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璞 ｜ 宜城苏区革命斗争纪实之二

张 璞

宜城苏区革命斗争纪实之二

一、新街苏区的迅速收复

1931年3月下旬，新街苏区受挫后，襄阳、枣阳、随县和钟北的形势都十分严峻。此时，苏区已失去相当大的面积，襄东的黄龙垱、杨家垱、姚家岗，枣西的璩家湾、土桥铺等地都被敌人占领。

而此时的红军已由1000多人减员到500多人，面临着严重缺员。鄂豫边区边革委员会首先想到的是到各县争取红色补充队军对二十六师进行补充，红补军补完了，再抽调赤卫队。程克绳特意派人到宜西和随县，力图抽调部分赤卫队员充实到红军队伍。可宜西没有反应，随县仅来了几十人。程克绳一下子急了。就在这个时候，红三军突然出现在保康马良坪，一下子打乱了国民党的布署。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以为贺龙要攻打襄樊，迫不及待地调走正在围剿襄枣宜苏区的五十一师范石生部和徐源泉的四十八师一部，前往保康、南漳会同六十九师赵冠英部及教导第三旅郭勋部对红三军进行阻击，目的是阻止红三军踏过南、保地界。

何成濬的这一军事变更无意间给鄂北苏区的一盘危局带来了转机。

其实，红三军1931年4月初从枝柘坪出发北上，并非有意窥伺襄樊。4日在野三关、三兴观等地歼灭守敌川军段少卿团，然后占领巴东，渡过长江，连克兴山、秭归两城，在巴兴归根据地作短期休整，予当地党和红军以指导帮助后，向东挺进，4月13日攻占了远安，18日，红八师攻克荆门，红七师攻打当阳。这时，驻宜昌、沙市等处的川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及鄂军第四十八师补充第一、第二团等部急忙增援。在此情况下，红七师被迫放弃攻城计划，撤至玉泉山、慈化寺一线与敌展开激战，红八师二十二团前往增援，仍未能将敌击退。此时，远安已陷敌手，红三军乃撤至远安以北地区，准备以马良坪为中心展开地方工作。然精明透顶的何成濬却把红三军进驻马良坪看成是威逼襄樊，这不能不说是天救鄂北。

1931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初九），鄂豫边特委在南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恢复襄枣宜苏区的策略，特派特委常、执委四人到襄枣宜苏区，执行恢复与转变苏区的任务”。当天，特委常委宋良猷等4人赶赴鄂北。到鄂北后，宋等人一边纠正立三路线，一边和襄枣宜苏区的党组织及红军领导人程克绳、吴寿青等，到陶山庙乘国民党军队大部抽走之机迅疾集结隐蔽、失散的红军战士，先前于七房岗插枪的200余名战士已迅速归队，接着，便是王子良带着打散的一部赶到了这儿。接着，调集的各地红补军和赤卫队纷纷前来，红二十六师很快就恢复了原建制。特委决定，由李仲贤代理师长，吴寿青、毕昌茂先后任政委，副师长段克祥，政治部主任曹明久。下设3个总队，由阮荣汉、王光明、王世元分任第一、二、三总队长，夏明庆任手枪队队长。部队整编后，总人数达700余人。

李仲贤，枣阳蔡阳铺人。1927年底赴苏联学习。1930年3月鄂北红军游击队第十三大队成立，任大队长。11 月下旬任红九军二十六师七十六团团长。1931年1月任师参谋长。4月中旬，红九军二十六师在宜城朱家嘴将原来团的建制改为总队，任第二总队政委。4月底，部队在襄阳东部陶山庙整编，任代理师长。5月，以其在苏维埃加入取消派的罪名准备将其处决。他知道后，和弟弟李季贤一起投靠张家集团防局，团防局的人以为是诈降，遂将其杀掉。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十三）

李仲贤代理师长后，依托第二总队打主攻，收复丢失的地盘。他的第一步是首先攻打襄东的黄龙垱，途中击溃刘家湾铲共团，活捉了铲共团总徐明庆，并就地处决。黄龙垱镇内的守敌闻风而逃。接着向枣南进军攻取了耿家集团防，缴获枪20余支，全充实给了第二总队。月底，李仲贤率领二十六师继续向东挺进，又一举收复了赵家湾、小板桥、宋家集和万家岗等地。

这时，贺龙正在保康将敌人前后夹击。经过激战，红三军未能将敌击退，遂突围经歇马河进入谷城县境。国民党当局再次认为贺龙大有威逼襄樊之势，感到异常恐慌，再次急调襄东驻军西渡汉水，防堵红三军的进攻。如此一来，便造成襄枣宜地区敌人兵力完全空虚。

红九军二十六师乘机对鄂北苏区实施了扫荡式收复。

5月初，余益庵被特委从均房调回。这时，有人检举代理师长李仲贤情绪低落，说当红军不如当土匪，但他所在的第二总队连长及战士们都不愿当上匪。宋良猷听说后便派余益庵下去探明情况，结果发现李与反动民团有关系（仅是个传说，情报还不属实）。接着，北线联络站送来情报，称红三军已抵达武当、谷城，国民党将调集周边部队全力阻击。宋良猷等特委常、执委决定派李仲贤到老河口当代表与红三军联系。是日，宋良猷、程克绳集合部队讲话，从李手中把所有人枪接收过来。李走后，余益庵接任红二十六师师长，毕昌茂任政委，段克祥任副师长，阮荣汉任第一总队队长，王光明任第二总队队长，王世元任第三总队队长，严洪山任骑兵队队长，夏明庆任手枪队队长。

就在李仲贤赶往河口的时候，在鄂北苏区的宋良猷接到特委指示信。信中称：经调查核实，红九军二十六师之代理师长李仲贤早年在苏联留学时即加入取消派，请将此人立即除掉。李仲贤当晚恰与送信人在客栈相遇，得知此情况后，当即牵马转回，与弟弟李季贤投奔了张家集民团。民团以为李仲贤用的诈降之计，便将二人杀了。

听说李仲贤被杀，蔡阳铺土匪杨文杰认为红军无主，又是才组织起来的，便想乘机围攻二十六师获得枪支。没想到余益庵上任后士气正旺，跟杨接火后即猛烈打击敌人，一气打下蔡阳铺，得枪20余支。

1931年5月中旬，余益庵开始率师东进，由于队伍不断征战，子弹甚缺，便首先想到收复新街，以补充弹药。因为边革正把枪炮厂、被服厂搬往新街陡沟。就这样，二十六师没费多大工夫就将原来的新街苏区全部恢复。接着，余益庵把队伍带到宜东一区机关所在地余家窝子西湾，和区委书记熊达武一起找到造子弹的师傅蒋顺章开始商量制造子弹的计划。晚上，熊达武为二十六师演了一场好戏，节目有《陈子泉看课》《打蔡阳》《红花铺拦汽车》《十想革命英雄》《这样的土地委员》等等。《陈子泉看课》一剧的情节是，土豪劣绅陈子泉，穿着皮袄找佃户逼租逼课，打骂穷人，党领导人民起来闹革命，打倒了陈子泉。节目精彩纷呈，战士们不时拍起巴掌，为老百姓的演出喝彩！

宜东一区赤卫队分散的队员听说后纷纷回到新街。至5月中旬，除范代正和舒耀山（投靠了王映忠）没回来外，桂子清、石有谟、熊真武、周介清、周国彥等都赶了回来。于此，区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均得以恢复，桂子清仍担任区政府主席，熊真武任经济股长，周介清续任赤卫队总队长，经济股长仍是周国彥，大队长屈保安、何永功、陈蛮子三人。刚恢复时仅二、三十人，以后才发展到八、九十人，总队长周介清答应抽一部分队员到红二十六师。这样，便让舒学走等人先去了师部警卫队。

不久，便到了稻谷发黄的季节。舒学炳奉命带领唐明富、刘明才、周子汉、侯正雄等6人去白区张家集打土豪。没想到一进入东岔河岸边就抓住了一个放骡子的大土豪，名叫罗正钧。舒把罗交给边革，为此罗家送来了4支手枪，700块大洋和两挑香烟，罗才得以释放。在那段时间里，赤卫队先后杀掉了大土豪严大老爷、严三老爷等，在新街产生了很高的威望。据舒学炳回忆，有一次，在傅家湾枪毙土豪傅德安时，孙家宽和熊真武二人一连打了好几枪，把傅的颈脖子打了几个血印，没打死。赤卫队走后，傅德安又被人救跑了。为这事儿，孙家宽受到了严格审查，边革领导硬说他有意包庇反革命，险些被杀。

阳历5月下旬，边革在杨家圈子召集红二十六师全体指战员开会，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拔掉峪山这个反动据点。

峪山位于新街东北，是敌人的一个顽固堡垒。里面驻有敌两个正规连和一个保卫团。四周布有几道岗哨，逢人就检查，防守甚严。二十六师先后打了几次都没有打开。敌人越来越猖狂，经常到苏区骚扰抢劫，弄得老百姓无法安身。

商量的结果，决定由舒学炳和二十六师教导队队长赵长钧装成打架的先混进去，化装成赶集的百余名战士再见机行事往里闯。这天，舒和赵一走到南门口就故意“打”了起来。只见赵长钩一把抓住舒学炳说：“你欠我九年的钱，到今天还不还我，走，到团防局说理去”！岗哨兵见有人堵在门口打架，便过来干涉。舒学炳乘机把枪一举喝道：“不准动，动了就打死你！”哨兵果然乖乖地站住不动。赵长钧派人押着哨兵，接着又向二道岗走去。用同样的办法过了二道岗。三道岗便是保卫团的门口，赵和舒到了三道岗后没再打架，而是把手枪掏出来“嘟、嘟、嘟”地打了一梭子。敌人一听有人在门口打枪，顿时乱了架，各自奔东西。红军便衣队便趁此涌了进来了。敌人猝不及防，红军大获全胜。这次战斗，计缴获手枪8支，长枪80余支，马12匹。俘敌保卫团侯团长以下200余人。后将侯团长枪毙，其余俘虏大部分被释放。

峪山攻破后，新街苏区四周再无忧患。

二、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迁址新街

1931年6月，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向南推进，由翟家古城南面的傅湖迁至苏区中心的新街张家湾。中旬，新街区委专门为边革迁址在步辉武的庄子上开了庆典大会。于此，新街苏区正式成为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所在地。

边革机关迁址初期，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新街苏区已是一贫如洗，生活物资供给可谓十分困难。为了帮助边革摆脱困境，渡过难关，区委书记熊达武领导宜东人民群众大力开展生产自救，积极发展种、养殖业。到秋天，红军医院分院也建到了张家湾。这时苏区种养两业喜获丰收，除保障供应边革机关粮食外，每天还为边革供给猪羊数头，蛋类上千，基本满足了边革机关和红军医院伤病员的需要。

这时的边革领导成员也得到调整，吴寿青任主席，雷振任副主席，吴寿青、雷振、张慕骞、徐仲武、马清安等为常委。下设土地委员会，委员长王以祥；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徐仲武（后马清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吴寿青（兼）；裁判委员会，委员长王君宪（后柏元卿）；文化委员会，委员长杜亚良；肃反委员会，委员长（不祥）。军事委员改由余益庵、张慕骞担任。边区革命委员会增设雇农工会，主席由王克勤（又名王本仁）担任，后为王以祥。

此后鄂北的各项具体工作均在边区革命委员会、鄂北分特委和边革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进行（重大工作报鄂豫边特委）。

6月28日，胡东之率领宜西大部赤卫队员东渡来到苏区，编入了红九军二十六师保卫大队，胡东之担任大队长，专门负责边革驻地的保卫工作。胡东之东渡归建二十六师后，宜西赤卫队队长由共产党员邓传诰接任。邓将从荆门仙居遭敌围剿逃来寻找党组织的荆门、南漳两支游击队余部20余人重新组织起来，再次建立起宜西赤卫队。

胡东之（1904～1931.9），原名文江，字东之，湖北省宜城县朱家嘴曾家洲人。幼读私塾，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20年考入襄阳鹿门中学，1924 年参加二师学潮，1925年秋秘密加入襄阳国民党小组。1926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秋随军北伐。10月，任汉口总工会指导员。1927年5月率纠察队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7 月随进步青年刘尔朋、黄开楠回宜城开展农民运动。1929年4月，夺枪失败，隐蔽外地。秋，返回。1931年3月率赤卫队掩护红军主力西撤，不久，鄂豫边特委调所属赤卫队加入红九军二十六师。鉴于宜西斗争形势，征得区委同意，未予从命。6月鄂豫边特委再次催促，县委决定让胡东之率赤卫队东渡归入红九军二十六师。是年秋，鄂豫边区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10月，被指控为行为不轨、存有二心，据理力争时被当场枪毙。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十四）

边革迁到新街后，主席吴寿青围绕经济收入狠抓了三件事：一是通过了《土地革命法令》，收集了土豪劣绅地主和农民间文字契约字据，由政府烧毁；二是废除了地主军阀政府所设一切捐税，取消一切高利贷，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年利二分；三是取消当业，由政府建立农民银行，办理储蓄借贷，帮助人民组织生产、信用、消费等合作社，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即从1930年10月起，新街苏区就有了自己的货币，分纸币和银币两种。

1931年6月下旬，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欲将机关及红军枪炮厂、被服厂、医院和商品合作社从枣阳翟家古城迁至宜城新街。事前，区委书记熊达武从战备和实用角度出发，积极为边革领导当参谋，出主意，并陪同有关领导视察了新街一带的地理环境，最后选定了新街、范家湾、陈家湾、张家湾、陡沟等地为边革机关及所属机构的驻地。

1931年8月，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便将枪炮厂（1930年秋建于翟家古城）由襄东月儿冲迎水庙举迁到新街范家湾，厂长由赵歧周担任。有工人80多名，主要以修理旧枪为主，且平均每天能造出一支新枪，成为工厂成立以来最旺的时期。

与此同时，1931年8月前后，由于苏区局势比较稳定，红军后方医院又在新街附近的张家湾、苗家湾设立分院。这时，前任院长王克勤调边革任雇农工会主席，院长由程兴民接任，副院长徐光元；李正运任前方医院院长。后方医院分为5个组，组长由医生担任，负责换药。每个组内设有两个组长负责诊断。伤员入院根据伤势轻重分组治疗。第一组治疗最重伤员，一个护士护理1个伤员；第二组治疗能坐起来吃饭的伤员，一个护士护理两个伤员；第三组治疗能下床走动的伤员，一个护士护理4个伤员；第四组治疗轻伤员，一个护士护理5个伤员；第五组治疗更轻的伤员，一个护士护理6个伤员。医院将伤员分散居住治疗。第一、二组住张家湾，三组住苗家湾，四、五组住张家湾嘴子。院长住草庙。每个伤员睡的都是单人床。最多的时候，全院住过200多人。这时西药很少，多用中药治疗。

伤员住院期间，每人每月发3块银元的津贴，以组为单位，选举一个伤兵委员长，负责管理生活，到院方领取粮食、油、盐和菜金。医院设有文化识字班，组织伤员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这一时期，苏区范围不断向前延伸。在开辟新区过程中，每场战斗均有流血和牺牲。红军和地方赤卫队伤病员源源不断地从前线运到新街红军医院，多时竟达100余人。

良好的斗争势头与苏区人民的努力和奉献密切关联。

为扩大收入，新街于苏区恢复不久就办起了商品合作社。1931年张星江为苏区送军需急需品来新街后就是依靠这个合作社把土产转运出去，再把日用必需品特别是食盐、布匹、煤油等和军需品钢铁、西药、棉纱转运进来。

苏区打破经济封锁，开展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建立秘密交通线，采购特需物资。从1930年秋苏区在边革的安排下利用襄南和黄龙垱地下党组织的关系，开辟了东线交通线，西起黄龙垱至襄南二区，东至板桥店、新街，每个交通站都设有秘密货栈和运输队，与苏区和红军建有直接联系，专门为苏区红军采购和运输特需物品。这些特需物资对打破鄂北驻敌的经济封锁，夺取反围剿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此外，商贸合作社的收入主要用于党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办公费、交通费、特别费、会议费等，再就是红军、赤卫队的给养和购买枪支弹药、抚恤伤亡红军战士的家属及奖励投诚的敌军官兵等。此外，各地赤卫队还曾到苏区附近的白区去打土豪没收浮财。如早在1930年10月襄南二区赤卫队曾夜攻襄南欧庙，散发了许多《告白区人民书》，缴获了一批面粉、布匹，还活捉了郭义生等3个土豪，后这3个土豪家人送来1条步枪、100板子弹、200块银元才被释放。

到1931年12月，新街苏区便开征了土地税、营业税。依据是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1931年12月1日起执行）。有关颁布税则的决议指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税收是主要的来源。中央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厘金、苛捐杂税等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征收的原则是：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对于被剥削阶级与最苦阶层的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暂行规则的决议还指出：在目前因革命战争关系，全国苏区不能联成一片以及许多情况之下，对于农业税只能以主要出产为纳税标准，对于一切副产品暂不征收。农业税率的规定，也只能以维持生活外，为开始征收标准，按数逐渐累进。不足标准者，一概免税。富农则征收较重，起征标准要低于前述一半。规定这个原则由各省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形，定出当地农业税的税率。为发展苏维埃区域的经济起见，对于商业出口税和工业出厂税暂行免征。

有了正规渠道的财政收入，苏区各个环节都随之理顺，苏区面貌自然为之一新。

三、苏区蓬勃的群团组织

这时的新街苏区不仅儿童团、贫农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各乡成立的少年先锋队和红色补充军都成了配合红军作战、摧毁反动势力的中坚力量。少年先锋队队长唐明富，副队长刘明X，指导员舒学尚。全队计有队员40余名。队员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每10名队员组成1个分队，30人为1支队，100人为一大队。武器全是刀矛土枪，1个支队只有1只快枪。少年先锋队的任务是巡逻放哨，清查反动派，调查逃亡户等，有时也配合红军或赤卫队作战。

1931年3月初（农历正月二十九），区红色补充军司令李福国带领1000多名红补军战士，准备到流水沟东去打土豪，夜晚走到九乡八亩田处，遇到九乡逃跑的土豪龙XX带领流水沟团防局的50多人包围了九乡政府。当土豪武装正要动手时，忽然听到红色补充军的谈笑声，敌人弄不清真相，慌忙躲藏起来。红补军战士走到九乡政府稻场里，准备拉稻草休息，在稻草中拉出两个敌人。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答不上来，拔腿就跑。红色补充军一直把这股敌人撵到蒿子岗。

1931年6月（农历五月），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迁到新街。红军医院、枪炮厂、子弹厂、被服厂也先后在新街一带建立起来。为了保证张家湾红军医院生活需要，三乡红色补充军每天固定40多人给红军医院砍柴，购买和搬运米面油盐、蔬菜等生活用品。

1931年9月（农历八月），党派四乡先锋队和红色补充军配合枣阳李治邦的游击队，去攻打容河寨，石灰山等三个寨子里的敌人。走到马家河，遇到向苏区窜犯的流水沟团防局300多人，300多支枪的武装。李治邦游击队的20多个骑兵到前面冲锋，四乡的先锋队、红色补充军500多人携带着30多支土枪和所有的刀矛等武器跟随助威，把敌人撵到了蒿子岗，得枪2支。战斗结束后，为了防御敌人的袭击，红色补充军和少年先锋队连夜转移到洪山岩宿营。第二天上午，流水沟团防局纠集反动武装500多人枪向我苏区扑来。为了追击敌人，驻在洪山岩的四乡少年先锋队和红色补充军500多人会合在一起。区赤卫队为支援这次战斗，派来一个战士携带1支长枪、1支挈子枪和60板子弹赶到江分岭山寨。江分岭四周修有石头寨墙，只有东西两个门。早饭后，敌人采取东西两路轮番进攻的办法。当东面300多敌人向山寨扑来的时候，我方集中力量在东面阻击，打退了东面敌人的进攻。这时，西面的200多敌人又向山寨进攻，我军又集中火力对付西面的敌人。就这样，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进攻。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敌人夹着尾巴跑了。

李治邦（生年不详）。枣阳璩家湾人。1930年3月参与组建枣阳农民自卫军，任第二支队队长。5月14日（农历四月十六）参加组织蔡阳铺暴动。5月下旬，任工农革命军第第九军第五总队第十三大队队长。6月25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第二总队队长。7月底红军整编后任七十七团团长。8月起调任枣阳县游击纵队（亦称赤卫总队）副纵队长、纵队长。1930年至1932年多次在新街苏区开展游击活动，1938年秋牺牲于枣阳璩家湾。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十五）

不久，宜东五乡、十乡、十一乡和钟北一、二乡的少年先锋队400多人，又消灭了盘踞在钟（祥）、宜（城）苏区交界的偷营寨上的敌人。这个山寨有三个炮楼，驻着土豪劣绅高泽成的200多人、10多支枪的武装。他们常到苏区骚扰，威胁着苏区的安全。夜深人静时分，5个乡的少年先锋队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钟北二乡的大田畈集合，悄悄地包围了偷营寨。接着，从东、南、北门搭梯子翻过寨墙，烧燃了寨棚，使敌人一时乱作一团。在北门楼子上，我方捉住寨主高泽成，俘虏二三十个敌人，缴获2支长枪，100多头牛，80多支羊，30多头猪。后来，高泽成家里交来1000块银元、两支枪，将他释放。

同年秋天，枣阳宋家集一带的红枪会400多人来到宜东苏区田家集墩子河骚扰。宜东一区后方司令孔繁林带领区后方司令部的4个战士，携4支长枪和各乡少年先锋队、红色补充军2000多人，赶到墩子河这边坚守。我方为了击溃敌人，在附近找了几匹马骑着到阵前来回奔驰，并大声喊：同志们，大家不要怕！我们宜东赤卫队一、二、三大队来了，冲呀！冲锋号一响，所有的少年先锋队和红色补充军奋不顾身地冲向敌阵。红枪会一时摸不清我军的虚实，节节败退。正在这时，孙敬之的游击队也赶来增援，赶跑了来犯的敌人。

9月（农历八月），雅口团防局李三茂带领30多个局丁准备到苏区抢劫。刚出雅口就被我侦察人员发现，告诉了在辛家畈黄连树下巡守边界的新三乡、四乡的少年先锋队和红色补充军。这两乡的地方武装，一面派人到区苏维埃政府送信，一面组织反击。他们把土枪集中在一起，分10人一组，5人一排，实行轮番射击。敌人一进入射击范围就被击溃，将敌人一直撵回雅口。

10月（农历九月），党为了消灭枣、宜交界的新集反动武装，调集宜东一区四、五、六、十一、十二5个乡少年先锋队200多人，配合枣阳李治邦游击队的100多名战士，去攻打枣南新集团防局。新集是一个东西向的竹筒子街，两头各有一个炮楼，西门口驻有10多支枪团防局武装。少年先锋队化装成赶集的从东门进去，和游击队里应外合将两个炮楼打开。缴获5支长枪、1骡子银元、两骡子细布。在街上驻了7天，拆毁了所有的寨墙。

四、红九师来到新街苏区

1931年8月，鄂豫边区因3个月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得不到中央的指示，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为此，特委决定由宣传部长陈雪怀和特委委员程克绳离开新街再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请求中央派有实践经验的干部前来加强领导。特委要求二人分别就鄂豫边区特委最近工作、边区组织工作、军事工作和苏维埃政府工作等写出书面报告，同时，派襄阳中心县委书记王六一（王振三）和枣阳的陶汉三到鄂豫皖，向鄂豫皖中央分局作《关于鄂豫边区发展情形的报告》。

整个鄂北苏区许多紧要工作都面临着一种抉择。就在这时，红三军红九师来到了新街苏区。

1931年9月上旬，红三军北上后至均房郧地区。红三军前委已从各级政治机关中抽调大批干部、战士到这些县区帮助开展地方工作，鄂西北的均光谷房竹郧根据地已是一片盎然生机。就在这时，湘鄂西中央分局发来指示信，红三军必须立即回洪湖苏区，并说已派红九师沿襄河北上接应。

原来，1931年6至7月间，洪湖大雨连绵，江河湖泊水势猛涨，长江、汉水等河道堤防相继溃缺，国民党军乘此机会决堤水淹苏区。至7月底，全区外出逃荒人口达70余万。严重水灾不仅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也使红军和地方政府的供给十分匮乏。为减轻根据地困难和打破敌人的围困，中央分局于8月2日作出了《关于红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规定红九师目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下，保存红军基本实力，以图军事上的发展。决定红九军主力向北出击，发展潜江、天门游击战争，使潜江、天门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在一起，并尽可能占领天门，巩固这一区域。同时，考虑红九师向北行动，有可能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湘鄂西临时省委又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派万涛同志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任三军政治委员。

8月13日，万涛、段德昌根据中央分局和临时省委决定，率红九师主力北上。但部队进至荆门时，未能得到红三军的消息，遂又北上至仙居，并派人赴南漳与红三军主力联络。在仙居逗留一周，因联络人未回，部队病员不断增多，乃东渡进入襄枣宜苏区，进行短期休整。余益庵听说段德昌红九师要到宜东，便安排手枪队队长徐光恩率人到钟北仙丹口西面路口迎接。没想到走岔了，段德昌从仙居至李家垱的山路，穿过夫子垭，经孔湾、蛮河，由郭海码头过襄河到达了宜东苏区田家集。

这是1931年9月10日（农历七月二十八），红九师到达宜城东田家集，与余益庵率领的红九军二十六师会师。余益庵听说红九师有百余名伤员，便命令红军医院院长程兴民，让他把伤病员安排到红军医院治疗。新街苏维埃政府知道后，当即派出300多名少年先锋队员前往协助，帮送伤员和生活用品。段德昌很是感激，便说要帮红九军二十六师打几个大仗。鉴于攻打县城不能坚守的实际，余益庵决定攻打吴家冲的三好家子和四好家子。

三好家子堂主吴老八听说余聋子的部队打过来了，赶忙叫手下架炮，准备迎战。段德昌当即命令填炮攻打。第一炮炮弹落在寨墙里面的院子里。霎时间，寨子里面的人和牲口乱成一团，里面不时听到叽叽喳喳的吵骂声。第二炮炮弹打在炮楼子顶上，一下子掀掉了楼顶子，炮楼上的敌人也被炸得人仰马翻……这时，徐光恩率领严洪山、陈大义、阮明焕乘机竖梯上屋，对准窗户打了起来。吴老八的机枪停了，罐子炮再听不到响声。吴老八举着手，喊着红军爷爷，我投降，请饶我全家性命。此战光枪就缴获了40多支，金叶子和洋钱抬了四五担架。

当天下午，余益庵把段德昌引到高楼集驻扎，地下党员蒋永祥把师部安排在沈泽民家里。在这里，红九师针对红二十六师领导干部欠缺，政治工作薄弱，便抽出20余名干部，充实到红二十六师的基层。9月13日又与红二十六师政委张慕骞组织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拥护红军运动周问题》和《军事问题决议案》，还整顿了苏区各级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工农出身的党员，撤换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紧接着在何家畈成立钟北第二乡苏维埃政府，在杨杈畈成立第三乡苏维埃政府（是年底，边革将宜东一区第十一乡、第十二乡划归钟北为钟北第四乡、第五乡），在高楼集郭家湾成立中共钟北一区委和钟北一区苏维埃政府，区委书记蒋永祥，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汪兴诗。同时再次组建钟北游击队。队长刘道宏，指导员李振国，共50余人，30多条枪。万涛、段德昌听说鄂豫边特委机关设在河南南阳，特委书记很难得过来一趟，便帮助改组中共襄阳中心县委，合并为中共鄂北分特委，推举张慕骞为分特委书记，接着对苏区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并挑选精干人员组成领导小组，帮助红二十六师与宜东区委一并进行整党整风工作。

会议开了7天，参加会议的除师部高层领导中层团级干部和区委成员外，每个支部另选派2至3名代表参加，加宜东区委30多人共有六七十人。会议期间，领导小组介绍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求党内开展“三查”，即查出身历史，查社会关系，查工作作风。主要对包庇敌人、吸鸦片、乱搞男女关系和不服从调动和分配等违法乱纪的党员进行批判和惩处，为让大家看到此次整风是动真的，万涛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学习了中央相关指示精神和党的十大纪律，具体内容为：1.保守秘密；2.服从纪律；3.服从上级命令；4.服从决议案；5.按期开会；6.主席有工作报告；7.开会人人发言；8.不准泄露机密；9.不宜在党内的开除党籍；10.犯有严重罪行的枪毙。

通过整顿，整风小组发现区政府主席桂子清、赤卫队总队长周介清有严重问题，便抓起来关进了黑屋里；接着又让勤务兵以开会的名义把区委书记熊达武喊了过来，二话没说就和桂子清、周介清关在一起，证据是熊达武包庇老婆严淑艺吸鸦片，跟身为绅士的岳父严文鼎没划清界限。熊达武解释没有包庇妻子，岳父不是劣绅，整风小组就是不信。后桂子清、周介清一同证明熊达武是冤枉的，整风小组以串通一气造反为名，定了三人的罪，于次日上午拉出去杀了。

这时，有人检举红二十六师保卫大队长胡东之有不服从调动问题。整风小组又对胡东之进行了严厉的盘问。尽管胡东之作了很多解释，仍然使现场询问的组长大发雷霆，说胡东之顶撞领导，拒不认罪，是个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进而逼他交待投机革命的打算，有多少同党等等。胡东之终于遏止不住愤怒的情绪，由于过于激动，无意中把右手拍到枪盒上了，整风小组组长便大喊说胡掏枪谋反，拔出手枪将胡东之当场击毙。胡东之被杀后，特委把宜东一区苏维埃主席王君宪调过来接任保卫大队长。因为他在整风期间，不到一个月杀了306人，被特委记为头功，所以得到提拔重用。关于这段历史，《宜城革命史》这样记载：“这次整党整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受国际路线和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也出现了偏差，使很多党员干部受到不公平的处理。宜东一区区委书记熊达武、区政府主席桂子清、赤卫队总队长周介清等主要负责人，均在这次整党工作中被错杀，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

9月24日，荆南游击支队支队长陈念九，奉红三军骑兵连连长李子奇之命，前来向段德昌报告，说红三军已派一个骑兵连到仙居寺联系，大部队已在来刘猴集的路上。段德昌立即决定红九师即刻西行，争取两天内赶到刘猴集与主力会师。

段德昌出于对红二十六师收留伤员的感激，走前支援红二十六师各类枪100余支，红二十六师回赠迫击炮弹30余箱。于此，红二十六师的整风运动告一段落。（1986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二战时期错杀人员的有关精神，宜城县人民政府已对于熊达武、周介清等人历史冤案给予平反，并作为因公牺牲对待）。

段德昌赶到刘猴集时，贺龙已在邱善亭家建起了第一个红军堂子。宣布刘猴集乡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西街太山庙，主席由曾协成担任，委员有李全武、彭兴春、曹子俊、刘道山、罗兴品，大队长罗兴品。从此，这儿就成了农民武装的所在地，苏维埃政府重大决策的发布地。

9月27日 （农历八月十六），红三军与红九师在刘猴集会师。当天，贺龙召集团以上军政干部在西街红军堂子开会。贺龙来了个开场白后，万涛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及省委指示精神，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信中要求红二军团：一、“立即撤销邓中夏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中夏同志必须立即离开二军团”。二、“二军团必须立即回（向）湘鄂西原有苏区根据地的方向发展……巩固与扩大湘鄂西苏维埃区域”。红三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及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批评了邓中夏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随即撤销了他的职务，由万涛接任红三军政治委员。

翌日，贺龙、段德昌和万涛等又在方家岗建立苏维埃政府，主席田之力，副主席李永登，委员李鹏程、蔺传伦，机关设在傅金若家里。万涛在梅家冲也成立苏维埃政府，宋志敏为主席，丁昭风为副主席，委员有梅占春，土地委员刘世成，秘书何从之，大队长王兆灯。

接着，又在袁家湾天宝寨、长乐寺、猴垱等地建立起红军堂子21个，还枪决了匪徒杜海如。一时间，无论是在街上，还是乡村，到处都飘荡着歌唱贺龙的歌声：

贺龙将军家住湖南桑植县，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老乡们哪，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龙将军过去苦大仇又深，

两把菜刀闹起革命全国都闻名。

老乡们哪，

两把菜刀闹起革命全国都闻名。

贺龙将军带兵英勇杀敌人，

打得敌人丢盔卸甲胆颤心又惊。

老乡们哪，

打得敌人丢盔卸甲胆颤心又惊。

9月30日 （农历八月十九），国民党六十九师赵冠英部在大地主常河庆、罗钦明引导下，向刘猴集扑来，企图与敌五十一师一起合围贺龙的红三军。鉴于刘猴集境内苏维埃大都建立，红三军前委决定部队迅速收拾行李，连夜渡河，到钟祥避之，趁机回洪湖。部队在当地农协干部引导下，从小路来到了宜西的迎水洲，在潭滩垴交通站长王长富安排下，顺利地渡过襄河，赶天麻麻亮时，便到了流水南的汤泉。就这样，何成濬精心策划的围剿再次被红军轻易地粉碎了。

部队到汤泉后，许多伤员由于伤口感染，疼痛难忍，有的竟大声嚎啕。这时，天陡然下起雨来。贺龙命令段德昌，立即想办法联系上红九军的同志，送伤员到红军医院治疗。

上午，余益庵便带领张慕骞、段克祥、程兴民、徐光恩等10人，骑着10匹快马，配备10支手枪，来到汤泉与贺龙见面。贺龙见到传说中的余聋子，背着一支旱烟袋向自己走来，大喊：余军长，见到你我真是高兴哪！余益庵赶忙自我介绍自己是二十六师的师长，接着，便聆听了贺龙的指示，让程兴民先把红三军以熊德山为主的200多名伤员带回陈、何二湾分院，嘱咐要用最好的药治疗和护理红三军的伤员。其间，宜东苏区集中了数千人的少年先锋队和红色补充军，替红三军转运伤员和生活物资。

贺龙对红二十六师接受200多名伤病员，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接着把一路上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形说了，还说鄂北与湘鄂西很多地方相近，他回后会建议中央把鄂北划归湘鄂西领导，便以方便与中央联系。这时，传令兵报告，说在宜城流水沟附近发现一股敌人正朝着这儿奔来。贺龙脸不变色，说：放心，国民党想围剿我们，我量他们是桌子做戏台，唱不了大戏！这次，我们不再去大洪山，我要去南边的钟祥，去攻打钟祥县城，然后打道回府。这天，正是1931年10月1日。

中午时分，贺龙与余益庵告别，率部队朝钟祥开拔。余益庵则抄小路，带着红三军留下的马三光等政工干部回到了新街苏区。

▲马三光（生年不详），原为红三军九师某团政委。1931年9月随师北上，作为政工干部留在鄂北，任红九军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在新街苏区期间帮助建立了钟北一区区委及区、乡苏维埃政府；1932年2月任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中共鄂豫边临时委苏区代表团委员。3月任红九军总指挥部政治委员。4月28日调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6月15日在枣阳南部宋家集以西的迎水寺突围中牺牲。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十六）

马三光到红二十六师任政治都主任后，帮助红二十六师积极开展整军工作，整顿军纪风纪，改向群众派饭为自己起伙，改睡群众床铺为自带铺盖，密切了军民关系，部队政治素质也得到很大提高。后又帮二十六师发展了5个游击纵队，平均每队有枪六七十支至八九十支，人数都在百八上下 。正如1931年12月27日《鄂豫边特委给红二十六师师委的指示信》指出的：红二十六师的政治工作，是与红三军会师后才开始建立。在 3个月中间，正式建立了师委和支部，党员人数增加150人以上（比过去增加3倍多），一般党与政治教育开始，提高了红军士兵官长对党与政治的相当觉悟。

贺龙到钟祥后，很快攻克县城，后旋至来到潜江县城。

11月17日，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复信中明确答复：鄂豫边区以后直接归湘鄂西中央分局指挥。以此，鄂北苏区走向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此时，新街苏区按照边革要求开始第二次分田。每人三亩，打乱平分。好田分给贫雇农，坏田分给土豪劣绅。按人头算帐，多退少补。 主席吴寿青亲自指导苏区分地工作，他对苏区百姓表态，这次一定把土地分彻底，以此再次调动了苏区人民参与土地革命的积极性。

1931年12月初，中共鄂豫边特委鉴于宜东苏区管辖范围过大的状况，决定将宜东一区的活水田、官庄、南洲、莺河等地划出，建立宜东二区，成立中共宜东二区区委和宜东二区赤卫大队。区委书记蒋顺鼎，杨有鹏、舒学炳、尚光德、杨有鹤、孙富英（女）等为区委委员，区委机关设在两乳山脚下的河水田。赤卫大队大队长范家义，副大队长刘德榜。机关驻地安家垴，无下辖组织。

宜东二区赤卫大队，其前身是官庄赤卫队，创建于1930年9月，范家义任队长。赤卫队开始只有20多人枪（多系土枪），后发展到40余人枪。曾配合宜东一区赤卫队和群众武装攻打官庄反动据点，消灭敌人70多人，解放了官庄、南洲、安家垴等地。

范家义（1807.10～1932.7）湖北省宜城县安家瑙人。1930年夏末参加革命。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被派回家乡，组建官庄赤卫队并任队长。11月中旬，任官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工农赤卫队大队长。年底，任宜东二区赤卫队大队长。由于叛徒出卖被捕。1932年7月 5日，在官庄英勇就义。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十七）

当时，范家义在安家垴与地下党员范三春和官庄交通站负责人罗生权一起在原青香社和贫雇农中物色了一批积极分子，9月底成立了20多人枪（多系土枪）的官庄赤卫队。不久，上级又拨给他们3支步枪和1支挈子枪，队伍逐步扩大到40多人。范家义率领这支革命武装，活跃在官庄一带打土豪，收门枪，筹粮筹款，打击当地反动势力，地主豪绅再不敢向佃户、债户张嘴逼债。以此开辟出一个上自襄南二区，下至雅口，东抵板桥店，西濒汉江的红色游击区。

9月中旬，红三军九师进入宜东苏区，范家义奉令与宜东一区赤卫大队一起抓住机遇迅速把苏维埃政权建立范围扩大到了五房营、南洲等几十个村庄。不久，便建立了宜东一区第十四乡苏维埃政府，辖安家垴、王旗营、小营子等9个自然村，7000多人口，乡政府设在靠近山边的王旗营。接着，又在五房营建立了宜东一区第十五乡苏维埃政府，辖官庄和五房营、南洲等13个村庄，人口近万。

11月中旬，官庄军事委员会在五房营成立，范家义担任工农赤卫队大队长和委员长等职。这次中共宜东二区委员会和赤卫大队的建立，把官庄至活水田一带7个乡的武装力量集聚在一起，无疑为苏区铸就了一道坚固的西大门。

区委建立后，敌人开始围剿苏区，区苏维埃政府便没有来得及建立。

2月下旬，宜西敌人侦得范家义及赤卫队在雅口等地开辟新区，便纠集县中队全部武装乘隙侵占了官庄码头。十四乡主席黄尚正一面着人飞报宜东二区赤卫队，一面集中十四、十五2个乡的先锋队和红补军千余人，集结在小营子一带，准备反攻入侵之敌。大队长范家义得报后，立即率赤卫队火速赶至小营子，制止了黄尚正的鲁莽行动。并综合多方情报，提出了诱敌深入，在小营子至官庄之间聚歼敌人的作战计划，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他首先派人封锁了赤卫队到达小营子的消息，并有意放风说十四乡政府准备转移山区。又派副大队长刘德榜率先锋队和红补军摆在小营子前面的开阔地上，高举大刀长矛摇旗呐喊，佯作欲攻官庄之势，诱惑敌人。后自率赤卫队绕道安家垴，埋伏在官庄北门外的坟场周围，静候敌人。

侵占官庄之敌见先锋队和红补军不成阵势，又闻十四乡政府要转移山区，断定摆在开阔地上的人马是虚张声势，借以掩护转移。于是，倾巢而出，向小营子方向运动。刘德榜又指挥先锋队往王旗营佯撤，诱敌深入。敌人见这边未战即溃，更加无所顾忌，耀武扬威地直扑过来。当敌军全部进入埋伏圈后，隐蔽在坟场周围的战士们举枪便打，拦住了敌人的退路，佯撤的先锋队和红补军瞬间又杀了回来。霎时枪声大作，喊杀声惊天动地。敌人还未来得及反抗，已被歼灭一部，其余匆忙夺路突围，向码头逃窜。范家义指挥战士们以卷席之势，追至码头，又击沉敌船一艘，溺杀十数人，夺回了码头，大获全胜。宜东二区赤卫队由此威名远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