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城苏区革命斗争纪实之一

 

张 璞

宜城苏区革命斗争纪实之一

 

宜城苏区新街位于湖北省宜城县东部，属宜城、襄阳、枣阳三县交界处，东抵红山大坡与枣阳接壤，北与襄阳峪山、黄龙交界，南同钟祥毗邻，西与汉水相望。早在1929年冬，鄂北临时特委负责人杨秀阡在枣西、襄东一带检查指导工作期间，会同余益庵、赵英、朱佑文、谢耀武等筹建了中共枣阳临时县委，亦称襄枣宜临时县委。襄枣宜临时县委下辖三个区委，其中包括枣西、襄东、黄龙垱，当时的新街隶属于襄东范围。1930年8月，红九军二十六师帮助新街区委攻破板桥店，区委抓住机遇在油坊湾、陈家湾、安家湾和两乳山建立起4个乡苏维埃政府；9月，宜东一区苏维埃政府便宣告成立，驻地草庙岗。1930年8月至1932年间，王集谓襄南二区，归宜东一区领导。此时的宜东一区管辖新街、板桥店、田家集、官庄、雅口和流水沟（集镇除外）地区，是襄枣宜钟苏区的主体部分。到1932年春，先后建立了18个乡苏维埃政府和18个乡党支部，全区共有党员300多人。此外，区、乡都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共青团、劳动妇女解放会、少年先锋队等群团组织。

新街不仅是苏区，而且是中共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所在地和鄂豫边临时省委、临时省苏维埃的诞生地。1931年6月，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由枣西傅湖搬至新街附近的张家湾，1931年12月18日（农历十一月初十），鄂豫边特委也从南阳搬到了新街。1932年2月2日，经鄂豫边区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鄂豫边临时省委员会，同时，把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改为鄂豫边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于此，新街成为鄂豫边临时省委和鄂豫边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地，同时，它与湘鄂西根据地的瞿家湾、鄂豫皖根据地的新集遥相互应，一时成为湘鄂西、鄂豫皖和鄂豫边人民的希望之地!

在这里，鄂豫边临时省委、鄂豫边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领导运筹帷幄，指挥鄂北红九军第二十六师、二十七师及200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与国民党五十一师、四十八师及敌独立三十四旅进行了数四次的反围剿斗争，率领苏区人民与反动当局抗捐抗税，一次又一次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以此留下了光彩照人的历史篇章！

一、新街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1925年8月，枣阳县随阳店共产党员谢远定受中共武汉地委的派遣来到襄阳，同时在省立第十中学师范学校（即鹿门中学，1924年改为湖北省立第十中学）任教。他利用教学之便向青年学生系统讲述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道理，并借机积极发展党团组织。时新街的熊达武与雷河的胡培洲、王家集的王全芝等在此校读书，到同年10月，被谢远定一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成为宜城地区（包括新街在内）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熊达武，又名熊伯伦，字达武，1901年生于湖北省宜城县新街熊家冲。1925年10月在襄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受中共襄阳特支派遣，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1月建立中共新街支部并任书记。1930年3月任中共宜东一区委员会书记；6月兼任新街招兵指挥部常委；7月兼任新街乡苏维埃政府常委；9月兼任宜东一区苏维埃政府常委。1931年9月在苏区整风中被错杀。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一）

1926年暑期，熊达武回到家乡新街开展党的活动。他利用父亲熊宏庭的私塾学堂办了一所国民小学（也称农民夜校），白天为穷人的孩子免费上课，夜晚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为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他从介绍社会状况入手，联系农民的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农民贫困根源，指出穷人翻身解放的道路。他告诉大家：“我们受苦，不是‘八字’不好，命里注定，而是世道不平。劳动者劳而不食，剥削者食而不劳，这种关系是颠倒的。要想有饭吃，有衣穿，有田耕，就得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平分田地，推翻吃人的社会。”熊达武的话，揭开了穷人为何穷的谜，指明了穷人奋斗的路，使不少农民开始觉悟起来。

通过夜校，熊达武把思想积极的学员组织在一起，发展他们入党。为不走漏风声，他把入党叫做“入学”，1927年就发展熊忠能、熊学义、姚漆匠三人入了“学”。

1928年春，襄阳特支又委派黄龙垱蒋家湾的蒋顺鼎到新街发展党组织，熊达武和蒋顺鼎一起迅速筹建起新街党支部，熊达武任支部书记，正月初四，又发展邱道富、辛有茂、舒学炳等10名党员，并在新街严家湾后码头上举行了宣誓仪式。当时的宣誓仪式很简单，主要是宣誓、拜旗、学唱党歌（即《国际歌》）。接着，在新街、严家湾成立了两个党小组，熊忠伦任新街党小组组长，辛有茂任严家湾党小组组长，隶属新街党支部。到农历二月下旬，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到板桥店、油坊湾等地，党员人数由10余名发展到二、三十人。油坊湾的侯正雄、周子汉、李正明，板桥店的谢有茂、李明道、李明柱、鲍玉林等都先后加入了党组织。这时，油坊湾又成立起一个党支部，蒋顺鼎任支部书记（后周子汉接任）。此时，新街、油坊湾两个党支部下辖6个党小组，党员人数达30多人。

党组织建立后，任务主要有：向农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弄清楚穷人为什么穷，地主豪绅为什么富，让群众明白一个道理：只有革命和斗争才是新街人民的唯一出路。接下来，便是发动人民群众起来与地主豪绅和反动势力作斗争。

新街当时的反动势力可谓盘根错节，十分嚣张。王家湾的王富成拥有田地204亩，私枪两支，直接控制的当地门枪10余支，另有两个帮凶（桂祖德、王富远）。经常在新街的帽子碑、观子口、柴口垭等地抢劫，还将其亲外甥女鄢余氏强行收为妻室，众乡邻无不侧目唾骂。再一个就是麦芒齐团防局团总王映忠，家有田地三百余亩，私枪5支，另外直接控制的门枪十余支。其仗着有钱有枪，任意歁男霸女。一日行走街头，见一对玩把戏的年轻夫妻，顿见淫心，点名要那个女的到他家“过夜”。以此仗势欺人，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另一个便是严家湾的严功臣，当过几任团总，有私枪18支，田地800多亩，为此长年养着一帮土匪，先后抢过珍珠泉的马文炳、刘家湾的刘老秋等，凡上门后，衣、被、猪、羊无一不抢，几乎过目不漏。还有反动势力、当过县大队长和板桥店团总的刘仲谋，在板桥店可以说是一手遮天，还有陈合二湾的陈伯平、陈仲桃、陈福芝等，在当地指鹿为马，说一不二。另有枪横霸一方者尚在四五十人以上，像邱家堰的熊伯伦、新街街上的舒祖荣、熊义星、周子方、王应章、寨洼沟的舒学华、东湾村的王荣祖、下湾的王富远等等，这些人在新街来往穿梭，老百姓不得安身！再加上地主豪绅的高利贷“天加一”、“大加一”、“孤老账”，害得老百姓受苦受累又受罪，新街农村到处饿殍遍野，一片凄惨的景象。

新街党组织面对这种反动统治下的局面，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率领农协会员抗捐抗租，并逐步走向向反动派夺枪的武装暴动，为苏区革命斗争䠀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

正在这时，板桥店共产党员谭籍安来到新街找熊达武和蒋顺鼎。谭除介绍了宜城的斗争形势外，还就新街、板桥如何联合起来开展斗争进行了磋商。

谭籍安，字慰先，化名陶斌、陶恬园，1906年生于宜城县板桥店镇。1923年考入武昌甲种农业学校。1927年3月，经胡天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回板桥店开展农运工作。1928年，经董必武介绍去南京工作。1929年在南京通过同乡李俊民的介绍（李为南京政府考试院书记长），进入私立正谊中学以读书为掩护，担负党的地下交通任务。1930年任中共南京市委秘书兼北区区委书记，5月16日，南京市委成立“红五月”行动委员会，谭为委员。行动委员会决定5月30日在全市举行“五罢”（即罢工、罢课、罢教、罢市、罢商），其日夜伏案起草《告工友农友市民书》、书写标语和传单。月底，“五罢”受挫，市委及所属组织遭到打击。8月10日，卫戍稽查处倾巢出动，对成贤街进行闪电式封锁，中共南京市委机关受到搜查，谭籍安和市委委员任雪涛同时被捕。8月18日，国民党当局将谭籍安等20名革命志士杀害于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二）

谭籍安在1927年3月国民党宜城县党部于宜城小东门紫峰书院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宜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当选为执委。后又参加了宜西共产党员胡天经、魏泽鸿、江执炳等人主持召开的宜城县农民代表大会，学习了省党部制定的《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部署了普遍建立乡农民协会、深入开展农民运动等项工作，选举产生了宜城县农民运动临时权力机构——宜城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胡天经为主要负责人。在胡的指导下，谭籍安继在肖旗营、烂泥冲、金家嘴、徐家湾建立4个农民协会后，又在曾家桥、潘家湾、金家窝子等建立了10多个乡农民协会，会址设在关帝庙。但当时形势非常紧张。5月6日，谭正召集农协会员在潜家湾集会，反动团总刘仲谋带着还乡团武装赶来，在没有抓住谭籍安的情况下，竟将国民党板桥店区分部和区农民协会捣毁。谭认为，新街农协应与板桥店农协联合起来，向反动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熊达武和蒋顺鼎认真分析过后，同意了谭的建议。决定择时组织农民，建立农民武装，联合起来向反动民团发起进攻。

1928年1月，中共鄂北特委书记廖划平在襄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讲了鄂北地区的形势和武装建设状况，称1927年12月，中共鄂北特委以枣阳农民赤卫队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从此鄂北特委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还通报了随县吴山、祝林店和枣阳等地举行暴动的情况，要求各地党组织行动起来，寻找反动势力薄弱部位举行年关起义。

会后，中共襄阳执委便派月儿冲的周介清、邹明金、孙家宽来到新街，与当地党组织共商年关暴动事宜。经反复磋商，决定以防匪为名，先成立一支襄枣宜边联队。熊达武便推荐新街党组织骨干刘元明任队长，后又找党员李明道、鲍玉林、辛有茂等拉队伍，发展队员200多名，枪20多支，营房设在襄枣宜交界的万家大山和泉眼里。周介清要求，边联队加紧训练，时刻准备年关暴动。

周介清，（？～1931.9）襄阳方家集石堰冲人。1930年3月任宜东一区赤卫队总队长。6月带领赤卫队举行武装暴动，建立新街乡苏维埃政府。1931年9月在在红九师帮助一区整风运动中被错杀。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三）

春节一天天的逼近，熊达武侦探得知，过几天新街团防局团总王映忠就会回家过年，只会留下班长桂祖德和几名团丁守年。王映忠一离开团防局，就是暴动的最佳时机。周介清同意这个方案，并安排刘元明与地方党组织里应外合，一举夺取暴动胜利。

1月22日（即除夕），熊达武叫来姚漆匠，因姚给王映忠家漆过家俱，搭得上话儿，便让他想办法把王映忠请出来喝酒，以便边联队行动。于是，熊达武带着姚漆匠与边联队一起来到了新街团防局所在地麦芒齐。

到麦芒齐后，姚漆匠一打听，王映忠竟已回家过年，只留了桂祖德和几名团丁在局子里。熊达武命令姚漆匠把姓桂的引到罗剃头匠屋里去打牌，随即让刘元明派人把电话线给掐了，然后便下令行动，先由刘元明带着边联队员冲进团防局，熊达武在门口断后。只听得一连串的不许动在院子内喊起，里面的团丁来不及开枪，都乖乖地举起了手。在罗剃头匠屋里打着麻将的桂祖德，从窗户里看见熊达武拿着枪站在团防局门口左瞅右瞄，知道出了啥事，赶忙推开桌子，连钱都顾不得拿，从后门溜了。

这次暴动很顺利，不到半小时就得了两条汉阳枪，3支杂牌长枪。接着，刘元明和熊达武又朝团总王映忠家里赶去。这时的王映忠正与家人吃着饺子，见熊达武和刘元明带着一拨人站在面前，一下子慌了神。还没来得及反抗，刘元明一只手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另一只手迅速夺下他腰里的那把手枪。

消息传到特委，特委书记廖划平大声赞扬，说：新街年关暴动给鄂北开了个好头！并把边联队编入了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

 

刘元明，新街人，生卒年不祥。历任襄枣宜边联队队长、鄂北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参加过新街年关起义。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四）

新街暴动后，新街反动势力均受到震慑，不少人带着枪逃到了外地，新街一时恢复了往日的安宁。熊达武趁势在新街建立了一乡政府，乡政府主席王应林，刘成刚为常委。但因为新街当时没有建立区政府，乡政府建立后由襄阳姚家岗区政府代管。襄阳县的赵英、赵启、邹明金、王成相等人常到新街指导工作。

然而，刚点燃的革命烈火刺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睛。国民党迅速调集军队对鄂北起义队伍进行疯狂镇压。

1928年5月1日，李纪才在德安（今安陆）宣布就职鄂北清乡司令，20日正式接管湖北。自此，清乡军不断加强对湖北尤其是鄂北的清乡部署。同时，鄂北各地武装割据的初步形成，也让桂系驻鄂北军眼红，他们派湖北省清乡督办陶钧坐镇襄阳，首先对暴动的源头地——枣阳、新街进行疯狂的报复。6月，李纪才便亲率一个旅全部进驻枣阳，外加老河口岳维峻部调集一个团的兵力直逼枣西，鄂北上空顿时乌云密布，刚刚形成的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这时的板桥店民团老总刘仲谋腰杆竟硬了起来，他再次纠集土豪劣绅，对新街、油坊湾苏维埃政权组织进行报复。他们冲进苏区后，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见牲畜就砍，很多房屋都被烧掉。

这时，当地的土豪劣绅周斌阶等便翘起了尾巴，成天在街上耀武扬威，欺压百姓，认为新街已是他们的天下了。1928年8月，熊达武派人把情况跟鄂北总队说了，总队派翟邦才带领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100余人来到新街，在新街党组织的配合下攻打团防局。新街党组织派刘元明当向导，撵跑了团防武装，捉住了土豪劣绅周斌阶、麻氽桩。鄂北总队将这两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拉到新街附近邱家湾进行了处决，群众对此无不拍手称快，纷纷赞扬“党先生”为民除了大害。

 

翟邦才，1896年5月生于枣阳璩家湾翟家古城，中共党员。1928年3月参加革命，历任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分队长，红九军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团长等职。1930年4月16日参加蔡阳暴动，17日担任第五总队十四大队队长。5月底，总队改编，组建红二十六师，任七十八团团长，参加过打板桥店团防局和夜袭唐河县城。1932年春在宜城与敌作战中牺牲。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五）

然而，这次行动却更加引起了清乡军的疯狂报复。9月，清乡军“清乡”全面展开。李纪才联合枣阳国民党地方政权及反动势力，实行五户联坐、十家联牌的方法，在襄枣宜边界新街、平林、黄龙垱等地清查户口，举报共匪、联保切结，妄图切断群众与共产党的联系，搜捕共产党人。敌人每到一处，砸抢掳夺，烧杀不已。

为避敌锋芒，保存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力量，新街党组织决定已暴露身份的支部书记熊达武、蒋顺鼎及李明道、鲍玉林、辛有茂部分党员，立即到外地隐蔽，由邱道富、周子汉分别接任新街和油坊湾支部书记，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李明道、鲍玉林去了宜昌帮忙修堤，熊达武则到了汉阳打工。走前，熊达武安排刘元明去了鄂北总队，要求他遇到万一就暂时隐蔽，待机再起。

 

蒋顺鼎，1910年生于襄阳黄龙垱蒋家湾村，1928年受黄龙区委委派到新街协助党组织开展工作，历任油坊湾支部书记，宜东一区区委书记，1941年3月参加新四军第五师鄂北游击队，后任随南游击支队独立营营长、安应县大队大队长、信罗边指挥部作战参谋；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新四军十四旅四十一团作战参谋，五师突围时任十五旅四十五团作战参谋。新中国成立后，任当阳县人民武装部部长，1962年退休。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六）

 

刘元明到鄂北总队时，正遇上王大中接任总队长。正值用人的关口，王大中便任命他为第二大队大队长，他带过来的边联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第二大队。不久，李纪才和随枣地方反动武装计4000余人赶赴枣阳，包围了总队所在的吴店镇，鄂北总队损失惨重。 后在兴隆集镇、槐树岗一带打了几仗，又在罐儿山、旗杆儿山借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了三个昼夜，不得已，又奉命插枪，再作隐蔽。

①中央档案馆、湖北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686～688页

1928年10月后，襄枣宜区域内的党组织均处于低潮。随着鄂北特委的自行解体，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总队长王大中牺牲后，总队也随之解散。此时的襄枣宜边区农村形势更加混乱，新街农民更是苦不堪言。桂军终日屠杀，不分男女老少，对同志家属更为残酷，农民四处逃难，东往西逃，绝无归宿地。

正在这时，蒋、桂、冯之争拉开序幕，三方主力部队皆云集于京汉铁路沿线，鄂北驻军单薄，李纪才被调往桂系参战，当下的襄枣宜便由蒋系曾万顺填防。各地豪绅、团防因遭秋收起义的打击，都成了打霜的茄子，十分软弱。指导鄂北全盘工作的光化三县联席会决定趁此机会恢复各地党组织，以开展工作。主持工作的李实在光化北区迅速建立5个支部，党员40多人，以此为基础开始联络失散的同志。此后，联席会委员傅良知、李金铭、杨秀阡分别到襄、枣、随、均等县联系，不久，便与随、枣、襄、均、光、谷、郧、房八县接上关系。并于1929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四）光化县东北乡召开鄂北各县代表会议，重建了鄂北党的领导机构，成立四县临时特委：书记傅良知、组织部长杨秀阡、宣传部长李金铭，委员有李实、杜仲安、袁书堂、宋士先等。会议确定了四县临时特委的工作任务，新街再次出现一缕曙光。

• 宜东区委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930年2月，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杨秀阡代表鄂北出席了会议。会后，湖北省委委派聂鸿钧、田森为特派员，前往鄂北加强特委领导，指导工作。田森因其他原因未到职，聂鸿钧3月上旬到达鄂北。聂鸿钧到鄂北后，改特委驻所襄东兔娃岗为光化北乡袁冲。3月9日，鄂北临时特委在光化北乡袁冲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建立中共鄂北特委，书记聂鸿钧，组织部长傅良知，宣传部长李金铭，军委书记张履中，委员有杨秀阡、宋士先、袁书堂、程克绳、宋良猷等。

3月下旬，宜东区新街1928年底跑到外面躲避的鲍金林、李明道、唐明富、李荣桂、冯金全等20多名农民党员骨干，接到襄阳临时县委的通知后陆续返乡。接着，躲避在汉阳的宜东一区区委书记兼新街支部书记的熊达武也回到新街。这时，襄阳县委再次派出黄龙垱地下党员蒋顺鼎前来协助宜东一区开展工作，熊达武便与蒋一起迅速恢复中共宜东一区委员会。至3月底，中共宜东一区委员会在马头山范三林家里诞生，熊达武任区委书记，叶尚真、严淑艺、刘大恺、驹德应任常委，舒学炳、赵元鼎任执委，区委员会下辖5个党支部。接着，区委又在宜城、襄阳交界的刘家冲刘成贵家里开会，并邀约襄东的周介清、孙家宽等人，对建立宜东一区赤卫总队进行了磋商。于是，很快建立了两个大队，范代正任第一大队大队长，舒耀山任第二大队大队长，何永功、何品义、张富化、舒学樵、舒学走、梁昌荣等为赤卫队员。襄东后方司令部为了支援宜东武装，特意发给他们1支长枪、1支挈子枪，其余均为土枪和大刀长矛。

红色政权的建立，使新街山区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提高党员干部和农民的思想觉悟，区委经常举办各种培训班，熊达武亲自给党员干部和农民上辅导课。这时，有人反映他的妻子严淑艺在他出外隐蔽期间，不但不与大家同甘共苦，反而躲在娘家染上了抽大烟（鸦片）的恶习。熊达武听说后，回家就对妻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尽管妻子作了解释，称熊外出躲避后自己寂寞难忍，不得已抽上了大烟，以解寂寞，但作为区委书记的熊达武却没有姑息，并召开区委会，责令她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最后，按照党的纪律，报上级批准，撤销了严淑艺区委常委职务，在区委党员干部中起到了较好的警示作用。

5月下旬，宜东一区根据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为扩大革命武装，在新街的熊家冲成立了招兵指挥部，桂子清任指挥部主席，熊达武任常委，熊尊五任经济股长，石有谟负责文化宣传，李同方负责对外联络。招兵指挥部主要对赤卫大队进行具体指导。

1930年6月上旬，随着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宜东区委将新街的秘密招兵指挥部公开改为新街乡苏维埃政府。政府机关设在熊家冲西草庙，隶属襄阳县襄东姚家岗区苏维埃领导（当时宜城尚未建立县苏维埃）。乡政府主席桂子清，常委熊达武，执委孙家宽，秘书石有谟，经济股长熊尊五。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街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苏区人民为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自动参与区赤卫队进行巡逻守护，防止和抗击地主武装及土匪对苏区的骚扰破坏。

乡苏维埃政府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很快又设立军事科，专门指导苏区内建立军事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在区内成立区赤卫队，同时在新街西北主要地段设立了值守岗哨，在街西的钉耙山、西北面的杏仁山设有战棚，配置土炮一门，以此使新街赤卫队的声威大大提高。

新街赤卫大队建立后，以夺枪、扩大队伍为主要任务，不断袭击有枪支的反动据点，使革命武装不断得到扩大。不久，他们得知老君潭土豪朱纪伯有6支六枪，便选择了一个拂晓在朱家抽栓开门的一刹那间，冲进屋里，缴获3支长枪（另有3支随朱纪伯走人家带走），以此在周边地区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6月20日，新街一家姓彭的餐馆老板找到新街赤卫队，对大队长范代正说，王家集一名叫王全成的差人送来一封信，此人正在餐馆，等着交给赤卫队。范代正带人来到餐馆，见了来人，确系王全成派来的。信上说，21日晚上，红九军第五总队第十五大队和警卫队准备攻打王家集，请宜东赤卫队届时到王家集甲马营大堰底里集合，接受战斗任务。

范代正立即向襄东党组织派到宜东一区指导赤卫队工作的孙家宽汇报，并作了安排，决定次日率领全体赤卫队前往策应。

孙家宽，襄阳黄龙垱月儿冲人，曾任襄阳县委特派员，到新街苏区指导工作。参加过新街起义、王家集暴动，是新街赤卫队的领导者和决策者之一。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七）

 

21日晚，新街赤卫队配合红九军第五总队十五大队和李玉富的警卫队攻打了王家集，并取得胜利。6月22日，孙家宽和范代正商量，欲借鄂北总队的力量到新街四周灭一灭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以收复过去丧失的区域。总队负责人张香山同意了新街赤卫队的请求。于是，新街赤卫队便给总队带路，刚到柴口垭和齐家店交界处，竟与国民党五十一师的辎重营遭遇。战斗打响后，敌军很快抢占了谢家山头制高点，居高临下向我军射击。谢耀武沉着应战，一面命令总队部、警卫队和十三大队正面隐蔽进攻；一面命令十四、十五大队从左右两翼向后山运动，包抄敌军。敌营长恐其被围，忙率队弃山夺路而逃。我军在追击中毙敌数十人，缴枪40多支。接着在新街赤卫队的配合下，陆续攻打了与新街相邻的枣南平林、新集和宜东的朝阳寺等地，收复面积40余平方公里。后第五总队驻扎到宜东境内的流水沟蒿子岗，使新街一度进入平稳阶段。

1930年6月25日，鄂北特委在黄龙垱陶山庙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五总队进行整编，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张香山任师长，谢耀武任副师长，余益庵任党代表，赵英任政治部主任，王全成任参谋长，全师800多人，有机枪、步枪和手枪600多支。下设4个总队，一个警卫队和一个手枪队。这为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6月下旬，鄂北特委特派员徐化龙偕宜城县委负责人胡培洲到鄂北特委汇报宜城党组织活动情况。根据特委意见，中共宜城县党代会于6月底在雷家河胡家园子秘密举行，这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以胡培洲、贾衡平为常委的中共宜城县委会，书记胡培洲，县委辖宜东、宜西两个区委，县委机关与宜东一区区委机关同设于新街碾子湾。从此，宜东一区转归宜城县委领导。

7月中旬，鄂北特委组织部长傅良知被捕叛变，鄂北各县地下党组织均被其出卖，反动当局下令缉捕宜城县委书记胡培洲。面对此情形，熊达武与胡培洲一起把宜城县委机关安全迁至宜东一区新街附近的严家湾。在宜东一区区委的帮助下，胡培洲继续领导着全县的革命斗争活动。期间，区委书记熊达武动员岳父严文鼎（豪绅）对宜城县委一班人的衣食住行提供了资助，不久，特委又通知胡培洲调往谷城以教书的名义隐蔽下来，开展地下工作，由贾衡平接任书记。熊达武再次找到岳父严文鼎，为胡培洲提供了路费及生活费用。

▲胡培洲，字培长，号统一。1904 年出生于宜城县雷家河胡家园子一户农民家庭。1923 年考入鄂北最高学府——省立襄阳二师，投身学生运动。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春转入农运工作，1927年春创建雷家河、潭滩垴两个党小组。1929 年春中共宜西区委会成立，任区委书记。1930年6月下旬，中共宜城县委成立，当选为县委书记。1931年3月31日，程克绳率红二十六师及宜东一区、襄南二区赤卫队冲破敌军合围圈，进驻宜西纸坊头，胡培洲安排接应，使部队安全返回宜东苏区。4月底调往谷城工作，与李庭兰、高如松等深入薤山地区相继建立 26个乡苏维埃政府。11月上旬，为躲避敌人围剿，随200余人的游击队撤离薤山，进入房县。11 月中旬，按照柳直荀的指示，与李庭兰、赵星三等率游击队重返薤山，行至紫金旋风山时，与数倍于游击队员的清乡军遭遇。培洲突围至盛家小沟后，因叛徒出卖落入敌人魔掌，牺牲时年仅27岁。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八）

1930年7月27日上午，张香山率领红二十六师从翟家古城出发，经过黄龙垱，准备南下攻打钟北几个团防局。宜东区委得知后，立即派联络员李亮同前往联系，请求红九军二十六师打完板桥店后再南下征战。

师长张香山得知板桥店团防局共12个团丁，12支长枪，加团长13人，另加一支手枪等基本情况后，同意宜东区委的请求，率领部队来到了板桥店。

7月29日（农历闰六月初四）晚，宜东区委配合红二十六师将板桥店团防局层层包围起来。区委书记熊达武、赤卫队总队长周介清带领30多名赤卫队和千余群众集中在板桥店西北的余家窝子，进行了战斗部署。这次战斗由红九军二十六师七七团担任主攻，宜东一区赤卫队配合参加的群众在街外呐喊助威。为防止敌军增援，区委事先派共产党员舒学炳带领12人到王家湾、姚家集剪断了板桥店通往县城的电话线。第二天清早，战斗正式打响。在团防局作内应的李立仁听到枪响，立即将站岗的两个团丁打死，带着两支枪冲了出来，大喊：红九军打过来了，快跑呀！其他团丁听到喊声纷纷逃命。霎时间，几百名战士同时冲了进去。寨墙上有几个团丁不知啥情况，举枪便打，头里几个战士应声倒下。一时间，机枪手们对着大门口和寨墙上拼命扫射起来，敌人再没有机会还击。七七团在机枪掩护下，一拥而进，还没等院内的团丁们脱逃，战士们便上前缴了他们的枪。其他团丁听到枪响纷纷逃命。团防局团总潜翰卿、队长聂石壁等没来得及逃跑，就被活捉。战斗胜利结束，缴枪10多支。红军和赤卫队抄了板桥店街上敖家土豪的家，将粮食和银元等分给了贫苦百姓。

 

舒学炳（？～1967），1928年正月初四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新街暴动，历任宜东区委委员、区委常委， 1932年任鄂豫边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九）

板桥店团防局被攻破，周围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外逃。新街和板桥店的群众纷纷燃放鞭炮，人民群众的斗争意识直线上升。

打下板桥店后，由于新街和板桥店的农民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宜东区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油坊湾、陈家湾、安家湾、两乳山等地迅速建立起4个乡苏维埃政府。然而，这时区党组织却遇到了难题：苏维埃建到罐山附近时，竟出现了罐山土匪挡路的问题。群众反映，就在红二十六师开罢会准备南下的当晚，位于板桥店北的罐子山发生了土匪下山纵烧石家河事件：一股土匪声称红九军要南征，便到大庙冲点火，一直烧到石家河，300多家房屋被烧了个精光，另外还抢走七八个姑娘。这股土匪人称九大扛，都是本地人。头头叫张家发，外号张老八。听说红军要南征，无力北顾，认为板桥以北的地盘就是他们的了。于是便带人肆无忌惮地烧杀掠抢。

区委认为，有这股土匪阻挠，新街、板桥店与王家集北面之区域就难以顺利收复，实现土地归公。

二十六师师长张香山加紧召集师部成员就地在板桥店开会，并请来程克绳一起研究下一步行动。程克绳却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时局发生了变化，中原大战已成胶着状态，西北军冯玉祥从柘城方面调宋哲元等部倾其全部包围蒋介石主力军之左翼，迫使蒋速调王均、陈继承两师增援，并令朱绍良总指挥将阵地进行变更，把鄂北的驻军调一部分到陇海线支援。张香山认为，蒋冯战事这么吃紧，鄂北一块刚好成了国民党军队的“盲点”。红九军二十六师可趁机向襄南、宜东、钟北等汉水流域发展，然后再与鄂豫边区打成一片，以汇合成为汉水沿岸苏维埃运动的中心。程克绳表示同意，接着谈了几点建议：对新割据的根据地，要立刻实施《土地法》，坚决纠正那些阻碍土地革命的富农路线，同时也要反对侵害中农利益的事情。在老苏区要完成平分土地。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加紧在几个苏区之间的白区工作，如宜城、南漳这些县份之农民斗争，发动他们抗租抗税分粮的斗争，发动他们的游击战争，来实现各个苏区打成一片和以农民战争包围城市的任务。同样的对于苏区内部之白点，要加紧给予摧毁，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式扩充根据地。程克绳还带来了鄂北特委的指示，要求新街、板桥店在建立苏维埃过程中，必须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凡有一个党支部即建立一个乡苏维埃；有三个乡苏维埃，即可建立一个区苏维埃；有三个区苏维埃，即可把县苏维埃建立起来。县区苏维埃都设有土地、经济、文化、军事、裁判、粮食、宣传等 7个科和交通队、看守队、赤卫队。这就为宜东一区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指明了方向。但宜东区委也把遇到的问题向程克绳和张香山作了汇报，即王家集的钉子胡家营虽然给拔掉了，但又出现了罐山之匪。张香山听罢详细情况后，当即更改决定暂留板桥，彻底打击这股惯匪的嚣张气焰。

罐山土匪共有2000多条枪，其老窝就在罐山顶上。土匪们长年盘踞于此，拦劫过路的群众，时常下村绑票，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是颗难拔的硬钉子。师部集思广益，要求大家共同出主意，想办法灭掉这股土匪。副师长谢耀武、党代表余益庵都认为这罐山不可强攻，只能智取。因为罐山的后路在吴家河，只有抄了他们的后路，才能切断吴家河和方家集对罐山的支援。所以，打罐山首先要让他失去呼应。方案确定后，师部立即下达命令：赵章甫部许光才部先赶到吴家河，一方面抄方家集土匪的后路，一方面阻击东津湾和吴家河对方家集的增援。夏明庆等部，分东西两路直逼方家集，先消灭集镇上的土匪，让罐山顽匪彻底失去呼应。

下午3点，战斗正式打响。赵章甫率先去打吴家河的土匪，许光才、夏明庆兵分两路直逼方家集，见土匪们从集镇上窜出，前后夹击，仅20分钟就将所有匪兵悉数消灭。余益庵站在罐山脚下对张香山说：现在的罐山就是一只没有腿脚的老虎了。张香山当即扬起手，命令进攻罐山。

正在这时，襄阳城外营盘交通站站长袁同兴送来情报：国民党五十一师一五一旅旅长王甲本正率三○二团带着重型武器渡过襄河，进入与宜东苏区交界的罐山。余益庵一听王甲本带着小钢炮过来了，便有了主意，并说罐山之匪即危在顷刻之间。

没过多久，王甲本真的率领一支部队扛着辎重出现在老鸹山下。二十六师七七团迎了上去，佯装攻击，边打边退，一直把王甲本引到罐山脚下。然后胡乱放了一排枪后，丢下王甲本便撒手而去。这时，山上的土匪听到枪声，赶忙出来看个究竟，发现山下大兵压境，以为是红军来袭，赶忙向山下放枪。王甲本以为是红军在罐山上偷袭，便命令士兵向山寨发起进攻。山上的土匪头子张老八见状，赶忙把所有土匪全部调出，拼命还击。王甲本望着山上牢固的工事，恼羞成怒，当即让炮兵朝山上开炮。寨子里的土匪无力还击，只得逃进洞中躲避。王甲本趁势命令部队向山上冲去，二十六师七七团趁机夺走了山下的10余门小钢炮和几十箱炮弹。

此战借用敌人之手端了土匪老窝，张老八被打死，红二十六师净得小钢炮12门、炮弹30余箱。王甲本顺着山沟逃走后，红军主力俘虏的几十名土匪，后均从了红军。

红军队伍放了土匪抢来的肉票，分了里面抢来的粮食，老百姓们高兴地唱着自编的顺口溜：

可恨张老八，地方一恶霸，

奸掳烧杀样样干，亲爹他敢杀。

可笑张老八，报应真不差，

聋子队伍不费劲，连根拔了他。

 

罐山被攻破，为襄南与宜东苏区的连片建立打通了关节。遵照程克绳的指示，宜东一区当即组织本地党员，在这儿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至8月底，宜东一区又建立杏仁山、陈家湾、小板桥五个乡政府。区政府机关始设乔家湾，旋转至郑家湾陈家庆家。区政府主席桂子清专门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对没收的地主、土劣之土地进行总账，讨论分配方案。

8月上旬，红九军二十六师正式南下攻打长寿店。新街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当即派出区赤卫队前去助阵，参与了攻打钟祥长寿店、洋梓镇的战斗，受到边革领导的高度赞扬。

1930年8至9月，板桥店和罐山被攻破后，宜东王家集至板桥店、新街长达40公里的走廊成为坚实的革命根据地，与襄东、黄龙垱根据地连在了一起。在鄂北特委的领导下，至同年9月底，整个襄、枣、宜、钟共建立区苏维埃13个，乡苏维埃103个，每乡800至1500户。其中宜东一区先后建立乡苏维埃政府17个，每个乡都建有党支部。一区区政府辖两乳山、杏仁山、陈家湾、新街、板桥五个乡政府。

一乡党支部书记邱道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胡国喜，继任王应林、肖大发。政府机关设新街刘昆山家。二乡党支部书记周子汉……至次年春，区苏维埃又建立起10余个乡苏维埃政权。

至此，宜东新街苏区正式形成。

1930年10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鄂北与豫西南两特委合并，成立鄂豫边特委。10月中旬两地特委在邓县白落堰正式召开联席会，选举郝久亭为鄂豫边特委书记，宋良猷为常委组织部长，陈雪怀为常委、宣传部长。执行委员 6人：李子宾、程克绳、吴寿青、刘复增、王尚德、张慕骞。联席会规定了新特委的首要任务是巩固襄枣宜钟红色区域的同时，积极向豫西南、鄂西北两翼发展，使之成为联结湘鄂西与鄂豫皖根据地的战略枢纽。

17日，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在枣阳蔡阳铺正式成立。常委由程克绳、杜亚春、吴寿青三人组成，程克绳为主席。宜东新街、王集两个区苏维埃政府直属“边革”领导。与此同时，襄枣两县苏维埃政府亦相继建立。10月下旬，新街南面的田家集由枣阳划归宜东一区管辖，乡苏维埃政府设麒麟湾。

程克绳（1893～1932.12）原名程兴武，号克绳，又名祖武、绳武，化名常明、锦西等。湖北枣阳程坡村人。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秋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转苏联学习，1924年回国。1925年春受中共武昌地委派遣，回到家乡枣阳开展革命活动。于1925年8月4日建立了鄂北第一个中共党小组。10月秘密筹建了中国国民党枣阳县临时党部并任常委。1926年春发动农民建立联庄会、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等组织。1927年1月国民党枣阳县党部正式成立，任常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积极组建革命武装，领导秋收暴动。1927年7月担任中共枣阳县执行委员会书记。9月上旬兼任枣阳军事委员会书记。组织领导了枣西暴动、随枣边“红枪会”暴动。12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总队长，带领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3月9日任中共鄂北特委委员。10月任中共鄂豫边特委执行委员、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3月任红二十六师师长。1932年2月任鄂豫边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委员。1932年6月鄂北革命失败，率领失散红军100余人撤至钟祥，与当地一支游击队会合，在张家岗整编为“鄂北游击队”，任总指挥。9月与红三军失散的一部分战士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襄北独立团任参谋长。1932年冬，以“改组派”罪名杀害于大洪山六房嘴田家台子。1960年，贺龙、许光达亲自提名，将他作为我军早期将领、鄂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始人收入《辞海》。1987年载入《解放军将领传》第三集。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十）

 

期间，枣阳地区的革命武装曾来到田家集一带帮助建立红色补充军，捉拿土豪劣绅，至11月便组织起100多人的队伍，北山的丁天生在沙河冲建起了乡苏维埃政府。到12月，又建立起田家集、肖旗营、牌坊湾、东湾、老君潭、熊家湾、黄家榨屋7个乡苏维埃政府。

至此，新街与襄枣宜苏区连成一片。

三、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土地分配是苏区彻底革命的标志。武力割据后成立了苏维埃，如果雇农、贫农、下中农没分到土地，就算不上革命根据地。因为当时红军的粮食、衣服是靠苏区群众供应的，没有土地，老百姓拿什么供应红军？为此，红军跟国民党反动派斗争，除夺枪外，主要目的就是建立苏维埃，为群众分得土地。这就是历史上为什么把1927年至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叫做土地革命时期的缘由。

宜东一区的土地革命起于 1930年8月初罐山被攻破后。这时，由于板桥店和罐山接连被攻破，便打通了襄南与宜东苏区的连接通道。宜东党组织遵照程克绳的指示，立即组织本地党员，建立苏维埃政府，在红二十六师离开板桥店开往长寿后，便于9月底在草庙岗正式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管辖5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桂子清，常委熊达武，执委石有训，秘书舒祖贵，裁判委员石有谟。土地革命开始不久，区政府机关转到郑家湾陈家庆家里，于此正式进入由程克绳领导下的土地分配运动。

 

桂子清（？～1931.9）宜城县新街两河口人。1930年6月，中共宜东党组织在新街熊家冲秘密成立武装暴动领导机构——招兵指挥部，任指挥部主席。随后举行新街武装暴动，成立新街乡苏维埃政府，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9月，宜东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9月，在苏区整风运动中与熊达武一起被错杀。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十一）

• 苏区土地分配政策。整个襄枣宜苏区自1930年秋苏区形成后才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分配政策主要依据上级有关文件和指示。其中，1930年8月，程克绳受鄂北特委委派赴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苏区工作会议，回时携带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总结了根据地土地斗争的经验，以肯定的形式把中央文件推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及分青田限制富农和平分土地的原则作为土地改革的重要政策，纠正了原来的《暂行土地法》中的某些错误。其主要内容有：1.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刻没收一切私人或团体（包括豪绅、地主、富农、祠堂、庙宇、会社）的土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政府公有，分配给贫苦农民使用；2.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无其他方法维持生活的，酌量分给土地；3.一般以乡为单位分田；4.按照乡村人口数目，实行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不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5.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给田地；6.分田均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不准地主、富农瞒田不报及把持肥田；7.分田时，原来田里的庄稼分给谁由谁收获；8.穷人借豪绅地主及商人的债一律不还，但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众或工农贫民的债，不论新旧，都要清还。这个《土地法》受到苏区百姓的热烈欢迎。

 

石有谟（1907～1937），男，新街人人，1930年参加革命，曾任招兵指挥部宣传委员，乡苏维埃政府秘书、区苏维埃裁判委员、土地委员、边革委员、武装委员等职。革命挫败后随余益庵在枣阳随县一带进行地下活动。1937年4月于雅口登岸处遭遇敌人，中弹牺牲。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十二）

1930年10月16日，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在监利城茶庵庙召开，襄枣宜苏区的襄阳、宜城等县均派代表出席。大会通过了《土地革命法令》和中共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大纲》规定了土地革命的各项政策，对襄枣宜苏区的土地改革有进一步的指导作用。如《大纲》规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和阶级政策，这是襄枣宜苏区没有碰到过的。此《大纲》指出：“凡有土地自己不耕种，也不雇人耕种，而只出佃，坐收租谷者为地主。凡自耕农土地有余，而兼雇人耕种或以余田出租者，及佃农虽自己无土地资本，租得大批土地，所收获超过需要，并雇人耕种者为富农。不论自耕农、佃农，土地仅足自给者为中农（中农原分二等，一种富裕的中农，一种非富裕的中农。富裕的中农，虽兼雇用少数工人耕种，因其土地数量与其人口需要刚刚相符，故仍不失其为中农。不能因其稍有余裕，便认为是富农。自然，富裕的中农接近于富农，但不能与富农同等看待）。虽有小块土地，但不能维持生活，而兼做零工及其他副业方能维持生活者为贫农。完全没有土地而专被人雇用耕种者为雇农”。《大纲》还指出：“党对农民的策略，应该是抓住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而《土地革命法令》则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没收富农所余出租的一部分土地”，“没收教堂、庙宇、祠堂、会馆占有的土地及一切带有公共性质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及失业贫民，男女老幼均可分得土地”。

宜东一区苏维埃政府为了做好土地分配工作，组织苏区农民两千余人在板桥店附近的磙子淌召开大会进行讨论和宣传发动。会议由区政府主席王君宪主持，采取自带柴米，自己起伙的方式，一共开了7天，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和方法，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口号，批评了某些土地委员会在分配土地时给贫雇农分塝田、挂坡田，给地主、富农分冲田、平坦田的错误做法。会议期间还演出了《这样的土地委员》一剧，其剧情是：土豪劣绅余伯伦请土地委员吃喝，土地委员表示将好田分配给他。后经群众检举揭发，区政府调查核实，把余伯伦和土地委员一起处决。会后，全区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

后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11日又通过了《关于鄂豫边特委工作决议》，对鄂豫边苏区的土地分配再次提出要求，指出：“必须在赤区内发动群众即刻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根据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实行分配土地，使土地革命的利益真正落在雇农、贫农、中农身上，而不为富农所攫得，并且绝对反对富农阻碍分配土地或以生产工具为分配土地标准的富农办法。而要以人口劳动力为混合的标准，以加增雇农贫农的利益，并巩固与中农的联盟，鄂豫边特的党绝不容许对于这一任务执行的丝毫动摇、犹豫与迟延。”

宜东一区迅速照此《决议》精神开展分配，从秋天开始，至腊月结束。与此同时，作为襄枣宜苏区组成部分的襄南二区及后来建立的钟北一区，在陆续进行的土地革命中，基本上都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政策和指示精神。

（二）苏区土地分配经过。由于此次土地分配是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把地主的土地拿到自己手里，且为自己所有，好多农民都不敢接受，这使土地分配工作一度受阻。如宜东一区郭海营的黄明德，人称黄百万，有田一万多亩，他的土地除宜城外，还分布在襄阳、谷城等县。他在宜城汉水以东的土地，上至雅口，下至流水沟，东起陈家榨屋，西到汉水边上，方圆几十里。由于地多面积大，记不清界限，每年看界时，就以土地庙为准，从流水沟往北，连数48座土地庙，庙宇所辖的范围，都是他家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农民则只能以种佃田、当雇工为生，受尽了压榨和剥削。这些土地一下要没收分配给农民，农民肯定有个从心理上接受的过程。宜东一区当时的状况是，由于红九军二十六师攻占板桥店后把姓敖的大土豪家产全没收后分给了穷人，对当地豪绅震慑很大，不少土豪劣绅都逃到了外地。为此，农民更不敢要，担心有一天土劣返回后会反攻倒算。为此，区苏维埃政府认真研究，制定对策，想尽一切办法把没收的土地分配到了农民手中。

归纳起来，宜东一区的土地分配，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即减租退押阶段，部分地区进行土地分配阶段，全面进行土地分配阶段，重新调查分配土地和检阅平分土地阶段。1.减租退押阶段。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由于一些土豪劣绅纷纷外逃，就造成了租课空收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宜东一区便实行了减租退押政策。当然，襄南二区由于划给了宜东一区，其分配政策与宜东一区相同。其具体做法是：首先，对外逃的土豪劣绅，其租课一律由苏维埃政府代收充公，并没收其全部家产分配给贫苦农民，他们之前所放的债务一律不予偿还。其次，对没有逃亡的一般中小豪绅地主，规定1石租课只交4斗，以能维持其生活为限。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仍旧保持租佃关系，不夺租夺佃。通过这种方法，自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宜东一区实行了按照政策进行了土地分配，完成分配任务为十之七八。这时，襄阳方面的土地分配十之六七，枣阳方面分配了十之四五，钟样方面仅分配十之二三。 2.部分分配土地阶段。主要指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庙宇、祠堂及一切中小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耕种。如1930年10月，襄南二区革命委员会领导群众分配了解家庙的庙产公地。按照寺庙所辖地域，凡参加修庙的群众均享有分配庙产土地的权利。

分配时，先是无地的农民，再满足少地的农民。分配的方法是：由区里指定干部，各地群众选出代表，上下结合，统一研究，实行好坏土地统一搭配。结果仅此一项让无地农民每户平均分得土地两亩左右。

宜东一区苏维埃政府在开会讨论时就反省和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开展土地分配工作中，全是按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规定的人均两亩左右进行分配的，有的人均3亩，由分配土地委员会组织人员逐户逐块丈量，按户打桩立界，登记造册，填好通知单，然后召开群众大会通过，再发给土地证，确定产权。群众对此基本没什么意见。

虽说以后又重新调整分配，但截止当年12月，宜东一区只要是建立苏维埃的乡村都一概平均分配了。土地分配以后，苏区群众因解除了一切压迫剥削，虽在一切反动势力加紧围攻与水灾瘟灾之中，而群众生活程度超过宜西白区群众生活的一至二倍，振奋了苏区群众的斗争情绪，广大群众已能自动地发动反富农斗争，并能渐渐地自动的防止敌人袭击苏区，使苏维埃政权由动摇走入稳固与开始发展的态势。为此，宜东反动势力甚感绝望。

后来，边革批评有的地方土地分配搞左了，但在评价新街苏区时，却认为在总体原则上，宜东一区是符合中央有关精神的。

 

四、生龙活虎的农民组织

 

新街苏区形成后，随着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如何设防抗击国民党军队及地主武装，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显得尤为迫切。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学习襄南经验，与襄南联手在杏仁山、钉耙山重要山口设立哨卡，并配备土炮，由工农赤卫队日夜看守。同时区苏维埃政府军事科还指导各乡普遍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红色补充军、交通队、政治保卫队，每队数人或十几人不等，使全民增强了防御意识，积极参与保卫苏区政权的各种斗争。

（一）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1930年10月，苏区内的儿童团约有100多名，全是15岁以下的儿童组成，团长刘XX。其编制与少年先锋队一样按分队、支队、大队依次编排，武器是竹棍子，一端漆成红色，一端漆成黑色。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维持会场秩序。规定：凡过往行人没有苏区政府通行证的，一律禁止通行。一次，二十六师党代表余益庵从一乡经过，因为没有通行证，结果被一帮儿童拦住硬不让走。最后，一直把余代表缠到苏维埃才弄清了身份。余益庵对孩子们的认真负责的精神给予了表扬，当场奖励每个孩子一顶帽子。

不久，二乡儿童团在花牌放哨时竟捉住一个敌人的探子，是稚口李老九（大劣绅）和王甫怀派到新街苏区侦察情况的。儿童团捉住后，马上将其送到乡政府。一审问，探子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因为这人也是穷苦人出身，放他回去都不回去了，说要到乡里当交通员。第二天，李老九、王甫怀果然带人来打八乡政府。正巧碰上石光林带着赤卫队到八乡检查工作。人刚到平家畈就被赤卫队打得屁滚尿流。此次，赤卫队还缴获了两匹马、五条牛、两包棉花和几只羊。从此，人们再不敢小觑这些童子了。通过表扬，儿童们越发兴致，常常在街头、路口拦住那些缠足的妇女们放脚，见了缠足的就扒掉裹脚布，换上大鞋，弄得妇女们走不成路，只得任其把脚慢慢地放大了。

（二）红色补充军。在新街苏区，不仅有各地都有的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还有别处没有的后补军。这个后补军不是红补军，红补军是专门训练后补充红军队伍的，而这个后补军则是由50岁左右的老年人组成的，队长叫柳启章。后补军的编制是每两人为一班，夜晚站岗放哨，打土豪时则负责搬运东西。它跟贫农团也不一样，贫农团的职责是斗争土豪劣绅，负责分田地，打界桩。而后补军的职责则是收场。苏区在各个环节都成立有专门队伍，巡河查船有挺进队，队长孙敬之；丈量土地有雇农工会，主席柳成章；红军来了，烧开水、洗衣服，有妇女代表会，领导人是支部书记邱道富的老婆小郭。此外，苏区还举办了文化训练班，常常抽夜晚时间教唱歌，教识字，呼口号，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倒反动派”等，苏区时刻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热烈气氛，无论大人小孩，张嘴就能唱出几首革命歌曲。每逢召开批斗土豪劣绅和地主大会，铿锵的口号声总是响彻云霄，彰显出一种压倒一切的革命力量。

1930年10月，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为了消灭枣阳、宜城交界的新集反动武装，调宜东一区四、五、六、十一、十二5个乡的少年先锋队200多人，配合枣阳李治邦游击队100余名战士攻打枣南新集团防局。新集是一个东西向的竹筒子街，两头各有一个炮楼，西门口驻有10多支枪的团防局武装。少年先锋队化装成赶集的从东门进去，与游击队里应外合将两个炮楼打开，缴获5支长枪、一骡子银元、两骡子细布，并在街上住了7天，拆毁了所有的寨墙。

（三）农民赤卫队。苏区成立有赤卫总队，下辖两支赤卫大队，总队长周介清。1930年11月下旬，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根据鄂豫边特委的指示，调襄枣宜各县赤卫队北上配合红九军攻打唐河县城，意在开辟唐河、泌阳、桐柏根据地，与鄂北苏区连成一片。宜东区委接到指示后，立即召开赤卫队队长会议。一大队长范代正和二大队大队长舒耀山都争着要去，总队长周介清表示，两支队伍全部开去。范代正和舒耀山都高兴得不得了，一散会就各自回到大队部进行动员，结果没有一个拖后腿的。个个都回去准备武器和干粮，连夜与襄南二区赤卫队一齐出发，赶到璩家湾北郑岗参加誓师大会。第二天，赤卫队随红二十六师一起出征，在红二十六师师部统一指挥下，两天后的晚上便赶到了唐河县城，参加了夜袭唐河城的战斗。攻城胜利后，边革专门对参加攻城的宜东一区、襄南二区等赤卫队进行了表彰。从此，新街赤卫队及群众武装上了鄂北边革委员会和红九军二十六师的“榜眼”。

1930年12月，鄂豫边区革命委员决定把苏区扩展到枣南清潭地区。马槽岭后方司令部首先想到的就是调宜东赤卫队去配合李治邦的游击队攻打清潭团防局。宜东赤卫队接受任务后连夜出发，途经板桥店、田家集、新集，鸡叫时便到达清潭，将团防局包围。清潭团防局驻在山寨子上炮楼里，寨内驻有红枪会的1000多人，拥有100多条枪的武装。第二天上午，枣阳团防局、红枪会又纠集1000多人前来增援被围之敌，企图进行反包围。此时，李治邦的游击队已在清河北二公里外的松树林与增援之敌接上火。打到中午，游击队受伤8人，撤退下来。后方司令部张香山和宜东一区赤卫队总队长周介清立即率队前往李治邦游击队所在位置进行接应。红枪会被迫退守小山凸。宜西赤卫队立即从西、北、南三面合击。另一支赤卫队和枣南赤卫队从西往东，襄南赤卫队 从从北朝南，一下对红枪会形成合围之势。红枪会不得不退到离清潭七八公里外的杨家寨，然后顺利包围住清潭团防局。这时，清潭团防局见大势已去，便不再负隅顽抗，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我赤卫队和游击终于攻破该团防局，缴获长枪19支，手枪1支，活捉团防老总及士兵10多人。返回途中，后方司令部在宋家集开会，将团防局士兵全部释放。

从此，新街苏区赤卫队名扬鄂北。后又配合红九军攻打了张家集，把苏区的保卫与开辟根据地融合在一起，受到了红九军二十六师师部及后方司令部的褒扬。

这以后，新街苏区赤卫队经常配合红军作战，或前卫，或断后，成为红九军二十六师的一支得力的后备力量。

1931年3月25日(农历二月初七)，敌人对襄枣宜开始了第三次围剿。正在行军的红二十六师在枣阳南山区彭家冲与敌四十八师一个营遭遇。由于敌人抢先一步占领了山头，又有精良的装备作后盾，一顺色的花机关朝着红军猛烈射击，二十六师的两次冲锋均被火力压退回来。师长赵莘任率领战士又发起第三次冲锋，结果被一颗手榴弹炸中，当场牺牲。程克绳接替赵莘任继续指挥战斗。赶天黑，红九军终于将敌人击退。于是，队伍向南转移，稍作安顿。当晚，部队开到枣南三区李家楼吃晚饭。晚饭后，程克绳召集师部开会，决定渡过襄河去东巩、栗溪、巴东和秭归，向贺龙领导的红三军靠拢，以保存革命力量。

为保证红二十六师主力和地方游击武装顺利转移，程克绳以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名义指示宜东一区赤卫队总队长周介清带领100多人70多支枪，到王家集与王星伟带领的襄南二区赤卫队100多人80多支枪会合，先于红军从王家集（相关史料为万家集，音误。作者注） 渡过汉水，为红军扫清道路。指示信是后方司令王兴益送达的。此时的周介清正带领70多人的赤卫队在两河口驻扎，传令兵李同方把王兴益引过来后，周介清看了信，当即去与王星伟汇合，然后赶到指定的襄河边，一部与河岸拦截之土匪鏖战，一部守护着二十六师及李治邦、胡万善两支游击队安全过河。 确保了3月26日红二十六师四百余人顺利从王家集北面的熊家岭码头渡过襄河，安全到朱家嘴泰山庙进驻，第二天，部队便按计划开进了纸坊头。

在这里，程克绳和副师长谢耀武、段克祥一起召集二十六师各团负责人及枣阳赤卫队队长李治邦、襄阳警卫大队长胡万善、宜东赤卫总队长周介清、襄南赤卫队队长王星伟等赤卫队负责人开会，决定按原计划向巴东、秭归方向进发，由襄枣宜苏区后方司令部王星益负责在前面联系，部队随后有序前进。程克绳命令：部队到南漳境内吃午饭，然后向荆门仙居寺挺进，进而转向巴东、秭归。

临走时，程克绳应宜城县委的要求，拨出部分枪支，帮助组建了宜西赤卫队，胡东之任队长，杨有鸿任党代表，赤卫队属宜城县委领导，共有20多人枪，主要活动在蛮河两岸和西部山区，营房驻扎在莱公山，后转到王旗营。次日一早，部队出发，赶吃早饭时就到了南漳东面的珍珠庙。在这里，部队稍作休息，便遇到当地反动红枪会千余会众的围攻。程克绳当即命令反击，二十六师主攻，宜东和襄南赤卫队作掩护。就在这时，山上的红枪会徒向山下打起抬枪和罐子炮来。徐光恩便用手榴弹炸掉了敌人的火药堆，使红枪会再没办法放炮。程克绳趁机向敌人反攻，敌人没有了火药，失去了火炮的威力，只好退却。程克绳下令不要穷追，撤回原地。当晚，部队开到刘猴集时，又遭遇敌五十一师三○一团、三○四团的合围。程克绳率领司令部和二总队朝着仙居进发，与后面的宜东赤卫队、襄南赤卫队失去了联系。半天工夫，红九军伤亡200多人，部队被迫分散突围。等程克绳突围出来清点人数时，发现队伍均被冲散，又听说政委毕昌茂被俘（后逃出），遂决定朝后撤退，约定到宜城西部的纸坊头集结。然而，红二十六师跳出敌人的包围后，遭到重大挫折。于前有地方反动民团的堵截，于后有国民党正规部队追击，战斗十分频繁，不足半月，作战12次，伤员安置甚为困难。

４月３日，由程克绳率领集结起来的 400余人返回宜城西部地区，留下王金成、黄克夫、梁继纲等人，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收容失散人员。晚饭后，程克绳命令部队连夜赶回苏区。大部队从朱家嘴泰山庙出发，而后途经平堰、胡湾、砖庙，来到小河口过河，回到河东。在王家集吃罢早饭后，便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东面的鸡鸣山。

此时的宜东一区赤卫队遭敌夹击后与红军失掉联系，冲破敌军包围之后，当晚退回宜东，当过河赶到庞居寺时，驻南营的国民党队伍听说后急忙到鸡鸣山截击。赤卫队无力反击，被迫退到罐山冲。这时又从新街方向开来一股敌人，再次把赤卫队冲散。周介清很快把队伍聚拢，在一个夜晚带着队伍到刘家冲吃晚饭，准备开往霸王山，寻找王家集赤卫队。一清点人数，却不见范代正的第一大队。后来才知道范带着17人枪投降了王映忠的团防局。在这种情况下，周介清只好下令插枪分散。会后，赤卫队便来到朱窑匠湾，把40多条枪埋藏起来。埋枪的方法是一支枪放三个地方。第一处埋零件，把零件装在油罐里，埋在地下。第二处埋枪筒，枪筒内灌进香油，两头塞紧，埋入土中。第三处埋枪把子，埋在干燥的地方，免得腐烂。埋罢枪后，宣布解散，周介清让赤卫队经济股长周国彦给每人发了三块大洋，各自遂逃生而去。

红九军二十六师于4月4日官庄之战后，部队已不足300 人，加之副师长谢耀武牺牲，战士们手里已无子弹，程克绳与张慕骞决定，也随之插枪！临走，程克绳命令10天后到陶山庙汇合，其间可到新街枪炮厂找王星伟搞点补给。这时的枪炮厂已没有做弹头的铜料了，赤卫队总队长周介清得知后，亲率5名队员，闯过层层关卡，从白区购得几百斤铜块为枪炮厂送去，使枪炮厂得以生产。

 

作者简介

张璞，湖北宜城小河镇人，发表有中篇小说《咸丰宰相的第十五代子孙》《二叔》等，出版有《桃花源传奇》《赛跑的芝麻花》《九真演义》《搬迁赋》《一个倔强女人的世界》等10部，2017年起开始研究鄂豫边史，所著《鄂北红九军的创建》《襄枣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被收录于《建党百年襄阳大事纪实》（主编郝敬东，文汇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