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第二十一讲 当代中国文学“圈子”的根治

第二十一讲

张 璞

“圈子文学还能走多远”：

当代中国文学“圈子”的根治

引言：一个问题与一个时代的焦虑

“圈子文学还能走多远？”这个问题，乍听之下像是圈内人的自嘲，细品之后却是一把刺向当代中国文学心脏的手术刀。它触及的不只是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的命运，而是整个文学生态的根基——如果文学的生产、评价、传播越来越依赖圈子而非作品本身，那么文学的价值究竟由谁定义？文学的尊严又在何处安放？

2006年，韩寒一句“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引爆“韩白之争”，那时许多人将其视为叛逆少年的口无遮拦。近二十年过去，回看当年的争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像是一则关于中国文坛命运的预言。此后，贾浅浅入会风波、鲁迅文学奖争议迭出、文学期刊投稿的“内定”质疑、宜春诗歌奖项的“本地人包圆”……一桩桩事件轮番上演，一次次将“圈子化”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但问题在于：我们只是在反复指认病灶，却从未真正触及病根。本文试图回答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命题——当代中国文学的“圈子”为什么如此难以根治？究竟要割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文学从圈子的围栏中走出来，重新回到大地上、回到读者中？

一、“圈”之辨：从文学圈子到圈子文学

要谈根治，必先辨症。什么是“文学圈子”？什么又是“圈子文学”？二者的混淆，正是许多讨论不得要领的根本原因。

“文学圈子” 本身并不可怕。评论家何平指出，“圈”指的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以传统文学期刊为中心的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的“文学朋友圈”，这个朋友圈有着自己的文学传统、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是自足的、自洽的，甚至是排他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同人办刊、流派争鸣本就是现代文学的生成方式。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学笔会，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学圈子，在当时成为文学创作和作家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文学批评的“同人化”与“圈子化”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分野，便是有相似追求的学人们聚集在一起，以刊物为阵地发声。从这个意义上说，圈子的形成是文学发展的自然结果——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切磋琢磨，这是文学的传统，也是文学生长的土壤。

但问题是，“文学圈子”在当代语境中发生了质变。评论家桫椤将需要破除的“圈”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学制度上的“圈”——以纸质文学期刊、书籍为中心的文学生产、发表、传播、评价制度；另一种是文学观念上的“圈”——“纯文学化”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当这两个“圈”叠加在一起，自足自洽就变成了自我封闭，审美追求变成了身份壁垒，文学的初心就被置换为圈子的逻辑。

“圈子文学” 正是在这种异化中诞生的。有论者精辟地指出：“文学圈子圈得久了，也会滋生狭隘，滋生自我错觉和自我膨胀，圈内人士在彼此‘关照’‘相帮’‘抬举’之吾尔奉迎中……此时的文学圈子则已经异化为圈子文学。”圈子文学与传统意义上的流派文学有着天壤之别——前者追求的是“文学一番”之后的利益，而后者倾情于文学过程本身。

换言之，一个健康的文学圈子，是为了文学而聚；而一个病态的圈子文学，是为了圈子而写。前者以作品为中心，后者以人脉为中心；前者以审美为尺度，后者以身份为门槛；前者追求的是“写得更好”，后者追求的是“混得更开”。当圈子从文学生长的土壤异化为文学价值的裁判官，文学便从“写什么”堕落为“谁写的”和“谁认识谁”。

二、“圈”之症：三重异化的病理切片

当代中国文学的圈子化，不是单一维度的现象，而是出版、批评、评奖三重重叠的系统性异化。这三种异化相互勾连、彼此强化，形成了一套完整且闭环的运行机制。

（一）发表之困：当“朋友稿”取代“自由稿”

发表是作家成长的起点，而恰恰是在这一环节，圈子化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

2022年贾浅浅拟入中国作协引发轩然大波，表面上是关于“屎尿诗”的美学争议，实质上是关于“文二代”身份与入会门槛的激烈辩论。作家张宏杰曾指出，文学杂志的编辑、文学评论者和文学权威是文学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闸门。而贾浅浅的出身和成长经历，则犹如掌握了这三道闸门的钥匙。有论者直言，“二代”的优势体现在入圈的容易，“软”意味着没有绝对标准，也意味着更多争议。

但贾浅浅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更隐蔽、更普遍的圈子化发生在文学期刊的投稿机制中。余华曾一语道破：“现在的编辑宁可用名作家的烂稿子，也不愿用无名作者的好稿子。”有观察者毫不客气地指出，所谓文坛，就是掌握文学期刊发表资源的人，把投稿人按照身份地位分为三六九等，通过画地为牢，夯实自上而下的金字塔顶端。有说法称，某大刊的作品发表论资排位已经排到两三年之后，普通投稿者基本轮不上。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2024年云南作家刘嘉昊事件曝光——他在微信群里公开明码标价，称只要有钱就能上《星星》诗刊、《长江丛刊》等刊物，上国家级报刊《人民日报》650元，上老牌刊物《红豆》960元。虽然涉事刊物纷纷否认，但这一事件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当圈子的门槛不是审美而是身份，当圈子的通行证不是才华而是金钱，圈子文学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可以买卖的江湖。宣威市作家协会事后将刘嘉昊除名，但清除一个人容易，清除一套制度化的利益链条却难上加难。

青年写作者处于创作的黄金阶段，却被困于“发表难、圈子深、创作功利化”的困境中。一边是蓬勃的表达欲，一边是现实中重重的障碍，那些最鲜活、最本真的声音，正在被一圈又一圈的壁垒阻挡在外。

（二）批评之殇：表扬有余、批评缺位的集体沉默

如果说发表环节的圈子化是“入圈难”，那么批评环节的圈子化则是“出圈难”——批评家一旦进入某个圈子，就很难再对圈内人说一句真话。

周丽华在探讨文学批评的同人化与圈子化时指出，“圈子化”是在“同人化”基础上的深化与延伸——有着相似的文学观念、审美志趣和理想信念的一群人汇聚在一起对谈、论辩、办刊、发稿、开会，逐渐形成了文学批评的圈子。在圈子化的运作中，圈子内部的话语获得了进一步理论化的契机，但也形成了对圈外的排斥和对圈内的保护。

当下的批评生态呈现出一种令人忧虑的景象：大量文学批评表扬有余、批评缺位。贾浅浅事件中，不少学者、诗人公开或私下地支持贾浅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荣光启称“她写诗的水平在当代女诗人中是比较优秀的”，将读者的质疑归结为“放大了她写孩子屙屎屙尿的事情”。这一事件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批评精神的消逝，导致文学批评不再能够引领公众，反而败坏了文学批评的风气，消弭了批评的专业性。

批评的失语与媚俗背后，是更加系统性的问题。有论者尖锐地指出，当下许多批评家或因人情网络牵扯，或因项目利益关联，或因讨好型人格作祟，其角色发生了严重异化。他们或成为学术生产的“计件工”，或成为四处讨好的马屁精。批评家不再是“同时代人的批评者”，而变成了圈子利益的“辩护律师”。当批评从“鉴美”退化为“捧场”，从“求真”异化为“护短”，文学的自我纠偏机制就彻底瘫痪了。

（三）评奖之乱：从公信力到公信力的消解

文学奖项本应是检验作品成色的试金石，但现实是，奖项反而成了圈子化最集中的表演舞台。

鲁迅文学奖作为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几乎每届评选都能引发争议。有学者对鲁迅文学奖的评奖争议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争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与评委相关的争议、获奖作品的争议和对评奖过程中“私下沟通”的质疑。

回顾历届争议，堪称触目惊心：有官员身份的诗人车延高诗集《向往温暖》被戏称为“羊羔体”获奖；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零票落选，却让周啸天的新闻诗词获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被曝出贿选丑闻，有举报称陕西作协副主席阎安用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换取诗歌奖。阿来事后发表3000多字的声明抗议，认为此事“关乎社会正义，更关乎要抗议一些人假文学之名以非文学的手段伤害文学的尊严”。

地方性文学奖项的情况更为糟糕。2024年，江西宜春市第40届谷雨诗会的评选结果引发舆论哗然：宜春市作者投稿587首，市外作者投稿279首，但36名获奖者中仅有2名市外作者获得优秀奖，其中12名获奖者来自承办方丰城市。新京报的评论直言：“将相关奖项当作圈子内自娱自乐的玩物，只会持续损害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有观察者进一步追问：“‘鲁迅文学奖’作为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但时至今日，几乎每届评选，都能引起各界的争议，说明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为数不多。”

评奖的圈子化，本质上是权力的自我复制——评委掌握评奖标准，获奖者掌握下一届的投票权，奖项的“神圣性”被置换为圈子的“内部性”。当奖项不再是作品的勋章，而成为圈子的通行证，文学的公信力便在一次次“内部消化”中被消耗殆尽。

三、“圈”之根：结构性病因的三重叠加

如果说以上是病症的表现，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套圈子化的机制为什么如此难以打破？为什么公众舆论一浪高过一浪地批评，圈子却依然运转如常？

原因在于，圈子化不是个别作家的道德问题，不是某个期刊的管理问题，而是一套结构性、制度性、文化性的复合病。要根治，必须把这三种病因逐一剖开。

（一）结构之根：资源垄断与路径依赖

当代中国文坛的人身依附现象，已经演化为一种复杂的生存策略与资源交换网络。文联、作协本应是服务作家的社会团体，但现实中，一些作家靠人身依附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不入流的“丑小鸭”被包装成高产的“白天鹅”。

这种依附关系的根源在于资源的集中与路径依赖。评论家周忠指出，“主流文学资源的供给渠道相对单一且集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体制性路径依赖。绝大多数作家和评论家，脱离这一体系，就意味着失去最重要的发表园地、学术认可与职业身份。这种‘别无选择’的境地，是滋生依附关系的温床。”

换言之，文学圈子的封闭性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与整个文学资源的分配方式深度绑定。期刊、出版社、评奖机构、作协体系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任何一个节点都难以单独打破规则。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作家，如果想要获得发表机会、出版扶持、奖项认可，几乎无法绕过这个网络。而一旦进入这个网络，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其运行逻辑的规训。

（二）制度之根：评价体系的功利化

如果说资源分配是圈子的“硬约束”，那么评价体系就是圈子的“软绳索”。这套绳索，比硬约束更加难以挣脱。

周忠在分析文坛生态异化时指出，无论是学术评价体系中的论文、课题、奖项，还是市场评价体系中的销量、版税、点击量，都倾向于奖励那些可量化、易显现、符合当前潮流与资本需要的成果。这种压力自上而下传导到文学艺术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催生了“项目式创作”“会议式批评”和“公关式评奖”。

评价体系的功利化产生了两个致命的后果。第一，它让“多出快出成果”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深耕生活的耐心、艺术实验的勇气、批判性思考的深度，这些文学最宝贵的品质反而成了“不合时宜”的负资产。第二，它让青年作家发现了一条“捷径”——钻研“人际关系图谱”可能比钻研文学经典更为“实用”和快捷。有论者痛心地指出，部分青年作家用心书写的“作品”并非优秀的小说、诗歌，而是面向掌握资源的权力者的献颂与表忠。

“谁的圈子谁的人”比“写得如何”更重要——这种评价倒错，让一代文学新人从起步阶段就习得了“精致的投机主义”，其观察世界的独立视角与批判精神面临被提前驯化的风险。这才是圈子化最深层、最持久的危害：它不仅扭曲了当下的文学面貌，更在持续塑造一代又一代写作者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

（三）文化之根：人身依附与人格矮化

第三种病因，也是最难根治的，是圈子文化在精神层面的渗透——官场逻辑与江湖文化在文坛的合流。

有论者深刻指出，当下中国文坛的人身依附已非简单的道德瑕疵或个人选择，而是“特定结构性压力下，文学生态的一种令人忧虑的异化”。尤其在某些体制性场域内，它与“官场逻辑”深度契合，不仅扭曲了资源的公正分配，更在根源上威胁着文学创作主体性的完整。

这种异化表现为：创作选题、艺术风格乃至观点表述，会不自觉地预判和迎合“安全区”“风向标”；文学探索的锐气与个性在无形中被磨损，作品沦为一种精致的“合规产品”。作家路遥曾有过一句流传甚广的感慨：“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被人瞧不起你；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你不顺眼……”这番话在今天读来，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因为圈子逻辑的制度化而变得更加沉重。

当官场逻辑与江湖文化渗透到文学生产的全链条中，文学就从“精神创造”降格为“资源交换”。作家不再是独立的精神个体，而成为特定人脉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作品不再是自由的审美创造，而成为圈内流通的“合规产品”。这种人格层面的矮化，比任何制度缺陷都更隐蔽，也更具腐蚀性。

四、“圈”之治：为什么根治如此艰难？

在分析了圈子化的病症与病根之后，一个更沉重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我们明明看到了问题，却始终无法根治？为什么每一次舆论风暴退潮之后，一切又恢复原状？

2022年贾浅浅未入会的风波轰轰烈烈，中国作协书记处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研究决定不将其列入新会员名单。舆论似乎取得了胜利。但有论者冷静地追问：“这次的网络声讨挡住了贾浅浅步入中国作家协会的道路，但又有多少‘贾浅浅’还在路上？在舆论看不到的地方还藏着多少个‘贾浅浅’？”这个问题比贾浅浅事件本身更加致命。

根治难，难在三重困境的交织。

第一重困境：圈子的自我修复能力。 圈子化不是外在的“入侵”，而是内生于文学生产体制的逻辑。批评家何平提到，纯文学很长时间里有着自己的运行机制和生产方式，它们是自足的、封闭的、排他的，“我们可以在圈子里制造我们想象的文学，也制造我们的文学趣味，好像某个作家曾经说过，一个笼子里的老鼠，熏来熏去就是一个味道”。圈子的自我循环产生了自我合法化的能力——圈内人彼此确认彼此的审美标准、彼此肯定彼此的价值，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意义体系。这种封闭系统对来自外部的批评天然具有免疫力，因为它根本不承认外部的评价体系。

第二重困境：利益链的深度绑定。 圈子化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利益网络——期刊编辑与约稿作家之间的“互惠关系”、评奖评委与参评作者之间的“互投默契”、批评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为背书”。这套利益网络越是庞大，打破它的成本就越高。任何一个试图“破圈”的个体，都面临着被孤立、被排斥的风险。正如一位匿名观察者所说：“与其埋怨文学圈子化，不如加入他们。”这句话虽然充满讽刺，却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中，“加入”永远是比“改变”更理性的选择。

第三重困境：公共批评的失语。 健康的文学生态需要强大的公共批评作为平衡力量。但如前所述，批评本身已经严重圈子化。更令人忧虑的是，文学批评的“表扬风”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洽话语——用“有特色”“有探索”“有温度”等空洞词汇替代对作品真正艺术水准的判断。当批评本身都成为圈子的一部分，谁来充当那个打破闭环的外部力量？

五、“破圈”的可能与限度

以上分析似乎勾勒出一幅令人绝望的图景。但绝望不是文学应有的态度——如果连写作者都不相信改变的可能，文学还有什么希望？

事实上，“破圈”的努力从未停止，而且正在以多种形式展开。

评论家何平提出，破圈的本质是“不同世界之间的观察、理解、对话和学习，是从你看到我，进而做更好的我，而不是征服和收编”。桫椤进一步指出，要破的“圈”包括文学制度上的圈和文学观念上的圈，二者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破圈”目标。

在实践层面，近年来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新大众文艺并非简单地体现在作者身份、文艺形式或传播媒介的外在变化，其核心在于大众思想观念、情感结构、价值意识的整体转型，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民主化进程在文艺领域的深刻表征。网络文学本身就是个“跨圈”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不受传统文学圈子的束缚。短视频、播客、公众号等新兴媒介正在创造新的文学传播方式，也在重新定义“文学”的边界。

但这些“破圈”的努力，是否足以撼动圈子化的结构性根基？

答案是：远远不够。

“破圈”之所以难，是因为圈子本身并非全然消极。何平不反对期刊文学，甚至宽容它“似乎令人‘讨厌’的所谓精英审美立场”，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准和审美标高”。完全消灭圈子，等于消灭了文学的审美共同体和批评共同体；但放任圈子自我繁殖，则等于纵容文学的异化。

因此，“根治”不意味着“消灭圈子”，而是意味着恢复圈子的正常功能——让圈子重新服务于文学，而不是让文学服务于圈子。具体而言，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向同时发力：

其一，发表渠道的多元化。打破文学期刊对发表资源的垄断，鼓励更多具有公信力的网络平台、数字刊物参与文学生产。当发表不再依赖少数几个“权威期刊”，圈子的议价能力自然会下降。

其二，评奖制度的透明化。鲁迅文学奖等重大奖项应该建立更加透明、公开的评审机制，引入更多外部监督。地方性奖项则应彻底摒弃“本地人包圆”的陋习，真正面向全国征稿、面向全国评选。

其三，批评生态的独立化。重建批评的公信力，需要批评家从“利益共同体”中走出来，重新成为“同时代人的批评者”。这需要学术评价体系的变革——将真正的批评成就（而非捧场成就）纳入考核标准。

其四，阅读市场的重构。文学最终的裁判者永远是读者。当读者不再被动接受圈子内部流通的“权威作品”，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判断选择阅读对象，圈子的权力就会自然衰减。新一代读者对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的热情，已经证明了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

结语：文学要回到大地上去

回到文章开篇的问题：“圈子文学还能走多远？”

答案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简单——它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让它走多远。当读者不再买账，当批评不再可信，当奖项不再令人尊敬，圈子文学就会像所有脱离实际的东西一样，在自我封闭中慢慢耗尽最后的热量，变成文学史上一个令人遗憾的注脚。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本身的消亡。恰恰相反，当圈子的围墙坍塌，真正的文学才能从围栏中走出来，重新回到烟火人间。2026年初，一篇评论文章中的话令人印象深刻：“文学的征途之上，从来都横亘着一道无形的高墙——圈子的壁垒森严，规则的弯弯绕绕，将许多怀揣赤诚的普通人挡在门外；可高墙之下，又始终涌动着不灭的热爱，无数人在格子间、工棚里、出租屋的台灯下，笔耕不辍地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文学梦。”

这段话道出了一个根本的真理：文学的生命力从来不来自圈子内部的“自嗨”，而是来自大地上的万千写作者和万千读者。圈子可以暂时垄断发表、奖项和话语权，却无法垄断一个人在深夜灯下写出一个好句子的权利，也无法垄断一个读者在读到那好句子时内心涌起的感动。

鲁迅先生曾有言，捣鬼有术、有效，然而亦很有限。圈子化或许能够制造一时的繁荣假象，但文学的价值终究不在于圈子的认可，而在于作品本身的力量；创作的意义不在于名利的收获，而在于内心的丰盈与满足。当圈子文学的泡沫被时间的风吹散，留下的、被人记住的、穿越时间仍在发光的，永远是那些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与读者的生命经验真正相通的作品。

这才是文学永恒的根基，也是“圈子文学”注定走向终结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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