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璞 ｜从杨杏佛之论到中共中央决策 襄枣宜根据地的影响及其政治和军事资源的转化

导语：

2026年6月21 日，中国传媒大学姚小鸥教授看了我写的《从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看宜城苏区在鄂豫边土地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后，作了很细致的评述。他在文章中提出：宜城苏区在全国八大根据地中排名第三是根据什么标准得出的？杨杏佛的判断在当时的影响如何？这种影响是否转化为了实际的政治和军事资源？建议把宜城苏区的历史定位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根据姚教授的建议，我查了相关资料，写了这篇拙作，希望通过专家们的指点，把这个课题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

 

 

从杨杏佛之论到中共中央决策

襄枣宜根据地的影响及其政治和军事资源的转化

张 璞

 

摘要

1931年，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杨杏佛在其英文著述《中国共产党现况》中，将位于鄂北的襄枣宜根据地列为全国八大根据地的第三位。这一论断究竟依据何种标准得出？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转化成了实际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杨杏佛著述的历史背景及其对根据地规模、军事力量、战略地位的综合评估，揭示其排名标准的三重维度：面积与人口的规模尺度、正规红军武装的存在，以及连接湘鄂西与鄂豫皖的战略枢纽地位。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论证杨杏佛的论断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国际上首次向世界客观介绍中国共产党真实状况，国内则引发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促使其将襄枣宜根据地纳入全国根据地统筹规划。通过考证1931年2月赵莘任率六人小组增强红二十六师领导力量、1931年11月沈宗源率六人小组改组鄂豫边特委、周恩来亲自选派“红队”队长谭中余与周惠年赴鄂豫边任职、1932年5月派遣郑文（左洪涛）代理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等连续而密集的中央派遣行动，本文揭示了一条完整的影响转化链条：外部评价转化为中央决策，中央决策转化为组织动员，组织动员转化为军事政治资源，资源投入最终转化为根据地建设成效。研究表明，襄枣宜根据地的影响绝非停留在纸上评价，而是实实在在地触发了中共中央的战略重视和资源分配，为中国革命史研究提供了评价与行动之间因果关系的经典范例。

关键词：杨杏佛；襄枣宜根据地；全国八大根据地；鄂豫边苏区；中央派遣干部

 

引言

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壮阔画卷中，根据地的历史地位评估一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历史评价从来不是纯粹的学术行为，当评价者拥有足够的公信力，其论断便可能反过来影响历史进程本身。1931年，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杨杏佛在其考察基础上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现况》一文中，将位于鄂北的襄枣宜根据地列为全国八大根据地的第三位，这一论断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反响？它依据何种标准？又是否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了实际影响？

姚小鸥教授曾指出，杨杏佛的这一排名背后存在客观的评估标准，值得深入推演。本文旨在沿着这一思路，结合杨杏佛《中国共产党现况》原文内容及相关历史文献，系统分析襄枣宜根据地的规模、地位与影响，进而考察这一外部评价如何转化为了实际的政治和军事资源。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襄枣宜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定位，更可从一个独特视角揭示革命根据地评价与中央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杨杏佛其人及其《中国共产党现况》一文的背景

 

（一）一个特殊的观察者

杨杏佛（1893—1933），名铨，江西清江（今樟树）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主战士，是樟树市的骄子^[7]310。他早年留学美国，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归国后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良与进步。在国共关系最为复杂的1930年代初期，杨杏佛既非共产党员，也非国民党右翼政客，而是一位以“社会活动家”和“民主战士”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的边缘观察者^[3]。正是这种介于两党之间的特殊身份，使他的观察具备了某种难得的“外部视角”和“相对客观性”。

1931年，杨杏佛赴江西苏区进行实地考察，随后于7月19日以英文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现况》（The Communist Situation in China）一文^[7]221。这篇文章的发表地点—上海的英文报纸—和使用的语言—英文，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它的目标受众不仅是国内读者，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在当时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能够以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行动。

（二）杨杏佛评价的历史语境

要想理解杨杏佛这一评价的份量，就必须回到1931年的历史语境中去。此时，国共内战正酣，国民党方面对苏区进行着严密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在国际舆论场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大多来自国民党官方的负面宣传，缺乏客观、中立的第一手信息。杨杏佛的文章“使世界舆论界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这意味着他的评价不仅是一种个人判断，更在事实上起到了向国际社会“披露真相”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杏佛将襄枣宜根据地列为全国八大根据地第三位。这一论断，将一个地处鄂北偏远乡村的宜城革命根据地新街推到了全国甚至国际的关注视野之中。

（三）为什么是1931年

本来，历史从不偏爱任何年份，但1931年，注定成为鄂北大地上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与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无数必然在时间的十字路口剧烈碰撞后迸发出的夺目火光。因为这一年，血火淬炼的锋芒已刺破暗夜，地火奔涌的岩浆已找到出口，一个不为人知的苏区在这一年完成了它的涅槃。

1931年的襄枣宜根据地，它在烈火中诞生，在血泊中成长，在牺牲中壮大。它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用失败换来的，它的每一次前进都是用后退换来的，它的每一次辉煌都是用悲壮换来的。这不仅是襄枣宜根据地的历史，更是整个中国革命史的缩影。为什么是1931年？因为这一年，襄枣宜的革命者们用他们的热血与生命，将一个简单的”军事割据”锻造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性存在”。他们在废墟上建立政权，在战火中培育制度，在牺牲中铸就信念。当时间推进到1931年的7月，那个东至枣阳兴隆、南至宜城板凳岗、西至襄阳东津湾、北至滚河张家集的襄枣宜苏区，已不仅仅是一片地理上的红色区域，更是一个充满制度活力与精神感召力的革命共同体。

 

二、1931年：真实的襄枣宜

 

历史选择了1931年，不是因为这一年胜利最多，而是因为这一年牺牲与成就的比例，达到了悲壮的平衡点。杨杏佛写下的“全国第三”，是一份战地报告，更是一份血色诊断书，它既证明了根据地的生命力，也预言了即将到来的风暴。后来的历史证明，襄枣宜苏区在经历1931年的鼎盛后，很快迎来更残酷的围剿与更悲壮的坚守。但那是后话。在1931年这个节点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革命根据地如何用骨血，在敌人的包围圈中，生生挤出一片方圆两千七百公里的天空。

（一）宿命的齿轮：当革命烈火撞上铁桶般的旧秩序

要理解为什么是1931年，我们必须先潜入1930年那片混沌而炽热的土壤，看一颗颗革命的种子如何在血与火的浇灌下，积蓄着破土而出的全部能量。

如果把1930年的鄂北比作一个即将沸腾的锅炉，那么5月下旬红二十六师拿下王家集，便是那最后一块投入炉膛的燃料。王家集，这个扼守襄宜通道的咽喉要地，它的易手意味着革命武装第一次在战略意义上撕开了地方反动势力苦心经营的地理铁幕。红二十六师过了王家集便可南下，这简短的陈述背后，是一种地理宿命的打破——滚河与汉水之间的广袤乡村，终于向红色的风暴敞开了大门。

然而，旧秩序的崩塌从来不是线性向前的颂歌，而是充斥着血与火的悲壮交响。1930年6月27日，当红九军二十六师正准备南征之际，襄、枣两县团防局数千人的围攻如恶狼扑食般骤然降临。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革命的火种刚刚点燃，反动势力的潮水便从四面八方涌来。张香山等师部领导在城墙上点满油灯，夜里照吹休息号，这一充满东方智慧的军事欺骗，不仅展现了革命者的从容与机变，更暴露了旧式团防武装的愚钝—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一群被理想武装的灵魂，如何能在绝境中绽放出如此狡黠而从容的光芒。

突围成功了，但代价是沉甸甸的—翟邦才、杨永崇等20余名战士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血色的黎明，陈登任、尤焕柱等40余名战士带着残躯继续前行。更令人心碎的是，杜进德见围攻不成，竟下令焚烧翟家古城，连土豪劣绅翟祖煌的房子也未放过。这把火，烧掉的不仅是砖木，更是旧秩序最后一点伪善的面纱。它向所有观望者昭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白热化程度。

但敌人的偷袭没能挡住南征的步伐——这是一句多么掷地有声的宣言！6月28日的整编与南下，已不再是简单的军事转移，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宣示：革命的事业不会因为牺牲而停歇，反而会在血泊中获得更为刚烈的意志。当部队直驱宜城南营时，襄南二区和宜东一区的目光同时聚焦过来，他们渴望借红九军的力量拿下板桥店——这个地理上的”结节”，一旦打通，便将襄南与宜东连成一片红区。板桥店团防局仅有十二个团丁、十三支枪，力量薄弱得如同纸糊的灯笼，然而就是这层薄纸，却因两个区赤卫队力量的不足而成为横亘在苏区连片梦想前的”绊脚石”。

历史在这里展现了它戏剧性的一面——民团团长外出喝酒去了。这个细节如此生动，如此充满讽刺意味。一个团长的贪杯，竟为一个旧据点的崩塌创造了绝佳条件。宜东一区区委书记熊达武安排内线，决定里应外合——革命者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哪怕这个机会源于敌人的懈怠与堕落。

1930年7月29日，板桥店战斗打响。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而是一场充满智慧与勇气的”摘除手术”。熊达武、周介清带领30多名赤卫队和几百名群众，这个”群众”二字至关重要——它标志着革命战争已不再是军队的独角戏，而开始成为人民的集体行动。在团防局作内应的李立仁打死站岗团丁，大喊”红九军打过来了，快跑呀！”——心理战的效果如此显著，其他团丁纷纷逃命。值得注意的是，城墙上有几个团丁不知情而举枪射击，谢耀武命令机枪连掩护，让七十七团冲进去——革命军队的纪律性与协调性，与团丁们的惊惶失措形成鲜明对比。不到一小时，战斗结束，缴枪十二支，团总潜翰卿、队长聂石壁被活捉。板桥店街上的土豪被抄家，粮食银元分给穷苦百姓——这一”打土豪、分浮财”的行动，在军事胜利之外，完成了政治上的民心收割。

至此，宜东与襄南之间的障碍被彻底扫除，一片新的红区雏形已经显现。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正当张香山准备集合队伍去钟祥时，罐山土匪张老八得知红九军要南征，竟纵火焚烧大庙冲至石家河一线，三百多家房屋化为灰烬。这股拥有两千多条枪的土匪，成为摆在革命队伍面前的新考验。

张香山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打，有风险；不打，宜东一区与襄东的通道就无法打通。经过反复商量——这”反复”二字，透露出决策的慎重与责任的重大——最终决定消灭这股土匪。7月30日下午的军事行动展示了革命武装日渐成熟的战略战术：先打吴家河、方家集，剪除罐山的羽翼，使其失去呼应。正当此时，国民党五十一师王甲本率三○二团携带重型武器渡过襄河，出现在罐山附近——局势陡然复杂化。

然而余益庵的计策堪称神来之笔：利用王甲本的重武器来攻罐山。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借刀杀人，更是一种政治上的”矛盾转移”——让小股部队佯装失败，引诱王甲本追至罐山脚下；土匪张老八倾巢出动，拼命向山下开枪；王甲本误以为山上驻有红军，架起小钢炮猛烈轰击。当土匪的工事土崩瓦解，人仰马翻之时，余益庵让七十六团和手枪队一举缴获了山脚下的小钢炮。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敌人心理的精准把握，是对战场态势的灵活运用，更是革命智慧在极端困境下的璀璨绽放。

罐山既克，张老八被当场击毙，板桥店以北从此成为红区。周围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外逃——恐惧是最诚实的投票，它表明革命的力量已使旧秩序的维护者失去了坚守的勇气。新街、板桥店一带的社会秩序从此安定下来，宜东区委抓住时机，在油坊湾、陈家湾、安家湾、两乳山建立四个乡苏维埃政府。一条长达四十公里的走廊——从王家集至板桥店、新街——正式成为坚实的革命根据地。

这不是地理上的简单连接，而是革命逻辑的地理展开。当苏区从点连成线，从线铺成面，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便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生根发芽。随后的钟北长寿、洋梓、丰乐河等地的战斗，虽然规模不一，但都延续着同样的逻辑：革命力量的每一次胜利，都伴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每一次政权的建立，都意味着红色区域的扩大。到九月底，自卫军人数扩大到八百余人，控制了襄、谷、光、邓四县交界地区，拥有一万余人的游击区域。

革命的齿轮一旦转动，便会产生叠加速度。1930年10月初的鄂北特委与南阳中心县委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鄂豫边区特委；10月17日，枣阳蔡阳铺万人大会宣布成立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党政军领导体制的确立，标志着以枣阳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正式进入历史舞台。此时，根据地已建有枣阳、襄阳两个县苏维埃，十二个区苏维埃，九十七个乡苏维埃——这是一张逐渐铺开的红色版图，一个正在成型的革命政权。

然而，革命的高潮往往伴随着更残酷的反扑。进入1931年，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鄂豫边区工作的领导，派遣赵莘仁、毕昌茂等具有较高素养的军事干部来到苏区。2月17日，鄂豫边特委调整红二十六师领导成员，赵莘仁任师长，毕昌茂任政委，何尚志任参谋长。这标志着中央对这块战略要地的重视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

1931年3月25日的彭家冲遭遇战，是这一年悲壮色调的浓重一笔。敌人四十八师抢先占领山头，机枪猛烈射击，我军两次冲锋均被压退。山脚下，师长赵莘仁率领战士发起第三次冲锋——这位刚上任不到四十天的师长，在敌人的炮弹下血肉模糊，当场牺牲。一个师长的倒下，不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损失，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重创。程克绳接替指挥，率部英勇奋战，渡过襄河，来到朱家嘴泰山庙休整。

革命的历史总是由无数牺牲堆砌而成的。赵莘仁的牺牲，与先前翟邦才、杨永崇的牺牲遥相呼应，构成了一条看不见的血，—正是这条血线，将一个个孤立的胜利串联成苏区的版图。4月4日的官庄战斗，红二十六师凭借寨墙击毙敌人一百五十余名，缴获枪支一百六十余支。这是对牺牲的最好告慰，也是革命意志的再一次淬火。

转机出现在红三军突然出现在保康与谷城县境之时。国民党当局认为这大有威逼襄樊之势，急调襄东驻军西渡汉水防堵，造成襄枣宜地区敌军兵力空虚。这是一个战略窗口期，革命者敏锐地抓住了它。特委常委宋良猷等人乘机集结隐蔽、失散的红军战士，先前于七方岗插枪的二百余名战士迅速归队，各地红补军和赤卫队纷纷充实，红二十六师的建制得以恢复。部队整编后总人数达七百余人，迅速进攻到襄东的赵家湾，收复蔡阳铺、宋家集，枣南、襄东上百个村庄回到人民手中。

这种”失而复得”的过程，比初次占领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味。它表明革命的力量已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即便遭遇挫折，也能在短时间内重新汇聚、重新爆发。襄南赤卫队、宜东赤卫总队配合红九军二十六师，不断夜袭民团，使南营的土城、王集的联合与襄东边缘的大沟、宜东的杏仁山等地很快连成一片。白区被”刷红”，苏区再度恢复。这”刷红”二字，形象地描述了革命力量在乡村社会的政治覆盖，它不仅是军事占领，更是一种社会秩序的重构。

恢复后的襄南二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先后设在土城草庙、胜因寺、解家庙等地，北至周家冲，南至桐树坡，东至杏仁山，西至汉水都建立起乡一级革命政权。每个乡配备有主席、常委、执委，设有经济、裁判、宣传等股，建有红色补充军、守备队、少年先锋队等组织。这是一个正在成型的政权体系，从军事斗争到社会管理，从武装动员到群众组织，苏区的治理结构日趋完备。区苏维埃政府下辖九个乡政府，根据地面积达一百四十余平方公里，这已不仅仅是一片”游击区”，而是一个拥有相对完整行政体系的”红色区域”。

（二）灵魂的涅槃：从军事割据到制度性生存

如果说1930年的斗争解决的是”生存”问题，那么1931年的使命则更为深远，因为它要回答的是”如何持续生存”的问题。这个转变，标志着襄枣宜根据地从一个军事割据区域，向一个具有完整制度支撑的政权实体的飞跃。

制度的建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此时已建有十二个区苏维埃、九十七个乡苏维埃，这一数字的背后，是一种新型社会关系在乡村社会的全面铺开。每八百至一千五百户建一个乡，三个乡建一个区，三个区建一个县，这套来自中央苏维埃的建制要求，在鄂北大地得到了严格执行。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着具体而微的落实：枣阳县苏维埃辖六个区、三十六个乡；襄阳县苏维埃辖三个区、二十四个乡；另有宜东一区、襄南二区、枣南三区等独立区苏维埃。这种区划与行政体系的建立，使革命的力量不再是流动的、临时的、不可预期的，而是固定的、常设的、可依赖的。

制度性生存的另一个标志，是武装力量的常备化与正规化。红二十六师的建制虽然几经波折，但始终保持着一支核心武装力量的存在。1931年9月中旬，贺龙率红三军主力撤离房县后，留下的教导团、特务营、政治保卫大队等合编为红九军二十五师，下辖两个团，一千四百余人。汤慕禹任师长，朱勉之任政委。这支武装不仅是军事上的支撑，更是政治上的保障，它确保了根据地不会因主力红军的撤离而瞬间瓦解。9月13日房县保安团勾结大刀会、圣坛会众攻入县城，抓捕干部群众二百余人，柳克明与汤慕禹、朱勉之立即率部回援，击溃团防会匪。经过此次战斗，根据地军民增强了保卫红色区域的决心。这种”决心”的增长，正是制度性生存带来的心理效应：人们相信，这个政权不会轻易消失，这片红色区域值得用生命去捍卫。

在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之外，党组织的覆盖与发展是制度性生存的第三根支柱。到1931年10月，枣阳、宜城相继建立起县委，随枣边建立特区委，襄阳县建立区委、两个特支、十一个支部，南漳县建立特总支，五县发展党员达一千八百多人。从特委到县委，从区委到支部，党的组织系统如同一张细密的网，将苏区的每一个角落都纳入其中。这种组织覆盖的意义，远不止于政治动员，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连接方式，使分散的个体能够在共同的政治认同下凝聚成集体力量。

制度性生存最令人震撼的体现，是苏区的全民动员体系。各县、区、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每个苏维埃政府都有自己的赤卫队。赤卫队不再是临时的、随意的武装，而是制度化的、有组织的准军事力量。汉水沿岸柳家湾至万杨洲等地设立的军事防线，经常聚集着数百门土炮，由当地工农赤卫队日夜看守，这种常态化的防卫体系，标志着根据地已从”打游击”的初级阶段，进入到”保家园”的制度化阶段。少年先锋队由十八至二十一岁的青年组成，守备队由四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组成，红色补充军每乡建一个团，这是一个全年龄段、全民覆盖的防卫体系，是一个政权深入社会肌理、动员全部资源的生动写照。

1931年11月，鄂豫边特委机关由南阳迁至宜城新街，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迁移，更是一次政治中心的”回归”。特委机关从相对安全的南阳，迁入苏区的核心地带新街，表明革命政权已具备了在根据地中心区域稳定办公的信心与能力。与此同时，房均及郧属分特委在柳克明领导下，已开辟均房苏区五百余里，谷城苏区东西一百余里、南北八十余里。鄂北苏区的版图，在这一年达到了它的极盛：东至枣阳兴隆，南至宜城板凳岗，西至襄阳东津湾，北至滚河张家集，面积达二千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四十余万。襄枣宜区所辖二十二县：南阳中心县委辖八县，老河口中心县委辖六县，襄阳中心县委辖八县——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当杨杏佛从中央苏区考察完折返，路过襄枣宜时，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场面：方圆二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四十余万人口，完整的政权体系，常备的武装力量，覆盖的党组织，全民的动员机制—这一切都表明，襄枣宜苏区已不仅仅是一个”游击区”，而是一个具有完整国家形态雏形的”红色政权”。于此，杨杏佛作出”全国第三”的论断，这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对客观现实的准确把握。

（四）悲壮的真理：一切辉煌都是血染的勋章

然而，当杨杏佛写下”全国第三”的论断时，他看到的只是结果的辉煌，而未能完全体察过程的悲壮。1931年的襄枣宜根据地，它的每一次扩张、每一点进步，都是用鲜血浇灌的，用牺牲铺就的。

这种悲壮，首先体现在领导层的频繁更迭与壮烈牺牲上。从1930年的张香山、余益庵、谢耀武，到1931年的赵莘仁、毕昌茂、程克绳，领导人的名字在短短一年内几经变换。每一次变换的背后，不是和平的交接，而是牺牲的代价。赵莘仁上任不到四十天就在彭家冲阵亡，一个师长的生命，在革命的天平上如此沉重又如此轻飘。他接替的是谁？他留下的是谁？这连环的牺牲与接续，构成了革命领导层最悲壮的图谱。程克绳接替赵莘仁继续指挥战斗，吴寿青、毕昌茂先后任政委，李仲贤代理师长……这些名字在历史文献中往往只是一笔带过，但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承担着千斤重担，都面临着随时可能到来的牺牲。

这种悲壮，也体现在普通战士的集体牺牲上。翟邦才、杨永崇等二十余名战士在翟家古城突围中牺牲，陈登任、尤焕柱等四十余名战士负伤，这些数字看似不大，但对于一支初创的革命武装来说，每一个牺牲都是难以承受之重。板桥店战斗虽获胜利，但此前两个区的赤卫队面对十二个团丁却无能为力，这种力量的悬殊，折射出革命起步阶段的艰难。更令人心酸的是罐山土匪张老八纵火烧毁三百多家房屋，那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毁灭，更是无数家庭的精神创伤，是苏区人民为革命付出的惨痛代价。

正是在这种悲壮中，一种独特的历史辩证法得以显现：每一次巨大的牺牲，都孕育着更强大的力量；每一次惨痛的失败，都为更辉煌的胜利奠定基础。翟家古城的突围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换来了部队的保全与南征的继续；彭家冲的失败虽然失去了赵莘仁师长，但红二十六师的建制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此后的整编中获得了新生；房县县城虽然一度失陷，但红二十五师的回援不仅收复了失地，更增强了根据地军民保卫红色区域的决心。

这种辩证法最深刻的体现，是苏区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拉锯中展现出的惊人韧性。敌人对襄枣宜的第三次围剿来势汹汹，红二十六师在彭家冲遭遇重创，但随后利用红三军吸引敌军主力的战略机遇，迅速集结隐蔽、失散的战士，恢复建制，收复失地。这种”打不垮、拖不烂”的韧性，不是简单的军事能力，而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凝聚力。苏区人民对革命政权的认同，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即使在狂风暴雨中也能迅速复燃。

更为深沉的是，这种悲壮与辉煌的交织，构成了一种历史认识论的启示：真正的历史评价，不应只看结果的光鲜，更要看过程的艰辛。杨杏佛得出的是”全国第三”的辉煌论断，但他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第三”的背后，是无数个像赵莘仁那样倒在血泊中的生命，是无数个像翟家古城那样化为灰烬的家园，是无数个像板桥店那样反复争夺的阵地。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时，不应只陶醉于苏区版图的辽阔，更应铭记那些用生命为这块版图上色的先烈。

而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是1931年”的最终答案：在这一年，襄枣宜的革命者完成了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思想跨越与实践转换，他们用悲壮证明了一个真理：1931年才是质的飞跃：赵莘仁等中央干部到来、红二十六师重建、2700平方公里苏区连成一片、22县党组织网络形成、党政军群四位一体格局确立，鄂北从“游击区”正式变成了“根据地”。

 

三、襄枣宜根据地“排名第三”的标准推演

 

杨杏佛“全国八大根据地第三位”这一论断究竟依据什么标准得出？虽然他并未在行文中明确列出详细的量化指标，但从其考察对象的整体特征和当时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普遍评价维度入手，可以推演出以下三重标准。

（一）标准之一：规模尺度—面积与人口

根据地的基本生存条件首先体现为空间规模和人口基数。没有足够的土地，就缺乏回旋余地；没有足够的人口，就缺乏兵源和后勤支撑。

襄枣宜根据地在鼎盛时期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在1930年7月至9月间进行的战斗中，控制了东至枣阳兴隆集、南至钟祥板凳岗、西至襄阳东津湾、北至滚河张家集的广大区域，“面积达27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1]63。同时，根据地还建立了枣阳、襄阳两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和一批基层苏维埃政权，苏区基本形成。这一数据在1930年代初期的各地苏区中，确属规模较大者。

不仅如此，襄枣宜根据地还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苏维埃政权体系、社会组织和服务设施。

首先是相对完善的苏维埃政权体系。到1930年底，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下辖枣阳、襄阳两个县苏维埃，12个区苏维埃，97个乡苏维埃。仅枣阳县苏维埃机关从滚河岸边的南禅庵迁到邵沟庙，下辖7个区苏、41个乡苏。从政权体系上讲，其工作路线极为缜密：先由区委派雇农同志到县城附近秘密发展，再派县委人员建立特支；榆树岗以北、鸭儿山划为第二特支，十八里河、草店划为第三特支，吴家店以东、资山划为第一特支。这种“支部建在村里”的做法，让苏维埃政权有了最敏锐的“神经末梢”。

其次是社会组织。宜东一区的组织建设堪称典范。1930年3月中共宜东一区委建立后，到1931年9月先后建立了18个乡党支部，全区共有党员300多人。区苏维埃政府内设土地科、裁判科、经济科和交通队、政治保卫队、警卫队、看守队等工作机构。1932年1月，鄂豫边特委将襄枣宜钟苏区按行政区划划分为5个大军区，宜东一区为其中之一，设立区军事委员会，下辖八角庙、官庄、邓家林3个小军区，各乡均建立了红色补充军和少年先锋队。

这种组织网络的意义在于：它将个体信仰转化为集体行动，将政治认同嵌入日常生活。妇女做军鞋、儿童站岗放哨、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当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能在苏维埃体系中找到位置、发挥作用，信仰就从抽象理念沉淀为身体记忆。

其三是服务设施。1931年6月，红九军二十六师随边革迁驻宜城新街后，至8月，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将红军枪炮厂也从枣阳翟家古城迁至新街范家湾。该厂拥有工人80余名，以修理旧枪为主，平均每日可造出一支新枪，达到当时根据地最高生产能力。同时，红军后方医院在新街附近的张家湾、苗家湾设立分院，设五个医疗组，最多时收治伤员200余人。医院实行分级护理，配有文化识字班，伤员每人每月发放3块银元津贴，管理制度健全。这些机构的迁驻和有效运转，充分证明新街苏区具备稳固的后方条件和战略支撑能力，是鄂豫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大本营。

鼎盛时期，根据地拥有自己的枪炮厂、后方医院和列宁小学^[5]，其中后方医院不仅服务于革命军队，也为当地百姓疗伤治病，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列宁小学第一期即有学生47名，从这里接受教育的少年中有一大批后来成为红色革命的骨干力量。政权机构的完善程度和基层社会建设水平，无疑构成了杨杏佛评估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二）标准之二：武装力量—正规红军的形成与战斗力

一个根据地的地位，最终要由它的武装力量来支撑。襄枣宜根据地在这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

1930年6月25日，经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批准，由襄阳、枣阳、宜城等地的红军游击队正式组建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张香山担任师长，余益庵担任党代表，王全成担任参谋长，下辖4个团，共1000余人^[2]47。这是鄂北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在鄂北诞生的唯一一支正规红军部队，是鄂北工农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标志。

红九军二十六师的创建过程与其他红军部队有所不同，它并非由成建制的旧军队改造而来，而是纯粹由当地农民武装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积累、逐步正规化的产物。正如史料所载，“鄂北这支红九军绝大部分是穿起军装的本地农民，它的创建不像有军队成分的部队那样，建制一蹴而就，而是凭自身力量的积累依时而生”。这种完全源自土地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武装建设路径，在当时的各根据地中具有典型意义。正像《中国苏区史》表述的那样：“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深深懂得，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是来之不易的，为了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必须为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而斗争。在土地革命后，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在苏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参军高潮。^[4]280”像宜东一区和襄南二区土改后参军的就达300多人，仅新街一个村就有50多人。这充分体现了鄂北地区革命动员的深度与广度。

到1930年10月，红二十六师在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兵员一下扩充到1500余人。通过整训，增强了红九军二十六师的实际战斗力。至是年底，先后进行大小战斗40余次，歼敌1300多人。在此后的反“围剿”斗争中，红二十六师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断牵制和消耗敌军有生力量。同时，部队扩增到1800余人。拥有这样一支建制完整、战斗力较强的正规红军部队，是襄枣宜根据地在全国苏区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关键砝码。

与此同时，1931年1月14日，襄阳中心县委根据鄂豫边特委指示，组织襄北800余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在石桥西门外召开誓师大会，宣布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二十七师^[7]186，师长李自修，副师长薛斌，政治部主任张星若。15日清晨，红二十七师向军事重镇仙人渡发起进攻，顺利地攻克当地团防局，活捉团总茹树堂，缴获长短枪数十支。然而，就在前往谷城与薤山红军游击队会合时，遭遇铲共义勇队400人和国民党江汉防务司令张恒金所部围攻。部队在突围中被打散，张星若及所率暴动骨干80余人被杀害，李自修、薛斌被俘就义^[2]43；然而，同年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依托红三军教导团、政治保卫队、特务营及地方武装成立，人员达1400余名。全体官兵在郧属分特委书记柳直荀领导下，由师长汤慕禹、政委朱勉之率领，灵活机智的战术，沉重地打击了鄂西北反动势力，有力策应了襄枣宜苏区的斗争，对整个鄂豫边苏区的开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2]92。

（三）标准之三：战略地位—连接两大苏区的枢纽

规模与武装可以解释一个根据地的“量”，但战略地位解释的是它的“质”。襄枣宜根据地在空间布局上的独特位置，使其具备了超越自身规模的战略意义。

鄂豫边苏区地处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带，“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扮演了连接湘鄂西与鄂豫皖两大根据地的关键角色”。这种“承上启下”的空间位置意味着：襄枣宜根据地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华中地区三大苏区之间的战略协同。

中共中央在1931年2月11日发出的一份决议中明确指出：“鄂豫边地位特殊，肩负着联络湘鄂西和鄂豫皖两大苏维埃区域的重要任务，是一个单独的战略单位”^[6]186。这意味着，在中共中央的战略版图中，鄂豫边区既不是湘鄂西的附属板块，也不是鄂豫皖的边缘地带，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略价值的枢纽区域。襄枣宜根据地作为鄂豫边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战略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作用自不可小觑。正如亲历者宋良猷1962年在《关于鄂豫边襄枣宜钟苏区革命斗争失败经验教训参考意见》一文中所表述的那样：“在五年中，党领导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反动土匪进行了轰轰烈烈，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在襄枣宜钟地区建立了红九军二十六师，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对“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敌人起了牵制的作用，对我国土地革命阶段，作出不小的贡献。”

（四）综合评估：三重标准的叠加效应

规模、武装、地位三重标准相互叠加，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评价体系。在这套体系中，襄枣宜根据地虽然在面积和人口上不及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但在武装建设的正规化程度和战略枢纽价值上独具特色，足以使其在“全国八大根据地”的排序中占据第三位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排名并非杨杏佛个人的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对根据地实际状况的系统观察。杨杏佛作为一位具有现代学术训练背景的社会活动家，其考察方法和判断标准本身就代表了某种“现代性”的评价视角。他看到了红军武装正规化程度对根据地生存能力的关键意义，看到了战略枢纽地位对全局斗争的支撑作用。这些洞见，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四、杨杏佛论断在当时的影响及其双重维度

 

（一）国内维度：对国民党及社会舆论的冲击

杨杏佛以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身份发表这样一篇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其政治冲击力不言而喻。在1931年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施严密信息封锁的背景下，杨杏佛提供了一个来自“体制内部”的客观声音，这无疑对国民党的舆论管控构成了某种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杨杏佛文章的发表地点是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这是一份在中国租界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英文媒体，其读者群不仅包括在华外国人士，也包括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通过这个渠道传播的信息，能够绕过国民党的审查机制，直接触达精英阶层。

（二）国际维度：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的首次了解

杨杏佛文章的国际影响或许更为深远。正如史料所载，这篇文章“使世界舆论界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在1930年代初期，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大多来自国民党官方的负面宣传，或来自苏俄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输出，真正基于实地考察的客观报道极为罕见。杨杏佛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种国际影响的深层意义在于：当外部世界通过杨杏佛的笔触了解到湘鄂西根据地和襄枣宜根据地的真实状况时，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就不再仅仅是“莫斯科的工具”或“农民暴乱者”，而成为一个具有真实社会基础的革命力量。这种形象的重塑，在长远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三）影响的深层逻辑：一个外部评价为何能产生内部影响

杨杏佛既非中共党员，也非共产国际代表，他的评价何以能产生如此深广的影响？这需要从“评价的权威性”这一角度来理解。

首先，杨杏佛作为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局外人”身份，恰恰赋予了他评价的客观性光环。在一个政治立场决定立论的年代，来自“圈外人”的肯定往往比“自己人”的赞扬更有说服力。

其次，英文发表的形式和《字林西报》的平台，使他的评价获得了某种“国际认证”。在国际舆论场上，汉语报道和英语报道的传播力存在巨大差异——英文报道更容易被国际社会采信和引用。

更重要的是，杨杏佛的评价与中共中央对鄂豫边区战略地位的自我判断形成了某种“吻合”：当外部观察者的判断与内部决策者的判断重合时，这种评价就不仅仅是“信息”，而是转化为“佐证”和“支持”，从而具备了影响实际决策的能量。

 

五、从评价到行动：影响向政治和军事资源的转化

 

杨杏佛的论断虽然产生于外部观察，却切实地转化为中共中央对鄂豫边区的资源投入。这种转化，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连续、密集地向鄂豫边区派遣干部这一事实中。

（一）1931年2月：赵莘任等5人小组赴鄂北

1931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遣赵莘任（赵輖）、毕昌茂、李政、何尚志、王明（鹤）等5人^[6]186到达鄂北苏区。这次派遣的直接目的是“加强红军的领导力量”，对红九军第二十六师进行改组，赵莘任接任师长，毕昌茂任政委，何尚志任参谋长。

这一派遣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一，赵莘任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贺龙为军长的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第八队任过队长。这意味着中央派出的不是普通干部，而是具有丰富军事经验和正规军事训练背景的精英人才。其二，六人小组的规模在当时各根据地的干部派遣中属于较大规模，显示了中央对这支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其三，派遣的时机，正值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这表明中央并非等到战后才进行人事布局，而是在战事最激烈时依然坚持增援，其战略决心可见一斑。

赵莘任到任后，立即率部参加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王家湾、钱家寨、彭家冲等多次战斗的胜利。不幸的是，同年3月在枣阳彭家冲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7岁。赵莘任的牺牲固然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但也从侧面说明中央派遣的干部确实是直接投入了最激烈的一线战斗，而非虚置高位。

（二）1931年秋：鄂豫边特委主动向中央求援

如果说前一次派遣是中央的主动布局，那么接下来的一次则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双向互动。1931年春，襄枣宜苏区大部失陷后，鄂豫边特委与中央一度失去联系，“得不到任何指示，而本地同志又缺乏军事政治工作的经验”。面对这一困境，鄂豫边特委在同年9月派遣陈雪怀、程克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要求中央派干部前来加强领导。

这一举动本身就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鄂豫边区在中央的根据地体系中具有足够的“可见度”，使得地方干部相信中央有能力、也有意愿提供援助；第二，杨杏佛的论断此时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中央对鄂豫边区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地方干部主动求援与中央迅速响应之间的“匹配”，恰恰是外部评价转化为内部资源动员的典型机制。

（三）1931年11月：沈宗源率六人小组及谭中余、周惠年赴鄂豫边

10月上旬，陈雪怀、程克绳陪同中央派来的沈宗源、谭中余、周惠莲（即周惠年）、刘伯万、魏克铎等6人到达南阳。这六人小组的到来，标志着中央对鄂豫边区的组织领导力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沈宗源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改组中共鄂豫边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随后主持临时执委会议。这意味着，中央不仅派来了干部，还委派了具有改组和领导权限的代表，直接介入鄂豫边区的政治架构调整。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层级的中央直接介入是十分罕见的，它明确表明鄂豫边区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了中央必须“亲自过问”的层次。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六人小组中谭中余与周惠年夫妇二人的派遣系周恩来亲自选派的。谭中余（即谭忠余）曾担任中共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副科长、科长，是特科前期主要的青年党员干部，参与过一系列重要行动。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亲自选派的干部必定具有特殊的专业背景和政治信任度。谭中余到鄂豫边后担任红二十六师政委，周惠年在苏区特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

周恩来亲自选派的这一事实，其含义极为深刻。它意味着中央对鄂豫边区的重视已经不仅是一般性的“干部派遣”，而是动用了最高层级的人事决策资源。在中共的组织体系中，领导人亲自选派干部代表着对该地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战略性关注”。

（四）1932年3月：尉士筠巡视鄂北

1932年3月底，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出巡视员尉士筠到鄂北指导工作。尉士筠随后担任鄂豫边特委常委，将其位阶提升了一个层级。不过，尉士筠的到来也带来了负面后果—“因其顽固坚持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致使苏区屡屡受挫，到1932年6月底，苏区全部丧失”。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中央派遣干部固然可以带来资源和领导力，但也可能因路线问题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正是革命史研究中需要辩证看待的问题。

（五）1932年5月：郑文（左洪涛）代理省委书记

在鄂豫边区处于低潮时期，中共中央仍专门派郑文（左洪涛）来到鄂豫边，加强临时省委的领导工作。5月下旬，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中央派来指导根据地工作的郑文（左洪涛）代理省委书记，主要负责红军工作”^[4]。

郑文到任后，迅速开始整编地方武装，将幸存的红军部队和游击队合编为鄂北赤色游击军。在苏区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中央依然坚持派遣干部，这绝不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而是实实在在的资源投入。

（六）连续派遣的深层逻辑：一条完整的影响转化链条

将上述五次干部派遣串联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影响转化链条”：

第一步：襄枣宜根据地以自身实力奠定地位。 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拥有一支正规红军武装的战略枢纽型根据地，在全国版图上已经具备了“被看见”的资格。

第二步：杨杏佛的论断将这种“被看见”提升为“被确认”。 外部评价赋予了根据地一种来自“圈外人”的客观认可，这种认可反过来增强了其政治合法性。

第三步：中共中央将杨杏佛的评价纳入决策参考，将襄枣宜根据地纳入全国根据地统筹考虑和安排。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是鉴于襄枣宜根据地的影响，才将其纳入全国根据地统筹规划的。这意味着，襄枣宜根据地的地位已经从“湘鄂西的一个附属板块”上升到了“全国布局的一个支点”。

第四步：中央决策转化为连续、密集的干部派遣行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从赵莘任到郑文，五次派遣贯穿了苏区建设的全周期，即从上升期到鼎盛期再到低潮期，中共中央始终保持着对该地区的高度关注和持续投入。

第五步：干部的注入带来武装力量建设、政治架构优化和军事指挥能力的提升。 赵莘任等人增强了红二十六师的正规化程度和战斗力；沈宗源等人重组了党的领导架构和政权体系；谭中余等人的加入带来了中央特科的专业经验；郑文在苏区低潮时的到来则为恢复斗争提供了关键的领导力支撑。

这一链条表明：杨杏佛的论断不仅是一种历史评价，更是一种历史力量。它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推动了中央对鄂豫边区的资源分配，进而深刻影响了襄枣宜根据地的历史命运。

 

六、影响的限度与辩证思考

 

在充分论证影响转化机制之后，我们也必须正视影响的限度，否则便会陷入线性决定论的陷阱。

首先，干部派遣是一把“双刃剑”。如前所述，尉士筠带来了“左倾”错误路线，直接加速了苏区的丧失。

沈宗源虽然受中央委派担任特委书记，却在1932年1月仓促下令放弃苏区，带领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队数千人向鄂豫皖撤退，行至枣阳西部遭国民党大军拦截而遭受重大损失。2月17日晚，沈宗源竟独自携款出走，后致信省委称“要回中央报告”，实质上是一种逃跑行为。这些事实表明，中央派遣干部并不能保证干部的能力、忠诚和路线正确，干部的素质和派系倾向同样会深刻影响苏区的命运。

其次，襄枣宜根据地最终仍然走向丧失。1932年6月底，在国民党军的持续“围剿”和内部路线错误的双重打击下，苏区全部丧失，最后仅剩四五十公里的面积。这说明，外部评价虽然能转化为资源投入，但无法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总体格局，也无法消弭内部路线斗争的破坏性。襄枣宜根据地最终“并未成为全国第三大根据地”，而只是一个“曾经位列第三”的历史坐标。这种“高峰与坠落”的落差，恰恰构成了这一历史命题最具悲剧性和反思性的维度。

其三，杨杏佛本人的人生结局也构成一种深沉的呼应。1933年，杨杏佛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公开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暗杀^[3]。一个曾经以“客观中立”姿态向世界介绍中共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最终死于国民党内部的极端势力之手。这种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使我们对杨杏佛评价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所做的，绝非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政治表态。这种表态的安全成本，是他用生命支付的。

 

结论

再回到本文的核心问题：襄枣宜根据地在全国八大根据地中位列第三，其标准究竟是什么？

本文推演出三重标准：规模的尺度（2700平方公里、40万人口）、军事的尺度（正规红军部队的创建与战斗力）、战略的尺度（连接湘鄂西与鄂豫皖的枢纽地位）。这三重标准叠加，使襄枣宜根据地在当时各苏区的版图中确实具有了“第三”的客观条件。

杨杏佛的论断产生了双重影响：在国内，它以外部客观者的姿态打破了国民党的信息垄断，增强了中共苏区的政治合法性；在国际上，它首次向世界客观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为中国革命争取了国际舆论空间。

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并非停留在纸上，而是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了政治和军事资源。中共中央政治局将襄枣宜根据地纳入全国根据地的统筹考虑和安排，并通过持续、密集的干部派遣—赵莘任等5人（1931年2月）、沈宗源等六人及周恩来亲自选派的谭中余夫妇（1931年11月）、尉士筠（1932年3月）、郑文（1932年5月），将这种战略重视转化为组织动员和领导力注入。五次派遣贯穿根据地建设的全周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影响→重视→资源→成效”转化链条。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转化的历史限度。干部派遣不能替代根据地自身的造血能力，外部评价不能替代敌我力量对比的总体格局，中央重视更无法消弭路线斗争的破坏性。襄枣宜根据地最终走向丧失，既是客观敌我力量对比的结果，也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代价。

鄂豫边苏区从辉煌到低落的历史轨迹，为中国革命史提供了一条值得反复咀嚼的命题：一个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从来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它取决于自身实力，取决于外部评价，取决于中央重视，取决于干部素质，取决于战略机遇，也取决于历史进程中那些无法预料的偶然与必然。杨杏佛的论断如同投向历史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的涟漪既映照出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激烈博弈，也折射出评价、资源与命运之间错综复杂的因果体系。襄枣宜根据地的故事，因此不仅是一段地方革命史，更是一部关于评价如何转化为行动、行动如何塑造命运的政治历史寓言。

 

参考文献

[1]  [M]//郝敬东.《建党百年襄阳大事纪实》.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

[2] 《鄂豫边革命史》[M]//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3

[3]杨杏佛[EB/OL]. 百度百科, 2023-07-17.

[4] 余伯流,何友良.中国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5] 张璞. 从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看宜城苏区在鄂豫边土地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EB/OL]. 2026-05-06.

[6] 《湖北新民主革命史》[M].曾成贵 徐凯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7]《杨杏佛传》[M].樟树市党史工作办公室 赣出内图字（1994）第12号

[8]《郑文关于鄂豫边党和红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7.1

 

作者简介：

张璞，原襄阳日报记者，现退休。出版长篇小说、传记10余部。2017年起开始研究鄂豫边苏区史、红九军创建史和鄂北斗争史，8年多时间共写出《红九军传》《程克绳传》《鄂北赤子高如松》《鄂北斗争史》《宜城苏区史》《鄂豫边文存解析》六部书稿及《红九军在鄂北的创建》《襄枣宜根据地的形成》等调研文章，其中《鄂北赤子高如松》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红九军在鄂北的创建》《襄枣宜根据地的形成》被收入《建党百年襄阳大事纪实》（郝敬东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现为襄阳市中共党史学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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