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璞
鄂豫边苏区沦陷时间及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转移地址新考
——基于《郑文报告》《王集农场志》与组织史资料的互证
内容提要: 鄂豫边苏区沦陷时间及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转移驻地,是鄂豫边党史研究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以往多据1932年6月下旬临时省委决定转移,遂将苏区沦陷时间定在1932年6月。本文依据《鄂豫边区革命史》《襄阳革命史》《宜城组织史》《王集农场志》及《郑文关于鄂豫边党和红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7月1日)等史料,认为判断苏区是否沦陷,不能仅以临时省委机关转移时间为唯一标准,而应看苏区内党组织是否仍在开展斗争、红军和游击队是否仍在苏区内战斗。1932年6月后,程克绳率红九军余部170余人转战钟祥客店一带,鄂北游击总队仍在钟祥柳树沟、张家岗、长滩埠、客店坡一带游击;1932年11月12日晚,王君恩等仍在襄阳县黄龙垱张家冲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准备再举起义、恢复苏区。因此,鄂豫边苏区沦陷时间不应定在1932年6月,定在1932年11月较为合适。与此同时,本文通过《郑文报告》中“渡家坡”一地名的考证,结合1980年吴德志采访郑文的口述资料、2024年《王集农场志》记载及实地调查,认定“渡家坡”即“涂家坡”,今名涂家湾,位于新街西七八里、马头山北脚下,南面傍水,北面靠山,村北有濠沟,位置隐蔽,其背后山上活水田为宜东二区赤卫队所在地。由此可以判定,1932年6月大部苏区沦陷后,鄂豫边临时省委曾在涂家坡隐蔽办公;1932年7月,尉士筠即从这儿离开回洪源。这一考证,填补了鄂豫边区临时省委在苏区大部沦陷后机关住址记载的空白。
一、问题的提出:不能以临时省委转移时间代替苏区沦陷时间
鄂豫边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北、豫南地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1932年6月以后,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围剿”,红九军作战失利,苏区形势日趋严重,鄂豫边临时省委决定转移。以往研究中,史志部门据此把鄂豫边苏区沦陷时间定在1932年6月。本文认为,这一判断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首先,要确定好鄂豫边苏区真正沦陷的时间,仅以临时省委转移时间是不够的。苏区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区域。判断苏区是否沦陷,不能只看领导机关是否转移,更要看苏区内党组织是否还有活动、革命武装是否还在苏区内战斗、人民群众是否还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只要苏区还有党组织开展斗争,有军队在苏区内战斗,就不能说苏区沦陷了。这是判断苏区沦陷时间应当坚持的基本标准,也是党史研究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体现。
据《鄂豫边区革命史》记载,鄂豫边临时省委管辖范围共22县,其中包括钟祥县。1932年6月后,程克绳带着红九军余部170余人转移到了钟祥客店一带与敌人周旋,直到是年11月被杀。他所改编的鄂北游击总队仍在钟祥柳树沟、张家岗、长滩埠、客店坡一带开展游击。客店坡这些地方属于钟北,而钟北也属于鄂豫边苏区。这就说明,1932年6月以后,鄂豫边苏区内的革命武装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苏区斗争时间不能止于1932年6月,最低应于11月为止。
更有力的证据是,1932年11月12日晚,王君恩还率领苏区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在襄阳县黄龙垱张家冲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准备再举起义,恢复苏区。只是此事被该村地主分子张文藻探知,连夜报告了国民党黄龙垱和璩家湾两处团防局。第二天,两路敌人包围了张家冲。王君恩、曹明久、戴秀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奋力向敌军反击,掩护同志们突围。曹明久、戴秀森不幸当即中弹牺牲。王君恩连毙数敌后,也身负重伤而被捕,后被押解襄阳,备受酷刑,于次年1月20日被杀害于襄阳城西门外。这一事件说明,1932年6月至11月,鄂豫边党组织和红九军余部均没有停止斗争,他们仍然在苏区内与敌人开展殊死的斗争。真正沦陷的时间,当于是年11月为止,这才是较为合理的定论。直言之,1932年6月是临时省委决定转移的时间,是苏区形势严重恶化的时间,但还不是鄂豫边苏区主体沦陷的时间。把机关转移时间等同于苏区沦陷时间,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利于完整反映党领导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的历史。
从党史研究的方法论看,苏区沦陷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点。领导机关转移、主力红军失利、部分区域失守,都是沦陷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但不能简单代替整个苏区的沦陷。苏区沦陷的标志,应当是苏区内党组织和革命武装有组织的斗争基本停止。1932年11月,程克绳牺牲,王君恩等张家冲会议遭受严重破坏,鄂豫边苏区主体部分的党组织和红军余部有组织斗争基本停止,因此把1932年11月作为鄂豫边苏区沦陷时间较为合适。这一判断,既看到了形势的严重恶化,也看到了苏区军民的顽强坚持,符合历史实际。
二、临时省委转移的两个层面:文件撤南阳与负责人在新街
与苏区沦陷时间相联系,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转移地址也需要重新考察。按《鄂豫边区革命史》记载,1932年6月下旬,临时省委决定转移,由郝久亭、宋良猷率先携临时省委机关文件等撤往南阳,尉士筠、陈雪怀、王君恩、曹明久、戴秀森、王君宪、杜亚良等仍留在新街。在新街什么地方?《鄂豫边区革命史》没有记载。这一记载说明,临时省委的转移并不是所有人员、所有工作一次性全部撤走,而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郝久亭、宋良猷率先携临时省委机关文件撤往南阳;二是尉士筠、陈雪怀、王君恩、曹明久、戴秀森、王君宪、杜亚良等仍留在新街坚持工作。既然有人留在新街,就必然有具体的隐蔽办公地点。这个地点在哪里,是本文要考证的问题。
可喜的是,本人在阅读《郑文关于鄂豫边党和红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7月1日)时发现,郑文与杜亚良的一段对话中有一个叫“渡家坡”的地址。这份报告是当时向中央汇报鄂豫边党和红军情况的重要原始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报告记载,郑文问杜亚良:省委仍在渡家坡吗?杜说省委将工作人员缩小,把文件已收束好,准备今晚就搬走了。郑文告诉杜,省委天天“跑兵”,对群众固然有好的影响,可是把一切工作都放弃了,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并告诉他,如果这样,那他为了顾全目前整个工作,不能不把工作方式转变一下。杜说:怎么转变?这时各地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已完全瓦解,各方面消息都完全断绝。郑文又问红军大队内有枪百七八十支左右,究竟拖向何处去了?杜说不知道。郑文认为,为保证敌前委工作的进行,必须弄清楚红军大队枪支的去向,还有山南游击队和挺进队现驻何处,赤色游击军的编制和整理,工作人员的分配,敌方的情形及今后的工作计划和军事行动,这些重要问题均须与省委作比较详细的讨论,方可着手进行。杜同意郑文的说法。于是,郑文急忙写了封信请杜远良火速再回到渡家坡,送给省委。现在是深夜,省委即便迁移或许还没走,能够赶得上。杜接过信便转身走了。然而他只把这封信交到山北总指挥赵英同志手里后,自己就趁夜黑逃走了。
这段记载十分重要。它至少说明三点:第一,1932年6月末,省委仍在“渡家坡”这一地点活动;第二,省委已经将工作人员缩小,把文件收束好,准备当晚搬走,说明“渡家坡”是临时省委在大部苏区沦陷后隐蔽办公的地方,具有临时性和流动性;第三,郑文与杜亚良的对话发生在深夜,郑文还希望杜远良火速返回渡家坡送信给省委,说明省委即便准备迁移,仍未走远,渡家坡是当时省委的暂住地。报告中还提到“省委天天‘跑兵’”,郑文在另一处叙述中称渡家坡为“省委暂住地(省委‘跑兵的地方’)”。这些表述相互印证,说明渡家坡不是普通地名,而是1932年6月以后临时省委机关隐蔽办公和辗转活动的重要地点。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郑文即左洪涛,是1932年4月19日由中央调到鄂豫边苏区的。5月5日到达襄枣宜后,先在省委宣传部担任干事,办训练班和党报委员会编辑,并参加省委常委会,代表省委指导苏区文化教育工作及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此时反帝互济都没有组织,省苏文教会也只是一个空洞的招牌)。半月后,方任命省委宣传部部长,代表省委指导全省少共工作(此时少共工作都没有建立起来,经省委十九次常委会决定组织少共工作委员会,并指定三人负责组织之,即团员二人,省委参加一人即决定由郑负责)。5月底,省委看到一天天的严重,红九军的失利,一次厉害一次,这时苏区的工作,特别是军事方面非下十二万分的关心与努力,争取一次或数次大小的胜利,实不能挽救当前的危机。临时省委便在小余月冲山下(因跑兵跑到这里来的)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讨论了一些紧要的问题,一是指出了红九军总指挥部本身的不健全,为加强红九军的领导便决定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其权限是代表省委、省军委决定和指导红军中及红军所到地方的党的一切工作计划与前方的军事行动。前敌委员会共五人组成,省委参加三人,即郝久亭、李政及郑文,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吴寿青,参谋长张慕骞(本来总指挥部参谋长是魏克铎,省军委参谋长是张慕骞,因魏克铎当时在工作上有些消极,所以对调了他俩的职务),同时并决定郑文担任红军中的肃反工作。这些背景说明,郑文作为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会参加者、红九军前敌委员会成员,对省委活动地点和转移情况的记载具有亲历性和可靠性。他的报告,是考证临时省委机关驻地转移地址的关键史料。
三、郑文报告中的“渡家坡”:省委隐蔽办公地的关键线索
《郑文报告》对1932年6月末的记载相当具体。是日下午五时许,郑文肩负着省委所给予的使命向襄阳西北方去找红军(此处系白区地界,离赤区七八里许),到达目的地时,闻红军于下午三时已向东方开去,因白区多土匪而不能久留,又于深夜折回省委暂住地渡家坡。翌日下午三时,郑文复由此起程向东边杨家山行走,中途听到群众说红军和山北游击队已由杨家山开到白石头附近。郑文于夜晚赶到白石头,谁知在这儿只找到山北游击队,而红军于下午六时又向西北方开去了。郑文便停留于山北游击队,帮助并督促山北游击队工作。第二日下午,接到群众报告,说红军先晚向西北行动,中途遇着敌人,又被打散了。黄昏时刻,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杜远良匆匆赶来,他说昨天红军被击散后,他到了省委,今天由省委来到这儿的。他把昨天红军被击散的情形简单的报告之后,遂将省委写的两个纸条交给了郑文。纸条上说还有一封比较长的信也托杜一并带交,郑文便邀杜到没有人的地方,问省委是不是还有一封长信托你带给我?杜一听便着急起来,说中途遇到了敌人,由马上跌下来时弄掉了,不过信的内容,他全知道,同时还有二位同来的在省委管理发行和油印的同志也知道,因为他们都看过。接着,便告诉了那封信的内容:(1)省委问红军在何处?前敌委员会的工作须继续进行。(2)要郑文把被击散的红军收集起来,与山北山南游击队及挺进队集中合编为鄂北赤色游击军。(3)省委决定郑文担任游击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赵英(即山北游击队总指挥)担任游击军总指挥,杜远良为政治部宣传科长,阮荣汉、段克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由郑斟酌分配工作。郑文又问省委仍在渡家坡吗?杜说省委将工作人员缩小,把文件已收束好,准备今晚就搬走了。
这段记载中,“渡家坡”出现了不止一次,且与省委活动直接相关。郑文深夜折回“省委暂住地渡家坡”;杜远良从省委来到山北游击队;郑文问“省委仍在渡家坡吗”;杜回答省委准备当晚搬走。可见,1932年6月末,渡家坡是临时省委的暂住地和隐蔽办公地。报告日期为1932年7月1日,所记情形是6月末的实况,具有即时性。更为关键的是,报告不仅记载了省委在渡家坡,还记载了省委准备迁移、工作人员缩小、文件收束等细节。这说明渡家坡不是一般性的路过地点,而是临时省委在大部苏区沦陷后坚持领导斗争、保存机关文件、指挥红军余部和游击武装的重要隐蔽驻地。郑文在报告中说“省委天天‘跑兵’”,也说明当时省委处于流动状态,渡家坡是“跑兵的地方”,即辗转隐蔽办公的地点。正因如此,考证“渡家坡”究竟在何处,成为解决临时省委机关驻地转移地址的关键。
四、渡家坡即涂家坡:地名志、口述史与实地调查互证
文中“渡家坡”即涂家坡。为什么这样呢?2024年,我通过查《王集农场志》,发现有一个叫“涂家湾”的地名。我将此事跟宜城县原党史办常务副主任吴德志老师说了,他告诉我,1980年他在广东省政协采访过郑文,当时郑文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操广东口音。说到涂家坡时,他表达出来的就是“渡家坡”。所以,文中的渡家坡就是涂家坡。这一口述资料很重要。郑文是广东人,操广东口音,在向中央报告或与同志交谈时,地名“涂家坡”被记录为“渡家坡”,是方言口音造成的同音异记。党史文献中的地名,因口音、记录、转写等原因出现异文并不罕见。关键在于要把文献记载与地名志、口述史、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互证。吴德志老师1980年采访郑文本人,亲耳听到郑文说到涂家坡时表达为“渡家坡”,这为“渡家坡即涂家坡”提供了直接的口述证据。
那么,涂家坡在什么地方呢?按照《王集农场志》的标识,我与吴德志老师驱车前往新街寻找。当来到新街西七八里的活水田时,在当地农民的引导下,我们在活水田南面找到了这个地方。原来,涂家坡就在马头山北脚下,现名涂家湾,南面傍水,北面靠山,全村不过二十多户人家,至今还住着红砖瓦房。坡上依稀可见当年低矮的农舍,且村北面是一条濠沟,甚为隐蔽。再查《宜城组织史资料》,上面显示:此湾背后山上活水田就是宜东二区赤卫队所在地。这就对上号了。原来,这儿有武装力量保护,无疑这儿就是鄂豫边临时省委1932年6月在大部苏区沦陷后隐蔽办公的地方。需要说明的是,此地仍属新街管辖,它位于新街西七八里地,位置偏僻,具天然保护屏障。于此可以断定,1932年7月,尉士筠就是从这儿离开折回洪湖的。
这一考证的意义,不仅在于找到一个地名,更在于解开了一个历史缺口。《鄂豫边区革命史》记载1932年6月下旬临时省委决定转移,郝久亭、宋良猷率先携文件撤往南阳,尉士筠等仍留在新街,但没有记载留在新街什么地方。郑文报告中的“渡家坡”,经考证即涂家坡,今涂家湾,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涂家坡位于新街西七八里,属新街管辖,南面傍水,北面靠山,村北有濠沟,位置偏僻隐蔽;其背后山上活水田是宜东二区赤卫队所在地,有武装力量保护。这样的地理条件,适合在大部苏区沦陷后作为临时省委隐蔽办公地。省委在此缩小工作人员、收束文件、准备转移,既符合当时严峻形势,也符合隐蔽斗争需要。由此可见,1932年6月以后,临时省委并不是全部撤走、无所作为,而是将文件撤往南阳,同时由尉士筠等留在新街涂家坡隐蔽办公,继续联系和指导苏区斗争。1932年7月,尉士筠从涂家坡离开折回洪湖,也说明涂家坡是当时省委负责人活动的重要地点。
从方法论上说,这一考证体现了原始档案、口述史、地名志、组织史和实地调查互证的重要性。原始档案提供了“渡家坡”这一线索,口述史解释了“渡家坡”与“涂家坡”的口音关系,农场志提供了“涂家湾”的地理信息,组织史提供了宜东二区赤卫队所在地的武装背景,实地调查则确认了马头山北脚下、活水田南面、村北濠沟等地理特征。几方面材料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结论站得住脚。因此,党史研究不能只凭孤证,也不能因文献中一地一名之异而轻易否定线索。凭实考证,反复比对,才能接近历史真实。
五、襄枣南宜边县工委的斗争:6月说不能成立
除程克绳余部和王君恩张家冲会议外,还有史料可以印证1932年6月以后鄂豫边苏区斗争并未完全停止。《襄阳革命史》(孙久全、袁玉华主编)第138至141页记载,1932年6月,根据中共鄂豫边区临时省委的计划,原襄西代表团书记卓坤建立了襄枣南宜边县工作委员会,卓坤任书记,委员有雷震、刘启智。他们在樊城、竹条铺、太平店、新集、朱坡等地恢复党组织,并联系上区委和支部负责人,他们分别为孙家骧、董人杰、张正忠、李成群、陈佩、张良具、蒋顺恩等,秘密组织除奸队、暗杀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斗争,直到1933年1月下旬大部分成员牺牲,斗争方才终止。
这一记载说明,1932年6月以后,根据临时省委计划,襄枣南宜边县工作委员会得以建立并开展活动,他们在樊城、竹条铺、太平店、新集、朱坡等地恢复党组织,联系区委和支部负责人,组织除奸队、暗杀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若1932年6月鄂豫边苏区已经彻底沦陷,何来临时省委计划下的边县工作委员会建立?何来长达数月的党组织恢复和除奸、暗杀斗争?何来直到1933年1月下旬大部分成员牺牲后斗争方才终止?因此,把鄂豫边苏区沦陷时间定在1932年6月是不切合实际的。
当然,也要区分主体苏区沦陷与局部斗争延续。襄枣南宜边县工作委员会的活动,属于鄂豫边苏区遭受严重挫折后局部地区和白区边沿地区的延续斗争。它不能改变鄂豫边苏区主体部分在1932年11月基本沦陷的判断,但足以否定“1932年6月沦陷说”。本文认为,鄂豫边苏区主体沦陷时间定在1932年11月较为合适;局部边县和白区党组织的斗争延续至1933年1月,是苏区斗争余波和党在白区恢复组织的重要表现。历史是复杂的,苏区沦陷不是一刀切,不能因为局部斗争延续就否定主体沦陷时间,也不能因为机关转移就否定苏区军民仍在坚持斗争。只有把主体与局部、机关转移与武装斗争、苏区与白区关系处理好,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六、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二。
第一,鄂豫边苏区沦陷时间不应定在1932年6月,应在1932年11月较为合适。判断苏区是否沦陷,不能仅以临时省委转移时间为标准,而应看苏区内党组织是否仍在斗争、革命武装是否仍在苏区内战斗。1932年6月后,程克绳率红九军余部170余人转战钟祥客店一带,鄂北游击总队仍在钟祥柳树沟、张家岗、长滩埠、客店坡一带游击;《鄂豫边区革命史》记载临时省委管辖22县,其中包括钟祥县,钟北属于鄂豫边苏区;1932年11月12日晚,王君恩等仍在襄阳县黄龙垱张家冲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准备再举起义、恢复苏区,曹明久、戴秀森牺牲,王君恩被捕后于次年1月20日被杀害于襄阳城西门外。这些事实说明,1932年6月至11月,鄂豫边党组织和红九军余部均没有停止斗争。真正沦陷的时间,当于是年11月为止。同时,《襄阳革命史》关于襄枣南宜边县工作委员会1932年6月建立并在樊城、竹条铺、太平店、新集、朱坡等地恢复党组织、组织除奸队暗杀队开展斗争至1933年1月下旬的记载,也印证了6月说不能成立。
第二,鄂豫边临时省委机关驻地转移地址有了新考。1932年6月下旬,临时省委决定转移,郝久亭、宋良猷率先携临时省委机关文件撤往南阳,尉士筠、陈雪怀、王君恩、曹明久、戴秀森、王君宪、杜亚良等仍留在新街。新街何处?《鄂豫边区革命史》没有记载。《郑文关于鄂豫边党和红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7月1日)记载省委仍在“渡家坡”,并记载省委将工作人员缩小、把文件收束好、准备搬走。经考证,“渡家坡”即“涂家坡”,今名涂家湾,位于新街西七八里、马头山北脚下,南面傍水,北面靠山,全村二十多户,村北有濠沟,位置隐蔽;其背后山上活水田为宜东二区赤卫队所在地,有武装力量保护。此地仍属新街管辖,位置偏僻,具天然保护屏障。由此可以判定,涂家坡就是鄂豫边临时省委1932年6月在大部苏区沦陷后隐蔽办公和指挥的地方;也可以说,1932年7月,尉士筠就是从这儿离开回洪湖的。
这两个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原始档案,重视口述史、农场志、组织史和实地调查的互证。一个地名的口音异记,可能隐藏着机关驻地的关键线索;一次深夜送信,可能折射出省委转移的紧迫情形;一个村庄的地理位置和赤卫队背景,可能解释隐蔽办公地的选择逻辑。总之,历史结论不能建立在孤证和推测之上,也不能用简单的时点代替复杂的过程。苏区沦陷是过程,机关转移是过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坚持斗争也是过程。只有把文献记载与历史事实结合起来,把宏观判断与微观考证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把鄂豫边苏区沦陷时间定在1932年6月是不切合实际的;把临时省委机关转移地址停留在“新街”这一笼统记载上,也是不够的。涂家坡(渡家坡)的考证,正是从原始报告出发,经口述史、农场志、组织史和实地调查互证,补齐了鄂豫边临时省委1932年6月以后隐蔽办公地点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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