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璞 ｜荆山当指襄阳境域 作为楚文化源头地的襄阳不能再沉默

张 璞

荆山当指襄阳境域

作为楚文化源头地的襄阳不能再沉默

摘要：楚都丹阳的地望问题，自汉代以来聚讼两千年，形成了秭归说、枝江说、当涂说、丹淅说等多种假说。然而，随着清华简《楚居》的问世和沮漳河流域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一个以襄阳境域（含南漳、保康、宜城）为核心的早期楚国中心区域轮廓日益清晰。本文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近四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从文献地理学、出土文献和考古学三个维度，系统论证“荆山在今襄阳南漳保康一带”的地理学定位，进而揭示作为楚国始封之都的丹阳并非一个固定地点，而是一个随楚人迁徙而位移的地域名，其早期核心区域就在今天的襄阳境域。文章指出，长期以来楚都研究中存在的“中心惯性”和“后期遮蔽”，导致襄阳作为楚都首善之区的历史地位被严重低估，“楚国八百年，建都襄阳五百年”这一学术共识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历史话语权重。

关键词：楚国；丹阳；荆山；襄阳；清华简《楚居》

 

一、引言：千年聚讼与一个被忽略的答案

楚都丹阳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学术界近两千年。

从东汉班固注《汉书·地理志》开始，历代学者便围绕楚国最早都城的方位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至近代，学界已形成四大主流学说：秭归说、枝江说、当涂说和丹淅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笪浩波在总结这一学术历程时坦言：“历代学者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研，聚讼纷纭，以致产生了著名的‘当涂说’‘秭归说’‘枝江说’和‘丹淅说’。除‘当涂说’少有提及外，另三说的纷争一直持续至今，仍莫衷一是，以至于楚史、楚文化的研究一直徘徊不前，难以突破。”

然而，在这片学术迷障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理坐标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右尹子革语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楚昭王亦云：“楚之封祖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这“五十里”的狭小封地，便是楚国赖以诞生的母体。那么，这片孕育了八百年楚国的荆山，究竟在哪里？

本文拟以这个被忽略的问题为切口，以近年出土的清华简《楚居》为核心材料，结合历史地理学和田野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证明：荆山就在今天的襄阳境域，而楚国的始封之都——或者说楚国早期政治中心的核心区域——就在以襄阳南漳、保康、宜城为中心的沮漳河流域。襄阳作为楚国故都的历史地位，是时候归位了。

 

二、荆山地理考：两条线索的千年缠绕

2.1 文献记载中的古荆山

古荆山的地理方位，在传世文献中并非无迹可寻。《左传》记载熊绎“辟在荆山”，《史记·楚世家》确认其封地就在荆楚之地。问题在于，历史上的“荆山”并非只有一座。

实际上，随着楚人政治中心的不断东进南下，“荆山”之名至少出现了两次位移。据学术界普遍共识，古荆山最初的位置在今河南淅川一带的丹淅流域，与楚人在商末周初的活动区域相吻合。《左传·哀公六年》的记载则指向了另一处荆山。然而，按照中外历史上地名随人迁徙的惯例，“荆山”之名也随着楚人的实力所及越过汉水，被移植于汉水西南的广大山区。

那么，被移植后的“荆山”究竟在哪里？《汉书·地理志》给出了一个重要线索：古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晋代以后，又定于新城郡沶乡县南。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坐标。结合现代行政区划，学术界越来越趋向于一个结论：古荆山就是今天湖北西北部的荆山山脉，地跨保康、南漳等县。这一判断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一致认同。

2.2 “南漳保康说”的核心论据

将荆山定位于襄阳南漳、保康一带，绝非偶然之说，而是有着坚实的地理和文献支撑。

笪浩波在其发表于《江汉考古》2011年的论文《从近年出土文献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最为系统的论证。他明确指出：“楚国早期居地荆山与沮漳二水即指今湖北西北部的大荆山及沮漳河流域，‘京宗’即指今保康聚龙山一带，‘夷屯’在今南漳县武安镇界，‘鄀’在今宜城县境。”

这一结论的得出，并非凭空臆测，而是建立在对新出土文献的缜密考释之上。笪浩波特别引用新蔡楚简甲三11、甲三24的记载：“昔我先出自颛顼，宅兹沮、漳，以徙迁处。”其中的“宅兹”一词，在青铜器铭文中通常指代定都立国的地点，如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据此，“宅兹沮、漳”表明沮水和漳水交汇之处，正是楚人先民最早选定的都城之地。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楚人先祖在熊绎受封之前，就已经把沮漳流域视为他们的根本之地。这个沮漳流域，正是襄阳以南、横贯南漳、远安、当阳、江陵等地的沮河与漳河所流经的区域，而这两条河流的发源地，就在襄阳保康和南漳两县的荆山腹地。

2.3 一条被忽略的水系：蛮河与楚都探索

除了沮漳二水之外，另一条河流也与早期楚都的探索密切相关，那就是蛮河。蛮河发源于南漳县境内，流经武安镇，最终汇入汉水。考古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楚丹阳的“南漳说”和楚郢都的“宜城说”均与蛮河流域有着密切关系。

《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刊发的《蛮河流域文物普查资料分析与楚都探索》一文指出：“蛮河流域与楚都探索有密切关系，楚丹阳南漳说和楚郢都宜城说均与蛮河流域有关，但该地区的考古工作极为薄弱。”文章的潜台词十分清楚：如果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能够系统展开，将会为楚国早期都城的定位提供决定性的实物证据。

而此后十余年的考古成果，恰恰印证了这一预判。

 

三、清华简《楚居》与楚国早期都城的“重新洗牌”

3.1 传世文献为何靠不住

在清华简问世之前，学界对楚国早期都城的认知，几乎完全依赖《世本·居篇》和《史记·楚世家》等传世文献。这些文献的一致说法是：“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在这种叙述下，楚国的都城史被简化为一个单向的、线性的过程：丹阳（西周时期）→郢（东周时期）。

然而，这把简洁的历史框架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问题。最早提出楚都丹阳位置问题的是唐代的杜佑，他提出“迁徙说”，认为楚都丹阳先设在秭归，后迁枝江仍沿用丹阳旧名。清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总结说：“盖诸侯迁都，常仍旧名，故有两丹阳。”这一解释看似合理，却无形中将两个地理位置迥异的“丹阳”合并为一个概念，为后世的混淆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秦国吞并六国之后，丹阳这一楚国历史地名在秦代被大量移植使用，遍布南方多地。加之唐代以后，不少学者在研究楚国早期历史时使用战国中晚期文献，相关地名早已发生多次位移，使得“丹阳”的实际位置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3.2 《楚居》带来了什么

2010年，清华简《楚居》的整理面世，彻底改变了楚国都城研究的基本格局。《楚居》是一种专门记载楚王及其先祖曾经迁徙和居住过的史籍，编纂于战国中期的楚肃王时期，其史料价值远胜于后世追述的传世文献。

《楚居》中记载了楚国早期都城的完整序列：“季连……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于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绎与屈紃，使鄀嗌卜徙于夷屯……至酓只、酓觛、酓樊及酓锡、酓渠，尽居夷屯。”此后，楚国都城依次经历了发渐、旁屽、乔多、若、燓、宵等多个地点，直至楚文王时期才最终迁都至“郢”——即学术界公认的江陵纪南城。

这一个都城序列的出现，至少颠覆了两个传统认知：

第一，“丹阳”并非楚国早期都城的唯一名称，甚至可能不是都城的具体名称。 笪浩波在分析《楚居》时尖锐地指出：“《楚居》中记载的夷屯只是熊绎至熊渠时期的楚国都城，武王之前还有发渐、旁屽、乔多、若、燓、宵等多个都城。无论是《世本·居篇》还是《史记·楚世家》等的记载，都表明丹阳是武王之前的楚国都城。显然，两者在时间上差别较大，故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更令人震惊的是，《楚居》全文竟无一处提及“丹阳”这一地名。“《楚居》成文于战国中期的楚肃王时期，记载的楚国早期都城多达5处，却无一处提到丹阳。显然，丹阳作为楚国开国都城的说法至早是战国中晚期以后产生的，出现时间远晚于《楚居》产生的时间，自然可信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换句话说，被历代学者奉为圭臬的“丹阳始都”说，可能是在战国末期至汉代才被建构出来的历史叙述，而非楚国早期历史的实录。

3.3 夷屯在哪里？——一条通往襄阳的线索

既然“丹阳”可能只是一个统称或晚出的概念，那么楚国早期都城的真实位置在哪里？《楚居》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从《楚居》所列都城来看，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等地的具体地理方位，学术界已有较为确定的判断。正如前引笪浩波的研究所指出的：京宗在今保康聚龙山一带，夷屯在今南漳县武安镇界，鄀在今宜城县境。这三个地点，全部位于今天的襄阳行政区划之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夷屯”的位置。笪浩波将其定位在南漳县武安镇界，这个判断并非孤论。武安镇地处蛮河之畔，向东约30公里即达宜城楚皇城遗址，向西则是荆山腹地，完全符合楚国早期都城从山地逐步走向平原的迁徙规律。

这一地望考证与石泉先生早年的研究形成呼应。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荆楚历史地理学者石泉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率先提出“熊绎所居丹阳城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的新观点，并指出地名随人迁徙的规律。“按照中外历史上地名随人迁徙的惯例，新都仍称作‘丹阳’，‘荆山’之名也随楚人的实力所及越过汉水，移植于汉水西南今湖北南漳西北的八十里左右处。”

石泉先生的洞见在于：地名是可以“走动”的。“丹阳”和“荆山”这两个地名都经历了从丹淅流域向襄宜平原的位移过程。换言之，楚人并非始终守着同一个荆山，而是每到一个新地区便沿用旧称。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忽略了。

 

四、襄阳考古实证：楚国八百年，五百年在此

如果说文献考据只能提供间接线索，那么田野考古则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证据——襄阳境内发现的楚国遗址之密集、延续时间之长、等级之高，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4.1 数据说话：438处遗址与50余处发掘

根据襄阳市文物部门的统计，分布在襄阳境内的两周时期遗址点已达 438 处，其中做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就有 50 多处，较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达十余处。这一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襄阳地区是楚国早期至中期考古遗存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其密度和丰富程度甚至可以与江陵地区相提并论。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 438 处遗址并非均匀分布在各个时期，而是呈现出清晰的时空连贯性。从西周早期的南漳安乐堰、保康重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宜城楚皇城、枣阳郭家庙、枣阳九连墩，再到战国晚期的襄阳邓城、王寨墓地，几乎覆盖了楚国从草创到鼎盛的完整历史进程。

4.2 从荆山深处到汉水之滨：襄阳楚都遗址链

让我们逐一检视襄阳境内与楚国都城直接相关的重要遗址：

（一）保康重阳遗址与楚鼎的发现。 1995 年，襄樊市博物馆在保康县重阳乡调查发现一件古代铜鼎，并在考察中确认了该地区存在的早期楚文化遗址。此后，在保康重阳、西坪出土的东周时期陶片，“不仅佐证了重阳是古楚都丹阳，而且将保康古文化遗址的历史向前大大推进。”重阳地处荆山腹地，正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现场。据学者研究，初楚在南漳（含保康重阳）建都长达132年。

（二）南漳安乐堰墓群。 安乐堰古墓群位于南漳县武安镇安乐堰村，此处被学界推测为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可能所在地之一。安乐堰墓群墓葬数量多、等级高、保存状况良好，对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郭家庙墓地与“芈”字青铜器。 郭家庙墓地位于枣阳市，是夏商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值得注意的是，郭家庙出土了“曾侯作季汤芈鼎”，其铭文中出现的“芈”字（楚国国姓）是楚国与曾国联姻的物证。这表明早在两周之际、春秋早期，楚国贵族已经活跃于襄阳地区并与其他诸侯国建立了密切的姻亲关系。

（四）九连墩墓群。 九连墩是湖北重要的楚墓群之一，与郭家庙墓地共同构成了宜城—枣阳地区的楚文化核心区。九连墩墓地代表了楚国中晚期的贵族墓葬文化，其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折射出楚国在襄阳地区的长期深耕。

（五）宜城楚皇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城。 楚皇城遗址位于宜城市郑集镇皇城村，东临汉水，西傍蛮河，地理条件极其优越。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都城遗址，“至今仍有比较完整的土筑城垣，周长6420米，城内面积2.2平方公里，共有6座城门。”楚皇城本为楚鄢郢故城，是楚国在襄阳地区的最重要都城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学术界的主流认定，楚皇城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之一，与江陵纪南城并列为东周时期楚国的两个重要都邑。在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六次年会上，“楚文化相关研究获得突破性认识。我省宜城楚皇城、江陵纪南城被认为是战国早、中期的楚国都城。”

（六）襄阳酒店村墓地——最新的重磅发现。 2025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襄阳酒店村墓地取得重要发现。该墓地“东、西两区含 2019 年发掘成果在内，共计清理墓葬 700 余座，其中东周墓 650 座，出土陶器、铜器、漆木器、玉器等各类器物 1200 余件。”

650 座东周墓，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在单一墓地中发现的东周墓葬数量之最之一。更关键的是，部分墓葬的出土器物与湖北当阳磨盘山楚城等早期楚文化遗址存在明显的文化关联，直接对“楚源之争”构成了实证上的回应。正如考古报道所言：从南漳保康荆山深处的“筚路蓝缕”，到邓城故址的楚风绵延，襄阳地区“镌刻着楚国五百年的崛起与沧桑”。

（七）2025 年度磨盘山楚城的发现。 2025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沮漳河流域的磨盘山遗址首次确认了一处春秋时期的楚国城址。“考古揭示磨盘山楚城平面近方形，周长约 8.5 千米，总面积约 4.8 平方公里。”这是首次在湖北发现如此大规模的春秋楚城，“这一发现将实证的楚国筑城史向前推进了约三个世纪，为从考古学上理解楚文化的形成与扩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4.3 “八百年楚国，五百年在襄阳”

上述遗址的时空分布并非偶然。实际上，一条被官方和学术界广泛认可但尚未充分传播的结论早已存在：“八百年楚国五百年在襄阳。”

根据学者胡中才在襄阳市图书馆“齐悦读”读书会上的专题报告：“自熊绎被封至楚亡，800 年历程，共 690 年左右在襄阳建都的迁徙史，以及楚建都时间最长的两个地方南漳和宜城，初楚在南漳（含保康重阳），旺楚在宜城（含南漳武镇、襄阳一带）。”

这一结论得到了更具体的时间分期支撑：据清华简《楚居》等文献佐证和学术界广泛认同，熊渠开疆之后，17 代楚子在荆山所属的南漳、保康建都长达 182 年（南漳 132 年、保康 50 年）；自若敖闯出荆山后，楚子在宜城、樊城等地建都 209 年；楚肃王以后在襄阳境内的襄州、宜城、南漳等地亦有 118 年。

2018 年，即有学者明确论断：“荆楚八百年，在襄五百年。……楚国本是周国南土边境的小国，自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于丹阳（南漳保康一带荆山谷地），到定都于鄢郢（今襄阳宜城），襄阳见证了楚人从筚路蓝缕到一鸣惊人的华丽转变。”

《襄阳在楚史及楚文化发展中的十大贡献》一文更是鲜明地提出：“楚国历史八百年，建都襄阳五百年”的论断，认为荆楚文化的主源是楚文化，而楚文化正是在襄阳大地孕育发展的。

 

五、石泉体系：被主流忽视的学术巨擘

5.1 石泉：荆楚历史地理的“破局者”

在讨论楚国古都定位时，无论如何绕不开一个人的名字——石泉。

石泉先生（1918—2005）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武汉大学教授。他在荆楚历史地理研究领域耕耘四十余年，曾于上世纪 80 年代率先提出“熊绎所居丹阳城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的新观点，打破了楚都丹阳研究的传统格局。但他的学术贡献远远不止于此。

石泉先生的毕生力作《古代荆楚地理新探》，集其四十余年研究之大成，通过对传世文献的系统整理与辨析，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就“以楚郢都及汉魏江陵城为核心的古代荆楚地区一系列山川、城邑的地望和流变作了返本探源的深入、细密考证，突破了自唐初以来逐步形成的千年成说。”

石泉先生最深刻的洞见在于：他发现了地名“漂移”的规律。楚人在不断迁徙过程中，将“丹阳”“荆山”“郢”等具有宗教和政治象征意义的地名不断移植到新的地域，这种“地名随人迁徙”的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并不罕见，但在楚史研究中长期被学者们忽视。

5.2 为何“石泉体系”未被充分接受？

然而，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既然石泉先生的研究如此扎实，为何襄阳作为楚都的定位至今没有获得应有的历史话语权？

原因有三：

第一，学术惯性。 自唐代以来，“枝江说”和“秭归说”已经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千余年，许多学者早已接受了楚国发源于长江三峡地区的观念。即使新的考古发现对此形成了有力挑战，学术范式的转变仍需时日。

第二，考古工作的地区不平衡。 相比于江陵纪南城几十年来持续的考古发掘，襄阳地区，尤其是南漳、保康荆山深处的考古工作，长期以来处于薄弱状态。笪浩波对此直言不讳：“虽然该地区的考古工作极为薄弱……但作为楚国早期都城的探索，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考古工作的滞后使得文献考据无从得到确证，从而延缓了学界的共识形成。

第三，政治与文化宣传的倾斜。 荆州作为“楚国郢都故地”的地位在历史上和文化宣传中早已根深蒂固，“楚国故都”的形象与荆州几乎是绑定关系。当襄阳试图主张其作为早期楚都的地位时，很容易被误读为对荆州历史地位的“僭越”。然而，学术研究不应服务于地域宣传，而应服务于历史真相的还原。

好在，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已经开始弥补这一“薄弱的环节”，襄阳地区的大量考古遗址被纳入“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引起了更广泛的学术关注。

 

六、被延迟的觉醒：襄阳作为楚都的历史话语权

6.1 从“两中心论”到“襄阳中心论”

过去学界常常有一种预设：楚国早期的中心在丹阳（淅川或秭归），中期的中心在郢都（荆州纪南城），后期的中心在淮阳和寿春。在这种叙事框架下，襄阳被安置在什么位置？最多是“楚王偶尔巡幸的别都鄢郢”。

但这种叙事框架与考古事实完全不符。

如果 17 代楚子在南漳保康建都 182 年，楚子在宜城樊城建都 209 年，而在荆州纪南城的建都时长约 400 余年，那么襄阳境内的建都时长实际上占到了楚国 800 年历史的一半以上（约 530 年）！这意味着，在都城时长这个指标上，襄阳不仅不逊于荆州，反而超过了荆州地区近一百年。

“楚国历史八百年，建都襄阳五百年”绝非夸大其词，而是基于清华简《楚居》等文献及大量考古发现得出的严谨学术结论。

6.2 一个重要的误读：“丹阳=襄阳”≠“楚国起源≠其他地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强调襄阳作为楚都的地位，绝不意味着否定荆州或其他地区的楚文化价值。

楚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都，从荆山深处的夷屯（今南漳武安镇）到发渐、旁屽、乔多、若（鄀）、燓、宵，再到楚武王时期的郢都（荆州纪南城），最后迁至陈城、寿春。荆州的纪南城作为楚国鼎盛时期的都城，其历史地位和考古价值不可撼动。但在此之前，襄阳地区才是楚国三百余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正如《左传》所记熊绎“辟在荆山”，襄阳的荆山是楚国的诞生地；正如《史记》所言“封熊绎于楚蛮”，襄阳一带的“楚蛮”正是楚国族群构成的核心成分。如果只讲江陵的楚文化而忽视襄阳的楚文化，无异于只讲北京的明清史而忘记了西安的周秦汉唐——这不仅是历史叙事的不完整，更是对文明源流关系的颠倒。

6.3 沉默的代价：历史话语权的丧失

襄阳的沉默，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在公开发行的各类楚文化宣传册中，“楚国故都”的桂冠几乎总是戴在荆州的头上。在各类中国古都协会的认证和名录中，襄阳作为楚都的地位几乎从未被正式列入。在学术界，“楚国八百年，建都襄阳五百年”的结论虽然已经形成共识，但尚未进入主流的历史教材和大众读本。

这种“学术共识与历史话语相脱节”的尴尬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对襄阳而言，承认和还原楚国故都的历史地位，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更是重塑城市文化基因、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契机。襄阳不缺历史，缺的是让历史说话的勇气和策略。

对学术界而言，正视“石泉体系”和《楚居》研究所揭示的真相，承认襄阳在楚国都城体系中占据的枢纽地位，是楚学研究的必然走向。

 

七、结论：该归位的必须归位

本文的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七个层层递进的逻辑节点：

第一，荆山的地望应确定在今天的襄阳境域。 文献考据和出土文献双重印证，古荆山即今保康、南漳一带的大荆山山脉。“荆山在襄阳”的结论不仅经得起推敲，而且是解释楚国早期历史的唯一钥匙。

第二，楚国早期都城的核心区域就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沮漳河流域。 京宗、夷屯、鄀等《楚居》所载都城的具体地点，分别对应保康聚龙山、南漳武安镇、宜城县境，全部位于襄阳地区。这一地望考订是笪浩波等专家基于出土文献和田野调查所得出的严肃结论，可信度极高。

第三，清华简《楚居》的面世彻底颠覆了传世文献关于楚国早期都城的线性叙事。 “丹阳”之名并非早期都城的真实地名，而是战国中晚期以后建构的概念。楚国早期经历了多次都城迁徙，而这一迁徙过程的大部分地点都在襄阳境内。

第四，襄阳地区密集的楚国遗址为上述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撑。 438 处两周遗址点，50 余处考古发掘，宜城楚皇城、南漳安乐堰、保康重阳、枣阳郭家庙、枣阳九连墩、襄阳酒店村墓地的连续发现，以及 2025 年磨盘山楚城的突破性发现，形成了一条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晚期的完整楚文化遗址链。特别是 650 座东周墓的集中发现，为楚国早期活动中心区域的确定提供了“压舱石”级别的实证。

第五，“楚国八百年，建都襄阳五百年”是经过严谨论证的学术结论。 这一结论已获得多位楚文化研究专家的认可，其文献依据（清华简《楚居》）和考古依据（襄阳地区密集的楚文化遗址）均已具备。

第六，楚都研究的“惯性思维”需要打破。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政治话语都倾向于将“楚都”与荆州强关联，忽视了襄阳在楚国历史上的核心地位。从“两中心论”转向“襄阳—荆州双核心论”，是中国楚学研究必需完成的范式转换。

第七，襄阳需要并且必须重建其作为楚国故都的历史话语权。 这不仅是为了纠正历史认知的偏差，更是为了激活襄阳的文化基因、提升文化自信。在全面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今天，还原襄阳在中国历史文明谱系中的真实坐标，正当其时。

楚国八百年，一部波澜壮阔的先秦史诗。它的开篇，不在长江之畔的三峡，而在汉水之滨的荆山；它的第一缕曙光，不照亮江陵的纪南城，而是照亮了襄阳的山谷。

作为中国楚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作为楚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地区，襄阳不能再沉默。荆山就在襄阳——这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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