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贺信释放的双重信号 从“文化自觉”到“治理自觉”的制度化转向 

CCTV新闻

11月5日，第六届国际道教论坛在中国浙江杭州开幕。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论坛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致以问候。

王沪宁表示，道教发源于华夏大地，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智慧，道教文化中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念，为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赢得了广泛认同。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始终支持中国道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对话与交流，国际道教论坛已成功举办5届，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2023年世界道教联合会成立以来，在国际交流、经典翻译、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国际道教论坛和世界道教联合会已成为全球道教界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在阐发道教智慧、促进平等对话、凝聚广泛共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届论坛以道生德化，天下和合为主题，呼应了人类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盼，希望海内外道教界人士以国际道教论坛为平台，以文化交流为桥梁，以发掘道教文化时代价值为己任，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第六届国际道教论坛由世界道教联合会、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第六届国际道教论坛浙江组委会承办。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道教界代表，学者约500人出席。

解读二：

王沪宁贺信释放的双重信号

从“文化自觉”到“治理自觉”的制度化转向 

张 璞

王沪宁同志致第六届国际道教论坛的贺信，不宜被读作一篇例行的礼仪性文本。在2025年9月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刚刚以“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为主题定调之后，这封贺信出现在2026年11月的杭州论坛上，构成一个具有明确政治语法的时间序列：中央关于宗教中国化的顶层设计，正在通过道教这一最具“本土合法性”的宗教载体，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议程和可检验的制度安排。贺信给中国道教界的信号，核心在于“中国化”的重心从文化姿态转向治理能力；给全国信众的信号，核心在于信仰表达与公民责任之间不再是可以模糊处理的“软连接”，而是需要制度性兑现的“硬约束” 。

一、对道教界的信号：中国化不是“已完成的历史”，而是“进行中的治理任务”

贺信对道教文化给出了高度肯定——“发源于华夏大地”“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念”赢得广泛认同。但这一定位不能被误读为对道教“天然中国化”身份的豁免。恰恰相反，正因为道教是唯一土生土长的制度化宗教，它在中国化议题上承担着一种示范性责任，而非享受某种例外地位。

2025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关解读明确指出，即使是“历史上已有一定中国化程度的佛教和中国本土土生土长的道教，也都还要不断推进中国化”，因为“中国化”不是一个地域性标签，而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道教界不能以“我们本来就是中国的宗教”来消解中国化的紧迫性。贺信对“向上向善”的强调，表面上是文化褒扬，实际上是在重新定义道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性质：道教的价值不再主要由其历史渊源来证明，而必须由它在当下治理格局中发挥的功能来证明。

这一信号在制度层面已有对应物。世界道教联合会2023年成立以来，“道经翻译计划”“东西道教合作计划”以及中英文版《道德经》的编纂出版，被贺信明确纳入“国际交流、经典翻译、人才培养”的工作清单。这些工作不再停留在“文化展示”层面，而是指向一套可复制、可评估、可持续的宗教治理基础设施。贺信将世界道教联合会与国际道教论坛并称为“全球道教界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并强调其在“阐发道教智慧、促进平等对话、凝聚广泛共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表述的政治含义在于：道教界的国际交流已经被嵌入国家对外战略的框架之中，其绩效标准不是办了多少场活动，而是是否产出了可转化为共识资源的制度性成果。对于道教界而言，这意味着“中国化”的考核维度正在从“表态”转向“能力” ：能否在教义阐释中生产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衔接的规范性内容，能否在组织建设中实现全面从严治教，能否在国际交往中承担起“讲好中国宗教故事”的功能性角色。

二、对信众的信号：从“向上向善”的个体伦理到“天下和合”的公民实践

贺信对“向上向善”的肯定，容易被信众理解为对个人修行和道德生活的鼓励。但如果把“向上向善”仅仅放置在个体心性修养的层面，就错失了这封贺信最关键的信号之一：道教伦理正在被要求从“私德资源”转化为“公共治理资源” 。

贺信紧接着指出，这种价值观念“为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资源”一词在这里不是修辞装饰。在中央关于宗教中国化的框架中，“文化上自觉融合”被界定为宗教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底色，其要求是宗教“对宗教经典和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阐释”，并“积极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业之中，发挥道德教化、心灵抚慰、止恶扬善、济世利他的积极作用”。这意味着，信众的“向善”不能停留在个人功德的积累上，而需要外化为可被社会感知、可被治理体系吸纳的公共行为。

这一信号在论坛主题“道生德化，天下和合”中得到了凝练表达。贺信将这一主题解读为“呼应了人类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盼”，并对海内外道教界人士提出三项要求：“以国际道教论坛为平台，以文化交流为桥梁，以发掘道教文化时代价值为己任”。这三项要求的落脚点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对于普通信众而言，这意味着信仰实践的坐标轴被拉长了：从宫观内的修持，延伸到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民行为；从对个人祸福的关切，扩展到对人类共同处境的关切。道教“重生贵生”“为而不争”“和而不同”等理念，在贺信的语境中不再只是信众之间的共勉话语，而成为在国际对话中可通约、可传播、可被非道教文化背景人群理解与接受的公共产品。信众被期待的角色，不再仅仅是“好信徒”，更是能够在多元社会中以道教智慧参与公共对话的“好公民”。

三、贺信的深层政治语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制度化兑现

用户提示中给出的“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恰恰点出了这封贺信最容易被忽略的政治功能。在统一战线和宗教工作的逻辑中，“凝聚人心”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情感目标，它必须通过具体的组织载体和制度机制来兑现。

贺信对世界道教联合会工作的肯定，需要放在这一逻辑下理解。世界道教联合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文化交流社团，它是由中国道教协会发起、在全球52个创始单位会员基础上成立、以“继承发扬道教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世界道教徒团结合作”为宗旨的国际组织，成立后迅速推进了制度文件审议、经典多语种翻译和跨国合作机制建设。贺信将这一组织定位为“平台”，其政治含义是：中国道教界正在被赋予一种组织化的国际交往能力，而这种能力最终服务于“凝聚广泛共识”的目标。当4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代表出席论坛时，论坛本身就成为“凝聚人心”的操作性场景——它不是在“展示”共识，而是在生产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贺信对道教界的期待具有鲜明的能力导向：国际交流不是“参与即得分”的开放麦^①，经典翻译不是纯粹的学术项目，人才培养不是教内的事务性工作，三者都被纳入“凝聚共识”的功能链条之中。李干杰在开幕式致辞中进一步将这一逻辑具体化，希望海内外道教界“深入阐释道教的思想精髓，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美美与共”。“阐释”与“推动”两个动词，指向的正是从文化资源到治理效能之间的转化环节。道教界如果仅仅满足于“我们有和合智慧”，而不去回答“和合智慧如何进入国际议程、如何回应现实冲突、如何转化为可操作的对话规则”，就无法兑现贺信所要求的“为己任”。

结论：一封以“祝贺”为形式、以“任务书”为实质的政治文本

综合以上分析，王沪宁贺信释放的信号可以凝练为两个层次。

对道教界而言，信号的核心是“中国化的治理化转向”：道教的本土出身不构成中国化的终点，而构成更高标准的起点。中国化的下一程，检验标准不在文化溯源，而在治理能力——能否在教义阐释中生产规范性共识，能否在组织建设中实现制度性自律，能否在国际交往中承担功能性角色。

对全国信众而言，信号的核心是“信仰责任的公共化转向”：“向上向善”的价值，需要在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的公共尺度上被重新度量。信众的“善”不只是个人修行的品质，更是参与构建“天下和合”的公民实践；“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不是对信众的情感号召，而是对信仰共同体转化为责任共同体的政治期待。

这封贺信以祝贺为形式，以任务书为实质。它的政治高度不在于它说了什么新话，而在于它以中央的名义，把道教界和信众放在了一个已经启动的制度化进程之中：中国化不再是方向性的宣示，而是系统性的施工；而施工的质量，最终要用“人心”是否真正凝聚、“力量”是否真正汇聚来检验。

注①：

国际交流不是参与即得分的开放麦，意即国际交流不能像开放麦那样“谁都能上、上台就算参与”，它应有门槛和实质内容，不是凑数刷参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