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贺信对中国道教与信众的政治信号

CCTV 新闻

11月5日，第六届国际道教论坛在中国浙江杭州开幕。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论坛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致以问候。

王沪宁表示，道教发源于华夏大地，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智慧，道教文化中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念，为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赢得了广泛认同。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始终支持中国道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对话与交流，国际道教论坛已成功举办5届，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2023年世界道教联合会成立以来，在国际交流、经典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国际道教论坛和世界道教联合会已成为全球道教界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在阐发道教智慧、促进平等对话、凝聚广泛共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届论坛以道生德化，天下和合为主题，呼应了人类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盼，希望海内外道教界人士以国际道教论坛为平台，以文化交流为桥梁，以发掘道教文化时代价值为己任，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第六届国际道教论坛由世界道教联合会、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第六届国际道教论坛浙江组委会承办。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道教界代表，学者约500人出席。

解读一：

从“护身符”到“通行证”

王沪宁贺信对中国道教与信众的政治信号

张璞

第六届国际道教论坛以“道生德化天下和合”为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从政治高度解读这封贺信，不能停留于“祝贺”与“肯定”的礼仪层面，而应将其置于新时代宗教工作全局与中国对外文明战略的结构中审视。贺信的深层政治信号，可以凝练为一个判断：道教正在被赋予从“本土宗教的护身符”走向“中华文明世界表达的通行证”的历史性角色转换。这一转换，既是对道教界的战略托付，也是对全国信众的政治召唤。

一、文明根脉的政治确认：“向上向善”何以成为“丰厚的文化资源”

贺信开篇即言“道教发源于华夏大地，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并将“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念”定位为“为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这一表述的政治分量在于，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称赞一种宗教的伦理功能，而是在确认道教作为中华文明“根脉性精神资源”的合法性与当代效用。

“发源于华夏大地”这一判断，在政治逻辑上具有双重指向。对内，它将道教锚定于中华文明的原生性谱系之中，从根本上回答了道教在中国文化主体性中的位置问题——道教不是外来的、附加的文化元素，而是中华文明自我理解的一种原初形式。对外，它赋予道教一种只有“文明母体”才能承载的话语资格：当中国向世界阐释自身的宇宙观、生命观与伦理观时，道教提供的不是一套需要“翻译”的地方性知识，而是一种可以直接参与人类共同问题讨论的文明语言。李干杰在致辞中强调道教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独有的宇宙观、生命观与伦理观，对全世界而言具有深远而独特的价值”，正是对这一逻辑的展开。

更深一层的政治信号在于，“向上向善”被从伦理层面提升到了战略资源层面。在宗教工作的传统话语中，“向善”往往被置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框架内加以肯定，其功能指向是社会秩序与道德风尚。贺信则将“向上向善”直接关联于“世界和平”，并将其定性为“文化资源”——这意味着，道教的价值不再仅仅是在国内社会层面被“使用”，而是在国际文明竞争中作为中国可以主动输出、主动配置的战略性话语资产被“调用”。“向上向善”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政治语法：它既是信众修身处世的准则，更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争夺文明叙事权的一种柔性武器。对于道教界而言，这既是荣誉，更是压力：道教的伦理资源是否足够系统、足够可译、足够具有跨文明的感召力，将直接关系到这一战略角色能否兑现。

二、制度平台的战略升级：从“交流窗口”到“文明基础设施”

贺信以显著篇幅论及国际道教论坛与世界道教联合会的制度功能，指出“国际道教论坛和世界道教联合会已成为全球道教界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在阐发道教智慧、促进平等对话、凝聚广泛共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判断的政治意义，需要放在中国对外宗教交流的战略转型中理解。

2023年世界道教联合会成立，标志着道教国际交流从“论坛式”的周期性对话，升级为“组织化”的持续性存在。贺信特别点出世道联成立以来在“国际交流、经典翻译、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这三者恰恰构成了一个国际性文化组织从“存在”走向“有效存在”的基础设施：交流产生联系，翻译解决可通约性，人才保障代际延续。没有经典的系统性翻译，道教智慧就只能停留在汉语言文化的内部循环中；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组织就只是空壳。世道联《武当山共识》将“经典的系统性翻译”与“国际道教人才发展体系”列为重点，说明这一制度平台正在被按照“文明基础设施”的标准加以建设，而非满足于象征性的国际存在。

由此释放的信号是明确的：中央对道教国际交流的期待，已经从“展示存在”转向“生产共识”。 “阐发道教智慧”是生产内容，“促进平等对话”是生产过程，“凝聚广泛共识”是生产结果。三者构成一条完整的文化生产链。道教界被要求成为这条生产链上的主动生产者，而不是被动的文化展示者。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框架下，宗教交流不能被简化为“友好往来”的礼节性活动，它必须产出可以被国际社会识别、引用和认同的“共识产品”。国际道教论坛和世道联被赋予的，正是这样一种“共识生产平台”的政治功能。对于道教界而言，这意味着组织能力、学术能力、翻译能力和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全面升级，已经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

三、时代价值的实践转化：“道生德化”的政治哲学意涵

本届论坛主题“道生德化天下和合”被贺信解读为“呼应了人类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盼”。这八个字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样的政治期待，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与西方主流国际话语不同的秩序生成逻辑。

“道生”指向一种非强制的、内生性的秩序观：秩序不是由某个霸权中心通过强制力“建构”出来的，而是从万物自身的本性中“生发”出来的。“德化”则指向一种非强制性的影响力方式：不是通过制裁、威慑或制度性强制来塑造他者，而是通过示范、感化和相互成就来达成协调。“天下和合”则是这种秩序观的政治结果：差异不被消除，而是在各自得其位、遂其生的前提下实现共在。李光富的阐释——“循德而行，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天下和合，倡导彼此融通、共生共荣”——正是这一逻辑的教义学表达。在当下全球治理面临“强制秩序”与“碎片化”双重困境的背景下，这一逻辑具有明确的政治对照意义：它为中国反对单边强制、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供了一种来自文明根脉的哲学论证。

但政治信号并不止于哲学层面。贺信要求“以发掘道教文化时代价值为己任”，这里的“发掘”一词，暗含着一个关键判断：道教的当代价值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等待“取用”的，而是需要经过阐释性转化才能被“激活”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反复强调“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其核心要求之一，正是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道生德化”如果仅仅停留在古典义理的复述层面，就无法成为“呼应人类共同期盼”的话语；它必须被转化为一种能够与当代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秩序如何生成、差异如何共处、影响力如何合法——进行对话的理论语言。这才是“时代价值”的政治含义：不是让道教变得“时髦”，而是让道教的思想资源进入当代政治与文明问题的讨论现场，并证明其解释力。

四、对全国信众的政治召唤：从“被保护者”到“文明参与者”

贺信对“海内外道教界人士”提出的要求——“以国际道教论坛为平台，以文化交流为桥梁，以发掘道教文化时代价值为己任”——在政治身份的意义上，构成了一次重要的角色重新定义。

在传统的宗教工作话语中，信教群众首先被定位为“公民”与“被引导者”：享有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被引导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框架的政治功能是清晰的：它保障权利，也划定边界。但贺信的表述指向了一种更高阶的身份期待：信众不仅仅是宗教生活的实践者，不仅仅是社会和谐的受益者，而是中华文明国际表达的共同承担者。“为己任”三个字的分量在于，它将道教文化的时代价值发掘，从道教界领袖和学术精英的专门工作，扩展为一种面向广大信众的政治责任召唤。

这一召唤的深层逻辑，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功能一脉相承。宗教工作本质上做的是“人”的工作，而“人”的凝聚不能仅仅依靠“保护”与“管理”，更需要依靠“赋予意义”。当一位普通信众被告知道教文化关乎“世界和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他所获得的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心灵安顿，而是一种参与宏大事业的政治尊严感。这种尊严感，是任何外在管理手段都无法替代的内生凝聚力。从“护身符”到“通行证”的转换，最终要落实在信众的身份感知上：道教给予信众的，不再只是一套个人趋吉避凶的符号系统，而是一种能够让他们以“文明承担者”的姿态站立于时代之中的精神资格。

结论：贺信的政治实质

综合来看，王沪宁的贺信释放的是一个结构性的、而非事务性的信号。它以“文明根脉”确认道教的战略地位，以“制度平台”赋予其生产共识的组织能力，以“时代价值”要求其完成从古典智慧到当代政治话语的转化，并在此基础上向信众发出了从“被保护者”走向“文明参与者”的政治召唤。

这一信号的实质，是在宗教中国化的整体框架中，为道教设定了一个“对内中国化、对外文明化”的双重政治议程：对内，道教必须持续完成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法治的深度适配，使自身真正成为“中国的”现代宗教；对外，道教必须将这种经过中国化淬炼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能够在全球文明对话中有效运作的话语能力。两个议程互为条件：没有彻底的中国化，对外文明化就缺乏根基和主体性；没有对外文明化的战略牵引，中国化就容易退化为封闭的自我调适。

对于中国道教而言，这封贺信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窗口已经打开，但窗口不会永远敞开。道教界能否在经典阐释、人才培养、国际议程设置上拿出与这一战略期待相匹配的实质性成果，将决定“通行证”是真正被握在手中，还是仅仅被递到面前。对于全国信众而言，贺信传递的最具政治哲学意味的信息或许是：一种宗教的真正尊严，不在于它被社会宽容地“安放”在何处，而在于它能否让信奉它的人，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到时代最重大的问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