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璞
我见到的国家一级演员李喜华
每当我翻开那本已经泛旧的《一个倔强女人的世界》,手指摩挲着1989年7月第一版的扉页,心里便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这是我1989年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书里收录了我写李喜华的报告文学《一个倔强女人的世界》,里面有她留在这世上唯一让人能够听到的声音。可如今,书还在,人却去了远方。
我常常想,人的一生,到底要燃烧多少光热,才能在时间的深处留下那么一道灼人的亮光?李喜华留下的,远不止一个声音。在我眼里,她就是一道灼人的亮光。
1987年,我初次见到她。
那时的李喜华,已经是襄阳唯一的国家一级演员,是“汉江边上的唱破天”,是荆襄美玉。按说,这样的人物,身上总该有些“架子”罢。可她没有。我第一次走进她的世界,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演员的样子,若说有什么不同,便是她脸上总带着一丝笑意,不大,却实诚,像是冬日里隔着窗棂透进来的一缕光。她叫我“弟弟”,叫得很自然,仿佛我们本就是一家人。那时我年轻,还不太懂得这种自然的珍贵,后来才慢慢明白,真正的大艺术家,往往都是这样——不让你觉得远,只让你觉得暖。
她专门安排我去看她的戏。把我引到座位上,嘱咐我看完别急着走,她安排车送我。我说不用,我有自行车。她没有再坚持,只是笑了笑。那种大姐的“味”,从那一天起,便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再也抹不掉。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去找她。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面对面采访。
她跟我谈了很多。从家乡黑龙集的文化室,到县剧团;从拒演样板戏,到苏州排练《秦雪梅》;从1977年排练《朝阳沟》三次推迟婚期,到与爱人苏鹏程喜结良缘;从1981年获得金牌,到1987年携《大祭桩·打路》参加湖北省第二届戏剧大赛。她说得有声有色,激情满满,我整整记了一大本子。那个下午,我分明感到她心中有一团火在烧,烧得很旺很旺,旺到让人不敢直视。
黑龙集那个地方,五百户人家,几乎人人都知道李家的小妞爱唱。她生于1952年,爹妈给了她一副清亮圆润的好嗓子。1970年,县里组织业余文艺调演,十八岁的李喜华在黑龙集代表队里演李铁梅,谁也没料到,演完就被通知留下,从此进了县豫剧团。一个农村姑娘,风里来雨里去,挑过担子,抡过锄头,肌肉僵了,筋腱硬了,关节定型了。可她那股倔劲上来了,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她硬是把那些僵硬的关节一点一点地打开了。那种韧性,是土地给的,是锄头把儿磨出来的,是任何科班训练都换不来的东西。
最让我动容的,是她拜师阎立品先生的那一段。
那是1982年11月26日。襄阳地委宣传部部长崔寿成亲自到河南接来了阎老,对外发布消息:阎老将破例南下到襄樊,设帐收李喜华为第一门徒。这消息一出,整个中原都惊动了。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来了,湖北省剧协主席来了,文化厅长来了,省电台、电视台都来了。那场收徒仪式,盛大得像个节日。
阎老赐她艺名“李品梅”,亲手传授了《蝴蝶杯》,还有那二十字口诀:“气、字、滑、带、断、轻、重、疾、徐、连、收、放、顿、垫、情、买、接、擞、板”。李喜华把这些要领一一记在心里,化在表演之中。在后来的《大祭桩》《朝阳沟》里,她极力采用阎派唱法,从小嗓唱法中获得了鼻腔共鸣的位置,让三腔共鸣自然地联合发声。轻的时候像涓溪,壮的时候像激流,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圆润、晶莹的美感。
后来她把这种唱法运用在《朝阳沟》里。中国剧协副主席、《朝阳沟》编剧杨兰春看后,连说了两遍:“演得不错!演得不错!”
李喜华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里有光。那是一种被懂得的光。
然后她深情地说了一句,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这里面有一半是我师父阎立品的功劳啊。”
为了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对她的关怀,她特意拿出阎立品老师1983年元月13日临别时留给她的那封信。那封信她一直珍藏着,纸已经有些发脆了,但字迹依然清秀端正。我一行一行地读着,读到了一个老艺术家对弟子最深沉的嘱托:
喜华:
我要走了,留几句话作此次离别的纪念吧!
1、表演切忌矫揉造作,注意眼神;
2、注意尖、团、字;要在生活中注意,说中州语;
3、努力学习文化,工作、时代的要求,都需要加强文化学习,提高文化修养,可避免表演的庸俗,卖艺匠式的表演是没有前途的,低级、轻、浅薄、邪气的东西,会在实践的检验中被历史所淘汰;清新、优美、正派的东西必然流传发展。迎合是不好的,“媚俗”则更坏,文艺工作者应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
4、古人说谦受益,满招损。人贵有声,夫志当立高远!业精于勤荒于嬉。希望你做一个在艺术道路上的不倦的探索者!
祝你进步
师父阎立品 留
我读完这封信的时候,抬起头看她。她的眼眶有些潮,但没有落泪。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好像在看一个能够读懂这份嘱托的人。
一个月后,我的采访手记写成了报告文学《一个倔强女人的世界》,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1989年,被收在我于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里。我记得,书名是时任襄阳新闻出版局局长胡树国老人家题的。我把新书送给李喜华大姐时,她高兴地说:“好弟弟,我一定把它视珍宝收藏。”
那一刻,她的笑容是那样纯粹。一个早已名满天下的艺术家,为一本小书,为一个年轻作家的文字,露出那样真切的笑容。后来我才懂得,她珍视的哪里是一本书呢?她珍视的是有人愿意认认真真地听她讲,有人愿意把她的故事写下来,有人愿意替她记住那些她不敢忘记的东西。
可是,我那时不知道,她心里还藏着多少没有对我说出口的痛。
后来我才知道,1977年,她终于和相恋多年的苏鹏程结了婚。那时她已经25岁了,在当时算是晚婚。团里正在排演《朝阳沟》,她饰演银环,每天要演两到三场,常常累得筋疲力尽。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她还在台上。戏服遮不住隆起的肚子,她只好重新做了一身。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块钱,丈夫的工资比她还低。她每天消耗那么大,肚里的孩子更需要营养,可他们根本没有余钱去增加营养。
她生下的第一个女儿,是先天性智力障碍。医生起初以为她和丈夫是近亲,可两家往上查了八代也没有血缘关系。直到医生了解了她在怀孕期间经历的一切——劳累过度,营养不良——才找到了原因。
那个孩子,只活了两岁。
李喜华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可我听得出来,那平底下压着的是什么。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那个孩子,可那个孩子还是走了。丈夫理解她,没有半句怨言。可她自己,大概一辈子都没有原谅过自己。
大女儿去世后不久,她再次怀孕。这一次,丈夫苏鹏程的心始终悬着。他多次陪她去做胎检,医生每次都提醒她:你不能这么拼。可她是团里的台柱子,她不挑大梁谁挑大梁?胎儿六个月的时候,她还在台上演出。剧中有一场跪戏,她竟跪下去起不来了。
好在,第二个女儿苏芷是健康的。
我后来想,舞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李喜华,那个“喊破天”的“荆襄美玉”,她的光芒底下,垫着的是这些旁人看不见的东西。一个女人的身体,一个母亲的身体,一次次被推到极限,推到几乎要把自己耗尽的地步。她唱秦雪梅,唱黄桂英,唱那些为爱赴死的刚烈女子。可她自己何尝不是呢?她也是用命在唱,用身体极限去换那一声声叫好。
1981年,她主演的《秦雪梅》获湖北省首届中青年演员比赛主演一等奖。1982年,湖北电视台把《秦雪梅》拍成了电视艺术片。1987年,她以《大祭桩》获湖北省第二届中青年演员比赛金牌奖,同年九月参加中国首届艺术节展演。1988年,她主演的创作剧目《杨玉环》获湖北省创作剧目比赛主演一等奖,同年获全国戏剧梅花奖。1994年,她被评为“中国豫剧十大名旦”之一。
这些荣誉,一个接一个地来。可她的身体,也一点一点地耗损。
有人评价她的表演说,她“用‘心’在演戏”,她的唱腔“有一种内在的力度,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意”。我想,那力度哪里只是技巧呢?那分明是一个从黑龙集走出来的农家女,用自己全部的骨血在唱。她饰演的秦雪梅,哭的不是商林,哭的是她自己命里那些说不出的委屈;她的黄桂英,打的路不是去苏州的路,是她自己一条道走到黑的路。
我不懂豫剧,可我见过她谈戏时眼睛里的光。那种光,是骗不了人的。
然而,命运从不因为一个人燃烧得足够热烈,就对她格外仁慈。
1998年4月,李喜华在送戏下乡的途中遭遇车祸。同车的丈夫苏鹏程和崔玉善都身受重伤,经急救脱离了生命危险。而李喜华,没有任何外伤,也没有流血,却不幸遇难。
没有任何外伤,没有流血。她就那样走了。
我至今无法想象那个场景。一个唱了一辈子戏的人,一个把秦雪梅的哭灵唱得惊天动地的人,走的时候,竟然是那样安静。没有血,没有伤痕,好像只是累了,只是不想再唱了,只是把最后一口力气留在了那条通往乡村舞台的路上。
她走的那年,四十六岁。女儿苏芷刚考入武汉的大学不久。丈夫苏鹏程才四十多岁。一个好端端的家,碎在了那条路上。
她太累了。
我后来常常想起她叫我的那一声“弟弟”,想起她把我引到座位上时的手势,想起我对她说“不用,我有自行车”时我推着车走出剧院的那个傍晚。那时候我多么年轻啊,年轻到不知道有些告别是来不及说再见的。如果我早知道那个下午的谈话是她留给这世上最完整的一段自述,我或许会多问一些,多记一些,把她的声音留得更久一些。
可世上的事,哪里有“早知道”呢?
那本《一个倔强女人的世界》,我一直留着。1989年7月第一版,长江文艺出版社。封面已经旧了,书脊也有些开裂。可里面的字还在,她的故事还在。我时常翻开它,读里面的文章,以李喜华的那一篇读得最多。
因为这是她留在这世上唯一让人能够听到的声音。
一个人的一生,能留下什么呢?名望会淡去,荣誉会蒙尘,连声音都会在时间里慢慢消散。可有些东西是不会消逝的。比如一个从黑龙集走出来的姑娘,用她的一生证明了,艺术不只是天赋和技巧,更是一个人把自己烧成灰烬之后,留下来的那一点光。
那光不大,却足以照亮一段路。那光不响,却比任何“喊破天”的声音都更长久。
李喜华,我的大姐。我写这些字的时候,窗外是襄阳的夜。汉江的水还在流,黑龙集的稻谷、麦子已收获了好多茬。你在那边,还唱吗?
我想,您大概还在唱的。
张璞 2026年9月28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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