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璞 ｜ 圈子 第二十六讲 “圈子文学”批判与中国文学前景的再审视

第二十六讲

张璞

“圈子文学”批判与中国文学前景的再审视

引言

“圈子文学其实就是站队文学，没多大出息。”这句话虽短，却像一把匕首，精准地扎进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隐秘的病灶。它没有复杂的理论包装，没有学术术语的缠绕，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文学界一个长期存在却很少有人敢直面的真相——在中国，有多少文学创作与批评，实际上早已异化为一场以人情网络和利益纽带为核心的站队游戏？

所谓“圈子文学”，并非指正常的文学流派或创作群体，而是指以学术趣味、价值立场、居住地域、师门谱系、亲朋关系等为纽带结成的排他性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成员之间互相吹捧、互相提携、互相站台，形成一套自足、自洽乃至排他的运行机制。这套机制的核心逻辑是：你是谁并不重要，你站在谁身边才重要；你写了什么不重要，你属于哪个圈子才重要。当文学的评价标准从作品质量异化为人情网络，当批评家的笔沦为权力寻租的筹码，文学便从“面向星辰大海的事业”萎缩为“圈子里的自嗨游戏”。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圈子文学”的病理机制，揭示其对文学原创力、批评独立性和公平正义的根本性侵蚀，并通过“破圈者”的个案分析与“新大众文艺”的崛起，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前景。核心论点十分鲜明：圈子文学的本质是站队文学，它根植于人情社会的权力逻辑，必然导致创作的狭隘化、批评的腐败化和话语权的世袭化；然而，尽管“圈子”制造了巨大的内耗与“没出息”，中国文学的真正前景却不在于圈子内部的苟且，而在于“破圈”的突围——一方面，市场和技术的力量正在消解精英圈子的垄断；另一方面，国际传播的突破和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正在为文学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文学不是没出息，而是不该只在圈子里有出息。

一、“圈子”的病理学：从“文学圈子”到“圈子文学”

要理解“圈子文学”的弊病，首先需要辨析“文学圈子”与“圈子文学”的本质区别。

“文学圈子”本身并非洪水猛兽。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需要一定的群体生态，围绕文学权威人物或权威期刊形成的朋友圈，有其自洽的传统、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笔会、各地的文学社团，都是文学创作与交流不可或缺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文学圈子比没有要好——它是作家获取认同、切磋技艺、寻找归属的重要平台。

问题在于，“文学圈子”圈得久了，必然滋生自我膨胀与自我封闭。圈内人士在彼此“关照”“相帮”“抬举”的相互吹捧中，逐渐忘记文学的初心，将文学创作异化为利益交换的游戏。已故作家路遥对此有过极为精准的描述：“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被人瞧不起你；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你不顺眼；你懒惰，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当文学圈子逐步变成追求文学以外利益的策略主义者，它就从一个“朋友圈”蜕变为一个“是非圈”——一个相互吹捧、相互倾轧的大杂院。这就是从“文学圈子”到“圈子文学”的质变。

那么，“圈子文学”与正常的文学流派有什么区别？二者有天壤之别。前者追求的是“文学一番”之后的利益——名誉、地位、资源、话语权；后者则完全倾情于文学过程本身。前者以站队为核心逻辑，后者以创作为根本追求。

“圈子文学”必然具有以下三大病理特征。

第一是狭隘性。 圈子所维护的是小集团的利益，本质上是排他的。圈子成员以学术趣味、价值立场、师门谱系等为纽带结成共同体，确立山头、抱团出击。这种排他性导致文学评价的标准不再基于作品质量，而是基于“你是谁的人”。于是，大量平庸之作借助人情网络登上国家级核心期刊，而真正有才华却无背景的基层写作者，纵使才华横溢，也常常陷入投稿无门的困境。

第二是腐败性。 “文人聚会莫言醉”，觥筹交错之间，文学研讨会变成“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的名利场。批评家以“红包厚度”决定“赞美程度”，把文学批评异化为新型权钱交易、人情交易。这种腐败不仅腐蚀了文学创作本身，更消解了文学批评的独立性与公共性，使文学批评沦为“权力的应声虫与资本的提线木偶”。

第三是反智性。 小圈子固步自封、自以为是，以自己的利益衡量客观的一切，知识在圈内自我繁殖、自我循环，无法洞察客观事物的真实与本质。正如有学者尖锐指出的，今天的中国文论界“害怕思想，遇到思想绕着走”，热衷于办会开会，个体独到精深的思考却越来越少。圈子内部形成一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任何突破规则的思想探索都被视为异端，文学创作因此丧失了与时代对话的能力。

这三大病理特征相互强化，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狭隘性使圈子对外部新思想闭门不纳，腐败性使圈内评价体系全面失效，反智性则使圈子彻底丧失思想创造力。当三者叠加，文学便从“创造的事业”沦为“站队的游戏”。

二、“站队文学”的典型症候：从贾浅浅现象到批评的圈子化

如果说“圈子文学”是一种病理性的文学形态，那么“站队”就是其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在中国当代文坛，“站队”的逻辑渗透在创作的每一个环节——从刊物发表到作品评奖，从批评褒贬到学术晋升，“你是谁的人”往往比“你写得如何”更关键。

贾浅浅现象：圈子世袭的标本。

没有任何一个案例能像贾浅浅事件那样，如此赤裸地暴露“圈子文学”的站队逻辑。这位因“屎尿体”诗歌引发全民争议的作家，其《雪天》中“我们一起去尿尿，你尿了一条线，我尿了一个坑”的直白表述，被网友调侃为“回车键诗歌”。然而，在圈子内部，这些诗作不仅登上了国家级核心期刊，还被部分评论家拔高为“天成禅意”“解构传统”的先锋姿态。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诗歌写得差——审美判断本就是主观的——而在于评价体系的全面崩溃。当文学奖项沦为“文二代”的通关文牒，当贾平凹主编的《延河》杂志沦为“家族自留地”，当施施然主编的《中国女诗人诗选》成为“熟人俱乐部”，文学评价的标准已经从作品质量异化为人情网络。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盛赞其“词语出色”，西北大学教授陈晓辉将其捧为“天成诗人”——这些专业头衔的背书，非但未能捍卫文学尊严，反而成为公众质疑的焦点。

更令人震惊的是，贾浅浅还涉嫌学术论文抄袭，其《文学视阈下贾平凹绘画艺术研究》一文交叉抄袭了四位学界前辈的成果，甚至连父亲贾平凹的文字也照单全收。而这些存在明显抄袭痕迹的论文，不仅顺利通过了学术评审，还发表在《文艺争鸣》等核心期刊上，成为她晋升副教授的重要资本。正如爆料人所言：“一个教职的获得，就意味着另外一个人没有机会拿到这个教职；一个核心期刊的版面只有那么多，你一期登了两篇，那别人靠这个削尖脑袋想要获得的机会就没有了”。

贾浅浅现象绝非偶然，而是文化权力结构长期固化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当代文坛，资源高度垄断的问题由来已久——文学期刊的选稿权、出版社的出书通道、全国性文学奖项的评审权，长期掌握在少数资深作家及其关联圈层手中。无背景、无师承的基层写作者，纵使才华横溢，也只能在圈子之外望门兴叹。

批评的圈子化：从“判断者”到“站队者”。

如果说贾浅浅现象暴露的是创作端的圈子化，那么批评的圈子化则揭示了更深层的结构性危机。在中国这个人情化社会中，批评家很难破除面子观念，同时存在着拉帮结派的江湖意识，他们以学术趣味、价值立场、居住地域、师门谱系等为纽带结成共同体，确立山头、抱团出击，且往往以功利性的目的为前提开展批评活动。

批评的圈子化导致了一系列恶劣后果。首先，批评家为了在批评场域中占领评论话语权，往往选择“站队”而非“判断”——他们加入某一个批评圈子，然后在专业评奖、刊物发表中为本圈成员站台。其次，批评活动本身被异化为“关系场”——为某位作家或作品造势而举办的研讨会层出不穷，批评不再是独立的价值判断，而是人情往来的延伸。

更为隐蔽的是，批评界出现了一种“精致利己主义”的倾向。部分青年批评者将文艺批评这一本应承载公共求真使命的事业，不自觉地滑向了私人事务化的轨道——批评不再是直面作品、叩问时代、服务大众的公共实践，而更多地被视作个体获取学术资本、确立话语位置、实现身份认同的私人化途径。在这种逻辑下，批评者倾向于追逐新奇理论、制造生僻概念，甚至刻意进行过度阐释，将深刻的思想交锋简化为话语符号的竞争抢占。批评的公共性被消解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圈子内部的“学术资本积累”。

“自嗨游戏”与“时间杀手”：圈子文学的生存图景。

当圈子文学的站队逻辑渗透到日常创作中，便形成了一幅荒诞的图景：“不是在转发同道的‘大作’，就是在等待别人转发自己的‘拙作’；不是在圈子里互捧互吹，就是在自嗨中自我麻痹”。各类公众号此起彼伏，总编、主编多如牛毛，人人都有“头衔”，人人都需要别人来确认自己的“大师”身份。

这种“自嗨游戏”的本质是自我麻痹。圈内作家把“深耕一亩三分地”挂在嘴边，实则是懒得抬头看世界，躲在舒适区里翻来覆去炒冷饭。真正的文学——那些需要直面生活、叩问时代、承担使命的严肃创作——被搁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时间杀手”式的无效劳作。

三、“没出息”的深层机制：人情社会、权力结构与思想惰性

“圈子文学”为何“没多大出息”？表面上是文坛内部的风气问题，深层则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人情文化、高度垄断的权力结构以及整个学术圈的“不思想”状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情社会的“面子文化”与“江湖意识”。

中国是一个人情化社会，“面子”观念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学批评领域，批评家很难破除面子观念，这导致他们无法对圈内人士的作品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故作家余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编辑宁可用名作家的烂稿子，也不愿用无名作者的好稿子”。这句话揭示了人情逻辑对编辑决策的深刻影响：用名作家的稿子，卖的是人情、积的是“面子”；用无名作者的好稿子，承担的是风险、讨不到任何好处。

这种“面子文化”与江湖意识相结合，使文学批评从“学术活动”异化为“江湖活动”。批评家不仅互相捧场，更在各自的“山头”内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利益交换机制——你为我的作品写评论，我为你的著作站台；你的学生进我主持的刊物，我的弟子拿你推荐的大奖。这套机制自洽、自足且排他，形成一个对圈外人封闭、对圈内人互利的闭环。

资源垄断与权力世袭。 中国作家协会2025年度发展新会员1289人，会员总数已达1.7万余人。这支庞大的作家队伍看似开放，但核心资源——选稿权、评奖权、出版渠道——却高度集中在少数权威人物及其关联圈层手中。韩寒早年即表示“作协是个可笑的存在”，并称“如果让我当主席，我就解散它。”为此，郑渊洁两次公开退出中国作协。我赞成这样的理念：真正的写作应远离组织认证，文学的价值在于文本本身，而非头衔。不少中国作协会员都是圈子的产物，他们是写不出真正有份量的作品的。往往无背景的基层写作者，却能写出惊人的作品，然而，纵使才华横溢，却双双常常陷入投稿无门的困境。

评奖体系的“圈内化”更是触目惊心。从贾浅浅诗歌获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引发的争议，到董宇辉获人民文学奖引发的“文坛惊诧”，每一次评奖风波都暴露了同一问题：文学评价的标准已被权力扭曲。当“文二代”特权成为进入文学圣殿的通行证，当批评家的笔化作权力寻租的筹码，文学的神圣殿堂便被蛀空了根基。

“不思想”的学术惰性与安全主义心态。 北京大学学者时胜勋指出，今天的中国文论界“害怕思想，遇到思想绕着走”。近20年来，文学理论界热衷于开各种会议，到处办会和开会，个体独到精深的思考却越来越少；观点左右上下摇摆多，坚持数十年如一日探索少，理论的钻研精神更少。有学者尖锐批评当下学院派是“复印机”“传声筒”：“思想家思想，学院派被思想”。

这种“不思想”的状态，一方面源于思想政治化的惨痛经历，学者们无意于或者害怕被贴上各种思想的标签而遭受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学术体制不完善”导致的安全主义心态——与其冒险探索，不如在圈子内部“安全”地互相引用、互相认可。圈子的存在恰恰满足了这种安全需求：在圈子里，你不需要独立思考，只需要站好队、说对话、跟上节奏。

圈子内积重难返的内耗加上外部互联网的剧烈冲击，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安全网”——传统文学精英试图用圈子的围墙，来抵抗数字时代愈演愈烈的去中心化浪潮，以此确保话语权不会彻底失守。然而，这种闭门造车的自我封闭，不仅没有让精英文学圈子重新占据文化主流，反而加速了它与大众真实阅读需求的脱钩。

正是这三重力量的耦合作用——人情逻辑、权力垄断与思想惰性——使“圈子文学”陷入一种自我强化的死循环：圈子越封闭，越依赖人情和权力；越依赖人情和权力，就越丧失思想活力；越丧失思想活力，就越需要圈子来提供“安全”和“认可”。在这个闭环中，文学丧失了它最宝贵的品质——直面现实、独立思考、真诚表达。这便是“没多大出息”的深层根源。

四、突破的可能：“破圈者”与新大众文艺的崛起

然而，尽管“圈子文学”制造了巨大的内耗，断言中国文学整体“没出息”却是过于悲观的论断。恰恰相反，中国文学真正的活力恰恰来自“圈子”之外——那些拒绝站队、拒绝抱团、敢于直面真实世界的力量。

刘慈欣与《三体》：从“科幻圈子”到“世界文学”。

刘慈欣是中国文学“破圈”最有力的证明。他的《三体》系列在全球累计销售量超3000万册，外文版销量达650万册，已被翻译为42种语言，获得包括雨果奖在内的十余项国际科幻文学大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译介语种最多、海外销量最高、国际影响力最广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刘慈欣的成功恰恰发生在“圈子”之外。在《三体》获得国际认可之前，来自文学圈的专业评论甚少。科幻文学本身就被视为“小众文学”，不少文学界人士认为其“文学性”不足，仍把它归入类型文学或通俗文学中去。而刘慈欣恰恰是在主流文学圈不屑一顾的科幻类型中，凭借作品本身的力量实现了“破圈”——不仅破出了科幻圈，更破出了国界、走向了世界。

《三体》的成功揭示了“圈子文学”的悖论：那些在圈子内部被吹捧的作品，往往局限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而那些真正“有出息”的作品，恰恰是在圈子之外野蛮生长出来的。科幻文学“破圈”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变量：数字阅读的扩张、文学与电影及短剧的跨界联动，使得新一代的读者群更倾向于用脚投票，而不是按照圈子的审美权威来甄选作品。这种自下而上的选择机制，正在从根本上解构传统文学圈子的评价霸权。

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从“精英文学”到“人民文学”。

更宏大的变革正在发生。截至2025年5月，中国已有3100万网络文学创作者和数以亿计的短视频生产者。从“为大众”“写大众”到“大众写”，人民群众日益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人。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40亿元，年度新增各类改编授权数量总计约3万项。2025年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已达502.1亿元，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达70%，稿酬收入超百万元的00后作家数量同比增长了150%。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深刻的文学民主化运动。传统文学圈子的“精英-大众”二元对立正在被打破，文学不再是少数权威人物及其门徒的专利，而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公共事业。有学者将这一趋势概括为“新大众文艺”的崛起，其核心诉求直指批评的公共性与人民性本源，旨在促使文艺批评扎根于大众构成的“我们”共同体之中。

“新大众文艺”的提出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一方面，大众参与文艺创作的深度与广度史无前例，新的审美形态不断涌现，呼唤着理论批评的有效回应；另一方面，当代文艺批评本身正经历着深刻的认同危机与功能偏移，其话语实践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了令人忧心的距离。在这种背景下，“新大众文艺”的视野旨在校正批评航向，使批评从“圈子内部的精英游戏”回归“面向大众的公共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这股浪潮正在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2026年，原创文学市场仍面临下行压力，但那些“扎根生活的创作、贴近时代的传播、坚守品质的出版”正在为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力。文学期刊也在努力突围——实施稿费倍增计划、拥抱数字媒介、打破严肃文学“圈子化”怪象。广东省出版集团实施“稿费倍增计划”，最高提至“千字两千元”，旨在“让金子发光，让作家体面”。这些努力虽然尚在起步阶段，但方向是正确的：文学必须重建与时代的对话能力。

文学批评的自我救赎：从“站队”到“判断”。

与此同时，文学批评界也在反思自身。2026年4月，中国作家网刊文指出，批评需要挣脱个体偏执与时代焦虑的投影，弥合与现实之间的偏差，真正成为连接文艺创作、社会脉动与人民心灵的有效桥梁。这需要批评家回归“批评即选择”的本义，抛弃“红包厚度”决定“赞美程度”的堕落逻辑，重建批评的独立性与公共性。

在建设中国自主文艺批评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副文本方法的提出破除了传统文艺批评聚焦于文本正文的狭隘范畴，弥合了文本与读者间的理解鸿沟。更宏大的方法论重构也在进行——文学批评正在致力于弥合文本与历史的间隙、自律与他律的间隙，以唯物史观为枢纽，建构更具历史纵深感和社会总体性的批评方式。这意味着批评可能从“圈子内部的学术游戏”回归为“面向社会现实的公共判断”。

五、前景展望：中国文学往何处去？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圈子文学其实就是站队文学，没多大出息”这句话做出一个更完整的回应。

从批判的角度看，这句话切中了要害。圈子文学的本质是站队文学——它以人情网络替代审美判断，以权力逻辑替代独立思想，以互相吹捧替代真诚批评。在圈子的闭环中，文学丧失了直面现实、独立思考、真诚表达的品质，沦为“没出息”的自嗨游戏。当文学评价的标准从作品质量异化为人情网络，当批评家的笔沦为权力寻租的筹码，当“文二代”特权成为进入文学圣殿的通行证，文学确实“没多大出息”——这里的“没出息”，不是指文学本身的价值贬值，而是指文学在圈子内部异化为利益游戏的悲剧。

但从建设性的角度看，中国文学的前景恰恰在于“破圈”——突破圈子的桎梏，拥抱更广阔的天地。

出路之一：打破“精英-大众”的二元对立，拥抱“新大众文艺”。 3000万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崛起，不是对文学的稀释，而是对文学的解放。当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事业，文学的创造力和多样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传统文学圈子需要做的不是抗拒这股浪潮，而是放下身段，真诚地与“新大众文艺”对话。

出路之二：重建批评的独立性与公共性。 批评不是圈子的附庸，而是文学的守护者。批评家需要抛弃“站队”的思维惯性，回归“判断”的批评本义。当批评敢于说“不”、敢于挑战权威、敢于直面真相，文学才能真正“有出息”。

出路之三：拥抱技术与市场，但不放弃品质追求。 AI技术、数字传播、IP开发正在重塑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但这不意味着文学需要降低品质。正如《三体》所证明的，真正的好作品可以在最广阔的市场上获得成功。中国文学需要更多“既有市场影响力又有艺术品质”的作品，而不是在圈子里互捧互吹的“大师自嗨”。

出路之四：走向世界，建立全球文学对话。 《三体》用42种语言、3000万册销量证明了，中国文学完全可以在世界舞台上“有出息”。中国文学需要更多具有全球视野的作品，需要更有力的国际传播，需要更深度的跨文化交流。

当然，以上四条出路的实现，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需要文学生态的持续开放，以及“破圈”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健康的文学场域，应当是多元而非单一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以创作为核心的而非以利益为核心的。当下的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性转型期——旧有的圈子秩序正在瓦解，新的文学生态正在形成。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充满张力的，但也孕育着巨大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文学真正的未来，恰恰不在于“圈子里有出息”，而在于“有出息的不在圈子里”。 那些敢于突破圈子桎梏、敢于直面真实世界、敢于独立思考表达的创作者，才是中国文学的真正希望。他们可能不在“作协主席”的名单上，不在“核心期刊”的作者栏里，不在“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台上——但他们在创作的现场，在生活的深处，在与时代同行的路上。他们的作品可能粗糙、可能不完美，但它们有真实的血肉、有独立的灵魂、有直面世界的勇气。而这一切，恰恰是“圈子文学”所缺失的。

中国文学不是没出息，而是不该只在圈子里有出息。当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站队、拒绝抱团、拒绝成为“圈子”的附庸，当文学创作从“站队的游戏”回归“创造的事业”，中国文学才能真正“有出息”——不是在小圈子里的相互吹捧中“出息”，而是在与时代、与人民、与世界的真诚对话中“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