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离襄阳不远——检讨《襄阳古代文学史》书写中的问题之二

吴仕钊

先秦文学离襄阳不远，这话听起来有点怪怪的。细究起来，还真有几分深义。这也是撰写《襄阳古代文学史》的重要由头。有人问：襄阳，一个地域性的文学也有必要去写“文学史”？窃以为太有必要了！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探索文学史书写的“襄阳范式”。可以告诉人们，襄阳文学史的编纂，绝非“地方文化自恋”，而是通过解剖一只麻雀，回答中华文明如何在地域互动中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从习凿齿和释道安，从《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等这些地域性文本恰似一块块马赛克，拼合出被正统史学忽视的文化图景。书写襄阳，正是为了超越襄阳！正如陈寅恪所言：“地域之史，实为理解中国之锁钥。”

经过细细的思考，联系楚源探素和荆楚文化研究等工程，结合本人的书写情况，对近期的写作，做一个检讨式的回顾和总结，也是很有必要的。在检讨《襄阳古代文学史》书写中存在问题的同时，对自己的书写习惯也来个反思，从中找出“这个习惯中”的问题，有益于自我反省，也有益于在他人中重塑一个“写作者”的形象。

不只是第一次，被同学、文友们指出“书写马虎”的毛病。所谓“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似乎也成了“老毛病”。直到前几天，老同事吴敏老兄郑重地说：写作后再回头看看，少出错误或不出错误，也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因为在一定状态下，一个人的写作，不只是其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文化符号。在个人看来，你个人的写作，是权当防止老年痴呆的一种思维活动，是自娱自乐，似乎是一个好习惯。常常写作写什么呢？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起来不管好坏，一直写下来。图个思绪流畅，心情愉悦。因为这样写作没有任何负担。如果考虑到写对写错，就有思维的负担，就伤脑筋。所以，近年来的写作，都是一写了之，不做任何检查和修改；像走路一样，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管脚后的印迹是歪还是正。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文化符号”，你的写作，就不单单是个人行为，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就应当“对文字有敬畏心”，就应该不出现错误或是尽量少地出错。因为所写的东西，不仅自娱自乐，也晒到网络上，自然有读者看，有读者返馈意见。读者不光有说好的，也有指摘其错误的，其中也包括指出文本中的错别字，观点错误或者阐述不当，等等。看起来这些都是“小毛病”，作者可能未引起足够重视。其实，“小毛病”不小。从文字规范化角度讲，有伤“风化”，有伤大雅，对文字缺乏“敬畏心”，也是对读者不负责的一种表现。此“写作马虎”的习惯应当改一改。

所以，从检讨《襄阳古代文学史》书写中的问题开始，来一个真正的“闻则改之”。前面有一篇文章，题目为《襄阳在先秦时期的文学贡献》，算是此检讨的第一篇，今天的《先秦文学离襄阳不远》，算是“检讨之二”。在“检讨之二”中，除了说明为什么会这样认真“检讨”的缘由外，重点将《襄阳古代文学史》第一章中的问题，做一个梳理，从梳理中找到修改的办法，留存下来，便于将来做统一的订正工作。

检讨《襄阳古代文学史》第一章中不足之处（与传统论述不一致的地方）——

一、‌地理范畴界定有待进一步考证。‌

‌混淆历史地理概念。一是将楚国全盛时期（淮河以南至长江流域）与襄阳现代行政区划直接等同，忽略了学术界曾经将楚都丹阳地望定在秭归的观点，秭归与襄阳是有地理差异的；二是将“湖广填四川”移民范围简单归入“大襄阳”范畴，未说明该移民现象实际涉及湖北、湖南两省，模糊了‌核心区与辐射区；三是未明确区分楚文化核心区（江汉平原）与襄阳所在的文化影响区（汉水中游），导致章华台（曾经有学者认为该台潜江）等楚文化地标被误植为襄阳本土文化符号。原因是断然认为“章华台”就在宜城楚皇城。尽管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毕竟是缺乏周全的论述。

二、‌时间线错位与人物归属问题。‌

一是‌伍举活动年代矛盾。书中既称伍举为楚庄王（前613—前591在位）时期右司马，又记载其与楚灵王（前540—前529在位）对话，两者相隔近80年，违背历史时序；二是未区分伍氏家族成员（伍参→伍举→伍奢→伍子胥）的世代传承关系；‌左丘明著作权绝对化；三是断言《左传》《国语》皆为左丘明所著，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及现代研究，两书在文体、史观上存在显著差异，学界普遍认为非同一作者完成。

三、‌文学归属论证缺陷。‌

一是‌楚文化符号的强行嫁接。将“卞和献玉”（发生于荆山，今属湖北南漳）直接归入襄阳文学滥觞，但南漳在春秋时期属楚蛮夷之地，与襄阳城邑文化存在差异；二是将《伍举论美》称为“中国美学鼻祖”，却未提及同期中原文献《论语》中“尽善尽美”说的系统性美学思想；三是‌神话历史化误读。将“汉水女神”与屈原《湘君》中的湘水神系混为一谈，忽略包山楚简记载的楚地多元神祇体系。

四、‌史料运用与结构缺陷。‌

一是‌出土文献缺失。论述卞和献玉仅引用《韩非子》，未使用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楚简《柬大王泊旱》中“荆山之玉”的实物印证；二是忽略襄阳九连墩楚墓瑟器铭文与《九歌》“陈竽瑟兮浩倡”的器物互证；三是‌叙事结构断裂。从“卞和献玉”到“伍举论美”的跳跃性叙述，缺乏楚文化发展分期（西周奠基→春秋扩张→战国转型）的过渡框架；四是未建立“神话传说→政论散文→骚体文学”的演进逻辑，导致文学起源阐释碎片化。

五、‌方法论局限。‌

一是‌缺乏比较视野。一是未对比襄阳文学与同期中原文学差异，如 楚辞“香草美人”隐喻 vs《诗经》“赋比兴”传统；宋玉赋体实验 vs 诸子散文论辩；二是‌数字人文技术空白。未利用GIS技术呈现楚文化事件空间分布，如卞和献玉（南漳）、章华台（潜江）、汉北流放地（襄阳）的地理关联。

《襄阳古代文学史》第一章改进研究方向——

一是‌构建三维地理模型‌：区分“襄阳核心区”“汉水走廊带”“大楚文化圈”层级；二是‌增设时间轴工具‌：按楚文化发展分期重构叙事框架，标注关键事件与文献对应关系；三是‌强化考古文献互证‌：引入郭店简《老子》、云梦秦简《语书》等出土文献增强说服力，尤其是清华简《楚居》中的观点。

2025年3月22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