅礴，情辞恳切，开头浩浩荡荡，喷薄而出，言辞尖锐，直言不讳，理直气壮。贾谊在文中多次使用“痛哭”、“流涕”、“叹息”等词语，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使得文章情理相融，情辞恳切，令人读之畅快淋漓。三是‌说理严谨，形式多变，贾谊在文中运用了多种论证方法，如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和比喻论证等，使文章既严谨周密又形象生动。例如，他通过对比夏商周和秦二世的兴亡来论述太子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比喻汉匈关系来增强说服力。四是‌擅用修辞，手法多样，贾谊在文中大量使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使句式整齐，音韵和谐。他还运用了比喻、夸张等手法，如以“抱火厝薪”喻国家局势，“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等，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五是‌思想深刻，内容丰富，该文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在思想上也有深刻的见解。贾谊通过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深刻观察和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把握，展现了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独立的思考能力。文章内容涉及弱藩、靖边、安国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他全面的政治见解。

由这些篇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文学的嬗变情况。无可否认，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与演进。在秦汉时期，文学嬗变呈现出几个情况。一是出现由“吏隐”到“文人”的嬗变：在秦朝时，因焚书坑儒等政策的影响，儒家文化受到严重打击，士人多选择隐居或担任官职。而到了汉朝，随着汉高祖刘邦的推崇和恢复儒学，儒家文化重新兴起，士人开始从政并且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抱负，形成了以文人为主导的文学群体。二是文风渐变。秦朝的文学以独具特色的“木铎文”为代表，追求简洁直接、语言粗犷的风格，反映了当时实用主义的思潮。而到了汉朝，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文学开始崇尚典雅、见微知著，注重修辞技巧和艺术表达，文风逐渐变得华丽起来。三是文学题材扩展。秦汉时期，作家们的文学题材开始扩展，不再局限于史记和传记，涉及到了诗、赋、辞章、乐府诗、小说等领域。人生哲理、社会现象、历史传说、神话传说等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样性和思想的自由发展。四是兴起乐府和曲子。秦汉时期，乐府诗和曲子开始流行。乐府诗是以音乐伴奏演唱的民歌形式，多为诗歌和乐曲的结合，表达民间的喜怒哀乐和社会民生。曲子则是反映社会风俗、爱情故事的音乐作品，形式上比诗歌更加流畅和动听。总体说来，秦汉时期的文学经历了由隐逸的吏隐文学到士人为主导的文人文学的嬗变。文学风格从朴实直接转变为华丽修辞，题材扩展和多样化，乐府和曲子兴起，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篇章。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为后世文学作品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此时期，哲理散文，继承楚文学的余绪，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秦汉‌哲理散文。具体说来，‌哲理散文‌是一种以散文的形式讲述哲理，启迪人生的文章。秦汉之际的散文，多表现叙事说理，‌引物连类的特点。前面讲到的《过秦论》和《陈政事疏》等文，都有叙事说理的特点，此不赘述。‌引物连类的散文‌是指通过引用各种事物或现象来比喻和说明道理的散文形式。这种散文常常通过丰富的比喻和生动的描写，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此类散文具有‌比喻丰富、‌语言优美、‌思想深刻等特点。中国古代文学中，‌荀子的《劝学》‌是引物连类散文的经典之作。文中通过“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等比喻，说明了学习的重要性和不断进步的可能性。荀子通过这些生动的比喻，阐述了“学不可以已”的道理，强调了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重要性。

‌秦汉时期的散文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到的《谏逐客书》、《过秦论》、《治安策》之外，还有《吕氏春秋》、《论积贮疏》、《盐铁论》、《论贵粟疏》等‌。这些作品在文学和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门客集体编著，书中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该书通过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论积贮疏》系贾谊的政论文，讨论国家粮食储备的重要性。‌《盐铁论》是桓宽的政论文，讨论了盐铁专卖等经济政策。‌《论贵粟疏》是晁错的政论文，讨论了重视农业的重要性。这些作品不仅在文学上有较高的成就，还在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们反映了秦汉时期的社会状况、政治思想和文化发展，是研究秦汉历史和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些引物连类的散文在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能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还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抽象的概念和道理。这种写作手法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尤为常见，许多经典作品都采用了这种手法。在现代文学中，引物连类的手法仍然被广泛运用，成为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三节  以文彰显怨而不怒

楚国文学的影响，屈原、宋玉等辞赋的余绪，延及秦汉，影响以此已降的中国文学。具体说来，汉代以后，历代大凡有成就、有影响的文学家，可以说都少不了或菀楚文学之鸿裁、或猎楚文学之艳辞而从事创作。而在文学史上开一代之风气的文学大师，就得楚文学之情尤多，承楚文学之意尤深。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汤显祖等人的作品，无不鲜明地体现出忧国忧民而“发愤以抒情”、求真求美而肆心以适己的楚文学传统。

“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开近代文学风气之先的龚自珍（1792—1841）这一著名诗句，很有代表性地说明了楚文学沾溉后世文人的巨大影响。尽管楚文学传统，因不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要求和规范而不为历代统治者提倡，但实际上却始终主导着古典文学的发展。由于楚文学合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并且以其高度成就而使得中国文学跨入了独立发展的自觉时代，独立发展的古典文学也必然会沿着楚文学开辟的道路，弘扬楚文学传统而演进。

秦汉以降一个时期，文学终因附会谶纬的愚妄和章句的烦琐，力量越来越虚弱，而古文经学的影响则越来越扩大，终于压倒了今文经学。

东汉的文学，在今文经学和谶纬的迷雾笼罩之下，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响，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表现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这个特征，在襄阳古代文学中，由于“楚人好巫”，谶纬的迷雾尤浓。但也随着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视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文章和学术著作主要是和经学的区分愈来愈显著。“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经学家的对立和分化，又有经学家和文章家的对立和分化。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矛盾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随着文章家的出现，文章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用途更广泛了，文学形式的运用和变化也愈来愈复杂了。文学思想仍以王充的观点最为明确和进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经学著作的区别，强调“造论著说之文”（诸子或政论散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的创造性和政治性；认为文章应起“劝善惩恶”的批评教育作用，“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他从“疾虚妄”的思想出发，反对一切“华伪之文”。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则是它们的杰出代表。它沿《史记》的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继承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蹇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为最著名。它们反映

了东汉中叶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有时代意义。但思想文采俱逊于西汉政论文。

东汉的赋不如西汉的兴盛。司马相如的影响还存在，如班固的《两都赋》。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亦开始转变。张衡《两京赋》在夸张铺叙中引入针砭现实的议论，《归田赋》则突破了旧传统，抒发抑郁的感情，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桓、灵之世，更出现一些强烈抨击社会黑暗的抒情小赋，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赵壹是汉末名士，其作品愤世疾俗，完全是“党人”精神的体现。

东汉“乐府”继承西汉的传统，也采集民间声乐与歌谣。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它们以多样的形式，现实主义的方法，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别是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强的残酷压榨下，人民饥饿贫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东汉末年，还有不少谣谚，揭露政治社会的黑暗腐败，直接痛快，简短有力。伟大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正是在活跃的民间故事、民间歌唱的基础上的产物。它创造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典型妇女形象。

东汉文人诗有四言的旧形式，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由于汉以来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西汉民谣即有整齐的五言形式。东汉乐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东汉的文人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今存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它们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没落时期剥削阶级的思想情绪。它们是汉末黑暗动乱社会中一般下层文士毫无出路的痛苦呻吟，反映了汉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它们以“比兴”的方法，谐和而鲜明的语言，创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风格，成为所谓“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之一。

以文彰显的风气，司马迁等人被视为“文章家”。但也不能将司马迁与其他“文章家”同日而语。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是其所蔽也。”虽然是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是其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深远。就襄阳名士而言，‌习凿齿的史学观颇得司马氏之精要。首先，‌习凿齿的治史风格和司马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习凿齿的著作《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汉朝为正统的立场有一定的相似性。习凿齿在叙述三国历史时，以蜀汉刘备为正统，魏曹操为篡逆，认为晋司马氏虽受魏禅，但应继承汉祚。这种正统观念的坚持，是受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朝正统观念所影响。其次，‌习凿齿的治史方法和司马迁也有一定的联系‌。习凿齿在治史过程中，注重史实的考据和史书的编纂，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治史方法有一定的相似性。习凿齿的著作《汉晋春秋》记载了近三百年的史事，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到西晋，他在叙述三国历史时，对史实的选择和编排都显示出严谨的态度。当然，习凿齿的治史理念和风格，则更多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的影响，而非单一的历史人物影响。我们研究襄阳古代文学史，不能不把习凿齿与司马迁相联系相比较，令我们看到习凿齿的治史风格和方法与司马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从而看到《史记》的史学和文学影响。

我们知道，《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怨而不怒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在文学作品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尤其是在诗歌中，能够通过节制情感来达到更加深刻的效果。在乐府诗中，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也有所体现。例如，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主人公刘兰芝被休回家后，面对母亲的责备和社会的偏见，她内心充满了怨恨和不满，但她并没有直接表达愤怒，而是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节制的语言来传达她的痛苦和无奈。这种“怨而不怒”的表达方式使得诗歌的情感更加深沉和复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乐府诗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通过节制情感来表达更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这种表达方式不仅在古代文学中常见，也在现代文学中有所体现，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手法。

在‌汉魏之际，怨而不怒的文学作品有嵇康的《幽愤诗》、阮籍的《咏怀诗》、晋宋时期谢灵运的《临终诗》和南朝谢晦的《悲人道》等‌。这些作品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文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的不幸际遇和悲哀心情。

嵇康的《幽愤诗》表达了他对个人遭遇的不平和愤懑，同时对时局也有深刻的反思。阮籍的《咏怀诗》则通过隐晦的方式抒发了对时局的忧虑和对人生的感慨。谢灵运的《临终诗》则是在他生命即将结束时，对人生和命运的深刻反思。谢晦的《悲人道》则是对人生无常和世事艰难的感叹。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汉魏六朝文学中以“悲哀怨愤”为美的审美风采，反映了当时文人对命运的忧虑和对人世的悲观情绪。

本章小结：战国末期的辞赋强烈地影响着此后的文人写作，屈原、宋玉等人的影响，则以李斯、贾谊、桓宽、晁错等的文章发展而行于文坛，以致影响司马氏的《史记》版本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