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讲习所里学真理,农民武装党指引
在武昌,高如松邂逅了他在襄阳读书时的同学——董紫绶(董振胞弟)和李金铭。见到同学,他欣喜不已,宛如在漆黑夜晚见到灯光、茫茫海洋望见彼岸舟航。就这样,高如松经介绍进入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红巷13号,其旧址原为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北路小学堂,有四栋房屋,是武汉市唯一保存完好的晚清砖木结构学宫式建筑。这是毛泽东于1926年11月,为培育革命火种,提议创办的,该提议得到三省国民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支持。四栋高台式建筑,第一排红柱青砖房舍为当年授课老师办公用房,正中悬挂的红色匾额“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题词由周恩来题写。讲习所第一排房屋正中间门前设有鲜红的党旗和入党誓词宣誓板,最为醒目。第二排中间是大教室;第三排双层砖楼是学员寝室;第四排是学员食堂。讲习所设有常委办公室、教务处、总队部等。毛泽东在常委办公室办公,常务委员还有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主持日常工作,周以栗任教务主任,陈克文任训育主任,季刚任事务主任,郭增昌任总队长。北伐战争胜利后,武汉成为革命者的集聚地,来自全国17省的800名学员,在此习文练武、聆听教诲。此后,高如松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领袖导师毛泽东和恽代英、方志敏、夏明翰、陈毅等,以及国民党左派及进步人士瞿秋白、李立三、陈荫林、于树德、李汉俊、何翼仁、李达等任课教师,并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习政治、军事和实际斗争经验。高如松一踏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便被校内火热氛围所感染,此前被敌人追捕东躲西藏的疲惫一扫而空。校园内张贴的“到农村去,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国民革命是农民,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等标语,更加坚定了他“实行农村大革命,从事农运工作”的信念。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在校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们身穿灰布军装、脚穿草鞋、打着绑腿、头戴斗笠。每天清晨5点,起床号响,学生们携枪迅速到操场集合,进行两小时军事训练。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军训时长增至四小时,每周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军训结束后,学生按号音整队进食堂就餐,八人一桌,早餐为馒头、稀饭,中、晚餐有六个菜及米饭面食,导师毛泽东与学员一同就餐。
就餐结束后,高如松和大家一同走进大教室,聆听老师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阳光明媚、和风轻拂、杨柳依依,一位身材魁梧、身着灰色服装的老师走进教室,用浓重的湖南话与大家打招呼,随后在黑板上方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个大字。毛泽东撰写这篇文章是为答复党内外对农村革命斗争的责难。为此,毛泽东同志到湖南进行了三十二天考察并写下此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坚持己见。他们的错误在于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潮流吓倒,不敢支持已兴起和正在兴起的伟大农民革命斗争。为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一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陷入孤立无援之境。1927年初夏,国民党敢于叛变并发动“清乡运动”,正是利用了共产党这一弱点。这篇论文简洁明了、条理清晰,既有陈述总结,又有论证和宣传鼓动。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和确凿的事实论据,讲述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在“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看法上的偏颇与荒谬。毛泽东主席逐条分析、摆事实讲道理,让学员在听课中明辨是非。他讲完“糟得很”和“好得很”后,用形象的图画阐释农村农民“所谓过分的问题”,强调不矫枉就不能过正的道理。毛泽东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共授课25节,是所有教员中讲课最多的。高如松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如鱼得水,汲取知识、掌握军事技能,他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学习拼杀技术、武器使用方法、大刀长矛实用招式以及利用山地打击敌人的阵法。最重要的是高如松亲自参加了平息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他用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然而,美好时光总是短暂的,幸福相遇令人回味。1927年6月18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毕业典礼,学员毕业后大多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将奔赴全国各地,领导开展农民运动。
巍巍薤山松高洁,浩浩长风颂英烈(二一)讲习所里学真理,农民武装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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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让高如松认识了毛泽东、陈毅等领导同志。在这里,高如松加深了对农民对土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