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的精灵（第十三幕）

第十三幕：双重胜利
画面一：
1944年，抗战胜利的前夜，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直属的美械装备的武装特务一个支队，号称“青年别动军”，有一千余人，每人分别配备卡宾枪、汤姆式冲锋枪、左轮手枪、美制手雷四种武器。他们的头头是黄埔军校末期毕业生少将支队长兼前线副总指挥刘玉明。他带领这支部队来到大洪山里，窜至我鄂中抗日根据地柏兆山以西、随南枣林店以西的鲁家冲一带地区。直至1945年1月，武装特务气焰嚣张，屡次向我抗日根据地侵犯，大肆搜捕共产党员 、抗日工作人员和同情支持我军的进步人士和群众，使这个地区严重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画面二
李先念师长想拔掉这颗钉子，消灭这支武装特务，但日寇及曾在大洪山地区的国民党 主要兵力均有调动，敌情不很清楚。
1945年4月中旬，朱明达和郑绍文政委应戴焕章的邀约，到了杨家集，朱明达让胡仲藩和与我党有密切统战关系的刘海波、朱明哲弄清国民党军队的情况，直接报送李先念师长。
画面三：
胡仲藩等积极行动，利用军用电话与一二五师和六纵队联系,了解到大洪山除一二五师的两个团外，没有其他的正规部队。刘海波将敌情书面材料，交胡仲藩由六房咀越过大洪山六纵队警戒线，送到随南柳林店李师长手中。这样，师首长对前方和大后方的敌方的军事动态情况了然于胸，于是，消灭这支“青年别动军”的任务，就紧锣密鼓的策划起来。
画面四：
于是，李师长亲率十三旅三十七团，三军分区副司令员罗厚福及政治部主任侯政，率领十五旅四十四团三分区独立分团、二分区独立四团，以及京安、随县、京北、京钟 几个县的总队，投入战斗。我军开始行动时，国民党随县县长叫“青年别动军”不要固守。而不可一世的刘玉明却认为：他们有美式装备，又是戴笠的王牌，新四军不敢惹。即使打，新四军也经不住美式武器的冲击。
画面五：
1945年4月13日拂晓，我军于优势兵力完成了对“青年别动军”的包围。我军发动攻势后，顽京山县政府人员已跑得无影无踪整个办公大楼一片狼藉。我三七团四十四团分别从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向“青年别动军”发起攻击，敌人虽负隅顽抗，妄想凭借优势武器作困兽之斗，然而在我强大的能征惯战新四军面前，再强大的敌人，也只能是纸老虎一个，中看不中用。我新四军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歼灭了敌军，除极少数人向西南逃跑外 ，生擒少将支队长前线副总指挥刘玉明，俘虏、毙敌近千人，其中部长、科长以下军官75人，青年学生兵400余人，其余为士兵。缴获美式冲锋枪28支，自动步枪30支，卡宾枪、马枪440支，左轮手枪56支，重机枪一挺，子弹12780发，战马10匹，电台2部。
原来他们认为，战斗一旦打响，国民党六纵队、九纵队会来支援的，结果是这两支部队都被我军堵住，自顾不暇，哪有救援的份。
这次歼灭战给顽军以沉重的打击，这是顽敌没有想到的。这次战斗的胜利，对提高战斗士气，鼓舞战士的斗志，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战斗的胜利也是对友军统战工作的胜利。
画面六：
说到统战工作，这里有必要要交代一下朱明达这个人（朱明达，湖北襄阳朱集人，1913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双程区区委委员，襄阳、枣阳、宜城县委军事部长，中共鄂豫边区党委社会部侦察科科长，豫鄂边区行署公安总局侦察科科长，新四军第五师组织部联络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省公安处侦察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深圳沙琛宝边防公安局长、广东省公安厅处长、副厅长，连阳矿务局党委书记，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政协常委、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1985年离职休养），朱明达到达鄂豫边区不久，被分配在社会部任科长。1940年深秋的一天，朱明达带着密写的介绍信来到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杨学诚处，不久，又被杨学诚带到另一间房里。这时一位高身材的首长出现在朱明达面前。只见这位首长，穿一身灰棉布军装，打着绑腿，腰扎皮带，挂着手枪，齐耳的短发下有一双深邃明亮的眼睛，稍长的脸上，颧骨微微突出。朱明达正在思考这位首长是谁的时候，只听杨学诚介绍说：“这是陈政委，我们的陈大姐！”
朱明达慎重的双手将随枣地委襄阳枣阳宜城县委给他开的秘密介绍信递给陈大姐。陈大姐接过介绍信，看后问道：“路上不大好走吧！”朱明达回答道：“还好，我跟戴焕章是朋友，我大哥是他长期患难的知己，过他的防区，不会有什么问题。”
“什么，你跟戴焕章是朋友？具体说说。”陈少敏显得很高兴，连忙倒了杯水，递给朱明达。朱明达喝了两口水，润了润喉咙，便详细地汇报了有关戴焕章的情况。
戴焕章鄂豫交界的河南邓县人，邓县当时有两大豪强：一个外号叫丁大牙（即丁叔恒），掌握着千八条枪，钱多，地盘大，后台硬。另一个是戴焕章的胞兄戴理庭，虽只有好几百条枪，但与某些官场人物来往密切，和封建帮会及一些土匪首领亦有结交，能与丁大牙分庭抗礼。戴理庭死后，戴焕章继承兄业，仍与宿敌丁大牙对峙。后来丁大牙投靠了豫西南封建巨头，乡村自治派镇坪内乡淅川民团司令别庭芳。而戴焕章偏重于沿袭他哥哥的做法，搞江湖义侠那一套，终因势单力薄被赶出了邓县。丁大牙在河南省会开封登报诬陷戴焕章“汉奸”，戴被迫解散武装，不敢在河南存身，化名李中亚，领着一班残存人马，逃亡隐蔽在邓县以东的湖北襄阳边境地区。
戴焕章这个人性情豪爽，善交际为人讲义气，守信用。被赶出邓县后，很快便与原来的鄂西北地主封建势力接上了头。我胞兄朱明善素来与戴有交情，性情相投。在戴蒙难的关键时刻，把他及其家属、部属设法隐藏在我们亲友家，热情款待，并伴随戴在襄阳、武汉等地活动。朱明善和戴焕章都曾加入过青帮，而且辈份甚高，结识了汉口青帮头目、云南白药头目商店经理柏赓斋。此时，李宗仁在武汉，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柏赓斋是经营白药的巨商，与桂系人物来往甚密。于是，柏通过李宗仁的幕僚荐举戴焕章。适逢李宗仁想拉拢地方势力与蒋介石抗衡，又见戴焕章年轻有为，便一拍即和，由柏赓斋出活动经费，李宗仁收编了戴焕章影响下的襄阳、谷城、光化的武装，组成了第五战区右路纵队（共辖两个小队）。戴焕章抬出柏赓斋当纵队司令，自己为上校副司令兼第一支队长。至此，戴焕章正式投拜在 李宗仁门下,时间是1938年9月。不久，柏赓斋被免职取消纵队番号，两个支队合编为独立一支队，戴焕章为支队司令。
李宗仁收编戴焕章部等地方游杂武装，是有他如意算盘的。国民党军队之间矛盾重重，互相倾轧，各派系借抗日与剿共之机消灭异己， 扩充势力。桂系不属中央嫡系，李宗仁收编地方武装，一则可以“以夷制夷”，用地方势力对付多属本地籍战士的新四军，一旦这些“过河卒子”被新四军吃掉，也打不破李宗仁的铁饭碗。二则可以收买“民心”，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以便逐步扩大其地方政权势力，进而控制华中，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因此，戴焕章赫然成为“国军”后，李宗仁即把他摆在与新四军接境的湖北大洪山前沿的随县、安陆、京山、宜城、钟祥等县交界的地方带。浪迹江湖的戴焕章，当然不是瞎子，自有他的打算 。
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奋起抗击日寇。戴焕章是国民党队伍中有良心的中国人之一。他虽然出生地主豪强，但有民族自尊心，主张抗日。他痛恨国民党腐败无能，尤其对国民党的妥协政策和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深恶痛绝。他投身李宗仁门下，深知李宗仁用意。他已经感觉到：国民党没有多大的前途，跟随国民党没有多大的出路。对于共产党的主张，他是同情和赞赏的，他尤其佩服新四军的见识与胆略，从整日与之周旋的新四军和一山之隔的抗日根据地那里，他又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陈少敏听了以后很高兴地说：“我们正想进一步做戴焕章的工作，你这时来了正好。”听着陈少敏这充满信任和期待的话，一种战士接受艰巨任务的光荣感，在朱明达心头油然而生。望着陈少敏，朱明达又补充说：“这次我经过戴部时，戴焕章要留我在那里。当时我不干。我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不怕别人说你通匪？我又是被国民党襄阳县长蒋元扣押后跑出来的，不能公开露面。’他说：‘我也是抗日的，蒋介石混蛋，我对他们只是应付应付。我愿与你们暗里交好’。当然，戴想保存实力，想创造得到升迁的机会。”陈少敏点头明白。
“那好，那好。” 陈少敏沉思了一下，继续说道：“现在形势很紧张，国民党又要发动反共高潮了。你马上转去一趟，跟戴焕章搞统战，要争取他为我们提供急需的国民党反共战略情报。你看有什么困难没有？”“没有什么困难。”朱明达满怀信心的地说，“戴焕章曾主动的向我提出，为避免两军接触时发生误会愿意提供电台，双方联系互通情报。”
临行前，陈少敏送给朱明达一支日本手枪和一块日本手表说：“戴焕章喜欢炫耀自己，想取信于李宗仁，但还缺少门径和本钱，你把这支手枪和手表带去，就说是我送给他的。他还要什么，你随时跟我联系。”接着又嘱咐朱明达要小心谨慎做好保密工作以及如何搞情报、交朋友等。
离别了陈少敏，朱明达走了两天到了驻在国民党统治区宜城流水沟戴部。戴焕章接到陈少敏送给他的手枪和手表，非常高兴。激动地连声说新四军真够朋友，并要朱明达问候李先念好，陈少敏好。
以后，戴焕章真的像陈少敏分析的那样，又向朱明达开口要一些战利品。朱明达立即向边区党委作了汇报，陈少敏马上把一把战刀、甜红豆罐头、太阳牌香烟、太阳旗、和日本慰问袋等赠送给戴焕章。戴也真的用用这些东西送到五战区去炫耀自己，居然获得了李宗仁及五战区王参谋长等对他的高度赏识。
在戴焕章部，朱明达牢记陈少敏交给的任务，交朋友，搞情报。戴焕章把朱明达看成是新四军的使者，把朱明达安排到他的电台里，与他的台长马友芳、报务员、译电员岳修明、龙在天住在一起，这对朱明达的工作很有利。除了进行情报交流活动外，朱明达还积极而又谨慎的开展“交际“活动。由于过去有一些基础，加上戴焕章和朱家的特殊关系，不久，上至戴部的主要军官，下至厨子马夫，朱明达几乎都熟悉了。这次朱明达胜利的完成任务，回到边区党委社会部。以后边区党委和五师师部常抽派朱明达到戴焕章那里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