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璞 ｜ 宜城苏区革命斗争纪实之三

张 璞

宜城苏区革命斗争纪实之三

一、中央派沈宗源任鄂豫边特委书记

1931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根据1930年8月鄂豫边区程克绳、陈雪怀二同志的报告，特派沈宗源率谭忠余、韦克铎、李政、周惠年、刘伯万等同志组成小组前往鄂豫边特委加强领导工作。沈宗源曾就读于苏联红军大学，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中央都小有名气。谭忠余则来自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任中央特科行动科（三科又称红队）科长，是周恩来领导下的党的隐蔽战线重要成员，属中共中央直属领导，1931年4月，因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派陈云和康生领导特科工作，康生兼任三科科长，谭忠余改任副科长，继续领导“红队”。在此期间，谭忠余与从河南信阳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特科成员周惠年结为夫妇。11月，由于处境险恶，周恩来决定在撤退上海之前派他们夫妇到鄂豫边苏区工作。

6人小组到鄂豫边特委驻地南阳后，除贯彻党中央关于改组鄂豫边特委的指示外，接着便强行推行了王明“左”的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给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沈宗源坚持王明“左”倾冒险机会主义路线，加紧对鄂豫边区的转变，其主要方式就是对鄂豫边特委进行改组。沈宗源开始是在鄂豫边特委机关横加指责，在指责完边区特委过去的工作后，便召开执委扩大会，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美其名曰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正式改组鄂豫边区特委。沈宗源自任特委书记，此后便成立以中央派来的6人小组为主的领导工作小组，准备召开边区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目的是全力解决白区工作问题。

1931年11月26日至28日，由沈在南阳主持召开了边区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1931年10月20日《给鄂豫边特委的指示信》，指示信中严厉指责了鄂豫边特委“对于国际和四中全会路线的执行，以及目前中心任务的认识，实是非常不够的”，“一直到现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富农路线、和平发展的倾向，还在边区党内占着统治的地位”。规定“边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同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旧时的边特必须改组”；“整个苏区党的组织必须根据中央上面的指示，立即执行一切工作中的转变”，要“在反富农的斗争中间来改造党、苏维埃、贫农团，来成立青年团、雇农工会以及一切其他群众的组织”，“来巩固与扩大现在的苏区”。而苏区“应该时时刻刻准备好力量，同敌人的斗争”。

由此可见，此次对鄂豫边区党的领导机构改组仍然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会上，沈宗源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并形成了《鄂豫边特委接受中央对鄂豫边特指示信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决议》和《关于赤区工作现状及目前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案》。《决议》认为，鄂豫边区整个工作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转变，两赤区的工作对于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的决议均未能彻底执行。尤其是党在赤区对于各种工作不能起核心作用的领导，使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只能实现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强调目前特别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倾与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加紧反对目前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由于王明等人自1931年1月既已取得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决议当然是积极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

具体要求是：加紧改造和扩大红军。红军的成分，尤其是红军官长的成分，在目前必须有一个深刻的转变，必须从拥护红军的种种运动中，将在土地革命中获得利益的雇农、贫农吸收进来，造成红军的骨干，保证红军在政治上绝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目前，第九军应扩大到2000人以上，建立两个师，以同敌人作决死的斗争。

要加强边特对苏维埃工作的领导。边特应当集中领导力量于苏区，健强南阳中心县委，原书记曹明久调红二十六师工作，由仝中玉接任书记。同时，决定在一月内召集各县党代表会，改组旧的边特。

这次执委扩大会上，沈即改组了原边区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边区临时军事委员会，由李政任主席，沈宗源任副主席，委员吴寿青、谭忠余、韦克铎、陈雪怀、郝久亭。最后，沈提出鄂豫边苏区现在的第一个任务，必须使均房苏区与襄枣宜苏区打成一片，建立边区苏维埃政府，以领导整个苏区的工作。同时，集中红军力量，尽量向外发展。主要的方向是沿着汉水南下，开展钟祥、南漳、宜城的苏区；使之与湘鄂西苏区打成一片；其次是向随州、应山发展，与鄂豫皖取得直接的联系；更应该注意围绕苏区的豫西南各县，新野、邓县、唐河应尽量发动游击战，以搅乱敌人的后方，使苏维埃的运动向河南发展。

陈雪怀（1907.8～1939.10）原名盛安，号敬斋，化名镇南、槐板、王志南。湖北省枣阳县姚家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下旬任中共枣阳县委委员，8月任中共枣阳县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1928年2月被鄂北特委任命为中共枣阳县执行委员会书记，9月鄂北革命受挫，转移豫南隐蔽。后任中共泌阳县委书记。1929年9月中旬任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委员。1930年10月，任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常委、宣传部长。1932年2月任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委员、代理宣传教育部主任。3月16日在临时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上选为代理省委书记。4月8日在临时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上选为省委执行委员。7月任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后借病回家自首。拒事旧政以教为业。抗战爆发后，曾创办《莲滨》月刊，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10月，在双河学校任教时病故。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十八）

为加紧对鄂豫边区的转变，11月30日至12月4日，沈宗源又在南阳召开了白区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根据左倾错误的方针决定各县的工作任务。并于12月6日至8日，分别对镇平特区委和唐河、泌阳、邓县县委发出指示信，强调：反动统治阶级已接近革命危机，各县党的组织始终是陷在右倾机会主义和和平发展的泥坑中，完全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国际路线及四中全会的转变，有的大半形成塌台现象。要求健全党的组织，提拔工农活动忠实的分子，加强与赤区取得秘密联系，并进行整风，清除阶级异己分子等，会议决定派秘书汪于先行一步到枣阳贯彻此次会议精神，进行整风，自己留在南阳解决白区的问题。

1931年12 月上旬，沈宗源认为已解决好白区南阳工作中的问题，因为他亲手改组了鄂豫边特委所属泌阳县委，并抓捕了一批人。于是决定离开白区南阳，来到鄂北苏区新街。

12月中旬，沈宗源到新街后，发现新街与南阳有很大的区别，一是地域广阔，辖襄阳、枣阳两县苏维埃政府和宜城境内的襄南二区、宜东一区和钟北一区三个独立区苏维埃政府，可谓襄、枣、宜、钟苏区的中心。二是经济活跃，已发行有自己的货币，（纸币和银币）。三是有粮食。且1931年6月，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机关就从枣阳翟家古城迁到了新街老集东街。于是，他当即决定，鄂豫边区特委必须迁址。就这样，1931年12月18日（农历十一月初十），鄂豫边区特委也由南阳搬迁到新街。

鄂豫边特委机关由南阳迁至襄枣宜钟苏区的中心新街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鄂北苏区稳定。此时，解决白区工作问题已告一段落，沈宗源又策划出一种的思路，即特委机关搬到苏区新街后，第一步就是要集中解决苏区的问题，然后集中余力筹备召开鄂豫边区各县党代表大会，力图通过这次党代会使鄂豫边党得到一个大的转变。

此时，正是鄂北最鼎盛的时期。但沈宗源不知道，就在鄂豫边特委迁往新街苏区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已经开始向鄂北增调兵力，在原有第四十一师、四十八师一部和五十一师的基础上，1931年12月16日，又从鄂西调独立第三十四旅罗启疆部进驻枣阳。这样会同国民党五十一师及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各一部，准备对鄂北襄枣宜钟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

罗启疆（1902～1940）贵州省松桃县人。1921年秋从军，于川军罗觐光师任连长。1922年到云南讲武堂第十八期学习。1924年毕业回原部升任警卫营营长，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教导师师长吴勉安来松招募兵员，其率部投靠，任直属独立团团长。次年7月，第十军奉令整编，罗启疆团编入第30师，升任副师长，并代理师长职务。此际军长王天培被害，十军内部发生分裂，罗启疆率部投靠武汉桂系，被委任为师长。10月，奉命开赴唐山整编，独立二师编为陆军 51师 153旅，任旅长，1930年初，又归附蒋系的何成濬，被委任为独立第34旅旅长，进驻鄂西。1931年秋，调鄂北随县、枣阳一带，配合五十一师、四十八师围剿红九军。1934年冬调湖南常德、桃源一带阻击红二、三方面军；1937年7月，奉命抗日，于常熟、福山、无锡等地阻击日军，后编入第四军九十师，次年春开赴江西，整编为八十二师，升任中将师长。6月，参加武汉保卫战；1940年4月初于岳阳病逝。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十九）

此时的范石生部已让何成濬失望，何认为依靠范的五十一师剿灭鄂北共党和红九军已靠不住，便急调罗部进驻鄂北，目的就是想用这支铁旅踏平鄂北根据地。

国民党这些部署沈宗源是不知道的。他来到新街后，一心急着解决苏区内的问题，清除阶级异己分子。这时，他通过了解得知当初鄂北设立分特委主要是因为鄂北苏区远离特委机关南阳联系不便，现在特委搬到了新街苏区，这个分特委已成为摆设，可以不要了。为此，他不顾郧属分特委和鄂北分特委还在领导苏区人民进行斗争的实际，便开会断然宣布同时撤销鄂北和郧属两个分特委。目的是腾开人手集中力量筹备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

沈宗源整日坐在屋里闭门造车，对外面严峻的敌情一概不知。就在他命令鄂豫边特委迁往新街苏区时，国民党蒋介石就已开始增调兵力，准备联合各地民团，对襄枣宜及均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罗启疆于12月16日进驻枣阳县城，29日即分兵进驻兴隆集、王城、齐家集和土桥铺，连续袭击7个区、乡苏维埃政府。接着，罗再次率部袭击红九军驻地附近的璩家湾。这次，罗动用的是一个营，营长叫胡洪标。他以为凭自己先进的武器装备就可以横扫襄枣宜苏区，没想到余益庵亲率二十六师和千余人的地方赤卫队，硬叫胡洪标带着全营，扛着机枪、步枪仓皇出逃，从璩家湾一直逃到枣阳驻地。胡洪标回后把现场情景描述给罗启疆听，说璩家湾有上千农民手持刀矛，连鞋子都没穿，在土路上快跑如飞，让人看了忍不住心惊胆战。罗启疆听了也滋生出一种恐惧，疯狂的行动才有所收敛。

期间，由于罗采取的是试探性进攻，故敌我双方常常处于对峙状态，时局亦算平稳。12月中旬，沈宗源召集边区特委和临时军委在枣阳翟家古城召开苏区第一次军事工作会议。决定在襄枣宜苏区按行政区划分为 5个大军区，以应对进剿苏区的敌人。5个大军区即蔡阳铺、璩家湾一带为第一大军区；土桥沟、黄龙垱、耿家集一带为第二大军区；宜城的上下王家集、方家集一带为第三大军区；新街、板桥店一带为第四大军区；朝阳寺、平林店一带为第五大军区。每个大军区下设5至10个小军区，再分设三道防线。命令当地赤卫队对三道防线实行绝对死守。还不切实际的要求10天内动员5万精干战斗人员，集中3个月的粮食于苏区中心。

他完全把襄枣宜当成了人堆和粮仓。12月下旬，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又联合召开两执委会议，此次会议，沈依旧讲了些扩大武装，加紧反富农斗争的话，没什么新意。要说有新意，那就是他最后讲到的改组赤卫队，强调组织雇农工会，把雇农支部建到党内来，以结成反对富农的壁垒。为实现这个目标，他还专门于1932年1月10日印发了《反富农斗争的策略》小册子，完完整整的一套王明左倾路线。直到1月12日，他坐在屋子里开会形成的决议或发布的指示信多达一尺多高，人们戏称这是沈宗源在屋子里积极创造决议案的时期。

鄂豫边革命委员会趁着沈宗源关在屋子里创造决议案的时间，着力开辟钟北苏区，以加强反围剿斗争的武装力量。主席吴寿青除参加重要会议外，主要精力皆用于钟北一区区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1932年1月上旬，钟北党组织向边革提出区域太小、力量太薄，建立苏维埃怕时机还不成熟。吴寿青同宜东一区区委商量，从新街苏区划出两个乡给钟北，以完成钟北一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时任区委书记的戴秀森慷慨答应，以此促成了钟北一区区委及苏维埃政权的快速建立。

二、鄂豫边临时省委的诞生

1932年1月21日，即列宁逝世纪念日，鄂豫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苏区中心耿家集附近的河垱口召开。参加会议的除襄枣宜苏区各县、区党的代表外，还有南阳、邓县、唐河、新野、镇平、桐柏、泌阳和襄西、宜西、南漳等白区党的代表参加，共100多人。鄂北苏区内通知每区一名代表，一名旁听，自带两块钱的伙食费出席。老河口中心县委和鄂西北地区各县的代表，因受敌人的进攻未能参加会议。白区代表都是化了装去的，有的甚至化装成玩猴把戏的江湖艺人。新街苏区参会代表是戴秀森，另一名旁听是舒学炳。

会议原定议程：首先作《接受中央指示信的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鄂豫边一年来党的工作总结报告》。通过讨论，确定各项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达到彻底改造鄂豫边区党的全盘工作的目的。

会议先由主席团主席王君恩在会上作苏区形势报告，接着各县、区代表分别介绍了赤区的军事武装力量和党员人数。

没想到，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三○一团突然从襄南的王家集向耿家集进犯，由会场旁边经过。特委书记沈宗源以为敌人是冲着代表大会来的，立即宣布解散。党代表们议论纷纷，埋怨这么重要的会议一点安全措施都没有。有人质问：为什么不把红二十六师调过来保卫？沈反问：我把红二十六师调在苏区中心实行重点防御还有错么？就这点敌人，用得着兴师动众吗？他以为在苏区中心防御就能安全了，没想到敌人却没按沈的套路行事，一边在苏区中心周围任意骚扰，一边攻占着新街周围的耿家集、王家集、黄龙垱、土桥沟等重要集镇。当这些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时，沈宗源才慌了神，他不顾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实际，采取冒险进攻的作战方针，发出与耿家集之敌决一死战的紧急通告，集中红二十六师、５个游击纵队和部分农民赤卫队，计3000余人，全线出击，围攻耿家集，下令：以此战决定苏区的存亡。然而，由于敌军第五十一师三○一团控制了耿家集境内九龙山的制高点，又有重型武器，红九军二十六师3天猛攻两次均被击退。沈又命令攻打土桥沟，也未能取胜，且遭重大伤亡，只好退守新街。

沈宗源彻底悲观了，他没想到敌人力量这么强大，即便红军与苏区群众加起来也未免能够战胜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沈的第一想法是：放弃苏区，实行总退却。于是，他一面派吴寿青、宋良猷等分别到鄂豫皖、湘鄂西中央分局进行联系，打通道路，一面到南阳后方安排省委机关转移。沈对人说：鄂北苏区太小，党起的作用也不大，群众组织就是个空架子，同时红军也缺乏战斗力，一旦周围的铲共团与白军汇合，一天就把赤区翻个个儿。为此，这样的苏区放弃了也没什么可惜的。郝久亭、谭忠余等人坚决不同意他的说法，更不支持放弃苏区，沈却以中央曾对他说“必要时须保存红军实力，可暂时拖到其他苏区”为借口，强行通过他的总退却计划，下令解散工厂，裁减工作人员。

这时，毕昌茂从桐柏治病回来。沈听说毕当过师政委，便让他在参谋部当参谋，毕说枣南三区群众在地方作斗争与土匪乱打，我想到三区去领导工作。沈便点头答应了。

正月二十九日，沈写信给在枣南三区的毕昌茂，让他接信后到边特来有要事商量。毕赶到枣西一区时，天太黑，便没回，在那儿过夜。沈以为他重用了毕，毕一定会听他的，因他早在1月27日就让人组织好苏区内全部武装和参加党代会的代表，还有边区特委、边区革命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对外称“P伍”，准备一齐脱离苏区，开往河南唐河、泌阳游击，或到鄂豫皖苏区与红四军会师。没想到，毕昌茂竟没有来。沈来不及等他，便独自率领“P伍”出发了。

“P伍”趁夜黑向枣阳西挺进，谁知赶凌晨走到王胖子岗时就遇到罗启疆独34旅三四百人的阻击，“P伍”无还手之力，只好退了回来。第二天，毕在枣西一区苏区吃饭，听说沈领导P伍逃跑被打败回来，便对其他同志说逃跑不正确的，号召一起反对领导逃跑。2月2号，临时省委叫他回去开会，毕这才赶回苏区机关新街。这是一次紧急会议，临时省委成员郝久亭、陈雪怀、王君恩、谭忠余都参加了。会议主要讨论沈宗源这次行动和今后打算。毕在会议上首先提出沈这次行动是逃跑主义，是不正确的，并指出了逃跑的危害性。这一说，其他同志都跟着反对。沈宗源见后当下制止他发言，说：如有再发言你就出去，不要你参加这次会议。毕不服，说：我反对你没有错误，也没有不正确观点，凭什么开除我批评权力？这时，其他同志都反对沈领导不正确，纷纷说逃跑是实有错误的。沈宗源却再三申辩：我不是逃跑，只是政治上估量不足，在客观上形成了退却。郝久亭面对面地问：还没摸清敌人是不是针对我们而来，就立马宣布解散；敌人还没有攻进来，你就带领苏区全部武装和未走的党代表大会代表往河南唐河、泌阳跑，说什么到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不是逃跑是什么？沈发着火，大声吆喝：如有人说是逃跑，杀了头我也不承认；就是到中央去解决，也不能认为是逃跑。沈总算把逃跑错误掩盖了，把大家的批评压了下去。

这样从晚七时到夜下二点钟，逼到没有办法，沈才承认是政治估量不足，客观上形成逃跑，原因共有六条：1.党内没有几组；2.群众不能配合红军作战；3.现在没有钱；4.没有粮；5.红军不强；6.没有子弹。

正在这时，联系中共中央的联络员王德均从江西瑞金赶了回来，他把一撂文件交给沈宗源，说中共中央于去年11月7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定都瑞金，毛泽东任主席。沈宗源把手中的文件晃了晃，大声说：真是太好了，我们红军也有了自己的政府，这下就可以与国民党政府抗衡了。他问：中央成立了政府，就没给我们带点有用的回来？王德均又从胸口衣襟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沈宗源，说：有，中央领导说这东西很管用！

沈宗源抻开纸，仔细地看了看，只见上写：

白军官兵托枪投入红军有十大好处：一、不受打骂，来到红军中官兵生活待遇平等；二、没收多少地主土地，分得最好的土地；三、苏区没有捐兑，家里不出款子；四、享受红军优待条例；五、介绍优越工作，自由做工种田和做生意；六、参加苏维埃政府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七、可以退位领钱回家，参加红军有人代耕；八、是为自己的解放子孙的利益而战；九、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中国工农；十、为推翻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落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执行委员会

看完，沈宗源轻轻一笑，说了一声：这还真是个好物件！说完，便叫来余益庵，吩咐他把它多印几份，以二十六师政治部的名义张贴出去，我要靠它弄一批枪支回来。余益庵接过，立即安排政治部的人去翻印。

会议气氛缓和不少。但大家还是给鄂豫边特委提出了很多问题：“第一是决议太原则，不是深刻的切中工作错误，下级不了解，不能执行（如改造党只提口号，应当怎样改造并不指出来，一切决议都是如此），又未建立巡视制度，去帮助与检阅下级工作，因此下级仍按照旧方法去执行，当然不能转变；第二，沈宗源同志，抛弃群众路线，采取特别的家长专制手段，任用少数不良分子（如汪于等），撤换工作人员，因此连原有的工作状况都不能维持；第三，在军事上，当敌人开始“围剿”之际，不只放弃巩固与开展苏区的积极行动的中心任务，就是防止敌人到苏区骚扰的计划都没有，待敌人骚扰，苏区逐渐缩小；第四，是逃跑的影响，几次逃跑，不只把苏区一切群众失败情绪提高，原有的各种组织大部分便着逃跑瓦解，各级工作人员除了直接往白区外，其余的工作人员都想关门继续走到上级来，恐怕上级死逃，他们没办法，因此更不能动员群众与顺利的进行工作了，同时与反动派别与一切反动分子，在各种组织中大起反动作用，并组织白色暴动，在第一次逃跑后，沈宗源同志未离苏区前，宜东一区反动分子打了六个乡苏维埃；第五，临时省委未将逃跑的错误，在各种组织中与群众中宣布出来，纠正全苏区的严重失败情绪，使这种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向前滋长，使各种工作不能推动。总之，在这个阶段、全苏区的失败情绪提高，各种工作未到得到一定转变，原有的组织与工作大部分塌台，反动派别很明显的活动起来”①。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现在的鄂豫边区特委已不能正确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进行斗争，建议成立临时省委员会，以领导苏区摆脱危境。同时，把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改为鄂豫边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临时省委由沈宗源、宋良猷、陈雪怀、柳直荀（柳直荀）、郝久亭、王君恩、谭忠余、周惠年、马三光、张慕骞、胡德成、张星江、李子宾、邓明钦等17人组成，沈宗源为书记，宋良猷为组织部主任，陈雪怀为宣传教育部主任；临时省苏维埃政府由王明鹤、郝久亭、李政、吴寿青、程克绳、沈宗源、谭忠余、余益庵、陈宗莹（女）等19人组成，王明鹤为主席。二设军事委员会，主席郝久亭；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郝久亭（兼）；行政委员会，主席李政；文化委员会，主席李政（兼）；裁判委员会，主席吴寿青；土地委员会，主席程克绳；劳动委员会，主席程克绳（兼）；社会保养委员，主席王明鹤（兼）；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沈宗源（兼）；政治保卫局，局长谭忠余；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委员陈宗莹（女）。

最后，会议通过了《鄂豫边特委二月紧急会议决议案》，确定恢复苏区的各项方针和措施。《决议案》明确指出：这次大退却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的严重错误，要求立刻将这一错误公布于鄂豫边区全党同志，并转告广大群众，以严厉纠正党及群众的失败情绪，更切实加紧动员广大工农群众配合武装，拼死地冲破第四次围剿。另外要求从各个方面重新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加紧赤区戒严和赤色清乡，实行划区侦察；要求红二十六师应尽量向外发展，各游击队应尽量地向白区游击，以打破敌人的围剿，袭击敌人的后方等。这些正确的意见基本都得到了与会者的拥护，但《决议案》在后面又提出了坚持以彻底改造苏维埃，加紧反富农斗争，来配合反围剿，甚至提出“坚决地死拼，不许敌人侵犯赤区一寸土地。”这不免仍带有“左”倾思想路线，并与上述所说的“红二十六师应尽量向外发展，各游击队应尽量地向白区游击，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相矛盾。

正在这时，红三军于东攻下应城，造成国民党武汉行营恐慌。何成濬下令，调敌第四十一师、四十八师一部由宜城开去解围，由此耿家集之敌三○一团随之退到峪山，唯王家集之敌每日出来骚扰。红二十六师见有机可乘，便主动出击，一举截击该部，大获全胜。

不料，2月15日，红九军二十六师在鸡鸣山再次与敌人交战却意外失利，沈宗源便大肆渲染称这一失利“使后方根本动摇”。于是，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将红二十六师改编为第一路游击军，由王光明任司令，王士元任副司令，主要活动于枣西南、枣东北和襄东一带，要求分散游击，以保存红军实力。将各县游击队集合起来编为第三路游击军，由胡万善任司令，活动于宜东、钟北和枣南一带，实行“放弃后方，分头游击”。此次会议，沈还决定将临时省委移到白区（宜城西），选举代表团在省委转移到白区后代表省委指导苏区一切工作。此决定遭到郝久亭、陈雪怀等人坚决反对，但沈仍秘密调苏区干部到宜西白区建立省委机关和布置省委到白区的路线，并密调吴寿青等人去了解到湘鄂西、鄂豫皖的路线，以为“与湘鄂西、鄂豫皖、均房苏区打成一片，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打好基础。由于郝久亭、陈雪怀坚持反对，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临时省委代表团亦未成立，鄂北苏区的各项工作仍由边区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政府领导。

不久，沈宗源又宣布了两件事：一是将两路游击军的集合路线和集合点确定好，二是宣布解散省委和省苏维埃工作人员。

2月17日晚，沈宗源没顾他宣布的事情落没落实，便一人离开苏区，到了宜城西白区。（居于沈为什么要去白区，当时的省委成员都不太明白。后有人查到一份资料：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发来的《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中讲到“苏区的党必须成为周围白区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忽视白军白区工作，这便是对于革命发展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应给以无情的打击”，大概是因为这个。（作者注，见《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2年1月27日）。后沈给省委其他成员郝、陈等人写信，说没说到这个，无人知晓。只是说他劝郝、陈等都到白区去。郝和陈跟程克绳说了此事，程克绳却要求立即写信，要沈返回苏区，不然，就是逃跑。但沈执意不听，带着手里的两百一十块钱（银币）离开了宜西白区。后于半路上写信，称自己回中央了。

三、谭忠余代理临时省委书记

沈宗源离开鄂北苏区后，苏区内不少党员对革命失去了信心，都认为省委书记逃跑了，革命没有了奔头。就这样，在敌人的蛊惑下，不少人纷纷叛变了革命。

1932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一），潜伏在肖旗营天主堂的反革命分子林新泽和沙河冲的流氓地痞陈门洪，用各种利益引诱六乡共产党员肖世太、姚建安、李立仁、刘大荣等人脱党，进行武装叛乱。肖姚等人经不住诱惑，于这天晚上在区政府开会回去后，乘区赤卫队外出执行任务的空隙，连夜带领这些叛乱分子来抢夺区里枪支和金钱。陈门洪走到区政府门口就向岗哨扑去，企图夺枪控制政府。谁知站岗的战士当即用刺刀把陈门洪拦到区政府大门里面，一枪将其击毙。警卫队听到枪响后，迅速上屋阻击。将林新泽打死在巷子口。肖世太见事不妙，马上把人带去打区政府对门的军事委员会。结果，被军事委员会的石光林、李福国击溃。第二天，苏维埃政府通过调查查明了这批叛乱分子，将肖世太、李立仁、姚建安、刘大荣捕获处决，并没收了逃亡流水沟的叛乱分子朱天荣、沈家玉、张学炳、李三和等人的财产。

2月17日（正月十二），九乡先锋队长冯志振也带领27个少年先锋队队员叛变。当晚他们捣毁了邓林小军区，捉去了小军区秘书孔祥瑞和两个交通。接着，到九乡党支部书记桂子和家里，桂不在家。他们又到九乡苏维埃政府。冯当场把乡政府秘书桂子卿用刀杀死，逼着贫农团主席刘金亮带他们去捉别的干部。走到垱脚里，捉住了九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可明等人。经过红土岩时，又将野牛碑红色补充军团长徐兴善带走。冯志振带着九乡的主要干部和少年先锋队投降了流水沟团防局。在流水沟杀害了朱可明、徐兴善、朱老幺、朱锅匠、孔祥瑞等人。至此，九乡政府遭到垮台。

朱老幺（1902～1932）新街两河口人。1930年参加革命，任宜东一区九乡政府秘书，因叛徒出卖，1932年2月在邓林被铲共团抓获杀害于野鸡碑，时年30岁。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二十）

然而，省委其他成员并没有解散，而是在苏区坚持斗争。他们立即召开会议，推举谭忠余代理临时省委书记。这时，谭忠余的爱人周惠年已怀身孕，周多次劝谭回中央，这次，为了鄂北苏区，他慷慨应允，担起了代理临时省委书记一职。至于沈宗源的问题，1932年4月26日鄂豫边临时省委给中央写了《鄂豫边省委为沈宗源问题的报告》。

5月1日中央给鄂豫边临时省委指示信指出：临阵脱逃的沈宗源，中央已开除其党籍，并教育全党。

谭忠余任代理临时省委书记后，没有对临时省苏维埃进行改组，班子没有变动。苏维埃主席王明鹤在此其间一直在下气力广辟财源。他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建立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苏区边革内设有经济委员会，委员会设总务处和经济股，负责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管理各县、区上交的物资和货币。当时，新街苏区临时省苏维埃和鄂豫边临时省委一样，管辖15个县，即郧阳、郧西、竹山、竹溪、均县、谷城、老河口、光化、襄阳、枣阳、宜城、随县、钟祥、南漳、保康，对这些县区怎么管（主要指经济收支工作），省苏维埃经济委员会有经济股，配有2至3人，多则七八人，每人配有枪支马匹，负责在管辖县内筹款、筹粮、筹物、征收土地税等；二是广辟财源，增加收入。这时苏区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打土豪、拦课。当时苏区提出：有地有钱者为豪，只要粮要钱；有地有钱有势者为劣，一要粮，二要钱，三杀头。拦课，即边革改农民向地主、富农交税租课为向苏维埃政府交纳。二是征收土地税。凡分配土地的，麦季按收获量的6%征收，秋季按收获量的10%征收。上等麦田按亩产8斗计税，上等稻田按1石7斗左右计税。烈军属和区乡工作人员的田地，由代耕队负责交纳土地税。三是征收货物过境税和营业税。四是开办公营服务事业。从1931年秋开始，苏区内的宜东一区苏维埃政府将各集镇的粮行、猪牛行、花线行等，收归政府经济科粮食科统一管理，集中开办。同时，区苏维埃在板桥店开设了粮行，在田家集开设了猪牛行，在官庄开设了粮行、猪行、花线行；襄南二区在王家集、南营开设了粮食、花线等行业，其收入除传给管理人员的薪资费用外，盈利全部上交给苏维埃政府作为财政收入。

当时的新街和钟北在街上还办起了商品合作社。苏维埃政府接到上述各项收入后，主要用于办公、交通、会议和为红军、赤卫队购买枪支弹药及给养，包括抚恤伤亡红军战士的家属、奖励投诚的官兵等，做到每笔开支即时公开，避免了贪污和挪用公款的现象。

然而，沈宗源的大退却和私自逃走，给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造成很大混乱。鄂豫边临时省委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立即召开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决定恢复各地工作，加紧督促各级党组织，动员全体党员，领导赤卫军配合红军，坚决地粉碎敌人的围剿。尤其在发现敌军兵力正在减少时，谭忠余果断命令一、三两路游击军寻机歼敌，以稳定群众情绪。于是，第三路军来到襄东一区乘敌不备，迅速袭击了敌五十一师三○二团，歼敌一个连。接着，又在枣西歼灭独三十四旅100余人，从而士气高涨。

后陈雪怀于1932年9月在《鄂豫边省一年来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中这样评述：“自二月底至四月，沈宗源同志携款逃跑后，省委只有二人，召集了两次省委紧急会议，又重新决定了各种工作的转变与改造各种组织与恢复工作的限度。在这个阶段，才开始建立了区苏维埃以上的政治保卫局工作，并成立了政治保卫局的训练班，在枣南、宜东、襄南大批的破获了反动派别（共二百余人）。成立了襄阳县委，开展了襄阳区苏维埃，钟北发展了三个乡苏维埃，建立了扩大红军的经常工作，部分的执行了营业税与关税，建立了运输组织与经济调剂的办法，并保护春耕、春收的政策，在军事上第四路在襄东战胜了敌人一次，又与第一路的一部分共同在枣西与襄南杨家山咀子两次战胜敌人，襄阳、钟北虽有相当的发展，各种工作虽有相当的转变，但在形式[势]上格外严重了，主要的原因：第一、仍未将特委省委逃跑的错误指出，未能提高党员与群众巩固苏区的信念，各种工作人员多半是应付态度，使工作不能迅速的推动。第二、各级指导机关的不健全，特别是省委只有二人，完全是逃跑的结果，虽经过两次紧急会议，补充与改造各级组织，但新补充的人员因各级工作需人的关系，完全不能到省委工作，集体指导与巡视制度根本建立不起来，一切工作更不能按照决议推动起来。第三、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仍未开展，群众路线也未执行彻底，因此肃反工作不能得到大的成绩，各种组织仍隐藏着许多不良的异己分子与反动派别，这更是各种工作不能胜利进行的主要原因。第四、是红军放弃了巩固苏区与发展苏区的任务，特别是第一路，他们虽然在三月初十以前打了三次胜仗，是因为三月初十以前敌人（罗启疆、范石生）两部主力正与张恒金冲突，苏区只剩了一团兵力，经省委、军委继续不断的派人监视与督促他们才打了三次仗，三月初十以后，敌人主力又移到苏区，第一路马上退到钟北，曾两次向省委、军委建议逃跑，虽经两次会上的遏止，但仍不接受军委集中力量给敌人一部打击的命令，反向军委提出抗议和质问，坚决自动分散，实行他们使敌人在苏区驻扎，稳定后由苏区中心出发时再按照敌人的行动给敌人以打击的主张，这样一来，敌人得以从从容容把苏区中心各镇市完全占领，同时把苏区各种组织骚扰与破坏的不能立足，国民党军队的各种防御工事与反动武装及组织，在苏区中心镇市完全建立起来了，直待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到鄂北后，才将红军集中起来，开始行动，这更是各种工作不容易进行的苏区形势格外严重的主要原因。第五、工运、兵运<互>济会工作，仍然是空洞决议案。第六、白区工作一样的未推动起来。第七，各种经常工作如反帝、反国民党、拥护苏联、护苏维埃与红军也未建立起来，至其余工[各]种工作，虽有小的纠正，但仍不彻底，故不能动员全体群众与敌人作残酷斗争，形成格外严重的形势”。

3月1日，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恢复各地工作及目前各种主要任务，加紧督促各级支部，动员全党同志领导赤卫队，配合武装，以坚决地冲破敌人的围剿。同时，为了加强对边区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报呈中央军委长江军委办事处批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张慕骞，政治委员马三光，副总指挥段克祥，参谋长韦克铎。

张慕骞（1908～1940）又名慕谦、木阡，原名宗让，化名润东，湖北省枣阳县太平区唐梓山东麓大张庄人。1924年秋考入鄂北中学，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春回枣北开展农民运动。3月，成立枣北唐梓山党小组，任组长。1927年组织成立农民协会，7月初参与程克绳武汉购枪运枪；11月，参与领导枣阳秋收暴动；1928年夏，任中共枣阳县第三区委书记。同年秋，到河南邓县开展工作。1929年春任邓县县委委员，以《宛南日报》发行员的身份指导邓县地下党工作；1930年正月，成立中共邓县区委，任书记；4月调往南阳中心县委，任委员；5月，作为鄂北、豫南代表，赴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7月，着手县、区、乡苏维埃政权组织的筹建工作；8月，任中共枣阳县委委员兼枣北特支书记、枣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5月任二十六师政委；同年 6月，成立中共鄂豫边分特委，兼任分特委书记；1932 年 2月，红九军总指挥部成立任总指挥；同年5月，调任鄂北山南游击队指挥部政委、省军委会参谋长；6月，愤然离队。后于1934年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回国后参加抗日战争；1940年春为国捐躯。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二十一）

红九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为鄂北苏区乃至整个鄂豫边区带来了胜利的曙光。张慕骞率部不断攻击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大大地鼓舞了军心和民众斗志。

1932年3月上旬，红九军住新街西面的金耙山。敌曹文斌团从新街往黄龙垱开拔。为了打击敌人，红九军挑选了以舒学炳为主的10余名战士组成奋勇队，出击敌人。这支奋勇队由王君恩、余益庵亲自指挥，埋伏在金耙山的一个夹石缝里，另有两个号兵分别隐避在金耙山对面的两个山头上。等敌人的大部队过去之后，红九军截住敌人的尾兵就打，结果活捉了敌人的4个“火头军”，得了4支枪和10多口烙锅。这时，两边山头上的冲锋号也吹响了，山头上红九军的军旗也升了起来，敌人不知虚实，岂敢恋战，遂马不停蹄地逃跑了。这次活捉的四个“火头军”，红军管了他们几顿饭就放了。走时还给他们每人发了五块大洋做为路费。

• 襄枣宜苏区斗争跌入低谷

由于敌人过于强大，在占领苏区一块地方后，就立即扩大豪绅武装，扩充民团，组织所谓“义勇军”“铲共队”等。这些反动组织在“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留下二个”的法西斯口号下，在苏区肆无忌惮地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恣意制造无人区。党的优秀干部、共产党员、红军和游击队战士有数百人为革命光荣献身，一百多名革命群众惨遭敌人杀害。苏区的一切生产农具被毁，大部分村庄变为废墟，加上农业自然灾害，疾病流行，使数十万苏区人民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敌人每到一村，都要大肆烧杀抢掠，凡设苏维埃政府和居住共产党员的村庄，大部分被烧成废墟。据不完全统计，襄东苏区内群众被杀绝366户，烧毁房屋1600余间。襄阳县苏维埃所在地的姚岗，6个自然村的221间房屋，被烧毁215间，仅剩6间破房。石咀、石湾等4个小村庄22户群众，104间房屋，其中18户人家共有31人被杀害，11户被杀绝，99间房屋被烧毁。1932年2月5日是阴历除夕，逃难群众大多回家过年，吃团圆饭。敌人趁此机会，向苏区进行突然袭击，分头沿滚河两岸由枣阳向西包抄，所到之处人头滚滚，血染大地，沿途共杀害500多人，仅徐家窝（当时属枣阳）一个村被杀绝27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除夕惨案”。同时，各地反动武装还用“火烧”、“点天灯”（破开头顶点燃蜡烛）等残酷手段对苏区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残害。

在占领苏区以后，敌人除继续烧杀抢掠外，还加强了政治欺骗。他们强迫群众领反动符号和“良民证”，利用“保甲连座”，经常清查户口等手段制造白色恐怖，加强反动统治。他们对曾参加革命活动的群众提出，有枪支者，交枪自首，无枪支者，交钱自首，无枪无钱者，交一个共产党员人头自首。襄南上王家集的李士忠、王玉阶、王星南和李家街的李道元等共产党员拒不向敌人自首，均被当众杀害。

宜城革命形势的恶化是从贺龙离开刘猴集后开始的。1931年10月中旬，国民党六十九师赵冠英得知贺龙远走高飞，便按照国民党剿赤司令部的命令，率领部队从荆门天星寨开始打起，一直向刘猴集逼近。赵冠英命令属下，凡是贺龙、段德昌建立起来的红军堂子、农民游击队，还有苏维埃政府，一律捣毁消灭。天星寨游击队在寨内用土枪土炮奋力还击，岂抵得过赵冠英的炮兵团。一发发炮弹，每落一处，尘土就被掀起一丈多高。寨墙上的队员们死的死，伤的伤。队员们仍然顽强地爬起来，找着遮挡物体，向外面射击。最后，敌人的炮弹击中了寨内的火药库，发生一连串的爆炸，许多来不及脱逃的农民都被烈火燃身，惨叫声不绝于耳。双方交战4个多小时，300多名队员，战死、烧死近200 人，剩下的全被敌人抓获。

1932年3月中旬，国民党五十一师向鄂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街地区扑来，准备捣毁苏维埃根据地。恰在这时，河南的大土匪张恒金(外号张铁头)带领3000多人进驻襄阳的双沟等地。国民党五十一师临时改变计划，回头北上去对付张恒金，使新街苏区逃过一劫。

五十一师在双沟与张恒金打了两个星期。鄂豫边省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利用矛盾，联合土匪和地方武装两面夹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但红军和地方武装还没有接上火，双沟就被国民党五十一师打开，张恒金竟逃跑了。红军返回途中，在双沟东的回龙寺遇到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顺势掐断尾巴一打，俘敌20多人，缴枪30多支。

与此同时，在唐河、枣阳县边界的马武山，原枪炮厂厂长赵歧周会同当地党组织拉起了60余人枪游击队，在当地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多次打退铲共团的进攻，被红九军总指挥部命名为第四路游击队。钟祥县北部地区的游击队在王子扬、陶碧金的率领下，不断袭击铲共团和土豪劣绅，把苏区的地盘向南推进了45华里。据此，边区临时省委决定：“加强钟祥的地方武装，使钟北赤区尽量向南开展，而与湘鄂西苏区打成一片；同时，使第四路游击队向东开展，与鄂豫皖苏区取得联系”（陈雪怀《鄂豫边临时省委报告》1932年3月18日）。

随着敌人的后退，红九军总指挥部开始主动出击，以此又让襄枣宜苏区赢得了暂时的稳定。边区临时省委抓住机遇让保卫局举办了保卫工作训练班，并在宜东、枣南、襄南破获了一批反动组织，抓捕了参加暴乱的200余名反革命分子，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

同月，敌三十四旅纠集雅口、板桥团防局及铲共队200余人到流水沟大肆抢劫，抢得大量的牛、羊、锗及粮食物资，还逼迫老百姓为他们送行。据舒学炳回忆，那天他正在新街打“摆子”，听说罗启疆的队伍来了，便撑着身子往外走。刚走到离新街街上两里多路的高瓦屋对面一个长满花梨树的小岗坡，就碰上了杨有鹏。杨背着一支手枪，还带着一人，这人背着一支长枪。这时，花梨树林里已经躲了百十名逃乱的老百姓。舒一见杨有鹏就问：“你的队伍呢？”杨说是从省委那里来的，队伍在鸡鸣山。问答间，一大群敌人从下麦芒齐渐渐地走了上来，后面还有一长趟被他们劫持的老百姓。舒数了数，敌人约200来人，加上老百姓估计不低于千人。杨有鹏见敌人迫近，问舒怕不怕，舒说怕又怎么办呢！杨果断地说：“你先去叫老百姓把被子行李藏到花梨树林里去。”舒问怎么个打法？杨说：“我们有两支枪，还怕他们？你只管把老百姓组织好，等我的枪一响，你就带领老百姓一齐喊‘抓活的’”！

二人刚商量好，敌人的大股就靠拢了。大约有二、三十人的先头小股已经过去，是往新街方向去的。这时，杨的同伴用长枪先放了一枪，接着杨有鹏的手枪也乒乒乓乓地开了火。杨有鹏的手枪一响，舒便带着老百姓从花梨树林子里往外冲，边冲边喊“冲啊！抓活的！”一阵呼喊，老百姓也来劲了，一个个把衣服挎了拼命地撵，这时的敌人竟被撵得乱七八糟不成队形，枪也顾不得还了，一个劲地朝前跑。这次战斗，共打死两名敌人，打伤两名，得长枪3支（其中1支坏了）。敌人抢的老百姓的猪、牛、衣、被等物都被夺了回来。

4月中旬，二十六师、二十七师移住新街。一日，有人给总指挥部送信，说曹文斌的队伍从黄龙垱开过来了，已经到了王家大山黄茅岭脚下。总指挥部接到信后，立即通知二十六师、二十七师马上向新街西北方向转移。刚走到金耙山，曹文斌的队伍就到了新街。二十六师党代表余益庵爬上金耙山顶一看，王家本的一个团也从南边赶来。于是命令部队马上调头向方家集运动。刚走不远，罗启疆的队伍又从方家集迎面开来，二十六师、二十七师不得已只好上了罐山。转移中，部队先同罗启疆的队伍接火打了一阵子，接着王家本部、曹文斌部都扑了过来，把红军围了一圈。这样对峙到第三天，曹部一个连的敌人穿着便衣，披着蓑衣偷偷地爬上了罐山对面的老鸹山。杨有鹏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报告了余益庵。这时，舒学炳正在余益庵身边吃粽子，杨有鹏报告时，敌人一枪打掉了他端的碟子和一只马腿。余益庵听完报告，立即组织了一支50人的奋勇队。这支奋勇队又一分为二，一支由杨有鹏带领从老鸹山东边爬上去，一支由教导队长赵长钧带领从鹰子山西边爬上去。杨、赵所率的奋勇队准备凭借山上流水冲成的山沟作掩护，悄悄地吃掉敌人的那一个连。余益庵估计杨、赵带领的奋勇队已进入了作战阵地，便在罐山上把旗子一晃，霎时间，10余匹战马在罐山脚下一溜线地跑开了。敌人一见红军的马队出发，不知是调虎离山之计，急忙打枪，下山追击。这时，罐山东西两边的奋勇队迅速封锁敌人后路，从两边攻打，敌人一下子乱了架，被红军一网打尽。此战共缴获敌人手枪40支，大刀10数把，打死敌人10数人，活捉30余人。第4天，二十六师、二十七师便从黄毛岭、大泉眼突围出去了。

形势的急速扭转，提高了鄂北军民巩固和发展苏区的勇气，红九军总指挥部用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只要灵活出击，指挥有方，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壮大自己。

让临时省委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谭忠余突然提出要回中央。大家虽极力挽留，谭仍不愿意留鄂北工作。

3月16日，临时省委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首先通报了谭忠余回中央的事情，总结了临时省委成立以来的工作，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当时苏区面临的形势是：樊城：51团；枣阳：34旅；黄龙垱：敌301团；王胖子岗：敌1团；耿家集：敌302团；下王家集：敌303团，而红军在二月到三月上旬军事布置一直是逃跑，要人们在山南沙河北山脚底隐避敌人，没有决心作战。只是到了3月中旬，开始反击，才一举扭转了局面。大家统一认识后，决定乘胜出击，同敌人决战到底。

接下来，开始讨论谭忠余回中央的事情。经大家讨论决定：在中央未派人来之先，由宋良猷担任临时省委书记。但此时宋良猷尚在鄂豫皖出席三苏区（鄂豫皖、湘鄂西、鄂豫边苏区）联席会议未归，于是大家又决定暂由陈雪怀代理主持边区省委工作。同时决定乘谭回中央之便，再次将最近边区工作情况及沈宗源来鄂豫边区领导工作的经过，向中央作一报告。大家又深感边区干部严重缺乏，皆有“薄弱到了万分”之说法。因此提出在报告中要向中央要求派很有工作能力、能在政治上负起全盘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和很有实践经验、有指挥魄力的同志，来边区分别担任临时省委书记、红九军军长和政治委员、临时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这联想到鄂北1931年8月派人到中央要干部，最终派了个沈宗源造成了现在这种恶果，就不难理解这些同志此次向中央要干部的迫切性及提出较高条件的苦衷。

会后，根据执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于3月18日写出书面报告，由谭忠余带交中央。

（谭忠余和周惠年回到上海后，中央遂派遣谭到苏联学习，周惠年因刚刚分娩留在特科工作。1932年5月，谭忠余化名周平，到苏联马列主义学院学习，被任命为中国班第二班党小组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驻共产国际于年底 （一说为1936年3月） 派出谭忠余等六人小组，装扮成商队，携带无线电设备，穿过沙漠进入中国，试图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但在定边县被反动民团抓获。1936年6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谭忠余与25名红军战士一起被国民党活埋于定边城内西北角。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定边县人民政府于1955年将当年被反动民团杀害的革命英烈遗骨，迁移到定边革命烈士陵园进行安葬和纪念）。

①（见陈雪怀《鄂豫边省一年来自1931年1月至1932年6月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报告193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