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璞 ｜长征精神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研究

张 璞

长征精神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研究

 

摘要： 长征精神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的伟大战略转移中，是党和红军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淬炼出的精神丰碑。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对长征精神的五重概括为基本框架，从哲学高度系统阐释长征精神作为“原生态政治逻辑”的内在机理，深入剖析当代精神困境的深层症候，并探索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激活方式。研究认为，长征精神不仅是一种历史遗产，更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智慧，它蕴含着信仰生成的原始机制，回答了“人为什么能够为超越性目标而献身”这一根本问题。在当代信仰重构的语境中，长征精神不是需要被”保护”的文物，而是需要被“激活”的基因。通过制度赋能、故事赋能、实践赋能、文化赋能等多重路径，长征精神能够从“历史记忆”转化为“信仰自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 长征精神；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原生态政治逻辑；信仰重构

 

一、引言：在悬浮的时代寻找精神的重力

 

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不缺，除了信仰。

物质从未如此丰裕，信息从未如此通达，选择从未如此多元。然而一种普遍的”空心病”却在蔓延——人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一切，却很难说清楚“为了什么而活着”。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仰危机：不是不信了，而是“信无可信”的冷感；不是价值冲突，而是价值真空；不是找不到方向，而是连”找方向”这件事本身都显得荒诞。这是一种悬浮的生存状态：脚不沾地，心无所系，人被抛入一个没有重力场的空间，轻盈得令人窒息。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毛泽东在甘泉县象鼻子湾面对300余名红军将士，发表了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著名讲话。他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他接着阐述道：“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6]”

这段话写在革命最艰难的年份，却没有一丝绝望的气息。它不像政论，更像诗篇；不像分析，更像宣言。它是信念的自我宣告。毛泽东没有说“我们终将胜利”，而是说“我们就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胜利不在未来，就在此刻的精神形态之中。这是一种将信仰从“未来完成时”扭转为“现在进行时”的语言革命。

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伟大长征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6]”这一概括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基本框架。

本文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时代之问：当一个民族在物质丰裕中遭遇精神悬浮，当信仰从“为之赴死”的价值变为“用来牟利”的工具，我们能否从历史的深处打捞起那一簇未曾熄灭的精神火种，让它在当代重新燃烧？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长征精神不仅是一种历史遗产，更是一种“原生态的政治逻辑”，它蕴含着信仰生成的原始机制，回答了“人为什么能够为超越性的目标而献身”这一根本命题。在当代信仰重构的语境中，它不是需要被“保护”的文物，而是需要被“激活”的基因。所谓“原生态的政治逻辑”，是指从革命的鲜活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政治智慧——在理论和实践尚未被体制化、教条化之前，它回答的是政治生活中最原始也最根本的问题：红军为何而战？红军信仰什么？红军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这些问题在长征途中不是哲学系的课堂讨论，而是每一天的生死抉择，是每一次行动背后无需言说的前提。

论证将沿着四个层次递进展开：首先，回到长征精神本身，从五重维度揭示其作为一种“原生态政治逻辑”的内在结构和信仰机理；进而，以此为参照，对当代“信仰断层”做出深层诊断，揭示断裂的不仅是历史与当下，更是信仰的存在方式本身；接着，探索“基因激活”的可能路径，即如何将长征精神从“被讲述的历史”转化为“被实践的生活”；最后，在哲学高度上重构这一原生态政治智慧的当代话语，使其真正成为回应当代问题的思想资源。

 

二、何谓长征精神：原生态政治逻辑的五重维度

 

长征精神不是事后总结的道德教条，不是在会议室里“提炼”出来的精神条目，而是在血与火的锻造中、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在与群众朝夕相处的日常中自然生长的精神形态。它之所以被称为“原生态的政治逻辑”，是因为它回答的是政治生活中最原始也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长征途中不是哲学系的课堂讨论，而是每一天的生死抉择，是每一次行动背后无需言说的前提^[8]。

所谓“原生态”，包含三重意味。其一，它是从实践中生长出来的，而非从理论中推演出来的。长征精神的所有内涵，都能在具体的政策、行动和制度中找到源头。它不是学者在书斋中“建构”的体系，而是干部和群众在生存斗争中“活出来”的法则。其二，它是整体性的生活形态，而非碎片化的道德条目。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独立自主、紧密团结、依靠群众，这五重维度在长征中不是彼此独立的”精神内涵”，而是同一个生命体的不同侧面。其三，它具有自我生长和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原生态不是“原始”或“粗朴”的意思，而是说它像种子一样，内含着在不同土壤中生长出不同形态的生命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播种机”，播下的种子会在新的土地上”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一）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绝境中的信念逻辑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文字写于1930年1月，正值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之一。根据地被包围，红军力量弱小，党内弥漫着“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然而毛泽东看到的不是眼前的困境，而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长征途中，这种信念被推向了极致。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被俘后掏肠就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的民谣，记录了当地人民见证悲壮场景的痛心。漫漫长征路，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但正是这种“革命理想高于天^[1]”的信念，支撑着红军将士翻雪山、过草地、闯险关。

这是一种怎样的信念逻辑？它不是基于眼前数据的理性推算，也不是基于宗教式的盲目相信。这是一种在“不可能”中看见“必然”的穿透力，是对历史规律和人民力量的深度信任。从哲学上说，这种信念逻辑包含三个关键环节：本质对现象的穿透——信念不是无视现象，而是穿透现象抵达本质；必然对偶然的把握——信念建立在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之上；未来对当下的照亮——真正的信念不是对“已成之事”的确认，而是对“将成之事”的预见^[3]。

（二）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绝境中的意志逻辑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远征。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物资供应之匮乏，在战争史上都属极端。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斗，歼敌数十万人，攻克700多座县城，攀越40余座大山，跨过24条主要大河^[6]。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是长征中最鲜明的品格。

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不怕”二字，道尽了这种英雄气概的本质。它不是不知道困难，而是知道困难之后依然选择前行；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怀着恐惧依然迈出脚步。这是一种“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的精神姿态。

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在哲学上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人的意志能走多远？它展示了意志对环境的超越——在同样的自然条件面前，红军选择了“过”，而不是“退”；它展示了集体对个体的超越——当有限个体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行动时，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集体意志”，这个集体意志的力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个体的力量之和；它展示了精神对物质的超越，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精神的力量被推到了极致。

（三）独立自主的求实精神：绝境中的认识论逻辑

谈长征，必谈遵义；谈长征精神，更要谈遵义；谈独立自主，必须谈遵义。因为毛泽东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935年1月，贵州遵义，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正在秘密进行。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决策需听命于万里之外的遥控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和湘江战役的血流成河，正是这种教条主义、盲目听命于“洋顾问”的恶果。更致命的是，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这种“失联”，反而成了历史转折的催化剂。中国共产党被逼到了“无人可问、无人可依”的绝境^[9]。

正是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全党：中国人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革命的规律，只能从中国的战场上去找。遵义会议不是一团和气的妥协，而是独立自主精神的激烈迸发。博古作主报告，将失败归咎于客观，推卸责任。毛泽东则长达近两小时的发言，如手术刀般剖析了李德的“图上作业”——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却不管战士要不要走路、要不要吃饭。他尖锐地反问：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何前四次反”围剿”能胜利？这直指核心：失败不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是我们丢掉了自己的法宝，拄上了别人的拐杖。

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2]”。此后，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扎西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党和红军领导人开诚布公地讨论、自主反思，实现了从“迷信”到“自信”、从“被动”到“主动”的关键转折。

“独立自主的求实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的革命。它重新定义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的合法性来源于实践，而非相反；它明确了真理的检验标准——“本本”不是标准，实践才是；它完成了主体的觉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宣告了人不应成为理论的奴隶。

（四）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绝境中的组织逻辑

长征是全党全军紧密团结的胜利。在极端危难的时刻，红军将士自觉服从大局，不惜牺牲个人和小团体利益来保全整体。长征沿途的六次会师，每次会师都是中国红军凝聚力高度统一的象征。

“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哲学本质是在“一”（整体）与“多”（个体）之间建立有机联系的组织智慧。它确立了“大局”的优先性——在生死关头，能否识别什么是“大局”、什么是“小局”，决定了组织的存亡；它建立了“纪律”与“自觉”的统一——长征中的纪律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被每个战士内化为自觉^[2]；它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长征中的决策不是一言堂，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等20余次会议都是开诚布公的讨论，但讨论之后一旦形成决议就必须坚决执行。朱德在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时坚定表示：“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2]”这种“民主讨论、集中决策”的机制，保证了决策的质量和执行的力量。

（五）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绝境中的根基逻辑

红军深知“兵民是胜利之本”。长征途中，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的支持。红军经过了彝族、苗族、侗族、藏族等十多个民族地区，虽自身缺衣少粮，处境艰难，但处处留下了血浓于水的军民情怀。

“半条被子”的故事更是传为佳话。三名女红军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看到徐解秀老人家中一贫如洗，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临走时将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老人。徐解秀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个故事，阐释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本质上回答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归宿问题：权力从哪里来？从群众的拥护中来；权力向何处去？向群众的利益处去。它建立了“执政”与“生活”的统一——政治在长征途中不是高高在上的抽象权力，而是渗透在“盐的问题”“米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之中的日常关怀；它创造了“被需要”与“被拥护”的良性循环——红军干部在“被群众需要”中获得了意义感，群众在“被关怀”中产生了信任；它揭示了“人心”与“江山”的辩证法——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citation:12]。国民党有飞机大炮，共产党有“铜墙铁壁”般的群众。结果，飞机大炮没有赢得胜利，“铜墙铁壁”却成就了江山。

 

三、信仰断层：当代精神困境的深层诊断

如果说长征精神是“原生态的政治逻辑”，是在血与火中自然生长的信仰形态，那么当代的精神困境则可以称为“信仰断层”。它不是信仰的消失，而是信仰与现实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表现为：我们知道长征精神的内容，却无法复刻它的力量；我们背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却难以体验那种“把群众小事当心头大事”的炽热；我们承认艰苦奋斗是美德，却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无力抵抗。这不是简单的道德滑坡，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精神危机。

（一）信念的工具化：从“为之赴死”到“用来牟利”

长征时期的信念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一种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信仰。当代社会并不缺乏“信念”，人们有理想、有目标、有追求。但问题在于，信念越来越被“工具化”了。人们相信某个东西，不是因为它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它有用，能够带来成功、财富、地位、认同。信仰变成了“成功学”的变种，变成了“吸引力法则”的包装。

当信念从“目的”变成“工具”，从“价值”变成“手段”，它就失去了那种“可以为之赴死”的力量。这是一种从“存在方式”到“策略选择”的降维。长征时期的信念是“我是谁”的问题，当代的“信念”更多是“我要什么”的问题。前者关乎身份认同，后者关乎利益选择。

（二）思想的教条化：本本主义的当代变种

毛泽东在1930年批评的“本本主义”——“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citation:11]——在当代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态。当代的“本本主义”表现为：文件崇拜（把“上级文件”当作唯一的工作依据）、经验迷信（用经验代替调查）、数据依赖（一切以“数据”为准，却不追问数据来源）。这是一种数字时代的“本本主义”，本本变成了“数据库”，唯数据论取代了唯书本论，但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本质如出一辙。

（三）作风的虚浮化：从“宁饿不扰”到“他人买单”

“不愿扰民”的作风，核心是为群众着想。长征时期的红军之所以能做到“宁肯挨饿亦不扰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将自身的生存成本转嫁给群众。这是一种把“信仰”与“为己”的界限划到极致的自律，绝不能因为自己的信仰而绑架群众，更不因此去骚扰群众^[2]。

当代的“作风”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形式主义大于实质内容，痕迹管理代替了真实工作。有的干部下基层，不是为群众解决问题，而是通过群众搞“土特产”；吃饭、用车，自己从未掏过“腰包”，那种“不扰民”的自律精神消失得一干二净。当干部把“为己”看得比“为民”重，把“自身生存”看得比“群众生活”重时，作风便从“实”滑向了“虚”。

（四）宗旨的悬置化：从“为人民服务”到“为指标服务”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在长征途中有极其具体的内容——帮群众挖井、盖房、解决几斤盐。毛泽东之所以把这些“小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是因为他深知：政治不是悬在空中的理念，而是落在实处的关怀。

当代的“宗旨悬置化”，表现为一种“程序正义”的空洞化——程序正义固然重要，却可能异化为按流程办事的冷漠。群众需要的不仅是“合规”的服务，更是“带温度”的关怀。当“为人民服务”变成“为指标服务”，宗旨就被悬置了。程序走完了，群众的“急难愁盼”却依然悬在那里。这种悬置，不是对宗旨的背叛，而是对宗旨的消解——用一个合规的空壳，掩盖了实质关怀的缺席。

（五）断裂的根源：三重关系的破裂

从哲学高度审视，以上多重“断层”的根源在于三重关系的破裂。第一，“信念”与“实践”的关系破裂，信仰被悬置。长征精神的五重维度有一个共同特征：信念与实践是一体的。而在当代，信念与实践日益分离——我们可以背诵信仰的文本，却不再以信仰的方式行动。信仰成为一种“知识”而非“生活”，一种“认同”而非“实践”。这是信仰的“博物馆化”——被供奉起来，却失去了在现实中生长的能力。

第二，“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破裂，个体被原子化。长征精神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孤立个体能够践行的，它需要“我们”的存在。而在当代，“我”与“我们”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人们越来越以“原子化个体”的方式存在，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孤岛，“公共”成为一个遥远的概念。

第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被颠倒，功利逻辑全面侵蚀。在长征的原生态政治逻辑中，信念、廉洁、奉献、进取本身就是目的，它们就是“好生活”的构成部分。而在当代的功利逻辑中，一切都成为手段：信念是为了成功，廉洁是为了不犯错，奉献是为了名声，进取是为了晋升。当目的沦为手段，精神本身就被掏空了。这三重关系的破裂，构成了当代“信仰断层”的深层结构。修复这三重关系，正是传承长征精神的根本任务^[7]。

 

四、基因激活：长征精神作为红色文化根脉的当代传承

“信仰断层”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长征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基因，其生命力不在于被供奉，而在于被激活。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保护长征精神”，而是“如何让长征精神活过来”，它不能只是一个被研究、被解读的“历史文本”，而应该成为一种可感知、可参与、可再生产的“精神实践^[4]”。

（一）基因定位：长征精神何以成为红色文化之“根”

将长征精神确立为红色文化之“根”，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从精神谱系的传承关系看，长征精神处于关键的枢纽位置。长征精神上承井冈山精神，下启延安精神，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既是革命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转折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期^[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

第二，长征精神蕴含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原型结构”。信念、为民、求实、团结、奉献，这五重维度几乎出现在党的所有精神形态中。长征精神就像一个“基因图谱”，包含了后来所有精神形态的基本要素^[5]。

第三，长征精神具有“原生态”特质，因此最具可激活的生命力。越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精神表述，越容易被“教条化”；而越是原生态的精神形态，越保留着自我生长的可能性。长征精神不是一套精致的理论，而是一种从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活的智慧。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播种机”，“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这种“种子”隐喻，本身就揭示了长征精神的生命力特征。

（二）从“历史记忆”到“信仰自觉”：传承的四个层次

长征精神的传承不是把历史知识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而是让历史的信仰力量在当代人身上重新生长出来。这需要经过四个层次：认知——知道是什么；共情——感受为什么；认同——选择成为什么；实践——活出所是。只有当长征精神从“别人的故事”变成“我的选择”，从“历史记忆”跃升为“信仰自觉”，传承才真正完成。

在长征出发地瑞金，当地团组织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万人同上思政课”活动，每月以一个本土红色故事为主题，由少先队名师工作室设计宣讲课例，引导少先队员“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瑞金还建立了全国首个以传播苏区精神为主题的校园展览馆，组织学生到红色旧址开展研学实践，已组织本土化研学实践活动400余批次，参与师生达10.3万余人。这种将红色教育从课堂延伸到现场的做法，正是推动传承从“认知”走向“共情”和“认同”的有效探索。

（三）激活红色基因：长征精神与当代价值的五重对接

长征精神不是需要被”翻译”才能被当代理解的”外语”，它本身就包含着可以回应当代问题的精神资源。关键在于找到对接点。

信念对接：从“小确幸”到“大意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对接的是当代的“意义饥渴”。当代人普遍感到的“空心病”，根源在于缺乏一个“值得为之活着”的目标。长征时期的信念告诉我们：真正能支撑人生的，不是小确幸的累积，而是对一个超越性目标的坚守。信仰不是从“实现了什么”中获得，而是从“坚守着什么”中获得。

求实对接：从“数据依赖”到“调查精神”。“独立自主求实”的思想路线，对接的是当代“独立思考能力的退化”。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反而越来越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我们转发、点赞、站队，却很少真正“调查”和“研究”。长征精神启示我们：真正的思想自由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想清楚了才说”。而“想清楚”的前提是“到实践中去”。

宗旨对接：从“各人自扫”到“公共关怀”。“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对接的是当代的“公共精神缺失”。长征精神启示我们：真正的“利他”不是道德说教的结果，而是在“被需要”中获得的满足。

进取对接：从“内卷焦虑”到“价值创造”。“创造第一等工作”的进取精神，对接的是当代的“平庸主义”和“内卷困境”。长征精神启示我们：真正的进取不是“比过别人”，而是“对得起自己”，“第一等”是内心的标准，而不是外在的名次。

奉献对接：从“精致利己”到“融入共同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对接的是当代的“原子化生存”。长征精神启示我们：奉献的本质不是“亏了”，而是“赚了”——它赚回了人与人的深刻联结，赚回了“被群体需要”的踏实感。

（四）社会赋能：让长征精神从“被讲述”走向“被实践”

长征精神的传承不能只靠“教育”——课堂上讲、书本上写、考试中背，这种“知识传递”式的传承无法产生信仰的力量。长征精神的传承需要“社会赋能”，让这种精神进入社会生活、进入制度设计、进入日常实践，成为可以“被操作”的行为准则。

第一，制度赋能：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贵州，遵义市纪委监委系统梳理长征期间严守纪律、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史实与故事，将其融入遵义会议会址讲解内容，让参观者在重温历史的同时感悟红色廉洁底蕴。该市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基地设置红廉主题展区，作为市委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内容，仅2025年前5个月就接待参观人员237批次10169人次^[7]。制度不是精神的敌人，而是精神的制度化，把信仰的力量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行为规范。

第二，故事赋能：用“叙事”激活“记忆”的情感力量。长征精神的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档案，而是一个个充满温度的故事。陈树湘掏肠就义、半条被子、飞夺泸定桥，这些故事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们触动人心。在贵州，“红飘带”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给出了生动的回答，全息影像让无名英雄“走”到参观者身边，机械帷幕将人们带回遵义会议现场，模拟寒流与风雪让“爬雪山过草地”有了实感。该馆亮相仅两年半，已演出超2200场，观看人数超75万人次，参观者自发写下了超过6.5万张留言。一个感动人的故事，胜过十篇说教的文章。

第三，实践赋能：创造“可参与”的精神实践场景。长征精神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可以做的选择”。在定边县，“中央红军长征入陕第一站”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开辟了9.9公里“重走长征路”体验线路，构建起“学、览、践、赛”四位一体的干部教育品牌^[6]。这种实践不是“体验式学习”，而是在真实情境中重建精神自觉。

第四，文化赋能：让长征精神成为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在四川民族地区，阿坝、甘孜、凉山三地打破地域界限，通过“实景体验+代际对话+公益兜底”的组合拳，构建起全域覆盖的红色育人新范式。在红原县红色文化大厅，没有枯燥的念读，只有泛黄的路线图、复原的野菜标本、磨损的草鞋——“生长在红军走过的地方，我们倍感自豪，更知责任在肩^[4]”。长征精神需要这种“民间化”的过程，从“文件语言”变成“生活语言”，从“政治话语”变成“文化话语”。

 

五、逻辑重构：原生态政治智慧的当代话语

长征精神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它代表了一种“原生态的政治逻辑”——在理论和实践尚未被体制化、教条化之前，从革命的鲜活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政治智慧。传承长征精神的核心任务，不是“保护”这种智慧，而是将其转化为具有当代解释力的思想资源，使之能够回应当代人的精神困惑。

（一）信念的重构：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略信念，在当代语境下可以转化为一种面对复杂局面的精神定力。信念重构的关键，是从“预测式思维”转向“承诺式思维”。长征时期的信念不是对“革命什么时候胜利”的预测，而是对“我为什么而战”的承诺。同样，当代的信念也不应该是对未来的预测（“我能成功吗”），而是对价值的承诺（“这件事值得我做吗”）。预测会因不确定性而动摇，承诺却能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定力。信仰不是对结果的预测，而是对价值的承诺。

长征揭示的信念重构方法，本质上是一场从“外在赋予”走向“内在生成”、从“理论空转”走向“实践检验”的深刻变革。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念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须在狂风暴雨中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当旧的认知框架在残酷现实面前碎裂，当个体在绝境中被迫调动全部生命能量去寻找依托，当集体在苦难中建立起超越生死的信任纽带，一种更高级、更具韧性的信念便由此诞生。

（二）价值的锚定：艰苦与奉献的当代意义

长征精神中的“艰苦”，并非儒家“安贫乐道”的个人修养，也非禁欲主义的自我折磨，而是建立在“人民至上”这一政治伦理之上的现代价值选择。在当代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的今天，长征精神中最值得汲取的，不仅是“患难与共”的作风，更是那种将个体生命融入宏大历史叙事的能力。

艰苦的本质不是“忍受匮乏”，而是“超越局限”。长征中的艰苦，是物质极度匮乏与精神极度丰盈之间的悖论式共存。它之所以能转化为战斗力，是因为红军将士的生命坐标中，嵌套了一个高于个体存亡的“参照系”，即民族解放与阶级平等的终极理想。如果艰苦仅仅是匮乏，那它只会催生痛苦和逃避；如果艰苦是超越局限，那它就演变为一种对自我潜能的探索和对旧世界的决裂。这种“超越性”正是当代社会最稀缺的精神资源。

在“人民至上”的伦理下，艰苦与奉献并非单向的损耗，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能量交换。对个体而言，奉献是确认自我价值、确证存在意义的途径。长征幸存者晚年回忆时，极少提及物质的苦，多自豪于精神的富足，这就是“艰苦”转化为“精神红利”的过程。对社会而言，当大多数人拥有高于物质的参照系时，社会运行的成本会大幅降低，信任会大幅增加。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仍需“标本兼治”的“治本”所在。

（三）民心的重估：铜墙铁壁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citation:12]，这个论断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当一个社会出现信任危机、党群关系出现疏离之时，重温长征“依靠人民”的实践，应当唤起的是对“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这一规律的清醒认识。

民心的重估意味着：政治的力量不在高楼大厦之中，不在GDP数字之中，不在武器弹药之中，而在亿万群众的心里。长征时期，国民党有飞机大炮，共产党有”铜墙铁壁”般的群众。结果，飞机大炮没有赢得胜利，“铜墙铁壁”却成就了江山^[9]。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大的政治资源是民心，最深的执政根基是信任。

当代的“民心”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当群众不再“把身家性命托付”的时候，当“红军共产党真正好”不再像当年那样发自内心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今天能否像长征将士那样，“真心实意”地对待群众的每一个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

 

六、结语：精神火种，何以燎原

历史从不重复自己，但历史的智慧可以照亮现实。

长征精神诞生于九十多年前那段血与火的岁月，它所回应的问题，如何在绝望中保持信念？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如何让权力始终服务于人民？却是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的根本命题。正因为如此，长征精神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智慧。

这种智慧之所以被称为“原生态的政治逻辑”，是因为它不是在书斋中推演出来的理论体系，而是在革命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生存法则。它不精致，甚至有些粗糙，但它真实、有力，且饱含生命温度。今天，当我们再次呼唤长征精神，不是为了从历史的锦囊中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为了从那种“在至暗时刻看见光”的精神姿态中汲取力量。

信仰从来不是外在的赋予，而是内在的建构。长征精神的核心启示或许正在于此：信仰不是在安逸中确立的，而是在磨难中锤炼的；不是在顺境中坚守的，而是在逆境中证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信仰危机”或许不完全是坏事，它迫使我们回到精神的起点，重新追问那些看似简单却始终有效的问题：我们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为了这份相信，我们愿意付出什么？

长征精神给出了一种回答。这个回答带着历史的沧桑，却也带着穿越时空的力量。它告诉我们：精神的火种一旦点燃，就不会真正熄灭。有时它可能会暂时黯淡，但终会找到属于新时代的燃烧方式。当年毛泽东说长征“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九十多年过去了，那些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的“播种机”，把长征精神的火种播撒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土地上，让它在新的土壤中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它只是在等待被重新点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8]。”是的，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依然要面临许多新的“雪山”“草地”和“娄山关”“腊子口”。因此，必须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奋斗的意志和团结的智慧，使之成为我们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高布权.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10-14.

[2] 朱虹,黎文嘉.新时代传承长征精神的实践路径与意义探析[J/OL].马克思主义研究网,2026-03-12.

[3] 姚崇.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信仰”[N].学习时报,2024-11-25.

[4] 潘金燕.从“符号记忆”到“精神共鸣”——四川民族地区构建红色育人新范式纪实[N].四川民族教育报,2026-07-17.

[5] 团瑞金市委.长征出发地的红色基因传承实践[J].中国共青团,2024(24).

[6] 陈晋.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标识[J].前线,2021.

[7] 定边县：“红色资源与文明实践”赋能精神文明建设[EB/OL].中国文明网,2025-11-25.

[8] 贵州深挖红色资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6-07-26.

[9]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0-22.

[10]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 龚世豪.长征精神的伟大历史意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07-21.

 

作者简介：

张璞，襄阳市中共党史学会特邀研究员。出版长篇小说、传记10余部。2017年起开始研究鄂豫边苏区史、红九军创建史和鄂北斗争史，8年多时间共写出《鄂豫边区史略》《红九军传》《程克绳传》《鄂北赤子高如松》《鄂北斗争史》《宜城苏区史》《鄂豫边文存解析》七部书稿及《红九军在鄂北的创建》《襄枣宜根据地的形成》等调研文章，其中《鄂北赤子高如松》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红九军在鄂北的创建》《襄枣宜根据地的形成》被收入《建党百年襄阳大事纪实》（郝敬东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

联系方式：thy3399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