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璞 ｜沉碑：鄂豫边苏区历史记忆的湮灭与重构 以红九军的悲壮消失和襄枣宜苏区为中心的史学考察

张 璞

沉碑：鄂豫边苏区历史记忆的湮灭与重构

—以红九军的悲壮消失和襄枣宜苏区为中心的史学考察

摘要：

襄枣宜苏区曾是杨杏佛笔下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并列的“全国第三大苏区”，红九军也曾是令国民党当局忌惮的红军劲旅。然而，这支队伍在1932年夏季第四次反“围剿”中受到重创后仅剩下170余人，由程克绳率领到钟祥游击。后与京钟游击队整编成鄂北游击总队、襄北独立团，至1933年6月中旬于石首调关几乎全军覆没。至此，其历史记忆竟如石沉大海一般，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仅存四百六十余字，战史乏有专述，人物传记寥若晨星，甚至连当初的全国第三大苏区至今无一县、市、区被认定为国家苏区县。本文拟以“沉碑”为核心意象，从史学角度剖析这一“历史失忆”现象的成因：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战略遗忘与认知错位、“左”倾教条主义下固守待死的军事决策、肃反运动对组织记忆的内部摧毁、幸存者话语权的结构性缺失，以及地方文史工作的长期缺位。这种“沉”不仅是军事失败之沉，更是历史书写之“沉”、集体记忆之“沉”。红九军的悲壮命运警示我们：历史的湮灭有时并非源于敌手的刻意抹除，而是源于“自己人”的分别心、偏见与遗忘。

关键词：鄂豫边苏区；红九军；历史记忆；夏曦；“左”倾教条主义；肃反

一、引言：一座沉入江底的丰碑

1931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1]49在考察鄂北襄枣宜苏区后，曾给出一个惊人的评价：这里是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鼎足而立的“全国第三大苏区”。须知，这篇题为《中国共产党现况》（The Communist Situation in China）的文章，发表地点是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使用的语言是英文，其目标受众不仅是国内读者，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在当时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能够以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行动。“它使世界舆论界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这意味着他的评价不仅是一种个人判断，更在事实上起到了向国际社会“披露真相”的作用。

彼时的鄂豫边，以襄阳、枣阳、宜城、钟祥为核心，辐射豫西南唐河、桐柏一带，红色区域纵横数百里。首先是红九军二十六师在此纵横驰骋，1930年12月一举攻克唐河县城，俘获国民党官兵数百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战马70余匹，建立苏维埃政权，声威远播；其次是1931年1月14日，襄阳中心县委根据鄂豫边特委指示，组织襄北800余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在石桥西门外召开誓师大会，宣布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二十七师^[9]186，师长李自修，副师长薛斌，政治部主任张星若。15日清晨，红二十七师向军事重镇仙人渡发起进攻，顺利地攻克当地团防局，活捉团总茹树堂，缴获长短枪数十支。然而，就在前往谷城与薤山红军游击队会合时，遭遇铲共义勇队400人和国民党江汉防务司令张恒金所部围攻。部队在突围中被打散，张星若及所率暴动骨干80余人被杀害，李自修、薛斌被俘就义^[2]43；其三是红九军第二十五师，自依托红三军教导团、政治保卫队、特务营及地方武装成立后，1400余官兵在郧属分特委书记柳直荀领导下，由师长汤慕禹、政委朱勉之率领，灵活机智的战术，沉重地打击了鄂西北反动势力，有力策应了襄枣宜苏区的斗争，对整个鄂豫边苏区的开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2]92。可惜，1932年2月被夏曦调回洪湖，柳直荀、朱勉之皆以“改组派”罪名被杀，使鄂西北革命斗争失去了一支有生的力量。

然而，九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历史却如泥牛入海。翻开各类革命史著述，湘鄂西有卷帙浩繁的红二方面军史、贺龙传记，鄂豫皖有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赫赫威名，而鄂豫边苏区，在绝大多数通史类著作中仅以寥寥数语带过。据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关于鄂豫边苏区的记载，全部篇幅不足五百字；红九军二十六师的战史至今未有独立成书；主要领导人中，除少数幸存者在地方政协、民政部门留下片言只语，多数人连一张清晰的留存照片都难以寻觅。更令人唏嘘的是，截至今日，当年鄂北所辖襄阳、枣阳、宜城市、县（即襄枣宜苏区）中，竟无一个被认定为“国家苏区县”，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的行政区划确认上，这片曾洒满鲜血的土地长期未被“看见”。

如此巨大的反差，不禁令人追问：一个曾被权威人士评价为“全国第三”的苏区，何以在历史记忆中近乎蒸发？一支建制完整、屡建战功的红军主力师—红九军二十六师，何以在短短数月间全军覆没，而后竟无一部正史为其立传？

本文试图从史学的角度，透过层层迷雾，探寻鄂豫边苏区包括红九军成为“沉碑”的深层逻辑。这个“沉”字，既是军事意义上全军覆没的“沉没”，更是历史书写意义上被遗忘、被遮蔽的“沉沦”。而“碑”，则指向那段曾经光辉却最终湮灭的革命记忆。它本应如碑石般矗立，却沉入时间的深渊，再也无法完整地浮出水面。

二、“沉碑”之证：一种近乎真空的史学存在

2.1 档案学的废墟：从“不到五百字”说起

史学研究的起点是史料。然而鄂豫边苏区留给后世研究者的，是一座近乎空白的史料废墟。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记载为例，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战史、各根据地军事史著作中，关于红九军二十六师的记述，若汇集各处零散记载，全部篇幅不到五百字。请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P160）关于襄枣宜的记载：

（三）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和鄂西北红军的发展

红三军艰苦转战和洪湖军民进行三次反“围剿”斗争期间，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和鄂西北地区的红军，在反“围剿”、反“清剿”的斗争中保存了力量并有所发展^[3]。

1931年初，活动于鄂北襄枣宜地区的红9军第26师，遭国民党军和当地保安团“进剿”损失严重，师长赵侗牺牲。2月，继任师长程克纯（绳）率部队渡过汉水，转移至南漳地区游击。4月中旬，红3军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并迫近保康、南漳时，国民党“进剿”军转而对付红3军。红26师在新任师长余益庵、政治委员张慕骞的领导下，乘机开展恢复苏区的斗争。到8月，襄阳、枣阳两县和宜（城）南、钟（祥）北、枣（阳）南3个独立区的苏维埃政权先后建立。红26师发展到1500余人，苏区建立了5支分别拥有七八十支枪的游击纵队，还普遍建立了赤卫队。9月，红9师进入襄枣宜苏区，拨给红26师100余支枪，并留下马三光（任红26师政治部主任）等干部，帮助红26师加强政治建设。10月，中共中央派覃（谭）中余、魏克铎分别担任红26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不久，襄枣宜苏区划归湘鄂西苏区，红26师成为湘鄂西苏区地方红军之一部^{[4]160——162}。

仅此460余字。这不到五百字的表述中，多数是战役背景的简略交代和序列编制的机械罗列，缺乏对战略决策过程、战斗细节、指战员风貌的系统描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湘鄂西苏区的红二军团（后红三军）拥有独立成卷的军史、战史，贺龙本人的传记、年谱、回忆录更是蔚为大观。

人物传记的缺失尤为触目。红九军二十六师的主要领导人中，师长赵莘任（黄埔出身），1931年2月牺牲于彭家冲，身后竟无一篇完整传记；继任师长兼政委吴寿青，1932年6月战死枣阳迎水寺，年仅27岁，其事迹长期仅见于地方党史的零星记载。更令人扼腕的是，鄂豫边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程克绳，曾与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同窗，却在1932年的肃反中被错杀。这位具有国际革命背景的重要人物，其历史贡献长期被湮没在“路线斗争”的阴影之下。省委书记王君恩，在苏区失陷后坚持游击，1933年1月就义，年仅24岁。

2.2 杨杏佛的“第三大苏区”：一个被遗忘的论断

1931年，杨杏佛在考察后作出“全国第三大苏区”的论断，这一评价在当时并非虚言。

从地理幅员看，鄂豫边苏区以襄枣宜为中心，北连豫西南，西接鄂西北房县、均县，东与湘鄂西苏区遥相呼应，形成了一块跨越两省数县的广大红色区域。从武装力量看，红九军下辖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以及多个游击纵队，正规红军与地方武装合计达数千之众。红二十六师由襄阳、枣阳、宜城等地红军游击队组成，1930年5月成立“红九军第五总队”，6月25日在襄东陶山庙改编为红九军二十六师。随着一片片”游击区”变成一个个拥有相对完整行政体系的”红色区域”，襄枣宜根据地开始从一个军事割据区域，向一个具有完整制度支撑的政权实体的飞跃。至10月，鄂北与豫西南两特委合并，鄂豫边特委、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等党政机构相继成立，下辖三个中心县委，22个县委、区委，党员近三千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此时已建有十二个区苏维埃、九十七个乡苏维埃，这一数字的背后，是一种新型社会关系在乡村社会的全面铺开。每八百至一千五百户建一个乡，三个乡建一个区，三个区建一个县，这套来自中央苏维埃的建制要求，在鄂北大地得到了严格执行。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着具体而微的落实：枣阳县苏维埃辖六个区、三十六个乡；襄阳县苏维埃辖三个区、二十四个乡；另有宜东一区、襄南二区、枣南三区等独立区苏维埃。这种区划与行政体系的建立，使革命的力量不再是流动的、临时的、不可预期的，而是固定的、常设的、可依赖的。

至1931年，鄂北苏区的版图达到了它的极盛：东至枣阳兴隆，南至宜城板凳岗，西至襄阳东津湾，北至滚河张家集，面积达二千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四十余万。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曾被权威认定的“第三大苏区”，在后来的苏区划分体系中几乎被“除名”。湘鄂西、鄂豫皖、中央苏区等被反复书写、反复研究，而鄂豫边却始终处于学术视野的边缘。这种反差，构成了“沉碑”的第一层意涵—历史评价与现实认知之间的巨大断裂。

三、“沉”之缘由：谁按下了历史的“删除键”？

3.1 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遗忘症”

鄂豫边苏区在组织关系上隶属于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这是中共中央于1931年10月17日下达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2]94。然而，这个“上级”从一开始就将鄂豫边视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1930年10月，鄂北特委与豫西南特委合并，成立鄂豫边特委，1932年初又升格为鄂豫边临时省委。可远在洪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对此似乎毫不知情。然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明确记载：1931年9月间，万涛及段德昌率红九师北上时，在钟北区与红二十六师会合。会合后，两师协同作战歼灭了钟北数股反动武装，给了敌人以很大打击。在红九师的帮助下，红二十六师建立和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各种政治机关，红九师的马三光调到红二十六师任政治部主任。红九师在鄂北期间，万涛曾向鄂北的党组织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了解了当地革命斗争情况。还整顿了苏区各级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工农出身的党员，撤换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接着在枣南成立了6个区委，襄、宜、钟建立100多个支部，党员发展到1000余名。钟北党组织负责人蒋永祥把两位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农民汪兴诗、严正亮引荐给红九师政治部，通过红九师政治部发展汪、严为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高楼集支部委员会，蒋永祥任书记。在红九师的协助下，高楼集支部迅速与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发生关系，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钟北第一乡苏维埃政府，由汪兴诗任主席。并成立农民自卫军、少年先锋队、贫农团、妇女协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粮分地运动。群众为之振奋。

9月下旬，红九师与红三军主力会合，万涛把鄂北的情况向贺龙作了汇报。回洪湖后，湘鄂西中央分局认真听取了万涛和贺龙关于鄂北情况的报告，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亲自向中共中央发信“请求中央将鄂北特委划归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以便统一军事行动。^①”这个请求仅过月余就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此后，襄枣宜苏区便正式成了湘鄂西苏区的一部分^[5]122。然而，直到1932年2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没向鄂北下达任何工作指示。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拟派员巡视宜昌时，才“想起”有个鄂北苏区。于是，便于2月28日匆忙召开会议，形成决议案，派遣时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的尉士筠前往鄂北“巡视”。彼时的巡视意味着什么？即是统率和操盘。可谁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时间节点给鄂北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因为此时国民党对鄂豫边的第三次“围剿”已箭在弦上，而中央分局对鄂豫边的实际状况几乎一无所知。叫人忍俊不禁的是，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1932年2月28日作的《关于鄂北（襄、枣、宜、钟）苏区及九军二十六师工作的决议》标题竟赫然写着“鄂北”。这还不算，更令人震惊的是，据史料记载，1932年10月夏曦率红七师撤退至随县王店时，竟仍称鄂豫边为“鄂北”，对“鄂豫边临时省委”这一早已变更的组织建制浑然不觉。他对关向应说：“他（尉士筠）回来后就跑到我这里来，说了不少鄂北苏区丢失的原因……什么原因？他是改组派，这是主要的原因！我有责任，没有早识破他，还把他派往鄂北苏区，造成了鄂北苏区的丢失。^[6]2874”

这番话暴露了惊人的信息鸿沟。尉士筠到鄂豫边工作的核心任务是贯彻湘鄂西中央分局决议、推行“左”倾路线、主持肃反，这些恰恰是加速苏区崩溃的催化剂。夏曦连“鄂北”与“鄂豫边”这一基本建制变更都未掌握，却要对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苏区下达指令、追究责任，这种“遥控指挥”的荒诞性，折射出当时中央分局领导层的严重官僚化与脱离实际。

夏曦的“遗忘”并非偶然。在他的战略棋盘上，洪湖、湘鄂西才是真正的“重镇”，鄂豫边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牺牲的棋子。1932年1月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必须向着汉水流域发展，首先与鄂豫皖及鄂北苏区打成一片”的战略方向。在这一宏大蓝图中，鄂豫边被赋予的角色是“连接枢纽”，而非具有独立价值的战略单元。而中共中央在1931年2月11日发出的一份决议中明确指出：“鄂豫边地位特殊，肩负着联络湘鄂西和鄂豫皖两大苏维埃区域的重要任务，是一个单独的战略单位”^[9]186。这意味着，在中共中央的战略版图中，鄂豫边区既不是湘鄂西的附属板块，也不是鄂豫皖的边缘地带，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战略价值的枢纽区域。湘鄂西中央分局却不这样看，夏曦认为，叫湘鄂西代管，鄂北就是湘鄂西的附属板块。为此，他可任意调度，好比红九军主力在襄枣宜与国民党军四十八师、五十一师、独三十四旅进行“硬拼消耗”的阵地战时，鄂豫边不仅没有得到兵力增援，反而，位于鄂西北的红九军二十五师被湘鄂西中央分局命令调回洪湖。这一决策直接削弱了鄂豫边苏区的防御力量，为后来的全军覆没埋下伏笔。

①见1931年8月27日《夏曦自湘鄂西（潜江县城）来信》

3.2 “左”倾指挥下的“死守”逻辑

如果说“遗忘”是一种消极的漠视，那么尉士筠抵达鄂豫边苏区后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则是一种积极的摧毁。

1932年4月8日，尉士筠主持召开鄂豫边临时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传达湘鄂西中央分局决议，核心精神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红军以保卫鄂豫边省赤区为中心任务，绝对不准离开赤区游击”。

这一决策的理论依据是“与土地共存亡”的“死守”逻辑。当时鄂豫边苏区已被国民党军压缩至“方圆不足四五十里”的狭小区域，集镇全部被占，碉堡炮楼林立，敌军每日会剿、每日会哨。在如此严峻形势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本是唯一出路。然而尉士筠将一切外线作战斥为“逃跑主义”，将游击战术贬为“保守主义”，要求红军“集中力量，固守苏区”，“不放弃一寸土地”。

后果是灾难性的。红二十六师及地方武装在五十余天内与国民党正规军激战三十余次，迭遭失利，伤亡殆尽。据记载，仅宜城新街一役，红军及赤卫队即从一千六百余人锐减至三四百人。从三月初到五月中旬，红二十六师在与敌军打了八十余次后，仅剩三百余人。这支曾经攻城掠地、令敌胆寒的劲旅，在“死守”命令下被一点点“挤”干、磨平，最终走向全军覆没。

历史的残酷在于：红九军第二十六师的指挥员并非无能，也不是怯战，而是被一种来自“上级”的理论绑架。他们明知死守必亡，却被“右倾逃跑主义”的帽子压得动弹不得。这不再是军事判断的差异，而是一种思想钢印—任何违背“死守”命令的举措，都意味着政治上的自我毁灭。于是，明知是死路，仍然义无反顾地走到底。

3.3 肃反：从内部瓦解的记忆载体

比军事失败更为致命的，是鄂豫边苏区在肃反中对自身组织记忆的系统性摧毁。

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关于鄂北苏区及九军二十六师工作的决议》中明确要求，要“肃清自己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以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夏曦曾说过：“杀一个改组派比杀一个连的士兵都重要。^[6]2871”所以，尉士筠抵达后随即展开大规模“改造党”运动，提出“以各种事实揭穿改组派的罪恶，激起群众加紧肃反的积极性”。

肃反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最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干部。当余益庵、张慕骞等提出向大洪山地区发展、与襄北新区连成一片的战术建议时，被尉士筠批评为“变相的‘右倾逃跑主义’”，随即撤销了他们的军内职务，改组了红二十六师领导班子^[1]44。而鄂豫边苏区的主要创建者程克绳，更是直接以“富农路线”排斥在领导班子之外，调到边革军委下面去干一个经理。这位曾与周恩来在法国同窗的革命者，始终没能说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

肃反的后果是多重的：第一，经验丰富的指挥员被清洗，换上“拥护上级意见”但缺乏实战能力的人，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第二，人人自危的氛围瓦解了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干部不敢提意见、不敢讨论战术，军事决策沦为机械执行；第三，大量的档案、文件、回忆材料在肃反中被销毁或散失，被肃反者不可能留下文字为自己辩护，而执行者也没有兴趣为“反革命”保存资料。

3.4 幸存者的沉默：人微言轻与话语权的缺失

全军覆没之后，二十六师幸存的领导人寥寥无几。而这些幸存者，也大多未能成为历史记忆的积极建构者。

程克绳被错杀，赵莘任早逝，吴寿青战死，王君恩就义，郝久亭率宋良猷、陈雪怀等转入南阳后亦难有作为。少数幸存者如郑文，后来在广州省担任政协副主席；余益庵，在湖北任民政厅厅长。他们的职位虽不算低，但已远离军事史、革命史的核心叙事圈层。与贺龙、徐向前等“元帅级”人物的巨大影响力相比，他们的只言片语难以撼动主流史学的书写惯性。

更深层的问题是：幸存者本身也难以形成统一的历史叙事。由于肃反造成的内部撕裂，幸存者之间、幸存者与已死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历史纠葛。哪些人该被记为烈士？哪些人因“改组派”罪名而死该被隐去？这些问题的敏感性，使得幸存者宁愿沉默，也不愿触碰这段充满伤痛与困惑的记忆。

四、“沉”之延续：为何至今仍“钩”不上来？

4.1 地方文史工作的长期空白

历史记忆的建构需要物质载体—档案馆、研究机构、专业学者。然而鄂豫边苏区所在的襄阳地区，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研究力量。

据调查，襄阳市（含原襄阳地区）至今没有一所专门的鄂豫边苏区研究机构，没有一支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更缺乏系统的地方党史编纂工程。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湘鄂西苏区所在地的洪湖、监利等地，早已建立了完善的纪念馆、研究会，出版了多卷本史料汇编；鄂豫皖苏区的大别山地区，更形成了“大别山精神”研究的学术热潮，相关课题获国家级基金资助。

研究力量的缺位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大量散存民间的文献、实物、口述史料未能得到系统收集和整理。据记载，鄂豫边苏区的文史资料“散存，各自都带在身上，没有正规存档”。这意味着，当年亲历者随身携带的文件、日记、信件，随着他们的牺牲或离散而四处流落，绝大多数永远消失。即便有少数幸存者保留了部分资料，也因缺乏专业机构的征集而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4.2 国家认定的缺位与“苏区县”之困

一个更为宏观的困境是：鄂豫边苏区的历史地位始终未能获得“国家认证”。

“国家苏区县”认定是国家基于历史事实对革命老区进行确认的制度性安排。获得认定的县份，不仅具有政治荣誉，更能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该地区的革命历史被正式纳入国家叙事。然而，襄阳市所辖的襄州、枣阳、宜城等核心苏区县，至今无一获得“国家苏区县”认定。

是因为党政军群组织不健全吗？不是。早在1929年冬，鄂北临时特委负责人杨秀阡即会同余益庵、赵英等同志筹建中共襄枣宜临时县委，下辖包括宜城新街在内的襄东区委。1930年6月，中共宜城县委成立，机关与宜东一区区委机关同设宜城新街碾子湾。1930年8月，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协助新街区委攻破板桥店，随即在油坊湾、陈家湾、安家湾、两乳山建立4个乡苏维埃政府。同年9月，宜东一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驻地草庙岗；至1932年春，全区已建立18个乡苏维埃政府和18个乡党支部，党员达300余人。同时，区、乡两级普遍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共青团、劳动妇女解放会、少年先锋队等群团组织，形成了完整的党政军群体系，符合中央关于重点苏区县组织健全、群众发动充分的认定要求。

是没有省级党政军领导机关驻扎吗？回答仍然否定。1931年6月，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由枣西傅湖迁至宜城新街附近的张家湾，使宜城苏区正式成为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所在地。同年12月，鄂豫边特委亦从南阳迁至宜城新街。1932年2月2日，经鄂豫边区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鄂豫边临时省委员会，同时将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改为鄂豫边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宜城新街由此成为鄂豫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地，与湘鄂西根据地的瞿家湾、鄂豫皖根据地的新集遥相呼应，成为湘鄂西、鄂豫皖和鄂豫边三地革命人民心中希望之地。这一省级领导机关驻扎宜城的历史事实，是革命苏区县认定的核心依据。

那么，是因为没有重要军事及后方机构迁驻吗？回答再次否定。1931年6月，红九军二十六师随边革迁驻宜城新街；8月，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将红军枪炮厂从枣阳翟家古城迁至新街范家湾。该厂拥有工人80余名，以修理旧枪为主，平均每日可造出一支新枪，达到当时根据地最高生产能力。同时，红军后方医院在新街附近的张家湾、苗家湾设立分院，设五个医疗组，最多时收治伤员200余人。医院实行分级护理，配有文化识字班，伤员每人每月发放3块银元津贴，管理制度健全。这些机构的迁驻和有效运转，充分证明新街苏区具备稳固的后方条件和战略支撑能力，是鄂豫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大本营。

是鄂豫边苏区与中央苏区没有联系吗？我们来看：鄂豫边苏区纵横河南、湖北22县，人口180余万，与中央分局湘鄂西整体联动。1930年10月，豫南、鄂北合并为鄂豫边特委后，地理范围扩至河南南阳、镇平、邓县、新野、唐河、桐柏、泌阳诸县。1931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明确“鄂豫边特委以后由湘鄂西中央分局代管^[2]94”，1932年2月28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专门会议，形成《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鄂北 （襄、枣、宜、钟） 苏区及九军二十六师工作的决议》，正式派遣湘鄂西省委秘书长尉士筠巡视鄂北（即鄂豫边），从此，鄂豫边进入与中央苏区整体联动的局面。

由此，我们有理由说宜城、枣阳本来就是苏区，因为它们先后都是中共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所在地（1930年10月至1931年5月设在枣西翟家古城），而宜城苏区更是鄂豫边临时省委、临时省苏维埃的诞生地。1931年6月，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由枣西傅家湖搬至宜城新街附近的张家湾，1931年12月18日（农历十一月初十），鄂豫边特委也从南阳搬到了宜城新街。1932年2月2日，经鄂豫边区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鄂豫边临时省委委员会；同时，把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改为鄂豫边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2]97。至此，宜城新街成为鄂豫边临时省委和鄂豫边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机关的所在地。从1931年6月到1932年6月，中共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和鄂豫边临时省委、鄂豫边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在宜城新街运筹帷幄，指挥鄂豫边区人民和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五十一师、独三十四旅、四十八师及民团和地主土豪劣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斗争，直到1932年6月苏区丧失，其过程是何等悲壮。

由此，鄂豫边襄枣宜诸县没有被认定为“国家苏区县”的原因就浅显易见了。这一认定缺位的逻辑链条是：没有专业研究 → 史料整理不充分 → 无法提供有力的申报依据 → 无法获得国家认定 → 缺乏认定导致研究投入更少 → 历史进一步被遗忘。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国家“不知道鄂北是苏区”，这不仅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是一个制度性的认知盲区。

4.3 与湘鄂西、鄂豫皖的比较：被“系统性低于”的历史书写

如果我们将鄂豫边苏区与湘鄂西、鄂豫皖进行比较，显然便能更清晰地看到“沉碑”的结构性根源。

湘鄂西苏区有贺龙，这位开国元帅不仅亲身经历了湘鄂西的全部历程，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推动相关历史的书写。贺龙的口述自传、回忆录为湘鄂西史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权威史料。更重要的是，贺龙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锚点”，围绕他产生了大量的传记、年谱、研究著作，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史料体系。

鄂豫皖苏区有“大别山精神”这一学术品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鄂豫皖三省持续开展大别山革命史研究，建立了多所研究机构，出版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等奠基性著作^[7]。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春中将更明确强调：“我们的工作应该由普通的政治宣传向学术研究深入了。”

而鄂豫边苏区，既无元帅级代表人物，也无标志性精神品牌，更缺乏持续的区域性学术协作。这种“三无”状态，使其在革命史研究的“注意力经济”中被系统性地边缘化。

五、结语：沉碑未销，打捞何为？

1933年6月中旬，鄂豫边苏区的最后四五百名红军战士组成的襄北独立团决定向江南进军，计划与在湘鄂边的红三军主力会师。但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敌情不明，部队从监利车湾过江时，被敌三十四师、湘军十九师、独立三十八师包围，被迫退入湖中。后遭敌浅水炮艇轰击，船被打沉，大部分战士牺牲。团长陈天和带领百余名战士突围至石首调关，又遭到敌三十四师包围，在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8]399。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照片，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完整的连队建制。此后近百年间，这片土地上的血与火，在浩如烟海的革命史卷中，缩微为不到五百字的断简残编。

现在，我们终于发现，“沉碑”到底沉在何处？

就沉在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直至苏区覆灭仍叫不出正确地名的那句质问里。一个连“鄂豫边”都不知道的上级，如何能指挥好鄂豫边的战争？

就沉在尉士筠那份“绝对不准离开赤区游击”的决议里。面对敌军的碉堡合围，军事指挥的逻辑不是“如何打赢”，而是“如何不被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

就沉在程克绳被以“改组派”罪名处死的那一刻。这位周恩来的留法同窗，至死不知道自己的“罪行”究竟是什么。

就沉在赵莘任、吴寿青们倒在阵地上的那一瞬。他们没有倒在敌军的重围中，而是倒在了“与土地共存亡”的空洞口号下。

还沉在幸存者余益庵、郑文们此后的沉默里。那些年的记忆过于沉重，重到连开口都成了奢侈。

但“沉碑”不等于“不可打捞”。历史研究的意义，正在于对沉没之物进行永不停歇的打捞。近年来，随着地方党史研究的推进和数字化史料共享的发展，鄂豫边苏区的若干专题研究已有起步迹象。2025年，枣阳与唐河两地老促会已开始共同寻觅红二十六师在枣南山区游击歼敌的足迹，并就红色文化传承进行探讨^[7]；2026年，襄阳老促会已着手将成熟的红九军传记《鄂豫边烽火》交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未来，如果能够整合鄂豫两省的研究力量，系统抢救散存民间的史料，推动鄂豫边历史研究和“苏区县”认定工作，鄂豫边这座“沉碑”或许终有浮出水面的一日。

需要告诫的是，打捞者必须清醒：我们能打捞的，永远只是碎瓷残瓦。那些鲜活的生命、那些在死守命令下挣扎的瞬间、那些明知必死仍不得不冲锋的脚步，历史研究的任何复原，都只是对真实的无限趋近，而非真实本身。这种无法抵达的“沉重感”，或许才是“沉碑”留给史学工作者最深刻的警示：历史的湮灭，有时并非源于敌手的刻意抹除，而恰恰源于“自己人”的傲慢、偏见与遗忘。当后人面对这段“五百字”的历史时，最大的悲哀不是史料太少，而是—史料之所以如此之少，恰恰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那些本应记录历史的人，正在忙于销毁“异己”的痕迹，忙于证明“路线”的正确，忙于在肃反名单上划下一个个名字。

红九军第二十六师的沉没，是一面照见革命进程中内部撕裂之痛的镜子。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历史纪念，不仅是记住胜利，更是直面那些被“自己人”的失误所葬送的生命，以及那段曾经光辉却最终湮灭的悲壮往事。我们不能忘记无数个像赵莘仁那样倒在血泊中的生命，不能忘记无数个像翟家古城那样化为灰烬的家园和无数个像板桥店那样反复争夺的阵地。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时，不应只陶醉于苏区版图的辽阔，更应铭记那些用生命为这块版图上色的先烈。

为此，沉碑未销，我们必须打捞不止。这或许是历史学对于遗忘最执拗的抵抗。

参考文献

[1] 《建党百年襄阳大事纪实》[M].郝敬东.文汇出版社 2021.6

[2] 《鄂豫边革命史》[M]//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3

[3] 鄂豫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DB/OL]. 湖北省图书馆红色文史数据库, 2014-04-07.

[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M].军史编写组.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9

[5]《中国工农红军红二方面军战史》战史编辑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 1992.8

[6] 《中国工农红军全传》（2007.8）[M].刘秉荣著 人民出版社

[7] 枣阳、唐河两地老促会重游红军当年主战场[EB/OL]. 中国老区网, 2025-03-31.

[8]《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M].本书编写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9

[9]《湖北新民主革命史》[M].曾成贵 徐凯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