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今世今生（六、七）

六、父亲的社会贡献和生活历程
我的父亲在解放后，因村民群众的谅解和尊重，身心没有受到额外的影响，所以一直能保持勤劳自律大公无私的精神，父亲因懂得农业生产，所以从农业合作社以来，都赢得了生产队广大群众的高度信任，并将全面指导农业生产的重任放心的搁到父亲肩上。（当然父亲如果不是成分高，多一点文化，是完全可以胜任生产队长或更高层次的领导的）。
父亲对集体生产坚持尽职尽责，在此生几十年期间，对生产队委托的所有工作他都能尽心尽力完成，并自觉地坚持向队委会、队长汇报农作物随时出现的变化情况，比如发现庄稼虫情、病情、旱情、水涝现象。由于汇报及时，队委会听取了父亲的汇报，生产队采取了相应措施，农村庄稼基本每年没有损失。
那时，所有种水稻的生产队都必须安排一个认真负责的管水员，我的父亲就是我们生产队的最优秀的管水员。
在水田看护方面，父亲特别重视岗地水稻水田存水质量的重要性，水在岗地特别稀罕，对水稻的丰收，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水稻在生长过程中，一定要保持适宜的水量，不能轻易缺水。特别时我们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梯田模式，很容易跑水，要做到块块水田不缺水，管水员一要腿勤，二要眼尖，三要认真负责。要多转多看，要不停的，天天检查，确保水田不跑水漏水，确保条条田埂牢固、密封。特别是黄鳝打洞，那时，我们那地方，一是黄鳝多；二是蚂蝗多。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若发现因人为开口和耕牛踩踏的地方，要及时修补，若发现田埂出现漏水垮塌的现象，要用木桩加固修好。
多年的看水工作，父亲发现龙田冲对面的小泵站存在抽水设备架设劳动强度大的问题，每年架设装卸抽水机设备、装卸都需要人工抬扛，很不方便。因为过冲田埂都是单行道，很窄，不能通车，于是我的父亲就在心里揣摩着，咋样才能把连通泵站的田埂道路加宽，方便用车子装运，直达泵站，以减轻劳动强度。水稻收割后，社员们都要为水稻脱粒、晾晒忙碌着。我的父亲想何不趁这段空闲时间，挖田取土拓宽田埂的通道呢？因为再晚的话，冲田要蓄水。
父亲想到做到，说干就干，就一个人，抓紧机会，仅用两年收割稻谷后的空闲时间把这段长约百米左右的田埂加宽到两米多，达到板车能直达泵站。搁一般人谁都不会相信我的父亲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这条路一直沿用至今，见证着父亲的默默付出。
父亲的大公无私勤劳肯干自觉奉献一心为公的精神，受到了全体群众的称赞和高度评价，再次赢得大家的尊重。
父亲在他巡视生产，看水管水的那几十年里，做出了许多人们看不见的或他可做可不做的工作。村里有十四口大型的蓄水堰塘，都是要在堰塘底部安装放水塷管，抽塷放水的位置很容易出现漏水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是黄鳝惹的祸。蓄水后，漏水问题一经发现，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潜到水下，采取得力办法堵漏。这堵漏蓄水工作，虽是父亲职责范围，但父亲每次完成这些工作后，浑身上下就会巴上很多蚂蝗，有好多次父亲回到家里还发现身上有蚂蝗没被完全摘掉，特别是被蚂蝗叮的伤口，血流不止，不易愈合，很让人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父亲在看水管水期间，不知修好了多少田埂路，确保了全村的田埂路都结实安全耐用。父亲这些忘我奉献的高贵品德，真的值得传承和歌颂。父亲在解放后，仍能为来不及修房盖屋的穷人着想，他主动把我家多出的房屋收拾打扫干净，给那些没房人居住。一直到人民公社时期，仍有几户没房的穷人在我家居住生活。我们村水田多，种水稻收割的稻草要喂集体耕牛，导致我们村一般的家庭都缺柴烧，但是我们村在我家居住的住户，都不缺柴烧，这一点在当时是其他任何有钱人都做不到的有利条件。
韩家岗与刘家河交界的地方有条河沟，这条河沟是直通刘家河的必经通道，也是韩家岗村人出门种地上街赶集必过之河，可这条河宽水面近十米，河沟中间只有三个石墩可以落脚，一遇涨水就无法通行。
我的父亲是位睿智的人，解放前就有在河沟上搭桥的意愿，可因那时太忙了，一直无暇顾及。解放后，在为我堂哥盖房的同时，就有意请木工师傅多放了自家的几棵大楸树，准备在河沟上搭桥。这期间，父亲一有空闲，就注意搜集村里废弃的石磙、碾盘、磨盘、石碑、碑座之类的材料，为他的造桥工程做着准备。
大概在五三年或五四年期间，还是互助组的某天下午，父亲自费请木工放树解木，请人帮忙搬运石料，父亲造桥是为了全村人出行方便，是为大家谋福利，父亲动手，一呼百应，全村人都自觉参与。在砌匠师傅的指挥下，抬石料、砌桥墩、扛大树，经过两个下午的劳动，一座一米多宽的石墩木桥就搭好了。这座桥的建成，方便了村民们下地劳作，上街赶集，学生上学等。这座桥的建成，见证了父亲无私的奉献，见证了村民们大力的支持，这是一座同心桥，大家从桥上通过的同时，全是对父亲的赞赏。
一九六四年汉江涨大水，桥被冲坏，木料被冲散后，韩家岗的出马路口更改至下游冲口缓坡的地方劈路架桥，再次利用上了原来小桥上的石材，加上五八年开垦坟茔的石碑石座，用集体的力量建起了一座规模较大的石桥。经过几次加宽加固的修缮，此桥沿用至今。
然而在此期间，我的父亲却因长期过度操劳积劳成疾染下重病。一九七0年，通过地方医院检查不能医治，一九七一年转武汉协和医院治疗，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三个月后好转治愈，回家修养。但在一九七二年，父亲病情突然复发恶化不治，于一九七二年四月五日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
父亲的一生是拼搏的一生，是勤劳诚恳的一生，是乐善好施、乐于助人、平易近人的一生。父亲出生不凡，但能宽厚待人，赢得全村人尊重。
父亲的在生之年，鞠躬尽瘁，德誉双全，我们永远怀念父亲。父亲辞世后，安葬在宅基后面，爷爷墓地的脚下，与爷爷相伴，便于后人瞻仰，愿父亲在天之灵含笑九泉。
七、我的人生重大转折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为了更好地推进农业全面发展，提倡科学种田，大力发展农业经济，走农业多种经营模式，国家号召供销系统在农业第一线，招收培养一批农业多种经营技术人员，由住队工作干部选拔，村干部举荐，群众支持拥护，我被破例选拔成为一名多种经营技术人员。
一九七四年我二十八岁，十一月十四日，我随前来接我的领导庞主任，正式走出了那个毫无希望、没有尽头，没有前途的纯“以粮为纲”农业社，进入了以商业为主兼顾农业发展，起到桥梁作用的供销社，开启了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模式。
在新的环境中，我感觉到一切事物是那么的新鲜，我意气风发，干劲十足，不怕苦，不怕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用心做好领导布置的每一项工作，团结同志，坚持原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我的工作就是一种接收任务，独立自主，没有人督促，前面落实后面见效的立竿见影的工作模式。一开始是在镇上参加大型三级干部会议，领会发展农业经济会议精神，接下来由庞主任引导，熟悉全乡的基本情况，而后就靠我自己独立开展工作。我对所辖的范围内的工作都是按时按量完成的，是不能打折扣的，要经得起检查验证的，来不得半点马虎。那时我的工作除了睡觉外，几乎没有业余时间。那时我除了每天到基层去发展生产，还要兼顾近十人一日三餐的炊事工作。早上我要先所有人起床，捅开大煤炉，烧好开水，准备好洗漱用水，绝不能耽误大家起床后饮用。饭后要抓紧下乡开展工作，中午要按时赶回来做午饭。下午要完成上午工作的尾巴，查遗补漏。晚饭后，所有人都下班洗漱休息了，我还要在厨房清理餐具，打扫卫生。那些年，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周而复始的紧张工作着。
我做得一手好饭菜，在家时，就为生产队招待过无数的下乡工作人员，练就了一手饭熟菜香炊事手艺，也可能是天份，也可能是因我的这一点手艺被住队干部看中。
记得我刚到供销社乔岗分社时，就见证了他们不会做饭的尴尬场面。那天也可能是为了迎接我这新人员的到来，他们发面开锅炸馍馍。只见锅里油已烧开，可面还没有和好。主任王明财在亲自操作和面炸馍，也可能是前任炊事员刚调走，也可能就是王主任在兼任炊事工作。会计雷仪谱在打下手，烧火拨锅。只见王主任抠了一坨还没和好的面，往灶台上扣的一个铜水瓢顶上拍了几下，往油锅里一推，谁知过了好一阵才从油锅里浮起一个硬邦邦的炸馍块，一个两个三个都一样。我当时一看，就知道他们不会炸油馍。我就小声地说，那样做可能不行，他们都没人理我。接着我又说：“王主任炸油馍不能这样做！”结果，还是没有人理我。这时，我真的着急了，管不了那么多了。于是我提高声音说：“炸油馍咋能这样做呢？”这时，王主任把面盆一推说：“咋做，你来搞！”说完就气冲冲地出去了。我却不管他那些那些，让我做，我就做，这正是我的意思。因为炸油馍正是我的拿手本领，我有十足把握把油馍炸好。接过王主任的活儿，我首先把锅下柴火退出熄灭，洗手和面，加面、加盐、加碱，重新把面和好，揉光，直到面不粘盆，我就用一块干净纱布将和好的面盖住，放置一边。我一边等面中和，一边重新生火烧油。等油再次烧开，我揪了一坨面，扯开下锅，下锅的面呼的一下就浮了起来，又泡又大，这才是炸馍。小雷依旧打下手，帮我拨锅。炸了一些后，小雷见主任还站在院子里抽烟就笑着小声喊道：“王主任，你进来一下。”王主任说：“做啥子？”小雷说你来看一下小刘做的炸馍，王主任看后吃了一个，不做声了。第二天中午，还是王主任做饭，只见他把米淘好后，下锅准备做干饭，可煮了一会儿，他就连米带水用瓢全盛出来，倒入了盆上准备好的筲箕内滤干，然后重新洗锅烧水把滤过的半熟饭放在篦子上蒸，结果蒸的米饭又干又硬，盆子里米汤汁却很浓，筲箕上也沾满了米粒和米汤汁。我就告诉他们，这样做的干饭不好吃，费力费事还不卫生，饭也没营养了。今后做饭的事你们就别管了，从那以后，我就把饭做得柔软好吃，还有锅巴，把个小雷高兴地说好多年都没吃到有锅巴的饭了。这也算是对我做饭的肯定了。
以后的日子，我一如既往，不管什么饭菜我都会用心做好，从不失手，让一班人吃的那个舒服高兴呀，同事们开心，我也满意。当然乔岗分社的粮油菜蔬都是他们准备好的，其中有几个老同志听说都是从公司合营分配下来的，对生活伙食特别挑剔。可自从我担任了伙食做饭工作以后，他们对我总是笑脸相迎，愿意找机会和我搭话，我知道那是对我工作的赞誉，是对我工作的认可。可我不动声色，从不骄傲，力求把工作做的更好。
一九七四年，我刚到供销社时，因物资紧俏，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所有商品都要凭票供应。特别是春节期间，供销社和食品公司都很吃香。因为食品公司商品品种单一，没有在乡下设点，每到春节期间都和供销社协调在一起购销供应年关物质。食品公司的几位同志也就和供销社搭伙在一个锅里吃饭，同吃同住。食品公司每年肉食供应管理很严，计划内基本没有回旋余地。但内部人员却有很好的吃肉条件，因为那时猪肉四大骨是不能按肉食计划数量供卖给群众的，所以每年一个点供应的几百头猪的四大骨，就能让内部人员吃个够，还有数量可观的剩余。因为猪的四大骨是自己吃，师傅在下四大骨时，就心照不宣，潜意思的尽量让骨头上多带些肉。王主任就让我每天中午煮一大锅，囫囵的千斤骨和铲子骨，哪一个骨头煮熟了都还不止半斤，大家都是用手拿着像吃馍馍一样，因为佐料齐全，吃起来那真叫一个香呀。然后每个人象征性的盛一碗干饭，再浇上浓浓的一勺子肉汤，吃的那叫一个过瘾。吃不完的猪骨头，主任就吩咐我腌几坛子，食品公司的同志们走了，我们第二年吃一春，年年如此。
除此之外，计划供应的猪头、猪蹄、内脏，内部人员可以随便买，卖不完的都运回食品公司了。在这期间，主任经常问我说：“小刘你想买猪头蹄内脏吗？想买多少，你尽管说。”可我平时真的只顾工作，心想家里肯定也有计划物质票证，没想在份外多买。对于份外的物质供应，一开始没有奢望，没有人交待，从不过问，更不插手。面对主任的关心，我一是没思想准备，二是也没有太多的钱，三是根本没想到给亲戚邻居帮忙，所以第一年，我总共只买了半边肉和一个猪头。但是下一年，我就计划好，提前给主任打招呼，帮亲戚邻居买点肉，到也不多，主任都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知道这是主任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把我当作内部人员看待，我很满足，也很自觉我很感激主任。
供销社有前后两个院子，前院大，所有的物资供应都在前院范围内操作，顾客买东西在前院和营业室进行。后院很封闭，只有仓库和厨房，有一面院墙也很高，并且是院中院。（北面是仓库，西面是厨房和王主任的卧室，南面是一长溜营业室，东面是一扇院墙，外面是菜园加大院。）一时没卖完的猪头蹄、内脏都挂在早已准备好拉起的几根粗粗的麻泡绳上，满满的。只有我在后院，忙我洗菜做饭的事，但从未出过差错。
到了春节物质供应最忙的时节，我也不下乡了，主任也让我抽空去前面营业室帮忙。主任也经常交待我遇到熟人，亲戚、邻居稍灵活点，我明白主任的意思，比如烟、酒、糖、火柴、煤油、肥宅等计划凭票物资可以放松一些。我知道这是主任在给我权力，树立我的形象。我本人想买啥，尽量满足，我给亲戚邻居、关系好的开了不少后门，他们很感激我尊重我，我不以为然，但内心很满足。
这都是一九七九年前的事，改革开放后，国家物质逐步充足，取消了凭票计划供应，群众只要有钱，基本什么都可以买到。商业部门的经营模式改变了，我的工作方式也改变了。供销社、食品公司也就不那么吃香了。一是领导早已注意到我的工作实在太忙，又招了一个炊事员接替了我；二是要我分管生产门市部的物质购销；三是要协助政府部门——管理区指导发展生产，所以我的工作仍不轻松。我虽然还是很累，但我很满足。这以后我的工作重心就是指导发展多种经营生产。每十天半个月都要到镇上开会，汇报工作，领会政策，接受任务，比如种植黄麻、红麻、苎麻、蓖麻籽、龙须草、麦冬、烤烟等，这些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时间紧，季节性强，工作任务还是相当重的。一个人，一个乡。我负责分管的有六个村，六十七个生产队，三个林场。各村各生产队都要有专职人员负责，我要逐村逐队和他们直接打交道。要落实面积，落实责任，要贯彻技术方面的工作，要制定相关措施，要巡回检查，落实情况，要看成效，要有确切的数字向上级汇报，每天这样，就是要真正做到能有效地发展农村农业经济。为了能更好地服务农业多种经营生产发展，对于多种经营生产的物质种子，都是免费发放的，所有物质都要对口，责任到人，逐户登记，要和所有的责任人签订责任协议，所有项目都要落到实处，确保成效，年年如此。
那些年，只要一出门，就能看到我的劳动成果，成片的黄麻、红麻、蓖麻籽、烟叶等。从种到收，都要根据环节一步一步指导，督促、检查，有忙不完的工作。我忙我累，但我自豪着，毕竟每个乡只有一个我这种性质的工作人员。我埋头苦干，我真诚卖力，我庆幸，我自豪。我从不产生骄傲自满放任之流的思想，我时刻告诫自己，只能成功，只能进步，不能失败，我很清醒，一点都不能糊涂，我什么原则都不能违背，我什么错误都不能犯，我时时处处提醒自己，自觉约束自己，时刻想着帮助过我的人，如果我失败了，如何面对他们，如何面对父老乡亲，如何面对家人。所以我在工作和生活中，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我分的很清。我克服了多方面看不见的困难，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我有家，有妻子，有孩子，我有责任照顾他们。可为了工作，这些年我不能随时随时陪伴他们，照顾他们，我亏欠他们，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他们丢人，最后我成功了。
我在乔岗供销社，一晃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里，我马不停蹄地一丝不苟地工作，我取得了不小成绩。在这期间，供销社内部变化很大，原来的一些老同志退下去了，门市部规模也扩大了，后面的仓库厨房也拆了，更新了，后面的小院子也不存在了，变成了菜地。继而调换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文化层次更高的男女营业员，业务量也增加了。这时的环境、形势、气氛更趋于轰轰烈烈，更有生气。建了新的厨房，同志们仍在一个锅里吃饭，大家都很友好，很团结，也常常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利用下班业余时间打打羽毛球、乒乓球、篮球之类活动。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几个男同志，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小河沟、小堰塘逮鱼摸鱼，改善集体生活。每年夏天的晚上，我们会打着手电出去摇树逮知了，总有收获，很热闹。
新调来的营业员大部分是女同志，清一色的年轻漂亮姑娘，特别是每到晚上，下班后的时间里，大家在院子里，围成一圈，谈论白天各自工作中的见闻和工作中遇到的趣事，有时领导也布置一下工作，直到规定休息时大家才分手离去。
有时我们两个门市部的负责人、炊事员，还有年龄最大的王会计，也聚在一起，打打扑克，活跃气氛，增进友谊。王会计的牌打的不好，大家不太喜欢和他玩。但为了消磨时间，去掉隔阂，我们主动到他家找他玩。他就会瞅准机会说几句牢骚话；“你们嫌弃我，就别来我这里玩。”因我年龄大资格老，说话方便一点，就开玩笑说：“请您帮帮场子吗？都是有文化的人。”当时就把王会计说了个脸红。类似的玩笑，开的真不少，过后都不计较。总之，在一个单位都熟悉了，时不时互相开些无关紧要的玩笑，缓和一下气氛，调剂一下情绪，倒显得更加和谐。
在乔岗供销社最后的五年，换了新的领导，y主任姓章，叫章志全，转业军人，在部队相当副排长职务，比我大几岁，说话有点撇腔拐文，除了正常工作外，大家不太喜欢接近他。炊事员也和我差不多大，很老实。主管会计姓王，也很随和。这时乔岗供销社分生产和生活两个门市部，共十二个人，我算在这里工作时间最长，经事最多的人了。由于我谦虚谨慎、乐于助人的个性，同志们都喜欢和我交往，有时遇到点啥困难和不懂的事，都喜欢找我请教。特别是姑娘们中的小张，叫张桂云，是黄集人，小孙叫孙敏，对我很是尊敬，非常依赖，有意无意喜欢和我接近，吃饭开会总喜欢会坐在我身旁，喜欢和我交心谈心，文化水平较高，长的也很漂亮，不知怎么总喜欢和我说话，把很多私密话、知心话向我倾诉，几乎达到亲密无间的地步。但我很尊重她们，把她们的行为看成是对我的尊敬和信任，我把她当小妹妹。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我调走时，是她和我说的话最多，送的最远。那依依不舍的样子，眼泪在眼圈打转的情景，让我铭记在心。
我在乔岗供销社的十年里，我的工作成绩突出，收获满满，结识了很多地方三级干部。我驻过很多队，蹲过许多点，出席过太多的乡镇多种经营生产现场会，做过多场精彩的演讲报告。
在乔岗供销社十年里，我也经历了很多工作以外的事，积累了不少工作和生活经验，为我调到新的环境和工作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