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璞｜一个不能忘记的襄阳人——潘文郁 ——把名字写进《资本论》的人

张 璞

一个不能忘记的襄阳人——潘文郁

——把名字写进《资本论》的人

有些人死了，名字刻在碑上；有些人死了，名字刻在书里。

潘文郁属于后者。他用四十万字的译稿，替自己立了一块谁也搬不动的碑。

一、枪口前的那张脸

1935年3月3日，黄昏，武昌徐家棚。

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从张学良的官邸走出来。没有捆绑，没有挣扎，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那座他曾经自由出入的宅院。他面不改色，把双手向后一背，示意刽子手动手。然后转过身来，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站定。

目击行刑的张学良副官吕正操后来回忆这一幕，用了四个字：视死如归。

他叫潘文郁。死前，他是张学良身边最受器重的机要秘书，是少帅张口闭口称“老师”的人。死前，他也是中共“华北特科”安插在“剿总”心脏里最深的一根钉子。

蒋介石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催。张学良的回电一封接一封地求情：“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蒋介石不为所动，指定钱大钧监刑。

张学良最后见了他一面，说：“委员长发脾气了，他的脾气很厉害，我实在无法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

潘文郁说：“死前，我想留下些想说的话。”

那一夜，他奋笔疾书到天亮。没有人知道那几页纸上写了什么。天亮之后，他走向枪口，像走向一场早已预约的归宿。

要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能这样死，得先看他怎样活。

二、被踢出核心的人

潘文郁这辈子，被“抛弃”过不止一次。

1906年，他生在襄阳东津湾，汉江边上一个秀丽的小镇。十六岁考入湖北省立第二师范，成了萧楚女的学生。萧楚女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第一次播进襄阳，也播进了这个少年的脑子里。1925年，他入党，同年被中共中央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个人读书太狠，不到半年就能读俄文书报，不久被学校选为课堂翻译。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他是指定代表，代表证号码91号，同时给周恩来当翻译。

周恩来离苏前问他，愿不愿意回国工作。他欣然应允。

回国后，他在中宣部任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兼任《红旗》副主编。那几年，他用“问友”的笔名在《红旗》上写了六十四篇社论和评论，还替总书记向忠发起草过九千字的告同志书。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笔杆子硬到这种地步，前途似乎铺满了光。然后王明回来了。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取代李立三。潘文郁是李立三的得力助手，是向忠发的“文胆”，在新主子眼里，这就是前朝余孽。他被一脚踢出上海，调任顺直省委宣传部秘书。

从中央机关的核心笔杆，到地方省委的普通干事。这种落差，换了旁人，怨气能写满三本日记。

潘文郁没有。

他收拾行李，去了北平。上任不足三个月，叛徒出卖，他被捕了。

在狱中，审讯他的是另一个叛徒，顺直军委书记廖化平。此人太清楚潘文郁的底细，抵赖毫无意义。潘文郁坦然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在东北军宪兵司令部机要秘书黎天才的运作下，他写了自首书，登报脱党，于1932年获释。中共开除了他的党籍。

这是一个人能跌到的最低处。党籍没了，组织关系断了，头上顶着一顶“自首脱党”的帽子。换一个人，也许就此消沉，也许另谋生路。

潘文郁把自己关进北平西单的表兄家里，闭门不出，开始做一件事：翻译《资本论》。他译出了第一卷第二、三分册，约四十万字，以“潘冬舟”署名，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这是马克思《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之一。

一个人被自己的党抛弃了，却坐在昏暗的屋子里，一字一句地翻译那个党的圣经。这画面里有某种近乎固执的天真。他不解释，不申辩，不诉苦。他把忠诚写进译稿里，交给历史去读。

“华北特科”的人读懂了。

三、周恩来的人找上门

这个机构是周恩来指示陈赓在北方建立的秘密组织，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单线联系，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横向关系。负责人吴成方在物色打入敌人内部的人选时，注意到了潘文郁。

他们调查了潘文郁被捕前后的全部情况，结论是：这个人虽然脱了党，但革命意志没有垮，革命情操还在。

吴成方派人接触他。潘文郁起初有顾虑，毕竟头上那顶帽子压了太久。但吴成方和他谈了几次之后，他放下了包袱。

1932年5月，潘文郁成为“华北特科”成员。没有恢复党籍的仪式，没有宣誓，没有掌声。他重新开始工作，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接下来的事，快得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

张学良“九一八”之后急于了解共产党的主张，特科指示潘文郁通过黎天才接近张学良。潘文郁的博学、见识、谈吐，让少帅一见折服。1934年张学良出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把化名“潘东周”的他带到武汉，安在机要组中校秘书的位置上。

这个岗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剿总”发给长官及各厅处组的核心文件，他全都能看到。

张学良还让他教自己《资本论》。潘文郁结合东北沦陷的事实讲，讲得入木三分。少帅听得服气，张口闭口叫“老师”。

历史在这里露出了它最荒诞也最残酷的棱面：一个被自己人赶走的人，正在敌人的心脏里，给敌人的将领讲自己信仰的经典，同时把敌人的作战计划一份一份地送出去。

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能在被动中多次摆脱险境，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他送出去的不只是零散的消息，是“剿总”所属部队番号、兵力、驻地、团以上主官姓名的完整配置。那些纸页从武汉流出去，穿过封锁线，变成苏区指挥部桌上的地图和决心。

四、暴露

暴露来得猝不及防。

1934年底，北平宪兵三团破获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搜到一本《豫鄂皖剿匪兵力配置图》。叛徒供认，这是潘文郁交出来准备转给中央军委的。宪兵团长蒋孝先如获至宝，直报蒋介石。蒋的电报到了张学良手里：交出潘文郁，押解来京法办。

张学良舍不得。他回电求情，说这个人通六国语言，中国极少。蒋不为所动，电报一封比一封严厉，最后指定钱大钧监刑。张学良知道保不住了，把潘文郁叫来，说了实话。

潘文郁被限制自由后，曾向黎天才请假，想回家看看妻子和两个幼子。黎天才批了，但心里打鼓：蒋介石要的人，这一走，跑了怎么办？

潘文郁准时回来了。

他对黎天才说了一句话：“我不会跑的，我跑了让你承当，那不是人做的事！”

他回家那一趟，把事情告诉了妻子廖素丹和弟弟。妻子和弟弟都劝他跑。他摇头。大儿子三岁，小儿子刚满一岁。他挥泪告别，嘱咐妻子带孩子回湖南老家躲避，然后转身回了张公馆。

一个人知道自己必死，仍然回到关押地，只因为跑了会连累一个保过他的人。这种逻辑在政治斗争里显得迂腐，在人的尺度上却重如千钧。

但这里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细节：他回去，不只是为了“不连累人”。

从被限制自由到行刑，中间隔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潘文郁并没有坐以待毙。他利用自己尚未被完全切断的机要秘书身份，利用张学良对他残存的信任，利用黎天才批假造成的“他还在”的假象，继续做了一件事——把最后一批情报送出去。

他知道自己暴露了。他知道蒋介石要他的人头。他更知道，一旦自己被捕杀，东北军“剿总”内部这条线就彻底断了，红军在豫鄂皖方向将失去最深层的情报来源。所以他要抢在死之前，把能送的全送出去。

那几页“想说的话”，写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全部。但后来的研究者从时间线推断，那一夜他奋笔疾书的内容，除了留给家人的遗言，很可能还包括最后一批需要转交的情报要点和联络暗号。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支烧到尽头的蜡烛，最后那一截光，也要照在红军的行军路上。

临刑前夜，他写完了想说的话。第二天黄昏，他背对刽子手，面向枪口。

五、死后的五十年

故事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一个潜伏者暴露，被杀，历史翻过一页。但有些事在后头。

潘文郁死后，张学良给廖素丹送去一笔钱，嘱咐她好好抚养孩子。廖素丹带着两个儿子回到湖南，靠当小学老师、做女工、给人当保姆，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武汉解放后，她给组织写信说明情况。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按烈属对待。廖素丹被安排在省委保育院工作，两个儿子先后参加解放军。

1988年，民政部批准潘文郁为革命烈士。周恩来生前对他的评价只有十个字：

“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

这十个字，潘文郁的后人等了五十多年。

六、那本《资本论》

潘文郁的一生里，有一个细节始终让我放不下。

他在被开除党籍、失去一切联系的那段日子里，独自翻译《资本论》。四十万字。没有人要求他做，没有人监督他做，做完也没有组织来验收。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为党工作。

一个人在无人看见的地方做什么，才是他真正是什么人的证据。

潘文郁翻译《资本论》的时候，党不要他了。他翻译的偏偏是《资本论》。后来他重新为党工作，靠的也是那本《资本论》带来的机缘——特科从他译书的举动里，判断这个人的心还在。再后来他站在张学良面前，给少帅讲课，讲的还是《资本论》。那本书像一条暗线，把一个被抛弃的人、一个秘密组织、一个东北军将领，串在同一个历史节点上。

这里头有一种近乎冷酷的辩证法：王明把他踢出核心，反而把他踢到了敌人心脏的最深处；党开除了他的党籍，反而让他获得了敌人最彻底的信任；他翻译《资本论》是为了安放自己的信仰，结果那本译稿成了组织重新找到他的路标。

历史有时候不讲道理，但它讲逻辑。潘文郁的逻辑是：你不认我，我认你；你不要我，我做给你看；你看不见我做什么，我就做给时间看。

时间看见了。

七、没有照片的父亲

他死的时候二十九岁。他没有看到抗战胜利，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没有看到自己名字被写进烈士名录。他看到的最后一轮太阳，是1935年3月3日武昌黄昏的落日，和枪口正对着的那双眼睛里的光。

张学良晚年说起潘文郁，仍然唏嘘。那个在他身边教他读马克思的年轻人，那个他保不住的人，那个跑回来送死的人，大概是他漫长一生中少数几个让他真正敬重的人之一。他说：“杀朋友是我从来不愿意的。”

但他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还是把这位最尊敬的朋友杀了。

而潘文郁留给世界的，除了一本署名“潘冬舟”的《资本论》译本、一份烈士证书、两块“光荣烈属”的牌匾，还有一张他儿子潘湘生始终没能找到的父亲的照片。

潘湘生说，父亲牺牲时他只有三岁，那天母亲大哭一场，哭到吐血。他隐约知道，爸爸出事了。此后的八十多年，他收集关于父亲的一切资料，装在一个帆布袋里。袋子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一张父亲的脸。

一个人把自己活成了历史，却没能给儿子留下一张可以挂在墙上的照片。

这件事的残忍，和他背对枪口时的从容，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八、襄阳东津湾的那条江

潘文郁生在汉江边。汉江流到东津湾，拐了一个弯，水面忽然宽了，水流忽然缓了。小时候他大概在江边看过船，看过渔火，看过落日把整条江染成铜色。

他最后一次看落日，是在武昌。两地相隔三百里，同一条江，同一轮太阳。

他从襄阳走出去的时候，是个读书狠、笔头硬的少年。他倒在武昌的时候，是个通六国语言、给少帅当老师、在敌人心脏里送情报的潜伏者。中间隔了十三年。十三年里，他被捧过，被踢过，被开除过，被重新接纳过，被出卖过，被保过，被求情过，被处死过。

他用十三年走完了一个人几辈子才能走完的路，然后让一颗子弹把自己钉在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历史丰碑上。

这是他的孙子潘若山得知我在写《潘文郁传》时，专程赶到襄阳，流着泪与我说的一席话。

今天，襄阳东津湾的汉江还在流。江边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一百多年前，这条江送走过一个叫潘文郁的少年。那个少年后来翻译了《资本论》，教张学良读马克思，把“剿总”的兵力配置图一份一份地送过封锁线，最后面不改色地站到了枪口前。

他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他留下了一本译稿，一本署名“潘冬舟”的《资本论》。那本书在北平的旧书摊上可能还能找到，纸页发黄，字迹模糊，翻开来看，是四十万字一个一个字译出来的。

那四十万字，就是他留给世界的脸。

九、什么叫“不能忘记”

襄阳人记性很好。诸葛亮在隆中住了十年，襄阳人记了一千八百年。米芾在樊城写过字，襄阳人记了九百年。萧楚女在省立二师播过火种，襄阳人记了一百年。

潘文郁呢？

他死在1935年，二十九岁。他没有诸葛亮的名气，没有米芾的字，没有萧楚女的讲台。他有的是一本译稿、一份烈士证书、两块牌匾、一个装资料的帆布袋，和一张儿子找了八十多年没找到的照片。

但有些人的“不能忘记”，不靠名气，靠分量。

潘文郁的分量在于：他在无人看见的地方翻译《资本论》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什么人。后来所有的事——潜入“剿总”、送情报、暴露、拒逃、赴死——都只是那本译稿的延长线。一个人在被抛弃的时候不怨，在被重新接纳的时候不骄，在敌人心脏里不慌，在枪口面前不乱，这四样凑齐了，就叫“视死如归”。

归到哪里去？归到他翻译的那本书里去，归到他信仰的那个主义里去，归到汉江边那个十六岁少年的初心里去。

1935年3月3日黄昏，武昌徐家棚。枪响之前，他转过身，面向枪口。那个动作里有一种东西，比子弹快，比死亡硬，比五十三年长。

那东西叫信仰。

尾声：

袋子里没有照片，但历史里有。

潘湘生找了八十多年，没找到父亲的照片。那个帆布袋里装满了资料：剪报、信件、证明、烈士证书的复印件、研究文章、别人回忆里提到他父亲的只言片语。

袋子越来越重，照片始终没有。

但我想告诉他：你父亲的照片，不在袋子里，在历史里。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堂翻译席上，在中共六大的91号代表证上，在《红旗》六十四篇社论的署名“问友”里，在北平西单那间闭门译书的屋子里，在武汉“剿总”机要组中校秘书的办公桌前，在张学良叫“老师”的那一声里，在武昌徐家棚枪口正对的那双眼睛里。

那都是他的照片。每一帧都比相纸上的更清楚。

最终，还是一个襄阳人保存了他的照片；最终，是他的孙子潘若山与他那张英俊的脸迎面撞见——是在一个破旧的古董摊前。

我把这张照片附上，供襄阳人缅怀、瞻仰和鞠躬。

我想说的是，一个襄阳人，二十九岁，通六国语言，译过《资本论》，教过张学良，送过足以改变战局的情报，死的时候面不改色。

这样的人，周总理没有忘记，襄阳人有什么理由忘记？襄阳历史有什么理由拒绝承载？

（《潘文郁传》已被襄阳政协文史委列入出版计划，正在申报之中）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