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璞
心安,才是人间最好的休息
一
人生中,很多人总以为睡觉是休息。我也曾这么以为。年轻的时候,困了倒头就睡,醒来接着活蹦乱跳,觉得天底下没有睡一觉解决不了的疲倦。可后来慢慢发现,睡觉只能解决肉身的乏,解不了心里的累。有些东西压在心口,你睡一百天,醒来还是沉甸甸的。
真正的休息是什么?我认为,是让全身心都愉快起来,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这种感觉从何而来?不在席梦思上,不在度假村里,而是在你久负歉意偶然得以弥补,在你让生命中的贵人获得一瞬间小小的回报,你心中不再充满隐痛和愧疚——这时候,你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是高兴的,你的疲倦和无奈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睡了一百天,获得了精神上最大的满足。
这便是真正的休息。
我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亏欠最多的人,是那些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伸手拉过我一把的人。他们不欠我什么,只是觉得“这娃子还不错”,便把自己的信誉、面子、人脉,押在一个前途未卜的年轻人身上。这种恩情,你一辈子都还不完。还不完,心里就永远有一笔账。这笔账压在心头,你吃龙肉都不香,睡金床都不沉。
直到今年秋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身心俱畅的休息”。
二
2026年11月14日,星期六。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
我正趴在书桌上改一份书稿,手机响了。来电显示:彭正友。
正友大哥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原襄樊市常务副市长吴德兴的女婿,也是我这些年走得最近的兄长之一。他在电话里说:“你猜我跟谁在一起?王生柱,你当年的老领导。还有张忠发局长、李金伙政委、龙福元大队长、王国华副主席,都在。王主任说要跟你说句话,你接不接?”
我一听这话,整个人像被电了一下。从头顶到脚后跟,全身的毛孔“唰”地一下全张开了。那种感觉,就像你在地下室里关了一百年,突然有人“咣当”一脚踹开了铁门,阳光洪水般涌了进来。
我说:“你让他接,你让他马上接!”
电话那头换了一个人。一个苍老但依旧浑厚的声音传过来,第一句话就是:
“兄弟,我们分别二十年了。再不见面,怕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下来了。止都止不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男人,趴在书桌上,像个孩子一样哭。
这句话里有多少东西?有责备,责备我狠心,二十年音讯全无。有委屈,委屈我忘了当年情分。有思念,思念到必须在电话里把这句话说出来。但更多的是一种“终于找到你”的喜悦——那种喜悦,不是拿了奖、发了财能有的,是失散了半辈子的亲人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才能出现的。
我说:“王主任,您别说了,我马上来。您让正友哥把地址发我,我今天就是爬也要爬到襄阳。”
电话那头笑了。他笑,是因为他知道,我什么都没忘。最后说:“今天算了,明天来不晚。”
三
我跟王生柱的缘分,要从1990年说起。
那一年,我从襄樊来到宜城公安局报到。在此之前,我的人生差点走进死胡同。我受聘的湖北人民出版社襄樊编辑部面临撤销,我在那儿干了六年,身份一直没解决。编辑部没了,我向何处去?一个农民孩子,没有商品粮户口,没有正式编制,没有干部身份——这三样东西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怕是想象不到的。那是一个人人生起步的门槛。跨不过这道门槛,你再有才华,也只能在门外转悠。
我找过很多人,流过很多次眼泪。为了这个“农转非”户口,我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嘴一张一合地等着潮水。后来,我通过在襄樊绒线厂任党委书记的姑父贺宗元找到时任襄樊市副市长吴德兴老人家。老人家见了我,很是看好,当即想通过公安系统解决我的户口问题。并给我写了个条,让我去找襄樊市公安局某局长。可当我拿着他写的字条去公安局找某局长时,却被某局长当场拒绝了,理由是说政策太严。
我心里那个难受啊!我不是为自己难受,我是为老人家难受。他那么大一个常务副市长,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年轻人,面子掉到了地上。我怕老人家为这事心里生出一道坎。
后来有一天,记得是1989年年关前,宜城市公安局长张忠发接吴市长到宜城做客,由宜城县委书记刘永培作陪。席间谈到想找一个能写材料的。吴市长当即提到了我。张局长一听,当即表态:“年后让他来报到。”
吴市长让我姑父带信,叫我过去见他。这次老人家不是征求意见,而是用一种慈父般的口气说:“要想解决户口,必须去宜城公安局。你这么有才,又吃得苦,好好干。待问题解决好,想回来时就容易多了。”
我不敢拒绝。
就这样,1990年,我成了宜城公安局的一员。先在办公室写简报,后到政治处搞政工。政治处主任就是王生柱。他大我七八岁,我给他当秘书。
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苦、也是最暖的几年。苦,是因为写材料这种活,没日没夜,一篇稿子改七八遍是常事。暖,是因为王生柱对我是真好。他知道我是乡下人,每逢过节总是第一个到我家里问暖问寒。我搬进公安局大院后,他每天晚上吃罢晚饭,总会来到我家坐一个两个小时。家里没油了,他会送油,没米了,总会送米。记得女儿出生时,我还在加班写材料,他却悄悄地给我家送去了半匝猪肉、二十斤香油,说是办满月宴用。
我说感谢,他却拍着我的肩膀说:“张璞,你真心为我卖命,我记得;我俩的感情已不是上下级,而是弟兄情。”
这话,我记了三十年。
两年后,我转了户口,招了工,转了干。后来我当了记者站长,成天围在市长、书记身边写新闻、发稿件,还出版了系列书籍。2010年移民大搬迁,我通过两个月深入库区采访,出版了《搬迁赋》长篇报告文学,得到时任宜城市委书记朱慧的高度赞扬。再后来,我受武当山邀请写下了《真武三部》,接着又写出了鄂豫边区研究的系列书稿。二十年,我先后写出《红九军传》《程克绳传》《鄂北斗争史》《高如松传》《潘文郁传》《鄂豫边文存》《九真演义》《赛跑的芝麻花》《搬迁赋》《真武传》《玄武记》《真武传奇》《太上传》《武当道总徐本善》《国医李德深》《宜城苏区史》《黄金定律》《老板逻辑》《仕途法则》《圈子》《私心与反噬》《命运运行成本》《鄂豫边中篇小说集》等二十余本专著。
二十年,我把自己关在“写作的笼子”。每天晚上十二点上床,次日早上五点起床,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了写作,我苦了自己。与此同时,我也疏远了朋友和恩人。二十年,我没跟王生柱等老领导联系过一次。
这不是有意忘记,更不是忘恩。实在是没有时间。时间这东西,你用在这里,那里就顾不上。写作的人都知道,一本书开了头,就像一列火车上了轨,刹不住的。可我心里一直装着这笔账。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王主任当年为我送去半匝猪肉救急的情景,心里就一阵一阵地揪。
所以,当电话里传来那句“再不见面怕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的时候,我哭,是因为我知道——这二十年,不光我在想他,他也在想我。
四
第二天,我二话没说,乘车直奔襄阳。
路上我给彭正友打电话,请他帮我张罗,我要坐东,把这些恩人请到一起,好好吃顿饭,好好敬杯酒。
正友大哥是个热心肠。他说:“你只管来,人我来接。”
等我赶到酒店的时候,老局长张忠发已经被正友大哥用车子接过来了。传虎大哥、传珍大姐已来到酒店作陪。我看见老人家从车上下来,蹒跚着身子,走起路来有一种摇晃。我上前扶他,这才看清,他的头上少有黑发。我抓住他的手,喊了一声“老局长”,下面的话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嘴张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张局长看着我,笑了,说:“张璞啊,见到你我高兴啊!”
我说:“您老了,气色却好。看到您这样,我同样高兴啊!”
他说:“你还这样记着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我说:“我一直没忘记您当年给我签字转户口的时候……”
他想了想,问:“哪一年的事?”
我说:“92年,您忘了?那天晚上我值班,您问我,张璞,你的户口转了吗?我说还没呢。您责备我,说你这娃子,只顾干事,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快写个申请,我签字,让张罗强明天给你办。”
老人家眼睛一亮,说:“哦,有这么回事。你娃子是老实,那时候光顾着写材料,自己的事从来不吭声。”
我说:“是我不好意思。一个农民孩子,到了公安局,有活干就高兴得不得了,哪里还敢开口要户口?”
张局长连连点头,说:“人哪,千万不要小视一个人。尤其当人在困难时,该拉一把的一定得拉。没想到当初拉了你一把,过了那道坎,你竟混这么好。”
这话,像一颗钉子,钉进了我心里。
张局长从公安局长到市委副书记,再到襄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不知拉了多少人一把。所以后来他退了休,依旧敬重他的人不计其数。我算什么?
五
那天晚上,王生柱喝高了。
他这个人,一辈子性情中人。对谁好,就把心窝子掏给谁。喝多了就拉着我的手,一遍一遍地说:“兄弟,今天我高兴,喝醉了也开心。”
我说:“哥说的是,尽情地喝。”
传虎哥在旁边一一地替我说话、敬酒,宣染着气氛。
他说:“今天该见的人都来了。你好好给张局长敬几杯酒。”
我说:“应该,我没忘记我的根在宜城公安局。没有张局长,没有吴老爷子,我张璞现在不知道在哪个工地上搬砖。”
这话不是客气。我这个人,一辈子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所有的才华,所有的勤奋,所有的坚持,都需要一个“入口”。没有那个户口,没有那个编制,没有那个干部身份,我的才华就是摆在橱窗里的样品——好看,卖不出去。
当晚,王生柱喝高了,把包忘在了酒店。第二天他又过来襄城拿包。龙福元知道了,说:“既然来了,就留一天。叫张璞作陪,我再把王国华叫来,咱们再聚一天。”
于是,我们四人又聚了一天。
这一天,我们聊了很多旧事。龙福元说起当年送我摩托车的事。那时候我在公安局跑基层派出所,靠一部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龙福元是龙头派出所所长,见我辛苦,便把所里一部闲着的摩托车送给我作为工作用车。我就用这部摩托车跑遍了流水、讴乐、郑集、新街等派出所,写出了很多宣传事迹材料。
我说:“龙叔,那部摩托车,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
龙福元笑了,说:“一部旧摩托车,算什么贵重?”
我说:“对您来说是一部旧摩托车,对我来说,那是一双翅膀。没有那部摩托车,我一个月跑不了那么多派出所,写不了那么多稿子。我后来能出书,能当记者站长,根子就在那些跑出来的稿子里。”
龙福元不说话了。过了半天,他端起酒杯,说:“张璞,你能记住这些小事,说明你这个人可交。来,喝一杯。”
我喝了。酒是辣的,心是热的。
我又说起王国华当年在郑集镇对书记朱保国说的话。那时候组织部抽我去写材料,王国华是常务副部长,朱保国在郑集镇当党委书记。他对朱保国说:“我说的事可以马虎,张璞说的事情,你可不能马虎,一定得办。”这句话,过了这么多年,王国华从组织部副部长升到政协副主席,退休多年了,他没忘,我也一直记着。一个字都没忘。
王国华说:“我确实说过这话,因为从那时起,我心里就认可你。”
我说:“是的,您那句话,等于给我盖了一个章。”
王国华端起酒杯,说:“那这杯酒,我得喝。为二十年前一句即兴的话。”
六
相聚两天,没有午睡。
王生柱这些年一直都有午睡的习惯,不睡下午就没精神。可这两天,他一天没睡,却一直把兴奋和笑容挂在脸上。龙福元做过喉手术,中午必须躺一会儿,这两天也没躺,精神头比谁都足。王国华也做过手术,平时生活规律得很,这两天全打乱了,却一点倦意都没有。
分别的时候,我和龙福元告别,又与王国华一起把王生柱送到24路公交车站。我们三个人站在公交站台上,握着手,说了一遍又一遍“保重”。
王生柱上车前,回头对我说了一句:“兄弟,你要常来看我,还有国华。”
我说:“必须的。明年春天,我再来看您。”
他又说:“其实,你不用真来看我。你写你的书。你写书就是看我。”
车来了。他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冲我们挥手。车走了,我还站在站台上。
王国华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吧。这两天,值了。”
我点头,也说:“值了。”
回去的路上,我没有一点困意。我也两天没有午睡,可我浑身上下像刚泡完温泉一样舒坦。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心安。
七
心安,才是人间最好的休息。
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不懂。我以为休息就是睡觉,就是放假,就是什么都不干。可后来发现,你心里压着一件事,睡觉做梦都在想,放假比上班还累,什么都不干脑子里却翻江倒海。
真正让你休息的,是那件事有了着落。是你欠的那份情,终于当面说了声谢谢。是你心里那笔账,终于划掉了。是你惦记了二十年的人,终于坐在你面前,端着一杯酒,说一句“兄弟,你没变”。
这种感觉,就像你背着一个麻袋走了二十年,突然有人帮你把麻袋卸下来。卸下来的那一瞬间,你整个人是飘的。那种轻松,那种愉悦,那种从每一个毛孔里往外冒的高兴,比睡一百天都管用。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想说自己有多重情义。恰恰相反,我是想告诉朋友们——别学我。 别等到二十年后再去见你的恩人。别把“忙”当成借口。你忙,人家也忙。你二十年不联系,人家就二十年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你以为你是在拼事业,可你在人家心里,是一个“这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的牵挂。你的成功,没有人分享,就是一堆废纸。你的书出了二十本,你的恩人一本都没见过,那这二十本书,只是写了个寂寞。
王生柱那天在电话里说“再不见面怕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这话听着心酸,可它是实话。张忠发局长八十岁了,走路都开始摇晃了。李金伙政委身体也不好。龙福元七十六了。王国华退休多年。他们都老了。你让他们等你“忙完了再说”,他们等不起。
所以,我写下这些文字,是想对每一个读到它的人说: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想见而没去见的人,今天就打电话。不要等。不要等到“再不见面怕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这句话从对方嘴里说出来,你才哭着往那儿赶。
人生的休息,不在床上,在心上。心上无事,睡四个小时也是休息。心上压着事,睡十个小时也是累的。
八
我记着这些人,都是吴德兴老爷子为了我的户口做的缘起。
若不是当年吴老爷子亲自写条让我去找襄樊市公安局某个局长,后又把我推荐给宜城公安局;若不是那个夜晚张忠发局长问我一句“你的户口转了吗?”若不是王生柱那些年把我的家关照得无微不至;若不是龙福元不经意间送我那部摩托车;若不是王国华在郑集即兴说出的那句话……哪有今天这份开心的相聚。
虽然我把这些恩情,一本一本地写进了书里。可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书出了二十多本,不如当面敬一杯薄酒。
所以,我要说一句:心情愉悦,是最大的休息。而让你心情愉悦的,从来不是你自己,是那些在你困难时拉过你一把的人。你去看他们,你去敬他们一杯酒,你去告诉他们“我没忘”,他们高兴,你更高兴。他们高兴是因为觉得没白拉你一把,你高兴是因为你终于把欠了半辈子的那声“谢谢”说出了口。
这声“谢谢”说出口,你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是高兴的。你的疲倦和无奈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就像睡了一百天,获得了精神上最大的满足。
这便是最好的休息。这种休息不是睡觉,而是放下。
写于2026年11月16日,于襄阳恒大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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