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 第二讲 由己而人，由家及国 中国古今圈子的形成逻辑与源流小考

张璞

圈子 | 第二讲  由己而人，由家及国

中国古今圈子的形成逻辑与源流小考

摘要

圈子是中国社会生活中最为普遍而又最为复杂的人际组织形态之一。从上古的血缘氏族，到周代的宗法网络，再到中古的朋党之争、科举同年，近世的商帮会馆，直至当代的政商关系圈、互联网圈层与“搭子社交”，圈子的形态虽历经千年巨变，但其深层逻辑却始终贯穿着某些一脉相承的特征。本文以“源”与“流”为分析框架，上溯求源——从周代宗法制、差序格局的社会学原型以及科举制度对陌生人关系的组织化入手，厘清中国圈子现象的制度基因；下流动变——考察近代以来传统圈子向现代朋党的延续与裂变，以及数字时代新型圈层的兴起与分化。文章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变迁中，圈子现象何以如此绵延不绝？这究竟是某种“文化惯性”的延续，抑或是一个高度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一种必然的生存策略？

编者按

理解中国，就不能不理解中国的“圈子”。这不是一个仅供茶余饭后聊以消遣的谈资，而是一个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的钥匙。“圈子”一词，在日常语境中常常带有微妙的贬义色彩——它让人联想到拉帮结派、裙带关系、利益输送乃至权力寻租。然而，若仅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去审视圈子，我们便会错失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学真相：圈子绝非中国社会偶然的“弊病”，而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组织社会生活、配置资源、寻求认同的一种根本性方式。它的生命力如此顽强，以至于从宗法社会的裂痕中萌芽，穿越了帝制时代的兴衰沉浮，又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变形、重组，最终在数字时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重新登场。本文无意于诛心之论，而是试图以冷静的学术眼光，考察这一古老而常新的社会现象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生生不息。

一、源起：前现代社会中的圈子原型

1.1 血缘与地缘：宗族网络作为圈子的原始形态

中国圈子的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组织形态。在文明的黎明阶段，维系早期社会组织的正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体制——从母系氏族的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到父系氏族的犬溪文化、良渚文化，氏族作为最初的社会关系组织，构成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原始细胞”。晁福林先生提出了“氏族时代”说，认为氏族血缘组织是这一时期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一直延续至西周春秋时期。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亲缘关系网络，本质上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圈子”——它以一种近乎自然的方式将一群人凝聚在一起，赋予他们共同的祖先记忆、共同的祭祀礼仪和共同的行为规范。

到了周代，血缘组织进一步演化为高度制度化的宗法体系。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在这一制度下，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庶子分封为诸侯；诸侯在其封国内为大宗，嫡长子继承君位，庶子则为卿大夫，由此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体系。宗法制本质上是将血缘亲疏转化为政治等级，将自然的情感纽带转化为刚性的制度约束。它使得“圈子”不再仅仅是私人情感的产物，而成为一整套社会秩序的基石。正如有学者所言，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基本原则，西周时期已发展成为系统制度。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宗族和基于地缘关系的邻里乡党，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两类次级群体，是前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两大社会支持网络。宗族乡里组织依靠伦理意识和血亲观念维系其稳定传承，宋代以后中国社会仍普遍呈现“聚族而居”的特征——同一男性祖先的子孙世代相聚在一起，以血缘为纽带并受一整套规范制约。由此可见，血缘圈子不仅仅是原始形态的圈子，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制度化、规范化，成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强大内核。

1.2 差序格局：圈子结构的理论原型

如果说宗族网络是圈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实体”形态，那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则为解释圈子的运作逻辑提供了最为精辟的理论工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用一个著名的比喻来描绘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社会关系。这一比喻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捕捉到了中国圈子文化最核心的特征——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没有人是绝对的“圈外人”，只不过每个人距离圈心的远近距离不同；圈子不是封闭的团体，而是有弹性的、可伸缩的、以亲疏远近为尺度的人际网络。

中国的人际传播正是以亲疏关系的圈子向外扩散，最内层是亲属圈，向外依次为亲戚圈、朋友圈、陌生人。差序格局不仅是人际关联的方式，也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构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费孝通本人特意区分了“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之下形成的两类社群，将后者称为“社会圈子”，这种社会圈子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占据着比团体更为重要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差序格局并非仅仅以血缘亲疏为单一维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差序格局是在权力、利益、亲情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人们既按照亲情形成差序格局，也按照权力和利益结成各种“小圈子”。在外形上，权力圈、利益圈与血缘圈同为以己为中心的波纹式结构，但其形成线索各不相同——权力圈的远近取决于你距离权力中心的位置，利益圈的远近取决于利益交换的密切程度。这意味着，“圈子”的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情感性的，它天然地包含了权力和利益的维度。这一洞见对于我们理解后世各种圈子形态的演变至关重要。

1.3 科举制度与陌生人关系的组织化

血缘、地缘固然构成了圈子的原始基础，但中国社会并非仅有血缘与地缘两种纽带。科举制度的诞生，创造性地解决了陌生人之间如何建立高度信任的组织化关系这一关键问题。如果说宗法制回答了“我们为什么是一家人”的问题，那么科举制度则以“座主—门生”“同年”“同门”等关系，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可以像一家人一样”的问题。

唐代最普遍也最重要的一种师生关系便是“座主”与“门生”。主考官决定了士人及第与否的命运，而当年被他录取的考生则终生成为他的门生。这一关系的形成逻辑是：考官给予考生以政治前途，考生则以终身的忠诚与追随作为回报。二者之间并无血缘亲缘，却通过科举这一制度性通道建立起一种“拟血缘”的紧密关联。同科及第者之间则以“同年”相称——唐代李肇《唐国史补》中已有明确记载，明清时期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同年者，四海九洲之人而偶同科第耳”，这“偶同”二字尤为关键：当一批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同时通过同一次考试而被选中，他们之间便产生了一种超越地域和家族的神秘联结，这种联结被赋予了“弟兄之义”的分量，成为传统社会中最为亲密和最为重视的社会关系资源之一。

明代以后，科举同年关系进一步分化，形成了信—助型、礼仪型和对立型三种类型，其亲疏关系递减，前两者在官场中发挥着默契配合、助力申救、推荐提携等积极效应。而顾炎武的观察则更为深刻，他指出秀才之间因考试而形成师生、同门、同年、门生等各种关系网络，彼此结成牢固的朋党——一登科第，则有座师、房师、同年、年侄、世兄、门生、门孙等一系列亲缘化称谓。科举制度的深层奥秘在于：它将权力的再分配、身份的再确认以及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完美地嵌入了一套看似公平竞争的制度之中。陌生人因为同一次考试而成为“同年”，不同家族的人因为同一个考官而成为“师门”，这种由制度制造出来的“拟血缘”关系，其牢固程度甚至不亚于真实的血缘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选官制度，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陌生人圈子制造机”。

二、演变：从传统朋党到近世商帮

2.1 唐代朋党：圈子政治的经典案例

当科举制造的拟血缘关系进入政治领域，其最极致的表现形式便是唐代的朋党——尤其是持续近四十年的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李党以李德裕为首，门荫出身，出身世家大族。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出身之争——庶族与士族、寒门与贵胄之间的政治对抗。然而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两党的人员构成远非如此单纯：李党除了少数人出身士族以外，陈夷行、李让夷、李商隐等人均为庶族，牛李任何一党都是由士族与庶族混合组成的。

这说明牛李党争的本质并非阶级对立，而是圈子对立。正如史家所评论的：“士之附名者，不入于牛，则入于李，不忧国家之不治，而唯恐其党之不进也”。政治主张的差异只是圈子的外衣，党争的深层动力在于圈内成员的相互提携与庇护。牛党主张维护以进士科取士，李党对科举制不满；李党主张削弱藩镇恢复中央权威，牛党反对用兵藩镇；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牛党极力反对——但这些主张分歧并不是真正驱动党争的力量，真正驱动党争的是“唯恐其党之不进”的圈内利益捆绑。因此，牛李党争并非孤立的唐代现象，而是圈子在政治领域充分发育的经典呈现：当一种人情网络与政治权力深度融合，圈子的存续便超越了个别成员的政治生命，成为一个具有强韧生命力的独立系统。

2.2 宋明士绅与地域社会的圈子化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社会动荡之后，宋以后的圈子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向。如果说先秦至唐代的圈子以血缘宗法和官僚朋党为主，那么宋元以降，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成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域社会的圈子化日益显著。自宋代开始，随着印刷、书籍与教育的推广，官僚士人阶层不断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士的地方化”趋势，士绅逐渐成长为在地方社会发挥广泛作用的领导阶层。

士绅阶层本质上是一个基于地域的精英圈子。他们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却在地方社会扎根，以其文化资本和社会威望编织起一张横跨官府与民间的人际网络。在南宋开启的宋元变革社会转型中，士人流向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他们更注重在地方上的横向发展而不是向上流动，地域社会的“乡评”对士人的名誉、地位乃至家族利益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南宋开始，士人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这一持续千年的尝试侧重于“地方”和“民间”。所谓“礼下庶人”，本质上就是以儒家的伦理规范重新组织地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将分散的个体纳入以士绅为中心的地缘圈子之中。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市镇的繁荣，凭借交游和姻亲叠加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强化，主姓家族的乡绅逐渐“士绅化”，成为地方官员座上宾，出面协助维护社会秩序、牵头公益义举。这种以士绅为中心的圈子网络，既是精英间相互支援的社会机制，也是国家对基层社会的间接治理模式。西方学者如费正清、弗里德曼等人亦注意到这一点，认为士绅是宗族的领袖，宗族凭借士绅的身份与权力而能够独立于官方。由此，传统的血缘圈子、地缘圈子与新兴的政治精英圈子完成了深度叠合。

2.3 明清商帮：从血缘向地缘的扩展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成熟的地缘性经济网络——商帮。晋商、徽商、潮商是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商帮，它们虽同为地域性商人群体，却在圈子的组织逻辑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徽商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基础，强调在宗族子弟中选拔经理和伙计，依赖隐含契约、族规家法来治理商帮内部的代理关系。徽商的组织结构通常包含商人、代理人、副手、掌计、雇工、学徒等层次，更多地利用宗族和地位来激励和约束员工。换言之，徽商的圈子逻辑是对传统血缘圈子的商业延伸——以血缘信任替代商业契约，以宗族忠诚替代制度约束。

晋商则走了另一条路。晋商整体上放弃了在宗族内部选拔经商人才，而是遵循避亲举乡的原则，选择同乡出任经理和伙计，利用正式的号规约束、用接近现代意义的奖金和股俸制度激励商帮成员。晋商的圈子逻辑是以地缘信任取代血缘信任，以非人格化的规则取代人格化的忠诚。这一差异意味深长：徽商的模式说明血缘圈子的边界可以被商业活动有效地“延长”，晋商的模式则说明地缘本身可以成为血缘的“替代品”。商人之间的地缘性组织大多采用会馆的命名形式，同乡工商业者形成的商帮组织是一种包含来自同一地方各种工商业者全体的综合性组织。这标志着圈子已经从单纯的血缘、地缘亲疏关系，演变为高度功能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商帮运行良好时，它是信息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同分配的互助网络；商帮运行失控时，则可能演变为垄断市场、压制外乡人、与官府勾结的封闭利益集团。这正是圈子现象所具有的深刻两面性——它既可以是弱势群体抱团取暖的社会庇护所，也可以是强势群体瓜分资源的利益联盟。

三、转型：从传统圈子到现代朋党

3.1 传统资源的现代延续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当代，传统圈子的基因并未随着帝制的崩溃而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顽强延续。传统的差序格局尽管在理论上与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以及现代科层体制的权力规则相对立，但并未因后者的引入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渗透并影响着社会领域。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简单地用“现代性”取代“传统性”，而是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图景——传统的人际网络逻辑与现代的制度架构相互嵌合、相互渗透。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与职场结构中，血脉—乡缘—学缘—业缘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仍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血缘网络从传统的宗族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家庭作坊；学缘网络——尤其是名校校友圈——成为当代中国最具活力和封闭性的圈子类型之一。如果说科举时代的“同年”关系建立在同期进士的共同身份之上，那么今天的名校校友圈同样共享同一种竞争筛选的符号资本与圈内互助的责任伦理。干部培训后以同学名义搞小圈子被视作“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遗风”——这一判断本身就说明了传统圈子的基因如何跨越时空，在现代体制中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

3.2 “腐败圈”与权力圈子

如果说上面的圈子尚可视为社会网络的正常运作，那么当代权力圈子在极端情况下的异化则令人忧虑。近年来的反腐案例显示，不少党员干部正是从圈子里的“投桃报李”一步步走向失控，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有的长期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形成“酒局圈”；有的利用群聊互通政商信息，形成权钱交易的“微信圈”；有的打着“干亲”旗号为商人站台，形成“亲戚圈”；有的通过所谓的兴趣爱好，搞一些“球友圈”“麻将圈”“钓鱼圈”。入圈者的醉翁之意不在“圈”，而在形形色色圈子背后的权力变现。这些案例揭示了圈子现象最阴暗的一面：当权力的运作高度依赖于面子、关系、信任等“人情”因素，圈子的边界就可能成为权力寻租与利益输送的避风港。最高领导人对此深恶痛绝，多次警告“党内不能搞圈子文化”“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正是对这一危险倾向的深刻揭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将权力圈子一概而论地定义为“腐败”未必准确。权力运作本质上需要信任机制，而信任需要人际网络作为支撑。问题不在于权力是否存在于圈子之中，而在于这个圈子是否排斥公开性、问责性和制度的刚性约束。一个健康的政治共同体中，圈子可以作为沟通协调的渠道，而不应成为利益交换的地下密室。

四、新生：数字时代的新型圈层

4.1 网络圈层的崛起与“趣缘”

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圈子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工业社会的圈子是以业缘和学缘为核心，那么数字社会的圈子则呈现出一个崭新的特征——以“趣缘”为核心的圈层化。饭圈、电竞圈、汉服圈、二次元圈、游戏圈……这些以共同兴趣爱好和情感联结为纽带的群体，借助社交平台的算法推荐和流量逻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聚散离合。

饭圈文化是最具代表性的当代圈层形态。粉丝在“饭圈”、数字平台与商业资本共同组成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建构着自己的主体性与集体身份。饭圈内部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组织结构——除了官方主导的后援会，还有由粉丝团体运营的“站子”，其主导者被称为“站姐”或“粉头”。这种组织化的运作方式，与传统宗族中的族长、士绅圈子中的乡绅在功能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核心人物统筹资源、协调行动、维护圈内秩序。但区别在于，传统圈子的权威建立在年龄、地位、财富等世俗因素之上，而饭圈“站姐”的权威则建立在信息获取能力、应援动员能力和偶像亲近度的象征资本之上——这是一种全新的、存在于数字场域之中的权威形态。传统的“文本型”粉丝文化逐渐被追求数据和流量的“饭圈文化”取代，高度依赖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及其流量逻辑。这意味着趣缘圈子的组织并非仅仅基于个人兴趣的自然聚合，更是平台算法与商业资本共同塑造的产物。

4.2 “搭子社交”与浅圈层化

与饭圈的深度组织化形成对照的是，当代青年中出现了另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交形态——“搭子社交”。青年的拼单行为呈现出从“拼单”向“社交”的重心转移，“拼单社交”是建立在个体共同需求基础上的互惠与合作，构建的是具有临时性和边界感的轻社交、弱关系。青年以此拓宽社会网络连接，满足他们对深度社会关系的需求。无论是为了维护职场形象、梳理亲友关系，还是融入兴趣社群，“电子搬家”——年轻人主动注销原有社交账号或迁移社交关系——其实是年轻人对社交圈层的管理和筛选，某种程度上也是网络社交困境的真实投射。

“搭子”与“圈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张力。“圈子”强调长期的、稳定的、多功能的、高度信任的人际关系；“搭子”则强调临时的、功能单一的、边界清晰的、低情感投入的人际互动。如果说传统圈子的理想型是“你的圈子就是你的安全网”，那么“搭子社交”的理想型则是“你可以随时选择进入或退出任何一个功能组”。青年个体在社交媒体的实质性嵌入下抽离传统秩序和理性主义轨道，以圈群化生存的方式完成自我身份的赋予和社会关系的重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浅圈层化”既是对传统圈子沉重人际负担的逃避——不需要应付“人情债”，不需要维护复杂的面子和关系网络；也是对新一代个体孤独感的替代性补偿——即使不是真正的朋友，至少和“搭子”一起拼了一顿火锅。圈子的“轻量化”与“功能化”，正在将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转化为一种可随时组装与拆解的“结社”。

五、结论：核心圈、控制权与差序的韧性

纵览中国古今圈子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圈子的形成逻辑虽然在形式上不断变化，但其深层核心却始终围绕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与我亲疏远近”的道德性维度，一个是“于我有用无用”的工具性维度。血缘之亲、地缘之近、学缘之谊，既是道德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同乡”“我们是师兄弟”），也是功利的（“一家人守望相助”“同乡抱团取暖”“师门互相提携”）。这两个维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场域中各有侧重，但从未完全分离。

圈子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其伸缩性与流动性。费孝通的“波纹”比喻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它提示我们：圈子不是固定的组织，其边界随着中心个人的移动和社会语境的转换而不断调整。这意味着，与其说“圈子”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态，不如说它是一套中国本土的人际关系伦理与行为机制——一套以“差序”为核心原则的、统摄血缘亲戚、地缘乡邻、学缘科第乃至数字趣缘的人际互动规则。正是这套规则的强韧性，使得圈子能够跨越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从宗法社会的低流动性熟人网络中自然生长出来，却也能在当代流动性和匿名性空前加剧的陌生人社会中迅速变形与复兴。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圈子现象何以绵延不绝？答案或许并不在于某些抽象的中国文化本质主义论调——所谓“中国人天然喜欢扎堆”“中国人不讲规则只讲关系”——这些说法不过是浅薄的文化还原论。更为深刻的解释是：圈子是一个高度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一种必然的生存策略。当陌生人之间缺乏普遍的制度化信任机制时，人们就需要通过制造“自己人”来降低交往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科举时代的“同年”是为了把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变成“弟兄”，今天的校友圈、饭圈、搭子群同样是为了在庞大的匿名社会中将一部分人标记为“可信任的自己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圈子的生命力恰恰源于社会信任的稀缺性——而不是什么“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只要大范围内的人际信任仍然难以依靠纯粹的制度化安排来解决，人们就仍然需要通过制造“圈子”来划定信任的边界。

理解了中国圈子的源流，我们或许能够以一种更加清醒和辩证的态度来看待当下的圈子现象。它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地“革除”或“治愈”的东西；它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自己与他者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对于研究者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判圈子还是为圈子辩护，而在于追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圈子是社会凝聚力的来源、集体行动的催化剂、弱势群体的保护伞？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圈子成为利益输送的通道、公共利益的侵蚀者、民主问责的死角？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学术，更关乎我们如何在这个圈子丛生的时代，守护那些超越圈子的普遍价值——公平、正义、规则与公共性。

参考文献

[1] 廉如鉴.“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J/OL].社会学视野网,2010.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3] 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J].社会学视野网,2011.

[4] 董磊明,李蹊.人情往来与新“差序格局”——基于河北顺平县东委村的考察[J/OL].爱思想,2015.

[5] 西周宗法制[EB/OL].百度百科,2026.

[6] 唐代的师生关系有多复杂？[EB/OL].澎湃新闻,2024.

[7] 从“同年”说到“圈子”[EB/OL].北方网,2013.

[8] 明代官场同学会的“正”“负”能量[J/OL].人民论坛,2016.

[9] 朋党之争[EB/OL].百度百科,2025.

[10] 圈子文化之害[EB/OL].网易,2022.

[11] 王诗萁.从“情感量化”到“集体取关”：饭圈粉丝的平台抵抗与暧昧主体[J].中国文艺评论,2025.

[12] 揭秘“饭圈”江湖——从“站子”到粉头的金钱游戏[EB/OL].解放日报,2025.

[13] 拼单社交:当代青年创新社会连接的实践[EB/OL].人民网,2025.

[14] “Z世代”与“前Z世代”:不同代际粉丝群体的社群特征及其引导路径[EB/OL].大众网,2025.

[15] 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J/OL].中国学术期刊.

[16] 权力、利益、亲情的冲突与嵌合：再论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J].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

[17] 官员热衷“圈子文化”被双开[EB/OL].上海观察,2023.

[18] 控制與自治之間：國家與社會互動視野下的明清鄉村秩序[EB/OL].人民网,2012.

[19] “乡村之变”: 从集市圈层到差序格局演变[N/OL].中国社科网,2024.

[20] 洪子靖.权力、利益、亲情的冲突与嵌合：再论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J].中国社会学网,2013.

[21] 青年网络“圈层化”的衍生逻辑与价值引导进路[J].西华大学学报,2025.

[22] 牛李党争[EB/OL].百度百科,2025.

[23] 唐代科举制度和牛李党争[J/OL].万方数据,2016.

[24] 余治平.早期中国嫡庶之分与宗法制度形成[J/OL].爱思想,2024.

[25] 华夏文明的永续性，究竟来源于哪里？[EB/OL].百家号,2020.

[26] 吾淳.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宗族伦理[J].哲学中国网,2013.

[27] 董磊明,李蹊.人情往来与新“差序格局”[J/OL].爱思想,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