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璞｜宜城苏区革命斗争纪实之四

张璞

宜城苏区革命斗争纪实之四

一、尉士筠巡视鄂北苏区

尉士筠是1932年3月底到达鄂豫边临时省委驻地新街的，就是从这时起，鄂北正式纳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之下（虽然中共中央早于1931年10月17日给湘鄂西的指示信中明确答复：鄂北即刻归入湘鄂西指挥，但事实上湘鄂西自此一直没对鄂北作过任何指示或派员巡视）。尉到苏区后，接连开了三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军委扩大会，继续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而且比沈宗源时期执行的更为坚决，气焰更盛。

4月8日，临时省委在鄂豫边区机关驻地新街正式召开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到会共41人。尉首先传达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鄂北（襄枣宜钟）苏区及九军二十六师工作的决议》，接着作了如何贯彻好分局决议的报告，他严肃指出：分局之《决议》要求鄂豫边苏区必须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很坚决地反对悲观失望、逃跑主义以及冒险拼命的左倾空谈，同时强调二十六师绝对不许脱离根据地和分散游击，红二十六师的任务就是巩固苏区，打击敌人，而不是离开苏区，向外发展。

尉士筠（1905～1932）。又名季陶，尉士均，字衡甫，湖北荆门城关人。历任中共荆门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西省委常委、中共湘鄂西省委秘书长。1932年3月底，被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以中央分局巡视员的身份派往鄂豫边区指导工作，任省委常委。属王明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要求红军以保卫赤区为中心任务，绝不许离开苏区一步，致使鄂北苏区受到严重危害，直至丧失。7月在回洪湖途中与向大洪山撤退的红三军相遇，随贺龙折回随县王店，不久，夏曦率红三军七师赶到，在向豫西转移时，被夏曦当成改组派杀害。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二十二）

人们一听就明白，这是要红二十六师在苏区内与敌人死拼。接下来，便是通过《鄂豫边区临时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的决议案》，完全接受中央分局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同意照此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以冲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同时，《决议案》还规定了各项工作的具体任务，要求检阅平分土地，肃清富农路线，加紧肃反工作。这个《决议案》明显打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逃跑主义的旗号，全面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而使鄂豫边区的各项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

这次会议，尉还以强调工农干部为领导名义，对边区临时省委进行了改组，推选王君恩、郝久亭、陈雪怀、尉士筠、陶汉三、李政、夏天达、宋良猷、马三光、张慕骞、秦玉魁、陈常云、蒋永祥、李文臣、刘高南、杨士元、李自宾等 19人为执行委员，以王君恩、郝久亭、王以祥、尉士筠、陶汉三为常委，王君恩因为是农民党员，任命为代理书记，郝久亭为组织部长，陈雪怀任宣传部长，还配备了 5名专职巡视员。在尉的操纵下，决定成立鄂豫边临时省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郝久亭。成员有郝久亭、尉士筠、吴寿青、马三光、余益庵，因为程克绳涉嫌成分问题，便把他从领导人名单上拿了下来，调他到军委经理部工作。

接着，又开会决定豫南13县成立南阳特委；襄阳、宜城、南漳、随县成立襄阳特委；均州、房县、保康、光化、谷城、郧阳、竹溪、竹山成立均房特委；枣阳、钟祥直接归临时省委领导。这个决定，襄阳执行了，但不到一个月，襄阳特委就和老河口中心县委合并，建立了中共襄阳道委；均房特委因苏区已经丧失，无法成立；南阳因4月12日边临时省委要求改为代表团，未取得一致意见，故仍以原中心县委领导。同时，决定成立中共襄（阳）枣（阳）宜（城）临边县委员会（简称中共襄枣宜临边县委）和襄、枣、宜临边县苏维埃①，分别直属鄂豫边省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中共襄枣宜边县临委机关，先后驻枣南宋集附近的旗杆树湾、楝树咀、襄东黄龙垱等地。主要领导原襄东、枣南、宜东、钟北等几个苏区内尚存在的党组织，及原襄阳县苏区党组织所属的共青团、妇女解放委员会等群团组织，有党员700多名。县委书记邓明钦、副书记刘明如。县委委员王君宪兼任襄枣宜边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书记刘明如兼任临边县游击总队队长。

在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的第二天，刚成立的鄂豫边临时省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山南、山北两个赤色游击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所属范围的游击队、赤卫军、挺进队等。襄枣宜边县游击总队并入山南赤色游击总指挥部，但仍保留原边县游击总队建制，并委任临边县游击总队队长刘明如为山南赤色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邱一民为参谋长，指挥枣南三区、宜东、钟北、襄二区等地的地方武装。同时，委任赵英为山北赤色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赵大章为政治委员，鲍大山为参谋长，指挥襄一、三、四区及枣阳等地的地方武装。原建立的各大小军区随之撤销。4月20日，在临时省委召开的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临时省委对党内状况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鄂豫边党组织“机会主义依然非常深刻，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小资产阶级的成份尚占党的主要地位，阶级异己分子如豪绅地主的残余和富农尚盘踞在党的领导机关以内”。

①（见陈雪怀《鄂豫边省一年来自1931年1月至1932年6月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报告》1932年9月）

这次对临时省委的改组，尉士筠坚决地排斥了一批坚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确立了“左”倾冒险主义在鄂豫边区的统治地位。

4月10日，尉又主持召开鄂豫边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干部会议，讨论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和红九军行动方针。尉士筠要求红军以死守鄂豫边省红色区域为唯一任务，与苏区共存亡，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决战。余益庵越听越感到跟沈宗源的口号没多大区别，便站起来说：我觉得中央巡视员作出的这个决策不符合鄂北的实际，这跟沈宗源坐在屋里闭门造车没什么区别，这些年鄂北能开辟一片根据地靠的是敌变我变、先敌制变的战术，而不是死守苏区。张慕骞也发表意见：我也主张红九军主力向毗邻苏区的大洪山地区发展，这样向南可与襄北新区连成一片，向北可以援助襄枣宜老区，进退自如。

尉士筠觉得余、张二人明显在与自己唱对台戏，脸上当即显出不高兴的样子，他很严肃地对余益庵、张慕骞进行了批评，说他们俩的这种想法就是变相的右倾逃跑主义。余益庵不服，申辩说：我不懂什么高深的道理，也不知道左倾右倾，可有一样你做的事是对是错我能感觉得到。我和张慕骞只是谈了一下对军事工作的看法，你就说我们是逃跑主义，你是不是把问题过于严重化了？下面有的人不知尉权高位重，一时都跟着吆喝起来，有的竟说要给中央写信，再派人来。这些话让尉士筠汗流浃背，面如铅灰。杨有鹏和几个干部也一齐声援，公开吆喝要中央把尉调走。尉士筠不认识这些人，但面子上显得很是难堪。

王君恩（1909～1933），湖北省襄阳县黄龙垱人。1928年春参加黄龙垱农民协会，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3日参加并领导黄龙垱暴动。1930年5月14日参加蔡阳铺暴动，任中共襄东一区（黄龙垱）委员会委员。同年冬任中共襄阳县苏维埃政府党代表兼中共襄东一区委员会书记。1931年5月任中共枣阳县委书记，9月任中共鄂北分特委委员。1932年2月任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执行委员、鄂豫边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成员，4月8日在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上，被选为鄂豫边临时省委执委、常委、代理书记，同年6月苏区武装斗争失败，省委机关迁到白区南阳。与曹明久等人组成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继续领导苏区人民开展斗争。11月13日在黄龙垱张家冲召开武装暴动骨干分子会议后，遭当地民团包围。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捕。1933年1月20日在襄阳西门外英勇就义。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二十三）

王君恩理解同志们的心情，日夜盼望中央派人来，如果又同沈宗源一样，那多叫人失望。但他是代理省委书记，出于责任也得控制住局面。他赶紧解释说：尉巡视员是一番好意，他是想让大家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刚才那些话肯定是中央领导说的，他只是传达而已。党性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大家最好冷静一下。宋良猷也想尽快把事态平息下来，便在后面附和，好让尉士筠借驴下坡。没想到尉却不依了，说：来前中央分局就要求把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绝对反对将党内斗争恶化为上层的个人中的争论，今天就以你们开刀！说完，便宣布：现在立即改组红九军总指挥部和红二十六师的领导班子，调整苏区武装力量编制，决定保留红九军名义，成立新的鄂豫边红军总指挥部，任命曹明久为总指挥，吴寿青为政委；将红二十六师改编为第一路游击军，王光明为司令员，将5个游击纵队合编为第三路游击军，胡万善为司令。这下，大家都不吱声了。尉继续说：为方便游击，另以小洪山为界，新建山南、山北两个赤区游击总指部，负责襄阳、枣阳、宜城、钟祥中心区域的地方武装。余益庵不再担任红二十六师党代表职务，到钟祥和宜城去搞农运；张慕骞去第三路游击军任政委。这次改组红九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员，特别是尉士筠等人拒绝采纳正确意见，使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错误指示在鄂北苏区得以顺利推行，使鄂北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失去了向心力，从而把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搞得里外“一团糟”。

曹明久（？～1932.11）山西人。中农成分，中共党员。1930年参加河南叶县暴动，1931年春被派到南阳指导武装斗争，4月到襄枣宜根据地任红九军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7至10月任中共南阳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2月任第三路游击队司令，4月10日调任红九军总指挥，6月参加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7月当选为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常委。会后和王君恩到苏区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苏区工作。11月2日晚，在襄阳黄龙垱张家冲召开武装暴动骨干分子会议，第二天被敌人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当场中弹牺牲。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二十四）

这次会议后，鄂豫边省委为了加紧贯彻这次执委扩大会的精神，发出了《告全党同志书》，临时省苏维埃发了《告群众书》，省军委发了《训令》。

4月20日，为检验执委扩大后12天的工作，临时省委即召开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改造党和苏维埃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以最高限度的力量来改造党和苏维埃，要求在红五月务使各地发展工农党员十分之五以上，另“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等，把鄂北革命斗争全盘引入到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尉士筠虽然在会上传达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要巩固苏区，不许离开苏区一步，但散会后又说不打下一个据点不能振士气。王君恩心领神会，便和郝久亭、吴寿青研究打附近民团。于是，4月下旬便带部队去了宜城东，打了几家都没打下来。虽然损失不大，毕竟影响了战士们的情绪。接下来，便是敌人打红军，弄得红九军连饭都顾不上吃，战士负伤无法得到治疗，掉了队和负伤的战士多被敌人捉杀。

4月22日（农历三月十七日），敌独三十四旅与五十一师一部重兵围剿新街苏区。这一天是星期五，正逢新街热集。临时省政府经济处的黄少海（外号黄驼子）正在院子里清点洋钱，忽然操兵场响枪，罗启疆、王甲本带着队伍到了新街东街。临时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赶忙跑到范家湾枪炮厂里，把枪支埋藏了起来。可省政府的几麻包洋钱和一百多罈酒却因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抢走了。红二十六师、二十七师听说后，很快赶到了新街。敌人闻讯逃走。红二十六师、二十七师明确战斗分工：红二十六师打板桥店，红二十七师打田家集，就这样一直把敌人撵到江分岭，才停止追击。

从这以后，临时省委和临时省政府离开了新街，搬到了新街区委的住地涂家坡（后改为涂家湾）。

4月下旬，宋良猷从鄂豫皖回来，此时余益庵、张慕骞已被撤职。程克绳说：这些天仅打了一次胜仗，成天这样搞老挨打，红九军太被动，是否能和尉说变个办法。但谁也不敢说，便叫宋良猷给尉士筠说。这时他们到枣阳北乡，鄂豫边省委就剩宋良猷、尉士筠二人，此时，剿共团搜查得很凶，工作已不能进行。5月份时，尉士筠便慌了，他见枣北一个村铲的只剩两户人家，便问宋良猷：怎么办？宋良猷说：死守苏区，苏区已完了，应打出圈子，找敌人弱处打，打敌人尾巴。尉听了同意照做，提出向湘鄂西靠拢，并用口头交待了命令，由宋写文字，派人送到红二十六师执行，然后宋良猷即到南阳、光化收留残部，另组织力量。

宋良猷（1905～1969.6）号鸿猷、宁一，化名张文远。均县人。1925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秋，加入共青团，冬转为共产党员。1926年任国民党襄阳县党部常委、中共襄樊十中党支部组织委员。1926年秋受中共襄阳特支派遣回均县建立中国国民党组织，秘密发展中共党、团组织。1926年12月，任中国国民党均县县党部常委，中共均县党小组长、共青团支部书记。1927年9月任中共鄂北特委均（县）光（化）谷（城）巡视员，12月任中共均县区委书记。1928年5月任中共襄阳县委宣传部长。同年7月任中共光化县委书记。9月任中共均（县）光（化）谷（城）三县联席会委员。1930年6月被南阳中心县委派到邓县任县委书记。同年10月任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襄阳中心县委。1932年2月任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常委兼组织部主任。1932年3月至4月上旬代理省委书记。4月，鄂豫边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后任省委执委。6月下旬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迁到南阳后，任省委常委、书记。1933年1月代表鄂豫边省委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年6月回到南阳被捕入狱。1937年底出狱、脱党。解放战争时期到陕南军区担任报纸编辑，随陕南部队进疆。1965年任新疆大学（即前民族学院）秘书长。1969年6月13日逝世。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二十五）

4月底，红九军二十六师在宜东肖旗营与敌五十一师等部接火，面临包围，尉士筠仍命令副师长段克祥率部队死守硬拼，激战一天，幸因天黑敌人不敢恋战，提前撤退，不然红军伤亡不可估量。然而，第二天，敌人继续向宜东根据地进攻。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尉士筠掌控下的临时省委不是积极地组织红军去打击敌人，挽救苏区危局，而是大规模的进行党和苏维埃改造运动，在内部深挖“异己分子”，使得敌人得寸进尺，苏区一步一步地受到蚕蚀。

1932年5月，红二十六师为避敌移至寨古鼎的桃树洼。罗启疆的部队得知后便想冒充红二十六师的一部来寨古鼎趁机剿灭红军。谁知这消息又被红二十六师侦探获悉，于是在弄清敌人到来的准确时间后，师部便安排在寨古鼎对面的山上埋伏一个排，每人骑一匹马，明处只留一名岗哨等候敌人的到来。第二天，敌人果然来了。一到寨口便问岗哨：“你们是二十六师吧？”岗哨答：“我们是游击队。”这时，山上埋伏的10余名骑兵骑着战马一跃而出，举枪就打，敌人还来不及还手就被消灭了。几乎在同一个时候，敌人的后方耿家集也被我红二十六师大部队给搜剿。这仅是红二十六师自主行动的唯一一次。

此后，尉士筠坚持由湘鄂西中央分局确定的路线，再不让红军出苏区一步，以此让鄂北苏区付出了沉重代价。

二、中共中央再次派员加强鄂北领导

1932年5月1日，中共中央致信鄂豫边临时省委，分析了边区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指出根据地目前的困难局面绝不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所造成的，而是由于鄂豫边党的领导，没有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去切实执行国际和中央正确路线的结果。要求边区党组织认真落实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议，毫不迟疑地加紧在斗争中改造党的组织。为进一步落实中央的指示，1932年5月5日，根据鄂豫边区紧张局势，中央再次调郑文（左洪涛）到鄂北苏区加强领导工作。左洪涛于2月11日由南京军人监狱出来，15日到上海，17日即参加互济会和民反工作。19日中央便作出了这个决定。左到达襄枣宜后，鄂豫边临时省委常委会将他的工作专门进行了讨论，认为他初到苏区，对于敌情、地形，以及苏区中的一切工作情形，均不明晰，须留在省委工作一个月时间，然后再作分配。遂决定其在省委宣传部担任干事，办训练班和党报委员会编辑，同时参加省委常委会，代表省委指导苏区文化教育工作及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不到半月，复调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陈雪怀代表省委指导全省少共工作，并指定临时省委参加一人即由左洪涛负责。

左洪涛（1909～1990.8）又名左仲勋、左微波，化名郑文、彭国定、海燕、老吴。湖南邵阳（现为邵东）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为第六期学生。1927年9月在赣州军官教导团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由中央派往鄂豫边区工作，任省委执委和省军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省团委筹备委员会主任、党团书记、红九军前敌委员会委员、鄂豫边赤色游击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6月鄂北革命斗争失败，回到中央。后在上海任互济会沪东区总主任、党团书记、全国互济总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党团书记，粤桂边区人民武装参谋长、代司令员，粤赣湘边区党委常委、粤赣湘边纵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广东省政协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0年8月病逝。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二十六）

5月7日，国民党武汉行营集结6个团另两个营的正规军向鄂北苏区发起围攻，目标是全歼红九军。五十一师从襄阳、宜城一线向东，独立三十四旅从枣阳向西，两面夹击边区，边区已被压缩到方圆不足四五十里的狭小地区。不到半月，其中的集镇就被完全占领，国民党军大肆修筑碉堡炮楼，建立军事据点。各集镇间相距不过一二十里，在一切防御工事构筑完备后，接着便开始执行每日会剿、每日会哨计划。此次，敌人改变进攻策略，采取占据中心城镇，步步为营，分进合击的战术，运用大部队跟踪追击与地方反动武装“会剿”相结合。所到之处，第一是抢粮，第二是用欺骗的办法要群众组织“铲共队”，宜东一区十四乡苏维埃主席黄商正、执委范三殿就在敌人蛊惑中叛变，在敌人的利诱之下，参加了铲共队，并带领铲共队将十四乡政府常委唐先寿、十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步一堂、副主席鲁光才逮捕杀害。第三是屠杀，仅枣阳一县，党员干部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被敌人杀害的达1100多人，死难群众达7000多人，房屋被烧毁8800多间。

当时苏区内的第一、三两路游击军有1300多人、800多支枪，还有山南、山北两个赤色游击队总指挥部指挥的地方武装300余人、200余支枪，如果指挥得当，绝对可以战胜敌人。但是，尉士筠坚决执行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不准红军离开苏区一步，命令红军“专在苏区内与敌人死拼”，结果前后共50余日，作战30余次，每次都在敌人围攻之下失败，致使部队伤亡甚大，人、枪损失近半。红军打一个少一个，很少有补充来源。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已没有了红补队。临时省委打算到宜东一区和襄南二区两区赤军中征募，但少量的农军中，大半有家室，且有组织无军事纪律，行动自由惯了，不适合当红军。再说了，这些农军大多都不愿意到红军队伍，他们当赤卫军，有事时则战争；无事时，除少数在队部外，其余均回家做事。赤卫队每月除伙食外还发给四元五角，比红军发得多。当时的红军每月除伙食外，无论官兵，每员发给零用一元或二元不等。另外，赤卫队每次战争喜欢发洋财，搜缴的财物有一半以上装进了自己腰包。而红军则全部上交。所以，苏区农民，或青年，或壮年，都不愿离开本土，不愿充当红军。这与农军较自由、所获亦多大有关联。

不久，敌人对襄枣宜钟苏区的围剿策略又变换手法：“第一，利用各种反动派别、第三党等打入苏区各处各种组织中，以不良的阶级异己分子为基础，发展反动组织，破坏各种工作；第二，扩大封建豪绅武装，如扩大民团，组织义勇军、铲共队等，使这种武装组织化系统化；第三，对苏区实行残酷的封锁，如召白区各县民团沿苏区边界驻防，建立白色武装岗棚，昼夜巡哨，防止苏区一切人的往来与经济的调剂，去白区的群众每人每日应用的油盐都规定出数目来，防止其偷入苏区；第四，用异常残酷的野蛮的奸淫烧杀抢掠的方法，消灭苏区经济与各种组织；第五，经过了长期摧毁之后，再建立国民党的欺骗政治，使群众在威迫之下不能不受他们的欺骗；第六，利用叛变分子担任肃清革命分子的工作；第七，在白区实行保甲连坐与经常清查户口的方法，以阻止革命人员联系工作①。在独三十四旅旅长罗启疆1932年底给《湖北省政府的剿共报告》中就这样明确记载，他们在围剿新街苏区时推行了系列严格的政策：首先，在占领苏区之前，对苏区实行封锁，使苏区“声息不通，无粮自溃”。措施有：集中白区民团沿苏区边界驻防，建立岗棚，昼夜巡哨，防止白区一切人员来往与经济调剂，规定：为红军打探放哨者一律杀头；为红军送食盐、粮食者一律杀头。其次，在占领苏区一块地方之后，立即组建地方豪绅武装，扩充民团，组织义勇军、铲共团等，其强行手段有：不加入铲共队者杀全家；不组织铲共队者杀全村；铲共队违抗命令不尽职者杀全队；其三，在占领区实行保甲连坐和常查户口的办法，每占领一地，即限3日内造具户口册籍，并依册发放良民证，无良民证者即拿获枪毙。

与此同时，地方反动势力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迅速恢复保甲制度，趁机敲榨勒索苏区人民。他们随时把通共的罪名加在人民头上，任意抢夺民财，奸污民女，无恶不作。苏区所有群众回家，每人要用5块银元买一个符号（良民证），方可在家存身。否则，视为共产党或通共分子。轻者抄家罚款，重者坐牢杀头。农民何志定、何开瑞等人，为买符号，花了20块银元和5石小麦，最后还罚了3天苦工。很多农户就这样被逼得倾家荡产。为此，不少苏区人民为躲灾难都逃往他乡，或投靠亲戚朋友落户，或给地主当长工谋生。

无论敌人如何变化，临时省委都一成不变。尉士筠死扣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信中“二十六师的任务，目前是巩固苏区，打击敌人，而不是向外发展，绝对不能容许脱离根据地和分散游击”这一条，逼迫红军呆在苏区。这种与苏区共存亡的硬拼思想，消耗了革命有生力量，导致苏区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此后，尉士筠又安排从5月10日开始，鄂北苏区在根据地内开展了长达1个月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对党和苏维埃的改造运动。运动中，尉以提拔工农分子为借口，从唯成分论出发，无情地洗刷一切“动摇的阶级异己分子”，提拔了一大批新的没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干部。

面对这种态势，苏区群众都感到十分失望。襄枣宜钟苏区群众自1931年12月初敌人“围剿”开始起至1932年6月（也可以说到九月）止，每日都在反动势力肆意屠杀的环境中，但是始终没有反动行为，始终是热烈的拥护革命，这是襄枣宜钟苏区群众在敌人第四次“围剿”中的特点。当“围剿”开始之际，苏区群众一致的呼声是会同红军将敌人打跑，并在各地自动的消灭反动派别与叛变分子，襄枣二县这样的事实最多，自二月起，群众即以树叶野菜为生活，且每日都在逃反中，又无力向苏区以外逃跑，至四月后在每次被敌人包围之下领了反动符号（敌人在四月前纯用屠杀政策），但领了反动符号仍自动的用种种方法保护革命，如暗中报告敌人的消息，遇到少数红色战士或受伤的红色战士或工作人员，不但马上掩藏起来，并将自己费尽力气找到的食品供给战士与工作人员，如遇到敌人或叛变分子来搜索，马上集合群众拿起反动旗帜将战士与工作人员掩藏起来，使敌人不来搜索，同时对于少数的反动分子仍自动地秘密的捕杀，这是襄枣宜钟苏区群众领了反动符号以后的表现。

此时的鄂豫边苏区，无论是新街、钟北，还是枣西、襄东，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濒临枯竭。首先是兵源扩充困难。从2月到4月，红军需要补充数为900人，而苏区内大部分壮年男子都已参加红军。此时，前线失员量日益增加，而后方农业生产也需要维持，补给人员愈来愈少。红色补充军早就补完了，扩红工作很难开展。整个1932年上半年每月的扩红指标都未能如期完成。其次是粮食供给困难。自罗启疆的独立旅进入苏区实施围剿之后，苏区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加之罗启疆出台系列规定，“无论何人均不得直接或间接供给匪区或匪徒任何粮食”，因此苏区内的临时省委、省苏维埃机关不得不提出“后方学校、工厂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以供给红军和省委省苏维埃机关”，苏区区委、区苏维埃则发出通告，要求苏区人民每户每周必须提供5斤以上的粮食（包括红薯、玉米）送到区苏维埃，以统一供给红军和省委、省苏维埃机关。其三是苏区的食盐、煤油、药材极端匮乏，尤其食盐奇缺。“米每元五斤，盐则每元一两五钱”。再就是武器子弹的补给受到限制。1932年5月的时候，苏区内的枪炮厂、子弹厂已经被迫停止生产，打坏了的枪已不能得到修复（红九军指挥部设在黄龙垱的枪械修理处已被捣毁）。这时的苏区财政同时发生困难，苏区物价又飞快上涨，苏区苏维埃政府虽想办法印了一些纸币缓解，不久便造成货币贬值，这样苏区内的人力、财力、物力不断下降，其生存难度已超过了白区。然而，这个时候了，临时省委也没有想出什么法子应对。

程克绳倒想到了一些实用的办法，如建兵站，帮助红军输送给养，转运伤员等。但程克绳虽然想到了，可当时的他已离开边革，在军事委员会下面任经理部经理。职位低，没有决策权。他把这些跟郝久亭说了，郝是组织部长，与王君恩说得上话。于是，郝邀请王参加，在暗地里集中一起商议出三项措施：第一，建兵站，由郝久亭带领，由新街区委、苏维埃政府安排群众若干名，配合基础工作（成立担架队、运送伤员）；第二，动员青壮年参与武装队伍，到后方断绝敌军接济。苏区内群众务必将家中的油盐柴米和锅碗瓢盆严密隐藏，将碾米用的碓窝子、砻用完后沉进水塘，并破坏水源，困饿敌军；第三，筹集现金物资，确保红军经费。郝久亭认为此方案可行，建议阮荣汉也去建兵站，必要时可以调用山南游击队的士兵。

这招果然奏效。新街区委与区苏维埃商量，由区苏维埃发出“财字三号”《通告》，要求各乡苏维埃政府5天内必须提供不少于100大洋的资金，并筹集粮油、食盐、蔬菜供给红军。到5月9日，宜东一区、二区1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便筹集了两千大洋、几千斤的粮油、大米和蔬菜。这时，宜西白区和钟北群众都纷纷加入进来，将红军急需的粮食、布匹、西药、胶鞋、文具等生活物资运往苏区，保证了苏区军民平时和战时的需要。宜西潭滩垴共产党员吴立才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向苏区运送食盐、西药、胶鞋和文具；共产党员张家万主动担负了向苏区被服厂运送布匹的任务，坚持每两天送一趟，送布10匹。郭海营的郭德山一次给苏区送去8.5公斤火药、12.5公斤煤油、50公斤鲜鱼。郭海营的刘广玉、刘广聚等人先后5次为苏区送去土布、煤油、香烟、手电筒等物资，为保证他们在苏区进出方便，苏区政府专门给他们出具了路条。

然而，这种局面没维持几天，便被尉的固执破坏得一干二净。

1932年5月下旬，鄂豫边苏区遭到国民党的第四次重兵围剿：国民党第五十一师从襄阳、宜城一线向东，独立三十四旅由枣阳土桥铺、新集一线向西，对边区红军实行合围。由于均房苏区的丧失，襄枣宜苏区已失去均房苏区的策应，致使红九军独掌难撑。而第一、三路游击军仍固守苏区，此时已退到襄宜交界的马鞍山一带。刚好受到敌五十一师和独立三十四旅的夹击，加上敌四十一师和四十八师一部由南策应，这一仗打得甚为惨烈。张慕骞命令撤出阵地，退回钟北，转至大洪山区。但尉士筠不同意，说这次战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我们就要在自己的地盘上让罗启疆旅和五十一师受到震慑。马三光也说：马鞍山以北便是空旷的平地，红军回旋的余地太小，再这样在苏区内硬拼，局势对我们将极其不利。郝久亭也建议把主力拉到外线去，逼近宋集一带，威胁罗启疆旅的老营，达到使进攻苏区的敌人后撤。尉士筠说：就要在苏区内打，军队不行就改组一批干部，然后再调些赤卫队来。

尉对军事的无知和对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愚忠，使鄂豫边党政军民都陷入混乱，每场战斗都受到损失。在他蛮横的干涉下，在苏区要塞防御的赤卫队差不多都给调了过来。结果，战斗一天时间，红九军几乎全军覆没，300多人被俘，大部溃散，突围出来的游击军仅有170余人。一部由吴寿青带领转移到马武山一带游击，一部退至小洪山地区与敌周旋。恰在这时，湘鄂西中央分局发来指示信，说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都在搞肃反，效果很好，增长了战胜敌人的士气。鄂北务必立即行动，肃清革命队伍中的“改组派”，以夺取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三、尉士筠在鄂北肃反

尉士筠接到指示信后，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错误路线，在鄂北迅速开展了与改组派的坚决斗争，使鄂北的反围剿斗争进入了更加艰难的时期。

尉喊来组织部部长郝久亭、政治保卫局局长王君宪及山南游击队参谋长阮荣汉、临边县委书记邓明钦等开会，会议主题就是将临边县游击队参谋长邱一民及枣南三区赵清连、宜东二区负责人蒋顺鼎作为第一批“改组派”拿到常委会上讨论。当尉说出要先把临边县的“改组派”邱一民解决掉时，王君宪竟当场反对。毕昌茂也说：邱是常委，他在会上叫人怎么说话？

尉土筠当场批评了王君宪，说：“改组派”很狡猾，平时总是装出很革命的样子，关键时候就会反对革命。你身为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千万不要被蒙蔽！

蒋顺鼎，从1929年起就在宜东协助熊达武组织农同运动，宜东二区建立后，便一直任宜东二区区委书记；赵清连也是一样，一直在枣南组织农民抗捐抗税，现为枣南三区区委书记；刘明如就不说了，山南游击队总指挥，又是临边县委副书记，怎么一下都成了改组派呢？

王君宪虽有不满却没敢再朝下争论，接下来，尉便对毕昌茂说：邱是富农成分，可以先开除他的党籍，免除他临边县委常委的职务。这样，他就不可以参加会议了。最后决定5月30日下午到宜东一区楝树嘴山南游击队总队部趁开会之机将邱一民、赵清连和蒋顺鼎抓捕。傍晚，陶汉三在与王君宪、毕昌茂同去山南的路上，跟王君宪再次谈起关于省委的决议，王君宪怒气腾腾的大声地叫道：“省委对邱一民等同志的这种严重的处罚，我死都不赞成的，就是开除他们的党籍，我都要反对”。又说：“省委这次对邱、蒋、赵等同志的决议，完全是邓明钦（即临边县书记）向省委告状告的，我无论如何是要反对到底的”。陶汉三怕别人听见即将王拉走，然后低声解释：“你不赞成这一决议，应依着组织路线向省委提出意见，决不能在队上向被处罚的公开宣布公开反对！现在我们只好将他们送到省委去再说”。可是王仍旧不改变态度，到楝树嘴后以出去解溲的名义，向刘明如和邱一民等被处罚的人泄露了省委的决定。

这天晚上，当邓明钦、阮荣汉、陶汉三、毕昌茂、王君宪等人到楝树嘴（宜东区）山南游击总指挥部驻地召集临边县委开会时，邱一民等人便胸有成竹地来到会场，以召开秘密会议为名，点名请邓明钦出来。正当邓等往外走出时，邱一民突然大喊：“现在到齐了，还不动手哇！”霎时间，枪声大作。幸而天黑，后面的人一听风声不对，立即掏枪应战，遂各自逃走。临边县委书记邓明钦未及出门即被杀害，另一县委委员被砍伤。

这时，邓明钦安排的赤卫队总队长王明堂正站在楝树嘴三棵树中间等赤卫分队长辛有茂过来。因邓嘱咐过他：晚上开会要抓邱一民、赵清连和蒋顺鼎等，没有武装戒备是不行的。王明堂说自己只有5把枪，没有辛有茂他们的策应怕不行。而此时的辛有茂接到总队长王明堂的信后正和鲍金林、黎尚慈、杨胡子等人带领赤卫队朝着楝树嘴方向赶。没想到，刘明如和邱一民提前下了手。

连邓明钦都不知道，就在省委一班人来楝树嘴的当天下午，临边县游击总队负责人兼枣南三区赤卫队总队长刘明如和参谋长屈保安便在云台寺开会。刘明如公开说：红九军新任的总指挥张慕骞被中央分局尉巡视员撤了职，党代表余益庵已离开了部队，现在尉士筠又开始肃反了，邱常委说今晚就准备对我们临边县游击队下手，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屈保安说：我听说王家集铲共团正在对襄南二区赤卫队动手，铲了他们就要去宜东一区对付范家义，还有辛有茂的赤卫队，尉士筠这时候肃反，不是在给铲共团帮忙吗？刘明如说：不是个球，听说五十一师的王甲本也在找我们，这几颗颗人、几颗颗子弹，不是被国民党消灭就会被共产党肃反，我们得赶紧找条出路才是。队员们一听，忍不住地问：那我们该怎么办？刘明如说：现在靠红九军是靠不住了，程克绳和曹明久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然后自立门户，占据一个山头，来个自保自。队员们问：这不是当土匪吗？屈保安说：没错，这时候当土匪总比被肃反了好，红三军就因为怕肃反已跑了不少人。队员们起哄：那我们之前为革命流血拼命不是白干了？刘明如转换口气说：大家听好了，想继续革命的继续革命，我不反对。想保命的，就留下来跟我去抢枪。抢枪？抢谁的枪？队员们问。刘明如说：谁有枪就抢谁，遇到谁就抢谁。只要有了枪，咱们就有了资本，有了资本，咱们就能活下去。队员们无所适从。屈保安继续鼓动说，红九军已跑了不少战士了，我遇到过逃跑的战士，我问他们为啥要跑，他们说不跑就会被当成“改组派”杀死。你们若想等着姓尉的把你们杀死，你们就继续干革命吧！这一说，大家都不好再说什么。只听分队长朱明喜举手说：好了，二位头头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只能认了，鸟儿抢食是为了活命，我们抢枪也是一样，那就请总队长下令吧！刘明如见时机成熟，便领着队伍来到楝树嘴，听见邓明钦手下的赤卫队队长王明堂正在商量派赤卫队陈定发到田家集去搬粮食的事儿，便带着队伍把王明堂团团围住。王明堂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只得无语。刘明如让王明堂跟他们一起干，说红九军被姓尉的打完了，为啥还要跟着他作无谓的牺牲呢？王明堂鄙视地笑了一下，当即拒绝。刘明如没有勉强，看在同事的面上，让屈保安只缴了王的枪，没有伤他。眨眼工夫，王明堂队中的 5支手枪便易他手。

刘明如等人走后，手无寸铁的赤卫队员们都哭了起来，问王明堂，我们没枪了怎么办？王明堂说：今晚我们帮不了邓书记了，大家只有疏散隐蔽，等我王明堂弄到枪再来请你们。队员们难过地问：我们就这样回去，别人问我们咋回事，我们怎么说？王明堂大声说：同志们不要怕，能回家的就回家，不能回家的就跟着我。回家的人只要我王明堂不死，一定能证明你们不是反革命。要是区政府的人没有被敌人杀完，我们再干。要是被杀完了，我们就去找红九军。

刚说完，辛有茂和鲍金林他们来了。王明堂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辛有茂听，可为时已晚，刘明如带着屈保安已将会场冲散，把邓明钦打死（刘和邱怀疑尉士筠派人抓他们，是邓明钦出的主意）。后转过身又来包围辛有茂时，辛有茂当即示意鲍金林、严文广等溜下山去，方躲过一场劫难。

刘明如见邓已被除掉，便安然地与邱一民、屈保安等带着缴获的枪支离开了楝树嘴，拖着40余支枪投靠了敌人，山南游击总指挥部就此解体。后辛有茂来到襄东，找红军指挥部领了 5支长枪，又率队来到排山怀一带游击。十天后在陈毛冲与孙敬芝、石光林带领的游击队会合。在这儿，却又遇到五十一师三○二团的截击。辛率游击队立即回转，铲共团又从板桥店、新街、洇源寺三面对游击队合围。突围中，大部队员被冲散。辛有茂带领宜东一区的15人隐蔽在耿家沟的刺林子里。后因哨兵叛变，除黎尚慈、杨胡子脱险外，辛有茂、鲍金林、严文广等全部被捕，铲共团留下年龄最小的严明志给敌五十一师喂马，其余14人被杀害在板桥店文家湾铙钹堰里。

内有肃反，外有敌剿，红九军和鄂北苏区面临一场灭顶之灾。

5月底，省委看到斗争形势一天天的严重，红九军的失利，一次厉害一次，这时苏区的工作（特别是军事方面），省委下了十二万分的努力，争取一次或数次大小的胜利，终未能挽救当前的危机。临时省委便在小月儿冲山下（因跑兵跑到这里来的）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讨论了一些紧要的问题，一是指出了红九军总指挥部本身的不健全，为加强红九军的领导便决定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其权限是代表省委、省军委决定和指导红军中及红军所到地方的党的一切工作计划与前方的军事行动。前敌委员会共五人组成，省委参加三人，即郝久亭，李政及郑文，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吴寿青，参谋长张慕骞（本来总指挥部参谋长是魏克铎，省军委参谋长是张慕骞，因魏克铎当时在工作上有些消极，所以对调了他俩的职务），同时并决定郑文担任红军中的肃反工作。是日下午五时许，郑文肩负着省委所给予的使命向襄阳西北方去找红军（此处系白区地界，离赤区七八里许），到达目的地时，闻红军于下午三时已向东方开去，因白区多土匪而不能久留，又于深夜折回省委暂住地（省委“跑兵的地方”）渡家坡。翌日下午三时，郑文复由此起程向东边杨家山行走，中途听到群众说红军和山北游击队已由杨家山开到白石头附近。郑文于夜晚赶到白石头，谁知在这儿只找到山北游击队，而红军于下午6时又向西北方开去了。郑文便停留于山北游击队，帮助并督促山北游击队工作。第二日下午，接到群众报告，说红军先晚向西北行动，中途遇着敌人，又被打散了！黄昏时刻，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杜远良匆匆赶来，他说昨天红军被击散后，他到了省委，今天由省委来到这儿的。他把昨天红军被击散的情形简单的报告之后，遂将省委写的两个纸条交给了郑文。纸条上说还有一封比较长的信也托杜一并带交，郑文便邀杜到没有人的地方，问省委是不是还有一封长信托你带给我？杜一听便着急起来，说中途遇到了敌人，由马上跌下来时弄掉了，不过信的内容，他全知道，同时还有二位同来的在省委管理发行和油印的同志也知道，因为他们都看过。接着，便告诉了那封信的内容：（1）省委问红军在何处？前敌委员会的工作须继续进行。（2）要郑文把被击散的红军收集起来，与山北山南游击队及挺进队集中合编为鄂北赤色游击军。（3）省委决定郑文担任游击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赵英（即山北游击队总指挥）担任游击军总指挥，杜远良为政治部宣传科长，阮荣汉、段克祥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由郑斟酌分配工作。郑文又问省委仍在渡家坡吗？杜说省委将工作人员缩小，把文件已收束好，准备今晚就搬走了。郑文告诉杜，省委天天“跑兵”，对群众固然有好的影响，可是把一切工作都放弃了，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并告诉他，如果这样，那他为了顾全目前整个工作，不能不把工作方式转变一下。杜说：怎么转变？这时各地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已完全瓦解，各方面消息都完全断绝。郑又问红军大队内有枪百七八十支左右，究竟拖向何处去了？杜说不知道。郑认为，为保证敌前委工作的进行，必须弄清楚红军大队枪支的去向，还有山南游击队和挺进队现驻何处，赤色游击军的编制和整理，工作人员的分配，敌方的情形及今后的工作计划和军事行动，这些重要问题均须与省委作比较详细的讨论，方可着手进行。杜同意郑的说法。于是，郑文急忙写了封信请杜远良火速再回到渡家坡，送给省委，现在是深夜，省委即便迁移或许还没走，能够赶得上。杜接过信便转身走了。然而他只把这封信交到山北总指挥赵英同志手里后，自己就趁夜黑逃走了。

郑文只得把几个主要的负责人（省军委负责人仅仅只有经理部程克绳，省苏只有一秘书长）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议，议题有：1.报告敌情；2.报告红军近状；3.检阅工作（红军、游击队以及苏区整个工作）；4.军队的编制及整理；5.工作人员的分配；6.今后工作计划及军事行动；7.其他。在这次会议上，只有总指挥赵英，参谋长阮荣汉（他决定阮同志续为游击军参谋长）表现的好，其他几个同志大半都发生了动摇，尤其是段克祥同志及×××同志等对国际路线根本怀疑起来，在言行方面，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如在工作上表示消极怠工，右倾，在会议上故意说出违反事实的话，说拖枪跑走是工农分子，富农豪绅地主残余占绝对少数，工农不能领导革命，反对洗涮阶级异己分子，说党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太过火了，执行国际路线太过火了等），郑文当下就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接着又讨论了队伍编制、工作人员分配问题，决定正式成立鄂北赤色游击军，编作四大队，每队枪三十支，另成立一手枪队（盒子十余支，手提一支（无子弹），一特务队（长枪十余支），加紧训练，加紧政治教育工作。

然而，此时鄂北的幸存下来的党员干部日益胆小慎为，由于不明白中央分局讲的到底是什么，甚至连什么是改组派都不知道，这样就只能把省委的文件，军委的训令收藏在口袋里，没作层层传达，更没有拿到支部小组去讨论，对群众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因此在巡视员视察基层工作的时候，基层的同志表现得总是异常的迟钝，一般同志对国际路线的概念都谈不上来，更不用谈当前的政治任务了。为此，尉士筠十分恼火，干脆把不知道国际路线的全部定性是改组派。是改组派就得严惩，严惩就是杀头。所以王君宪按照尉的指示在新街苏区又开始杀人了，其中有苏维埃干部，有部队士兵，被人称作“王屠户”。

此时，在苏区内反动组织已普遍建立，中共各种组织相互已失去联系，只有临时省委和省苏维埃躲在渡家坡进行秘密调遣。省委让中央派来的郑文赶往黄龙垱西面的白石头山将苏区散枪编了两个游击队，分交程克绳、石光林领导，决定暂到钟北，若不能生存，过河西到南漳，或到湘鄂西根据地，并决定将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分配到两个游击队内，临时省委离开苏区。根据临时省委紧急指示，郑文在襄阳黄龙西部的白石头收集部分失散的红军人员，与山北、山南游击队及挺进队汇合，合编为鄂北赤色游击军，由赵英任总指挥，郑文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阮荣汉任参谋长，下设4个大队、1个手枪队和1个特务队，共约200多人枪。队伍组建不久，手枪队长胡万善竟率部叛变，拖走80余人枪，到驻黄龙垱国民党五十一师投降。赤色游击军遭此意外打击，很快瓦解。赵英在西去南漳准备从事地下工作，化装途经欧庙时，因叛徒鲍大山出卖，被捕入狱。郑文见形势紧迫，便离开苏区，由襄阳县委联络处设法护送出境，转道上海后返回中央。

其间，盘踞在襄樊的国民党军队得知红军内部在大力肃反后，立即与地方铲共团勾结一起，乘机对襄枣宜苏区进行合围。各地铲共团在红九军被打散后顿然嚣张起来。他们逼党员缴枪款，交不起枪款就杀头。6月4日早晨，王家集铲共团团长王笃卿带着张学忠、张逸民、杨兴如、王玉斋等来到街北沟堤上，开始枪杀上王家集的共产党员李士忠、王玉阶、王星南等，刚杀完，王星石、胡国贞又押着李家街的共产党员李道元走了过来，称李道元缴不起枪款，王笃卿二话没说，便给砍了。此后又接着杀害襄南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明友的哥哥李明才弟弟李明喜。

李明友得知这些情况后，找到赤卫队长逯允宽商量对策。这时，又听说铲共团又到杨家营屠杀村干部去了，逯允宽叫交通员刘学石下山通知指导员吴兴诗集合队伍，到杨家营跟铲共团决一死战。具体行动计划是进村便打，打完就走。然后到熊家岭码头集合，从那儿过河到武安镇，上山打游击。

这天，逯允宽和李明友率领50余名赤卫队员到杨家营村李家街和王家集的铲共团打了一场恶战，对方因有敌五十一师三○二团一个排助威，几十支步枪加两挺机枪，赤卫队靠十几把手枪根本无法取胜。打了十几分钟，队员丁尚海等相继牺牲，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势下，逯允宽没有硬拼，而是叫指导员吴兴诗带领乡苏维埃政府干部突围，保护李明友渡过襄河。吴兴诗放大嗓门儿大喊：同志们，都撤到熊家岭码头，从那儿过河去。

逯允宽不知道这时的吴兴诗已经叛变，他这一声就是喊给铲共团团长王笃卿听的。王笃卿赶忙叫起铲共团成员，朝熊家岭码头追去。

让逯允宽没有想到的是，熊家岭码头上的船老板也是吴的眼线，他把先到的27名游击队员和苏维埃干部安排上船，由于船上没有戒备心理，说出了到河西后的地址，船老板迅即给河西朱家嘴民团团总赵洪升送信。当27名队员到小河西傅家祠堂后便遭到了宜西铲共团赵洪升的合围。赵洪升用机枪封住祠堂出口，门板打成了筛子，后涌进院内将党员王怀芝及10余名队员一并打死。逯允宽正欲反击，院墙上的敌机枪手从后面开了枪。

这次战斗，除李明友乘机率队从后院逃出去外，其余队员均中弹牺牲。另外还一个完好无损，那便是叛徒吴兴诗。由于他的叛变，5天后，藏在舒家山洞里的张邦明（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与王香芝、何开功、王保芝、王星庆、王全达等18名干部和赤卫队员，均被敌人发现，敌人找到当地铲共团一个姓龚的搬来风车，又用背篓背来麦糠渣子，点燃后用鼓风车朝山洞里灌着烟子，把18名干部和赤卫队员从洞中逼了出来，然后一一杀害。

襄南赤卫队覆没后，从上王家集到与板桥店北的西余家窝子苏区全部沦陷。这时，由山南、山北赤色游击总指挥部指挥的枣南地方游击队仍奉命在襄枣宜苏区内坚持，斗争极其艰苦。而敌人则天天会剿，到处杀人放火、抢劫掳掠，各县党组织和苏维埃纷纷塌台，群众遭到残酷搜捕。仅枣阳一县，党员干部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被敌人杀害的就达1100多人，死难群众达700多人，房屋被烧800多间，山南部分地区已成白区。

这时的临时省委已转入秘密活动，只有原来组建的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几个人在苏区来往穿梭组织斗争。

此时，红九军前委书记郝久亭前往寻找已北撤的红九军游击部队。当被迫撤往唐、枣一带游击的170余名红军到达唐南张博士店时，郝久亭赶到，并主持召开会议，决定部队返回苏区，按“不出苏区一步”的方针继续与敌作战。对此举张慕骞曾竭力反对，然而无效，张手提盒子忿然离队。这170余名红军离开苏区后，先后经枣北、唐南、新(野)东、襄北等地后折回，历时7天，途中共消灭了6个民团局，一次在唐河县张博士店附近截获敌军三牛车军用物资，得长短枪百余支，子弹与经费也得到相当补充。6月13日，红军回到苏区，因这时省委已迁往白区，无组织可依，遂自动集合逃难群众130余人参加红军，红军又扩展到300余人，枪200余支。6月15日，红军拟到钟北恢复苏区，当行至田集东面的迎水寺宿营时，由于警戒疏忽，被敌五十一师一个营的兵力包围，在战斗中伤亡过半，吴寿青、韦克铎、马三光牺牲，李政负伤，部队被打散，部分流散人员集合到程克绳、石光林两支游击队中。为时不久，石光林叛变投敌，程克绳率另一支游击队，被迫离开苏区，开往钟祥一带坚持游击斗争。至此，鄂北根据地基本丧失。

襄东根据地失陷后，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了反复的摧残。敌人一开始发动围剿，就决定了“根本肃清”的进剿方针。因此，在围剿中采取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恶毒手段，对苏区极尽摧残破坏之能事，给苏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敌人在占领之前，对苏区实行封锁，妄图使苏区“声息不通，无粮自溃”。他们集中白区的反动民团沿苏区边界驻防，建立白色武装岗棚，昼夜巡哨，防止赤白区之间一切人的来往与经济调剂，去白区的群众每日每人应用的油、粮，都规定出数目来，防止人们偷入苏区，并规定“为红军打探放哨送信者一律要杀”。

长达5个多月的“围剿”，使根据地群众受到特别严重的摧残，襄东苏区的党组织全部被破坏，除少数屈膝投降者外，大部分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壮烈牺牲，幸存者不得不转移隐蔽。县苏维埃文化科长张伯芳，根据地失陷后在黄龙陶山庙一带以教书作掩护不幸被罗启疆部逮捕，杀害于陶山庙。曾任红二十六师副师长、三路游击队参谋长的段克祥，于5月6日在黄龙王岗被“铲共团”逮捕后，转交五十一师司令部，后与朱佑文等被押解到汉口。赵歧周出走后，在枣阳王城以“师爷”身份才隐蔽下来。

1932年6月中旬，随着襄枣宜苏区相继沦陷，宜东二区赤卫队在鸡鸣山东侧被敌人围困。他们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拼搏了7个昼夜，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于第8天夜晚巧妙地突破重围，撤至鸡鸣山南麓的屈家冲。这时，大队长范家义身边只剩十几个同志了。他把大家聚拢，吩咐战士们分散隐蔽，待机再起。告诫大家不要丧失革命信心，不要忘记牺牲的战友和丢失的苏区。最后把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递给身无分文的张广元，嘱咐他说：我知道你在附近没有栖身之地，想办法到远处暂避一时吧！言毕，战友们挥泪而别，各奔东西。

6月14日晨，杨有鹏、杨有鹤、范家义渡过汉江，来到朱家嘴东南的纸坊头，找到前来协助宜西特区委工作的襄阳中心县委特派员徐化龙和宜西特区委书记杨士健汇报了宜东二区区委的想法。徐化龙和杨士健听完三人的汇报后，为了安全，便带他们到石湾边锄草边研究今后的工作，确定了在新街苏区找不到省委的情况下可以宜西特区委为核心组织武装来营救和接应新街苏区的同志，并商量出具体细节方案，此方案称为“石湾棉田方案”。

杨士健，乳名祥，1901年出生于宜城县西朱家嘴乡纸坊头村的一个书香门第。1923年学木工技艺。1926年底投身革命，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当选为宜西区委组织委员。1931年4月被选为县委常委，仍分管组织工作。1932年春，鄂豫边临时省委在宜西地区设立直属临时省委的特别区委（相当于县级），被任命为中共宜西特别区委书记（6月14日被捕，7月5日在官庄磨盘洲紧依汉江的三棵大榆树上被杀，身体被割成数段后抛进汉江，英勇就义）。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二十七）

讨论完后，大家回到杨家桃园开始分工。这时，杨有鹏说出了襄南二区指导员吴兴诗叛变革命的事情，提醒区委要格外警惕。杨士健说吴兴诗上午还来过，当时区委正在杨家桃园里开会。杨有鹏一听，觉得问题来了，说吴兴诗一定是给敌人报信去了，赶忙叫大家撤退，自己则拖起枪去了厕所。

等杨有鹏转来时，便看见朱家嘴民团团长赵洪升率领一百余名团丁已把纸坊头围得严严实实。原来，吴兴诗从纸坊头出来后果然径直去了朱家嘴团防局，把徐化龙在纸坊头的事儿告诉给了赵洪升。赵洪升当即就带领民团冲进了纸坊头杨家园子内，把徐化龙、杨士健、范家义、杨有鹤团团围住。杨有鹏自知一人难挡众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赵把杨士健等人押走。因徐化龙是个大人物，赵洪升为了邀功，便送到了襄阳，其余押往官庄监禁。

徐化龙、杨士健等人的被捕，使宜西特区委群龙无首，让宜东二区也失去了依靠。尤其是范家义被抓，使宜东二区赤卫队被迫解散。之前，范率赤卫队曾在鸡鸣山与铲共队死拼了6天6夜，最后活捉了铲共队队长王崇礼。范被抓后，王崇礼便在二区横冲直撞，成天在营子里搜捕赤卫队员。

杨士健、杨有鹤、范家义等关进官庄团防局后，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铲共团刽子手范代汉拿着钉子和锤子，威逼杨有鹤交出宜东二区共党名单。杨有鹤不肯，姓范的便拿起钉子把杨有鹤的手牢牢地钉到墙上。后范代汉对范家义、杨士健施行同样的手段，用两根长钉把范、杨二人的两腿钉在墙上。

范家义（1807.10～1932.7），湖北省宜城县安家瑙人。1930年夏末参加革命。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被派回家乡，组建官庄赤卫队并任队长。11月中旬，任官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工农赤卫队大队长。年底，任宜东二区赤卫队大队长（1932年6月14日与杨士健同时被捕。同年7月5日，与杨士健一起在宜城官庄磨盘洲被割成数段后抛进汉江，英勇就义）。

新街苏区人物档案（二十八）

1932年7月5日，铲共团把杨士健、范家义、杨有鹤从墙上卸了下来，运到磨盘洲紧靠汉水的三棵大榆树旁边，见他们不能站立，又用绳子捆着，绑在榆树上。四十八师的旅长徐继武亲自过来监斩，刽子手们把范家义、杨有鹤和杨士健分身三截，然后扔进了汉水。

至此，宜西党组织彻底塌台。

6月中旬，鄂豫边临时省委跑兵到了渡家坡①（即胡家嘴涂家湾）呆了几天，把苏区工作交给苏区代表团，让郑文去做军队工作，然后就连夜搬到了南阳（省委搬走时只有一个常委，一个代理宣传部部长，一个秘书长，一个技术书记）。尉士筠不愿去白区，便离开新街南下，决定回洪湖。这时的新街内，原建立的苏区代表团成员中马三光、邓明钦均已牺牲，谭忠余、张慕骞离开了鄂北，代表团书记王振三及王明鹤已被捕，仅剩下王君恩、夏天达二人，一时工作难于开展。

在这种情形下，留下来的党组织没被恶劣的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因时制宜，搜集残余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

因敌人每日“会剿”，至6月13日苏区各种组织便陆续塌台，工作人员除牺牲叛变外，其余都自动离开了苏区。苏区内的反动组织开始普遍的建立起来，与其对峙的只剩下省委、省苏及一、三两路红军200余人枪。到6月20日,敌人又开始向苏区围攻，红军迫离苏区。红军游击队的离开，使得敌人更加疯狂地对苏区肆意围剿，自此他们把地方民团、铲共队与“剿匪队”纠集一起，每天最少分十路以上出发将苏区全部“会剿”一次，至晚四五点才能回来找饭吃，苏区群众只有趁这个时间才能逃反。前后两个月天天如此，苏区党组织及工作人员每日都会发生失踪、牺牲或叛变，黄龙垱区委书记李大全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投靠了敌人。接着，山南游击队参谋长阮荣汉也跟着叛变，这便造成了襄东根据的彻底塌台。

由于临时省委在军事上指挥的错误，不许红军出苏区一步，在苏区内与敌人死拼，使鄂北本有的1300余人800余支枪大幅度下降，此时襄枣宜钟各县区的游击队，合计尚有300余人，枪200余支，另外山南、山北两个游击队，足抵敌人一个团的兵力。然而前后50余日，作战30余次，每次都在敌人围攻之下失败，其中只有四次未被包围，伤亡达400余人，陆续补充仅200余人，以至于困于苏区之内，不向外游击，不能扰乱敌人后方，使敌人毫无后顾之忧，集中精力消灭苏区与红军，故红军所剩已是无几。

敌人每到一处即用兵力将逃不了的群众包围，除了屠杀，即令群众领反动符号，群众即领了符号，虽然绝对不反动，一方面怕敌人摧毁，一方面怕党对他们怀疑。而临时省委又没有具体计划派人打入领符号的群众中去秘密工作，因此某处领符号某处工作就完全塌台，每日都在“会剿”，每日都有领反动符号，每日都有塌台的地方。以此造成大批党员和苏维埃干部遭到屠杀：襄南二区区委常委王伯玉，就因不领反动符号被铲共团杀害；襄南二区四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必祥也是在被铲共团捉拿后杀害。襄南二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陈大庆同样因组织群众共同反抗敌人被铲共团抓捕后杀害。新街苏区内老街共产党员、宜东一区文化科长刘三成因宣传发动群众于1932年5月被捕，6月即被敌人杀害。宜东一区赤卫队长姚必安，发现敌人在屠村，想给红九军送信，却在送信途中被敌人抓获，不幸牺牲。敌人进村后，首先捕杀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使苏区内遇害的党员干部难以统计。如新街珍珠村共产党员、宜东一区五乡贫农团主席许家富被铲共团追至田集将其杀害；新街王台村共产党员、宜东一区二乡苏维埃政府常委刘正明，游击队支队长，被敌人认出后当场用刀砍死；宜东一区七乡贫农团主席、新街罗屋村共产党员胡天发，因叛徒出卖，被敌人抓获后当着全村人的面杀害。

此时各地党、苏维埃组织基本瓦解，机关工作人员差不多都跑光了。整整的一个多星期，没有人报告一点消息。敌人把主要的山口都建了岗哨，天天在山上搜山会师，在乡下杀人放火，割麦子。新街苏区内许多成熟的麦子长在田里竟无人收割，即便割也只能夜间偷割，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麦子都被敌人收获。

这时，各县区委地方同志有的叛变，有的脱党，苏区当时加起来共有常委15名，候补2名，共17名。过去鄂北苏区几次的塌台，都在红九军二十六师和赤卫武装力量的反击中得以恢复，而此时红二十六师和各地赤卫队已溃不成军，叛变的叛变，南下躲避的躲避，局面已是难以收拾。

这时，整个苏区只剩下毕昌茂一人了，见鄂北苏区完全塌台，便决定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出新街苏区后，他先到樊城通信处住了一晚，然后于次日去了南阳。在这儿遇到了从鄂北苏区逃跑的沈宗源。毕通过南阳特委巡视员报告了省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便叫他休息三日，然后同他谈话，决定派他同沈宗源二人到鄂豫皖去，指定毕向鄂豫皖报告鄂北苏区的情形。但省委没给路费，可能知道沈宗源离开鄂北时身上带有钱，便由沈负责一切开支。走时沈为毕买了一双鞋子和雨伞，二人便于6月23日（阴历五月二十日）动身，到二十七日晚到许昌，二十八日一早等车，说南车被阻断，沈决定到郑州。这时，又听说南下有车，毕随即到了信阳。走不过，又通过豫南特委欲找信阳女子师范附属高小学校李情救助，可学校住有军队，毕去时遭到军队盘问，便未见着。这时，毕身无分文，加之本来有病，只好来到郑州想到开封走陇海线，然无票不能乘车，只好来到直隶大名府，想联系组织，可介绍信又被沈宗源带走，毕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靠讨饭至7月10号才回到上海。

郑文和毕昌茂前后陆续回到上海，都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向中央如实汇报了鄂北的情况。其中，郑文在报告中提出一个问题：“鄂北苏区究竟有不有恢复的可能呢？”他的答案是绝对有可能的！因为：第一，整个客观形势的日益发展；第二，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伟大胜利（中央区有其他苏区固然同样的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但鄂豫皖和湘鄂西对鄂北苏区有更直接的关系，故特别指出）；第三，鄂豫边经济的总崩溃；第四，敌人内部的矛盾（即如范石生与罗启疆、刘镇华的冲突）；第五，白军士兵的动摇；第六，广大劳苦群众的革命化（鄂北的工农群众完全是我们的，虽然有一部分领了符号，但并不反动）；第七，我们自己还保存着部分的基础。所有这些，就是拿阶级力量来对比，在我们也是有利的。这就是恢复苏区的顺利条件，同时也就是敌人的弱点，谁也不能够否认的！只有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客观形势估计的不足，对于敌人估计的过大同时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艰苦的去作群众工作。这样那就只有走向悲观失望的死亡的道路了。

其实，这一点临时省委在新野上凤鸣村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时都考虑到了，而且当时就制定了《恢复鄂北苏区计划》，因为当时鄂北的党组织已不存在，红军及游击队又被遣散，所以就没有付诸实施。

就在鄂北苏区全部塌台，临时省委所属的高层干部损失殆尽的时候，鄂豫边临时省委的掌控者尉士筠并没像郝久亭说的那样被捕，而是随红三军到了鄂北随县境内的王店。此刻尉没有组织鄂北民众开展反围剿的斗争，而是在王店与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汇报鄂北的情况，受着夏的训斥。

6月15日，尉士筠在迎水寺出事当晚，跑到渡（涂）家坡躲了一晚，次日一早便来到了襄东秘密联络处樊城一个通信处。他本想到樊城通信处住两天的，然后看情况再作打算。可他看到通信处被破坏的样子觉得太不安全，便匆匆离开了鄂北。后在钟祥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听说夏曦把陈国华从湘鄂西派到钟祥与谢威对调当了县委书记，便想通过陈把从鄂北逃来的程克绳给予肃反，程是典型的逃跑主义和“改组派”，如果留下来，对革命、对红军都没有好处。尤其是对“改组派”的疏忽，还会被中央分局认为是革命的不彻底。为此，他说服了陈国华，同意把鄂北游击总队纳入钟祥工作范围，以此把程克绳这个“改组派”予以肃反。

不久，他听说贺龙的部队到了京山，京山离钟祥百十里路，尉士筠便匆匆赶过去，想与红三军一起安全地抵达洪湖。他哪里知道眼下的洪湖正受着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万耀煌第13师、李觉第19师、冯兴贤第23师、张万信第34师等十万之众从8月初起，就开始对洪湖苏区合围。这时的贺龙和关向应受夏曦指示从浩子口进入荆门于川军侧后牵动敌人，直至9月中旬才渡过襄河，转移到京山。就是在这儿，尉士筠见到了贺龙和关向应。尉和关是有特殊感情的，他在湘鄂西省委当秘书长时受湘鄂西省委的指派去上海向中央负责人博古汇报夏曦的情况，那次跟关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正是因为关，尉才倒向夏曦一边。正是因为尉的一席话，才让夏曦顺利过关，让关完成了博古交代的任务。所以关遇见尉士筠的那一瞬间，很是惊讶。他以为这个尉巡视员把鄂北地盘扩大到了京钟地区。哪晓得尉士筠说了句：不是，是鄂北苏区已经丢失了，我听说红三军到了这儿，想跟你们回洪湖。关对尉的话有些失望，便说洪湖回不了喽，老蒋从8月份起调集万耀煌第13师、李觉第19师、冯兴贤第23师、张万信第34师等十万之众围剿洪湖苏区，不得已夏书记让我们从浩子口进入荆门于川军侧后牵制敌人，这一路我们打得很苦，我们将一路北上，到大洪山等候夏书记。尉士筠听了，便要求与红三军一起北上，等夏书记到后好向他汇报工作。

就这样，关向应带着尉士筠一同撤退到了随县的大小洪山一带。10天后，夏曦率师途经钟祥杨家场来到大小洪山区，与贺、关主力队伍会师。

随县大小洪山亦名涢山，方圆300多里，为汉水及其支流涢水分水岭。而随县则位于大洪山和桐柏山之间，为涢水上游。夏曦一到这儿，关向应就端来这儿上等的白果，以示迎接。

尉士筠赶紧过来见夏曦，把鄂北苏区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夏曦一听鄂北苏区丢了，红九军打得没人了，当即发起了火，大声问：叫你去做什么的？你就是这样指导鄂北工作的？尉士筠说：这不能怪我，主要是苏区缺乏群众基础，红九军干部政治觉悟不高，加之敌人过于强大，未能抵制住国民党的围剿……

夏曦听了很是生气，遂大吼：说了半天你就没有一点责任，你给我出去好好反省，搞清楚是啥原因后再来找我。尉士筠吓得脸色苍白，无声地退了出去。

夏曦对着关向应大叫：说了一堆原因，就是没有他自己的原因，我看尉士筠是个“改组派”才是主要原因！又说：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没有早识破他，还把他派往鄂北，造成了鄂北苏区的丢失。说完，把手一拍，又捶了一下桌子，对关说：今儿就把尉士筠抓起来！

此时已是10月下旬，夏曦喊来关向应、宋盘铭和贺龙，在王店的一座庙内，主持召开了湘鄂西分局扩大会议，研究红三军行动方向。最后，夏曦决定红三军全部由豫南西进，经陕南避开敌军主力回湘鄂边去。即“采取了恢复湘鄂边区，准备恢复洪湖苏区的路线”。走前，夏曦下令将尉士筠处死。尉士筠死得很是可怜，他一心想当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才跟夏曦站到了一面，明知杀“改组派”过了头，好多人受了冤枉，可他不顾众怒，硬是站到夏曦一边执行王明路线，害死了很多革命同志。为此，他被夏曦杀死，人多有愚忠之叹。当天一同被杀的还有朱勉之等。

尉士筠死后，鄂北根据地彻底塌台。后王君恩虽于1932年11月12日带着曹明久、戴修生、王君宪等来到襄阳黄龙垱，找到黄龙垱蒋家庙区委书记邓兴荣聚齐20多名失散人员，准备再举暴动，但在张家冲召开武装暴动骨干分子会议时因本村地主张文藻告密，遭到敌人包围。曹明久、戴修生、邓兴荣和游击队班长鲍光照当场牺牲，王君恩受伤被捕被关进监狱后，于1933年1月20日被杀于襄阳城西门外。后赵英与王鸣鹤等在武汉硚口码头被杀，红九军余部之襄北独立团也于1933年3月在监利调关遭遇敌三十四师和地方十九师包围，除10余名伤员被俘外，其余全部遇难。

至此，新街苏区革命斗争告一段落。

四、新街苏区对革命斗争的卓越贡献

新街苏区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被鄂豫边革选为边革机关驻地，后鄂豫边特委也搬到此地，并在此改组了特委，建立了临时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可见她的地位是何等地重要。1931年，苏区总面积达1218平方公里，共计10万人口。在这块赤色土地上，先后建立了中共宜东一区、襄南二区、钟北一区、宜东二区4个县级区委，3个县级区苏维埃政府。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分别管辖31个党支部和34个乡苏维埃政府。她既鄂北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一度成为鄂豫边区的中心，她的存在为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创的苏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苏区的物资基础就是党在苏区的执政基础。故鄂豫边临时省委在新街能够维持政权正常运转，靠的就是苏区能够提供必需的物资和经济条件。新街不仅盛产水稻、小麦，还盛产杂粮，如红薯、花生、芋头等，山区特产随时都可以换成现钱，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且苏区各乡苏维埃政府都规定有向边革交纳税费的条款。各乡收入来源主要靠征收土地税。“凡分配土地的，麦季按收获量的6%征收，秋季按收获量的10%征收。上等麦田按亩产8斗计税，上等稻田按1石7斗左右计税”。此外，区苏维埃还在板桥店开设了粮行，在田家集开设了猪牛行，在官庄开设了粮行、猪行、花线行，这些商行收入除发给经营人员工资外，剩余的全上交给了边革。为此，边革自迁到新街后，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都实行了工资㓡。战士每有1，5元生活费；干部4元；政府工作人员同等，最高不超过5元。这种良好的运行状态，只有迁到新街苏区后，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才拥有了这种待遇。

新街苏区始终愿割身肉，同舟共济，节衣缩食，支持斗争。从区委讲，自熊达武任书记开始就把红军的事情视为区委份内之事，听说红军医院缺少床位，便立即动员苏区木工加班加点地赶做，为红军医院送去，保证了伤员到后有床位；宜城县委转到新街严家湾后，区委负担起了所有生活经费，县委书记胡培洲调走时，熊达武又动员岳父严植卿（绅士）担负了路费。1932年1月，边革决定开辟钟北苏区，地盘小，力量弱，新街区委二话没说，从自己地盘上划出十一、十二两个乡，给了钟北，促使钟北苏区的快速形成。在红军攻打洋梓、长寿和宋家集需要人手时，新街区委慷慨派出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随红军作战。尤其是二十六师在攻打唐河县城时，边革上声令下，自带干粮到河南唐河配合红军攻打县城，新街区委连夜组织，让两支赤卫队准备好干粮、枪支武器，然后赶往枣阳，随军出发，这种舍已为公、甘愿牺牲自己支持大局的精神，无不成为红军战无不胜的动力。

新街苏区为鄂豫边革命斗争承载了超常的负荷量，东山和西山皆是红军的驻地，南北之山凹一边是边革的驻地，一边是红军医院分院的驻地，苏区区委、区苏维埃政府自己没有驻地，后区苏维埃政府搬到了板桥店，赤卫队搬到了两河口。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才使得红九军牢牢地掌握住着斗争主动权，如铜墙般地捍卫着鄂北苏区政权。新街苏区与湘鄂西的驻地瞿家湾苏区、鄂豫皖的驻地新集苏区遥相呼应并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湘鄂西、鄂豫皖两个苏区的革命斗争。1931年9月，湘鄂西红三军来到新街苏区后，苏区红军医院帮助安置和医治了200多名伤员，并为红九师补充了兵源；1932年10月，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因斗争失利撤至枣阳、宜城交界地，遭到敌人重兵堵截。这时，尽管宜东苏区已经丧失，但苏区人民仍然向往共产党，拥护红军，宜城板凳岗、杨家棚、东湾、田家集、沙河等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隐藏和救治了红四方面军滞留下来的伤员，促使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军从土桥铺胜利突出重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