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段德昌红九师对宜城苏区的开辟及其意义

张璞

浅谈段德昌红九师对宜城苏区的开辟及其意义

 

摘要

 

1931年夏秋之交，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第九师在著名军事将领段德昌的率领下，转战鄂北，与余益庵领导的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在宜城东部地区胜利会师。此次会师不仅为处境艰难的红二十六师带来了军事上的有力支援，更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协助开辟了纵横二百余平方公里的钟北根据地，建立了五个乡苏维埃政府，发展党员三千余名，整顿了苏区党的组织，极大地推动了宜城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本文依据历史文献与地方史志资料，系统考察红九师进入宜城苏区的历史背景、行军路线、作战经过及根据地建设活动，深入分析段德昌在军事指挥、政治整顿、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卓越贡献，揭示红九师对宜城苏区开辟与发展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期为鄂豫边区革命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史料支撑。

关键词： 段德昌；红九师；宜城苏区（钟北根据地）；土地革命

 

一、引言

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史上，湘鄂西苏区与鄂豫边苏区是两块重要的战略区域。而连接这两块根据地的鄂北地区，特别是襄阳、宜城、钟祥交界地带，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成为各路红军转战的重要通道。1931年9月，段德昌率领的红三军第九师在完成接应红三军主力任务未果后，挥师东进，进入宜城东部苏区，与余益庵、张慕骞领导的红九军第二十六师胜利会师。这次会师虽然时间短暂，却在宜城苏区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文献散佚、史料匮乏，学界对段德昌红九师在宜城苏区的活动研究相对薄弱。既有成果多聚焦于段德昌在洪湖根据地的军事贡献，对其在鄂北地区的短暂活动着墨甚少。本文拟在充分挖掘地方史志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事人回忆录及档案文献，对红九师在宜城苏区的行军路线、战斗历程及政权建设活动进行系统梳理，客观评估其历史作用，以期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

 

二、历史背景：红九师挥师鄂北的战略动因

（一）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形势与红九师的组建

要理解红九师进入宜城苏区的历史意义，必须将其置于1931年湘鄂西根据地斗争的宏大背景之中。1930年至1931年间，湘鄂西苏区正处于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严峻考验之下。红二军团根据中央指示南征，虽取得一定战果，但也付出了重大牺牲。193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红二军团在长阳枝柘坪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下辖第七师、第八师和第九师，教导第一、二师及警卫第一、二、三团等共5个师6个团，计人枪5200左右。其中，第九师由原红六军改编而成，段德昌任师长，万涛任政委。

段德昌，字裕厚，湖南南县人，1904年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参与创建和保卫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在洪湖地区创造了“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原则，指挥部队连战连捷，取得三官殿、沙岗、普济观、郝穴、汪家桥、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被湘鄂西苏区军民誉为“常胜将军”。段德昌率领的红九师，以原红六军精锐为骨干，战斗力强，作风顽强，是红三军的主力师之一。

（二）红三军主力北上与红九师的接应任务

1931年4月，根据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定，红三军主力在贺龙率领下北上鄂西北，开辟新的根据地。段德昌率红九师留守洪湖，担负保卫根据地的重任。同年7月，蒋介石调集约24个团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三军第七、第八两个师远在鄂西北均县、房县一带，洪湖地区只有新六军（后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1个团和各县地方武装，又正遭受水灾后灾情的困扰。8月初，中共湘鄂西省委和省军委决定：红九师北进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以接应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并派省委常委、省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随军督师。8月17日，红九师二十六团攻占沙洋。21日，又占荆门，歼国民党新三旅徐德佐部第二团及特务营。

段德昌率部从洪湖出发，经潜江、荆门，向鄂西北挺进。然而，当他率部抵达荆门仙居一带时，因敌军封锁严密、通讯不畅，始终未能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在仙居等候期间，段德昌与政委万涛审时度势，决定改变计划——先渡河进入宜城东部苏区休整，同时寻找红九军部队，并将随军的百余名伤员送至红军医院治疗。

这一决策看似无奈之举，实则体现了段德昌高超的战略眼光。宜城东部地区毗邻钟祥北部，是鄂豫边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余益庵、张慕骞领导的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在此活动。若能与之会师，既可休整部队、安置伤员，又可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可谓一举多得。

（三）宜城苏区的早期基础与红二十六师的困境

宜城苏区的开辟，始于1930年前后。在鄂豫边特委的领导下，余益庵、张慕骞等人在襄阳、宜城、钟祥交界地带开展武装斗争。1930年6月25日，出襄、枣、宜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组成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张香山担任师长，余益庵担任政治委员，王全成担任参谋长，下辖4个团，共1000余人。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板桥店和罐山后，枪支猛增至1500余支。到1931年5月，余益庵接任二十六师师长。

余益庵，原名余开谦，因听力不佳，人称“余聋子”，但此人胆识过人，作战勇猛，在当地群众中威望极高。红二十六师以山区为依托，在宜东、钟北一带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但始终面临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一方面，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主武装对苏区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宜城县城驻有国民党正规军，吴家冲、三好家子、四好家子等地主寨堡拥有较强的武装力量，成为苏区的心腹之患。另一方面，红二十六师自身也存在领导干部欠缺、政治工作薄弱、武器装备不足等困难。正如段德昌后来调查所发现的，红二十六师最大的问题是领导干部欠缺、政治工作薄弱。据记载，红二十六师虽号称一个师，但实际兵力有限，且多系本地农民，缺乏正规军事训练，战斗力与敌正规军相比有不小差距。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余益庵听闻段德昌率红九师将至，立即安排手枪队队长徐光恩率人前往钟北仙丹口西面路口迎接，迫切盼望这支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能够带来转机。

 

三、千里转战：红九师挺进宜城的行军路线

（一）从仙居到东巩：突破敌军封锁

1931年9月2日，在荆门仙居等候多日的红九师，见始终未接到红三军回音，段德昌与万涛果断下令部队开拔。部队从仙居寺、白仓出发，经观音沟向东南方向行进，目标直指宜城东部苏区。

这条行军路线颇为讲究。仙居位于荆门北部，与南漳、宜城交界。从仙居到宜东，中间要穿越南漳境内的东巩山区。这一带山高林密，道路崎岖，虽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但却便于隐蔽行军，规避敌军主力。段德昌选择此路，正是看中了其“敌情少、地形熟、群众基础好”的特点。

行军途中，红九师顺手拔掉了东巩团防局。东巩团防局是南漳县地主武装的重要据点，长期与人民为敌，欺压百姓，掠夺财物。红九师的突然出现，令团防局武装措手不及，一触即溃。部队缴获了邓春台部的一批武器弹药，补充了装备。这一仗虽规模不大，但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沿途地主武装闻风丧胆，再不敢轻易骚扰红军行军。

（二）上泉坪、下泉湾休整：战前准备

拔掉东巩团防局后，红九师继续东进，于9月初抵达上泉坪、下泉湾和寺沟一带驻扎。这一带地处南漳、宜城交界，山清水秀，物产相对丰富，适合部队休整。段德昌利用休整时间，组织部队进行短暂的恢复性训练，同时派出侦察人员，摸清宜城东部敌情，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

此时，一个重要的情况传来：余益庵率领的红九军二十六师正进驻于仙丹口，司令部设在地主刘良义家里。红军打开刘家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百姓，正在发动群众，准备成立苏维埃政府。这说明红二十六师虽然处境困难，但并未消极等待，而是在积极进行根据地建设工作。

余益庵派出的迎接人员徐光恩等人，原本计划到钟北仙丹口西面路口迎接红九师，但因信息沟通不畅，双方走岔了路。段德昌率领的红九师，走的是一条更为隐蔽的山路——从仙居至李家垱，穿过夫子垭，经孔家湾、蛮河，最后由郭海码头过襄河。这条路线避开了敌军重兵把守的交通要道，虽然路程较远，但安全性更高。

（三）田家集会师：历史性的一刻

1931年9月10日，农历七月二十八，这是一个值得载入宜城革命史册的日子。这一天，红九师经过艰苦行军，终于抵达宜城东部的田家集，与余益庵率领的红九军二十六师胜利会师。

会师的消息迅速传遍苏区，军民欢欣鼓舞。对于红二十六师官兵来说，红九师的到来如同久旱逢甘霖。这支来自洪湖的主力部队，不仅带来了正规军的作战经验和严明纪律，更带来了百余名伤员——这看似是负担，实则体现了红九师对红二十六师的信任，将伤员安置在苏区，本身就是对苏区医疗能力和群众基础的认可。

余益庵闻讯后，立即命令红军医院院长程兴民，将红九师的百余名伤病员妥善安排到红军医院治疗。这一举动令段德昌十分感动。他深知，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收治百余名伤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资源投入。余益庵的真诚相待，让段德昌感受到了战友间的深厚情谊。他当即表示：要帮红九军二十六师打几个大仗，以回报苏区人民的支持。

 

四、铁血鏖兵：关键战役的军事剖析

（一）战略抉择：攻县城还是打寨堡？

会师之后，段德昌与余益庵立即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方案。余益庵介绍了宜城地区的敌情：目前可以攻打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宜城县城，二是吴家冲的三好家子和四好家子。

宜城县城是国民党在鄂北的重要据点，城防坚固，守军为国民党第四十八师的一部，装备精良，且有坚固工事依托。若能攻克县城，无疑会对整个鄂北地区的敌人产生巨大震慑。然而，段德昌经过冷静分析后指出：“宜城县城打开后，可能会引来敌四十八师的围剿。如果不能守，只是消灭几个敌人，这样意义不大。”

这番话体现了段德昌作为成熟军事指挥员的战略眼光。红军作战，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要服务于根据地建设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打下宜城县城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胜利，但如果不能守住，反而会引来敌军更大规模的反扑，使苏区陷入更危险的境地。与其如此，不如集中力量消灭苏区内部的敌人，扫清根据地发展的障碍。

经过反复权衡，段德昌与余益庵最终决定：先打吴家冲的三好家子和四好家子。这两处是地主武装的坚固寨堡，是插在苏区心脏地区的“钉子”，不拔掉它们，苏区就难以巩固和发展。

（二）攻坚战：三好家子之战的惨烈与智慧

吴家冲位于宜城东部，三好家子和四好家子是两个互为犄角的寨堡，由当地豪绅吴老八、吴杰三兄弟把持。吴老八本名吴敬之，排行第八，故人称吴老八。此人广有田产，豢养着一支百余人的私人武装，拥有罐子炮（一种土炮）多门，寨墙高筑，易守难攻。吴老八平日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苏区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称之为“吴阎王”。

战斗打响前，段德昌和余益庵在三好家子南面的山上一起指挥。放眼望去，但见寨墙高耸，炮楼林立，吴老八的团丁正在寨墙上往来巡逻，几门罐子炮黑洞洞的炮口指向寨外。段德昌眉头紧锁，他深知，攻坚作战是红军的长项，但面对这样的地主寨堡，硬攻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

战斗开始后，红九师七十六团的一个排率先发起试探性进攻。战士们利用地形掩护，向寨墙逼近。但刚一接近，吴老八的罐子炮就接二连三地轰了过来。这种土炮虽射程不远，但装填铁砂、碎铁，近距离杀伤力极大。一时间，弹片横飞，硝烟弥漫，冲上去的一个排伤亡惨重。余益庵命令增加兵力，再上一个营。第二营的战士们高喊着“冲啊”，冒着弹雨再次冲了上去。然而，吴老八的炮声再次响起，密集的铁砂如暴雨般倾泻，二营又只剩下19人。

战场的惨烈，令久经沙场的段德昌也不禁动容。他果断命令炮兵营用迫击炮轰击敌军炮楼。然而，清点弹药后发现，迫击炮弹仅有7发！在弹药匮乏的红军中，这7发炮弹可谓“家底”，打一发少一发，段德昌心里不免有些心疼。

关键时刻，余益庵拿起一枚炮弹仔细端详，忽然眼前一亮：“这样的炮弹我们多！这是在罐山夺的王甲本的炮弹，型号一样！”原来，红二十六师此前在罐山战斗中缴获了一批王甲本部的炮弹，一直保存在司令部。余益庵立即安排手枪队去司令部搬了两箱子过来。

与此同时，余益庵又命令严洪山、陈大义、阮明焕带领三支盒子枪、一挺机枪和两副梯子，到寨外去挖地洞，准备接近炮楼子。这是一个聪明而危险的战术——挖地洞可以避开敌人的炮火，隐蔽接近寨墙，为最后的突击创造条件。

没过多久，地洞挖好，炮弹也搬运到位。段德昌当即命令填炮攻打。第一炮，炮弹准确落在寨墙里面的院子里。霎时间，寨子里面人喊马嘶，鸡飞狗跳，乱成一团。第二炮，炮弹直接命中炮楼子顶部，一下子掀掉了楼顶，炮楼上的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惨叫声不绝于耳。

炮击奏效，段德昌当机立断，命令步兵发起总攻。徐光恩率领严洪山、陈大义、阮明焕等人，乘机竖起梯子爬上屋顶，对准窗户猛烈开火。机枪、盒子枪交织成密集的火网，压得寨内敌人抬不起头来。吴老八的机枪哑了，罐子炮再听不到响声。

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吴阎王”，终于知道大势已去。他颤抖着举起双手，喊着：“红军爷爷，我投降，请饶我全家性命！”曾经威风八面的寨主，此刻狼狈不堪。此战，红军光缴获的枪支就达40多支，金叶子和银元抬了四五担架，可谓战果辉煌。

（三）遗憾与经验：四好家子的教训

然而，三好家子那边的战斗却并不顺利。由于寨墙上的罐子炮一个劲儿地轰击，造成久攻不下，我军伤亡不小。当余益庵和段德昌吃完饭准备增援时，四好家子寨主吴杰三已从地道逃跑。

四好家子的战斗虽然没有全胜，但也给红军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首先，地主寨堡虽然坚固，但守军士气不高，一旦被突破就会迅速崩溃。其次，攻坚战需要周密的准备和充分的火力支援，兵力不足、弹药匮乏是红军攻坚的最大短板。最后，对敌人的逃跑路线预判不足，导致吴杰三得以逃脱，这是一个应当吸取的教训。

尽管如此，三好家子、四好家子战斗的胜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拔掉了苏区腹地的两颗“钉子”，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志。更重要的是，这次战斗充分展现了段德昌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既敢于攻坚，又善于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既注重火力压制，又善于运用土工作业等战术手段。

 

五、深耕细作：红九师对苏区建设的贡献

（一）政治整顿：干部充实与组织建设

军事上的胜利只是第一步，根据地建设才是巩固胜利成果的根本。红九师在取得吴家冲战斗胜利后，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在段德昌、万涛的部署下，利用短暂的时间，对红二十六师和苏区党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和建设。

当天下午，余益庵将段德昌引到当时属钟北的高楼集（1955年划归宜城管辖）驻扎。高楼集是一个较大的集镇，交通便利，群众基础较好。地下党员蒋永祥将师部安排在沈泽民家里——沈泽民是当地开明绅士，对革命持同情态度，其家宅宽敞，适合作为指挥部。

段德昌经过调查发现，红二十六师最大的问题是领导干部欠缺、政治工作薄弱。这既与红二十六师长期处于游击状态、缺乏正规化建设有关，也与鄂豫边特委在干部培养方面的不足有关。针对这一问题，红九师毅然抽出20余名干部，充实到红二十六师的基层，担任连队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务。这些干部来自洪湖根据地，政治素质高、工作经验丰富，他们的到来极大地改善了红二十六师的政治工作局面。

1931年9月13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段德昌、万涛的参与下，鄂豫边分特委书记、二十六师政委张慕骞组织召开执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红九师与红二十六师会师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苏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会议作出了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拥护红军运动周问题》，二是《军事问题决议案》。《关于拥护红军运动周问题》部署了在苏区开展“拥护红军运动周”活动，动员群众支援红军、参加红军、拥军优属；《军事问题决议案》则系统总结了红二十六师的军事工作，提出了加强军事训练、整顿部队纪律、改善武器装备等具体措施。

（二）组织整顿：吐故纳新与党员发展

除了军事和政治工作，会议还对苏区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了全面整顿。整顿的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一批工农出身的党员，二是撤换一批贪污腐化分子。

发展工农出身的党员，是为了改变党组织成分单一的弊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在段德昌看来，党员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但适当的数量扩张也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在红九师的协助下，鄂豫边特委迅速在枣南和钟北成立了6个区委，宜城、枣南、钟祥建立了30多个支部，党员发展到100余名。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速度，一个月前，这里的党员不过几十人，如今翻了数倍。

与此同时，对党组织内部的“贪污腐化分子”进行清理撤换，显示了红九师和苏区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的决心。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个别党员干部经不起物质诱惑，利用职权侵占群众财物、贪墨公款，严重损害了党和红军的形象。段德昌对此深恶痛绝，他明确指出：腐败不除，苏区不固。这一整顿，得到了苏区群众的衷心拥护。

（三）政权建设：高楼集支部与钟北苏维埃

在红九师的协助下，苏区的政权建设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蒋永祥把两位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农民汪兴诗、严正亮引荐给红九师政治部。红九师政治部经过考察，认为这两人思想进步、群众基础好，便发展汪兴诗、严正亮为中共党员，随后成立了中共高楼集支部委员会，由蒋永祥担任书记。

高楼集支部成立后，迅速与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取得联系，在红九师的指导下，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钟北第一乡苏维埃政府。大会当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贫苦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汪兴诗被选举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高楼集苏维埃的建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典型个案。 红九师政治部在此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优势。到达高楼集后，政治部干部立即着手调查当地的阶级状况、群众觉悟程度和党组织基础。他们走村串户，与贫苦农民促膝谈心，解释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与意义；在各家各户门外张贴宣传标语，号召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工农政权”。蒋永祥就是在这种宣传发动中被进一步发展，而汪兴诗、严正亮两位青年农民，也是在亲眼目睹红军纪律严明、真心为穷人办事之后，主动向政治部靠拢，并被发展入党的。

紧接着，苏区群众政权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展开：在何家畈成立钟北第二乡苏维埃政府，在杨杈畈成立第三乡苏维埃政府。是年底，边区革命委员会又将宜东一区第十一乡、第十二乡划归钟北，分别作为第四乡、第五乡苏维埃政府。至此，钟北根据地拥有了五个乡苏维埃政府，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色区域。

在高楼集郭家湾，还成立了中共钟北一区委和钟北一区苏维埃政府，蒋永祥任区委书记，汪兴诗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区级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钟北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四）武装巩固：群众组织的全面发展

政权建立后，武装力量的巩固成为当务之急。在红九师的指导下，钟北根据地再次组建了钟北游击队。这支队伍由刘道宏任队长，李振国任指导员，共有50余人，拥有30多条枪。虽然规模不大，但这支队伍承担着保卫新生政权的重任，是各乡游击队的骨干力量。

除了游击队，各乡还普遍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少年先锋队、贫农团、妇女协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各司其职：农民自卫军负责站岗放哨、维持治安；少年先锋队协助宣传、传递情报；贫农团领导土地分配工作；妇女协会组织妇女做军鞋、护理伤员；儿童团则负责查路条、送信件。一个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的根据地格局初步形成。

在高楼集期间，红九师还帮助各乡建立了农民协会。段德昌派师政治部科长刘宗沛带领红军和地方赤卫队，镇压了一批地主、流氓、土匪。打土豪、分粮分地的运动在各乡轰轰烈烈地展开。红九师和红二十六师打开地主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苏区群众精神为之一振，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正如当时一首民谣所唱：“红军一来晴了天，穷苦百姓把身翻。打倒土豪分田地，铁树开花万万年。”

（五）成效评估：一个月的时间创造了什么？

从9月初红九师到达田家集，到9月底红九师奉命调离，前后不过一个月时间。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内，红九师协助红二十六师开辟了纵横200余平方公里的钟北根据地，建立了5个乡苏维埃政府、1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1个区委、30多个支部，发展党员100余名，组建了各乡游击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2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在今天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每一寸根据地的开辟都是用鲜血换来的。5个乡苏维埃政府，意味着数千名贫苦农民摆脱了地主的压迫，获得了土地和尊严。100余名党员，意味着党的力量在苏区深深扎根。正如当时一位老红军所回忆的：“段师长在钟北一个月，比我们自己干一年还顶事。”

 

六、历史评估：红九师对宜城苏区的作用与影响

（一）军事上：增强了苏区的武装力量与作战能力

红九师对宜城苏区最直接的作用，体现在军事层面。首先，红九师的到来本身，就极大地增强了宜城苏区的武装力量。红九师是红三军的主力师，装备相对精良，战斗力强，其官兵多为经历过洪湖反“围剿”战斗的老兵，作战经验丰富。他们的出现，使苏区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质的提升。

其次，红九师帮助红二十六师打了三好家子、四好家子两个硬仗，拔掉了苏区腹地的地主寨堡，扫清了根据地发展的障碍。缴获的40多支枪和大批弹药，对于装备匮乏的红二十六师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更重要的是，红九师在军事上的示范作用。段德昌在指挥战斗中所展现的战术素养、指挥艺术和战斗作风，为红二十六师的官兵提供了最直观的学习范本。正如余益庵后来所说：“段师长打仗，看得准、打得狠、损失小，我们学了很多。”

（二）政治上：巩固了党的组织与群众基础

红九师在宜城苏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帮助整顿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红二十六师长期处于游击状态，政治工作薄弱，官兵的政治素质参差不齐。红九师抽调20余名干部充实到红二十六师基层，有效地改善了这种状况。

与此同时，红九师协助整顿苏区党组织，发展工农出身的党员3000余名，撤换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使党的组织更加纯洁、更具战斗力。高楼集支部的成立、钟北一区委的建立，都是这一整顿工作的成果。

群众工作方面，红九师帮助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少年先锋队、贫农团、妇女协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参加土地革命，极大地激发了苏区群众的革命热情。这种群众路线的实践，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三）政权上：奠定了钟北根据地的行政框架

钟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红九师留下的最可观的遗产之一。5个乡苏维埃政府、1个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使钟北地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权体系。乡、区两级政权的设立，既有利于土地革命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有利于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辖襄阳、枣阳两县苏维埃政府和宜城境内的襄南二区、宜东一区和钟北一区三个独立区苏维埃政府。钟北一区作为独立区级苏维埃政府，是鄂豫边根据地在宜城地区的重要支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权体系的建立，遵循了“自下而上”的原则——先有乡政权，后有区政权，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各乡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如汪兴诗等人，都是本地农民出身，熟悉当地情况，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这种“本土化”的政权建设，使红色政权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易被敌人颠覆。红九师政治部在高楼集从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到召开群众大会选举苏维埃主席，完整地示范了红色政权建立的规范流程，这种“点对点”的精准指导远比下发文件更具实效。

（四）战略上：打通了鄂北与洪湖的联系通道

从更大范围来看，红九师在宜城苏区的活动，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宜城、钟祥、襄阳交界地带，是连接鄂豫边苏区与湘鄂西苏区的重要通道。红九师进入这一地区，与红二十六师会师，实际上在两大苏区之间建立了一条联系通道。

这条通道的形成，对于日后两大苏区的协同作战、情报传递、干部交流、物资支援，都起到了积极作用。1931年11月17日，鄂豫边根据地划归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以襄阳、枣阳、宜城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一部分。段德昌率红九师开创的这一战略联系，为此后的根据地整合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历史局限性：短暂停留的遗憾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红九师在宜城苏区活动的历史局限性。最突出的一点是时间太短——前后不过一个月，红九师就奉命调离，返回洪湖根据地。这一个月的时间，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毕竟有限。如果红九师能够在宜城苏区停留更长时间，其作用可能会更加显著。

此外，红九师离开后，钟北根据地面临着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反扑。据记载，红九师撤离后不久，敌军便对钟北根据地发动了“清剿”，部分新成立的乡苏维埃政府遭到破坏，一些党员干部被迫转移或隐蔽。1932年6月，鄂豫边根据地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丧失，鄂豫边临时省委撤往南阳白区转入地下斗争，临时省苏维埃政府解体。这说明，根据地的巩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单靠外部力量的短期支援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斗争的本地干部队伍和武装力量。

 

七、余论：历史记忆与现实启示

（一）段德昌的历史命运

写完红九师对宜城苏区的贡献，我们不能不提及段德昌本人的历史命运。这位杰出的红军将领，在离开宜城苏区后，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战。同年秋，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下，红三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他率9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转战3500余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湘鄂边。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中，段德昌被错杀于湖北巴东金果坪，年仅29岁。临终前，他要求“子弹金贵，就用刀杀，子弹留着打敌人。”其悲壮令人扼腕。

段德昌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如果他能够活到抗战时期，以他的军事才能，必定能够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以表彰他的历史功绩。今天，当我们回顾红九师在宜城苏区的活动时，应当记住这位革命先烈的名字和他为宜城苏区人民所做的一切。

（二）历史的启示

红九师在宜城苏区的短暂活动，虽然已经过去近百年，但这段历史所蕴含的启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第一，党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红九师在宜城苏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加强政治工作。正是因为有坚强的党的领导，苏区才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第二，武装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形式。红九师在宜城苏区的所有成就，都是以军事胜利为前提的。没有三好家子战斗的胜利，就没有钟北根据地的开辟。这告诉我们，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第三，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红九师在宜城苏区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从分粮分地到建立群众组织，红九师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

第四，实事求是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段德昌在决定攻打目标时，没有盲目选择攻打县城，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和苏区的实际需要，选择了攻打地主寨堡。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三）结语

1931年的那个秋天，段德昌和他的红九师，在宜城苏区留下了短暂而辉煌的足迹。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用鲜血和汗水，开辟了二百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建立了五个乡苏维埃政府，发展了100余名党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革命。这些成就，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片被烈士鲜血浸染的土地上，回望那段峥嵘岁月，不禁心潮澎湃。段德昌、余益庵、张慕骞、蒋永祥、汪兴诗……这些名字，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鄂北大地上。他们的事迹，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参考文献

中共宜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宜城革命史》，宜城：宜城日报社，1991年。

[2] 贺龙：《回忆红二军团和红三军》，《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3] 《段德昌传》编写组：《段德昌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4]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委员会：《鄂豫边区革命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5] 余益庵：《回忆鄂北武装斗争》，《湖北文史资料》第28辑。

[6] 张慕骞：《鄂豫边特委工作报告》（1931年12月），湖北省档案馆藏。

[7]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8] 汪兴诗口述、蒋永祥整理：《钟北第一乡苏维埃政府建立始末》，宜城市档案馆藏。

[9] 刘道宏：《钟北游击队的战斗历程》，《襄樊文史资料》第15辑。

[10] 中央档案馆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

[11]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八大红色苏区》，湖北党史网，2015年。

[12] 《东宝红色记忆：红九师政治部旧址》，荆门广播电视台，2021年。

[13] 《仙居苏维埃政府——荆门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荆门日报》，2021年。

[14] 《鄂豫边区革命纪念馆：鄂豫边精神放光芒》，襄阳市政府网，2021年。

[15] 《湖北红色历史文化数据库》，湖北省图书馆，2018年。

 

作者简介：
张璞，1962年生于宜城小河镇。发表过中篇小说《二叔》《咸丰宰相的第十五代子孙》；出版有《桃花源传奇》《赛跑的芝麻花》《九真演义》《真武传奇》《真武传》《鄂北赤子高如松》《玄武记》《搬迁赋》《一个倔强女人的世界》等专著。自2017年起，开始研究鄂豫边革命史，9年时间先后写出《鄂北革命史》《红九军传》《程克绳传》《宜城苏区史》及《鄂豫边文存解析》5部专著，目前正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