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璞 ｜《鄂豫边文存》第二卷 李立三《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解析

《鄂豫边文存》第二卷

张 璞

血色黎明前的“豪赌”

——李立三《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解析

 

引言：一封被火药浸透的急电

1930年6月21日，上海，一处隐秘的石库门建筑内，时任中央政治局实际负责人的李立三，在一张堆满各地战报和苏联杂志的桌前，口述了一封影响深远的指示信。这封信后来以《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为名，下发全党。它不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指导，而是一份“总暴动令”，一次对中国革命命运的“终极豪赌”。

在这封信发出后的短短三个月里，中国大地猛烈燃起前所未有的革命火焰：从长江两岸到赣南闽西，数十万红军和数百万赤卫队倾巢而出，目标直指武汉、南昌、长沙。然而，这场暴风骤雨般的进攻，最终将以惨痛的失败和红军的巨大牺牲告终。

悬念一： 是什么让当时年仅31岁的李立三，坚信“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争取中国革命一省与数省的胜利”就在眼前？

悬念二： 为何他执意将“暴动中心”选在武汉，而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

悬念三： 当时共产党人在武汉究竟隐藏着多大的力量？红军是否真的强大到可以攻克“九省通衢”？

让我们回到1930年那个躁动不安的夏天，用历史的放大镜，逐段解读这封充满火药味与理想主义色彩的指示信。

 

第一部分：深渊的咆哮——解读决议的（一）（二）段，经济崩溃与苏维埃狂飙

（一）“国民经济总崩溃”：一个真实的绝望中国

原文解析： “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千百万群众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

李立三的开篇，并非危言耸听。1929年爆发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在1930年达到顶峰。这场危机通过银价波动、外贸停滞、资本抽逃，猛烈冲击着半殖民地的中国。

深度推演与爆点：

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爆点”：李立三精准地看到了经济危机对统治基础的毁灭性打击。他提到的“丝厂工人失业者在十万人以上”，是真实的。1930年的上海，丝厂开工率仅20%，苏州、无锡等地“机声沉寂”。但更致命的是农村。他描述的水灾，指的是1930年长江中下游特大水灾。这场水灾导致湘、鄂、赣、皖四省约5000万人受灾，淹没耕地近亿亩。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赈灾公债”被挪用充作军费，美国的美麦借款实则附带了苛刻的关税条件。

李立三的逻辑链条：

经济崩溃 → 民众无法生存（死亡线上） → 革命必然爆发（唯一出路）。

但这里埋下了盲目性的第一个种子：他将“痛苦到了极点”等同于“革命意志到了极点”。事实上，在极度绝望和赤贫状态下，民众的首选往往是保守的求生（逃荒、借贷、保命），而非立即投身暴动。他将“经济决定论”推向了极端的“革命速胜论”。他忽略了组织力量和群众觉悟提升所需要的“量变积累”过程，认为“质变”会在下一秒轰然到来。

（二）“伟大的坚固的铁拳”：被放大的红军实力

原文解析： “苏维埃运动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红军击溃了十五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红军已经成了伟大的坚固的革命的铁拳……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建立……”

这是整篇决议中最具“煽动性”和“计算性”的部分。李立三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极具风险的数据“重组”。

历史还原与推演：红军到底有多大？

要理解李立三为何如此亢奋，必须还原1930年夏天的红军家底。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军事部（周恩来负责）的统计和各地苏区上报的数据（通常有水分），我们可以推演如下：

中央苏区（朱毛红军）： 红一军团（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约2万余人。红三军团（彭德怀）约1万余人。合计约3-4万人。装备上，步枪约2万支，机枪百余挺，火炮极少。

湘鄂西苏区（贺龙、周逸群）： 红二军团（红二军、红六军）约1万余人。

鄂豫皖苏区（徐向前、曾中生）： 红一军约9千余人。

赣东北苏区（方志敏）： 红十军约4千余人。

东江、琼崖、左右江等小苏区： 总计约1-2万人。

全国红军总兵力推演： 真正有战斗力的主力红军，约在6-8万人之间。如果算上地方赤卫队、游击队（数十万），那数字确实惊人。但核心爆点在于：国民党正规军当时在长江流域的机动兵力（中央军、桂系、湘军、鄂军、川军）合计超过60万。李立三在决议中宣称红军“击溃十五师以上”，这个数字被严重夸大了。真实的“围剿”与反围剿中，红军确实取得过歼敌一两个旅的战例，但“十五个师”更像是宣传上的统计学魔术（如将地方民团、保安队甚至逃散的士兵都算入“击溃”）。

“二十六路军全部投入红军”的真相：

决议中提到的这一点，是当时最能点燃李立三激情的“爆点”。1930年，原西北军孙连仲部（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围剿”。但实际上，著名的宁都起义发生于1931年12月（在立三路线被批判之后）。李立三在1930年6月就引用此事，要么是情报有误（将部分哗变夸大为全部投诚），要么是为理论服务的“预期性宣传”。这说明，李立三在决策时，已经被胜利的想象冲昏了头脑，他用“将要发生”的胜利来论证“现在就该行动”的合理性。

“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的形势”是真是假？

决议称“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的形势”。这完全是战略态势上的夸张。

对武汉的“包围”： 鄂豫皖苏区在皖西、鄂东活动，距离武汉还有200-300公里。湘鄂赣苏区在鄂南、赣北，逼近咸宁、蒲圻，距离武汉约100公里，看似“近在咫尺”，但中间隔着长江天险和敌军重兵把守的武长铁路。所谓的“包围”，不过是在地图上画了几个圈，中间没有任何一条稳固的交通线连接。

对南昌的“包围”： 赣南苏区距南昌约300公里，中间隔着赣江和吉安、樟树等军事重镇。当时红军连吉安都尚未攻克（直到10月才攻克，旋即放弃），何谈包围南昌？

李立三的决策心理剖析：

他看到的是“苏维埃运动的狂飙”。1930年，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在河南、山东激烈进行，长江流域国民党兵力空虚。湖南的何键、湖北的徐源泉、江西的鲁涤平，各自为战，内部矛盾重重。李立三认为，这正是“天赐良机”，只要红军集中主力，像一把尖刀插向武汉，就能引发全国性的总暴动。他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红军的攻坚能力无法攻克设防坚固的省会城市；第二，城市工人阶级并没有准备好进行配合总暴动。

 

第二部分：帝国的背影与城市的烈焰——解读（三）（四）段，帝国主义干涉与工人斗争

（一）日本侵华与“反苏联战争”的误判

原文解析： “这便产生了日本的武力占领满洲的事变……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党的任务是……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但1930年日本已制造了一系列挑衅（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前奏）。李立三敏锐地察觉到了日本侵华的野心，但他将日本占领满洲的主要目的归结为“进攻苏联”，这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

深度解读： 这是典型的“国际主义”投射。当时的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导致对苏联的战争。李立三全盘接受了这一判断，认为日本侵华的主要矛头并非仅仅为了掠夺中国，而是为了获得进攻苏联的跳板。因此，他将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直接等同于“保卫苏联”的战争。

这导致了严重的策略失误：

他要求红军“北上抗日，保卫苏联”，而不是首先巩固南方根据地。这种“外因决定论”使得革命策略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广大士兵和农民心中，“打土豪分田地”远比“保卫红色首都莫斯科”更具号召力。李立三将复杂的民族矛盾简单化为两大阵营（帝国主义vs苏联）的对决，忽视了中间地带的巨大回旋余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复杂态度。

（二）城市烈火：被高估的“总同盟罢工”

原文解析： “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在高涨着……个别的反帝国主义的罢工……已经在个别的城市发展到了总同盟罢工的形势（如太原一天的总罢工）……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英勇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

这是决议中最激动人心，也最危险的部分。李立三在这里犯了一个“以点带面”的致命错误。

武汉真相推演：当时的“革命党”到底有多少？

武汉，作为立三路线预设的“巴黎公社”，其底牌究竟如何？我们来深度推演1930年的武汉地下党力量。

党组织力量：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党组织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至1930年，虽然有所恢复，但全市党员人数不足500人（据湖北省委档案，高峰期约300-400人），且大多分布在武昌的学校、汉口租界的苦力工和部分兵工厂中。

工会力量： 号称有组织的“赤色工会”会员约2000-3000人，但这大多是秘密的、分散的。而武汉当时产业工人总数超过20万（主要是兵工厂、造纸厂、面粉厂、码头、铁路）。

敌军力量： 武汉驻有徐源泉的第十军、湖北省保安团、宪兵以及长江舰队。正规军及武装警察至少3-5万人，装备精良，控制着长江航道、武长铁路及各城门炮台。

群众心理： 经历过“白色恐怖”的武汉市民，对暴动抱有极度恐惧。1927年血的教训记忆犹新。李立三所谓的“总同盟罢工”一触即发，纯属一厢情愿。

“太原一天的总罢工”是个烟雾弹： 太原的罢工，主要是在北方军阀混战背景下，阎锡山统治松动下的一次自发骚动，并非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行动。李立三将其作为“总同盟罢工”的范例，暴露了他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虚张声势。

爆点分析： 李立三在决议中反复强调“党和工会对于罢工斗争的领导，还是非常薄弱”，这看似是自我批评，实则是为了证明“只要加强领导，胜利必然到来”的结论。他完全低估了在法西斯式白色恐怖下组织大规模罢工的难度。他所谓的“黄色工会”（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在当时武汉占据了绝对主导，赤色工会几乎只能在棚户区和散工中活动。想通过几千人的秘密力量，撬动几十万产业工人总罢工并武装起义，无异于以卵击石。

 

第三部分：权力的洗牌与战略的转向——解读（五）（六）段，国民党内斗与“攻占大城市”

（一）蒋介石的“下野”与暂时的权力真空

原文解析： “将四年来统治中国……的军事独裁者——蒋介石的政府推翻了……各派军阀及其幕后的帝国主义者正在积极的准备着新的军阀战争……”

1930年，蒋介石确实在5月的中原大战中一度陷入困境，冯玉祥、阎锡山联军逼近徐州。李立三将此解读为“蒋介石政府的推翻”，这是一个巨大的情报误判。

历史的玩笑： 就在李立三写下这封决议的前后，蒋介石虽然在北方吃紧，但在南方仍然牢牢控制着江浙、上海、两湖主要城市。所谓的“新政府”（阎锡山北平国民政府）不过是军阀混战中的傀儡。李立三夸大蒋介石的“倒台”，是为了证明国民党统治“总崩溃”已经完成，现在只需“最后一击”。

（二）最关键的段落：“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

原文解析： “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

这是“立三路线”的题眼，也是决裂点。

“过去正确的策略” 指的是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实践中总结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策略。李立三并非不知道这一策略在过去是正确的。

“现在不同了” 就是他发动总攻击的逻辑开关。

为什么“现在”不同了？李立三的三点推导：

量变到质变： 他认为红军数量（6-8万人）已足以攻占一两个省城。

军阀混战窗口期： 中原大战致使长江中游空虚，必须抓住。

世界革命联动： 他认为中国革命一旦在武汉胜利，会立即引发印度、朝鲜等殖民地革命，并最终引爆欧洲革命，从而一举击溃帝国主义。

深度推演：攻打武汉的荒唐计划

根据这封指示信，中共中央随后制定了具体的“武汉暴动计划”：

兵力部署： 命令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从湘鄂赣边界北上，切断武长铁路，占领咸宁、蒲圻，威逼武昌。命令贺龙的红二军团从洪湖出发，渡过长江，占领汉阳、汉口。命令鄂豫皖的红一军西进，切断平汉铁路南段，阻击援军。命令赣东北和中央苏区部队北上，牵制江西敌军。

城市内应： 要求在武汉地下党负责人领导下，于某个深夜发动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总罢工，夺取警察枪支，炸毁兵工厂，接应红军。

这个计划的“致死缺陷”：

时空割裂： 各苏区被敌军分割，相距数百公里，没有电台即时通讯，根本不可能实现“同时动作”。历史上的红三军团攻占长沙（7月），红一军团还在赣西，两者完全脱节。

补给断绝： 红军缺乏重武器，无法攻克武汉城墙和江防炮台。长江航道被敌舰控制，红军无法渡江。

内应薄弱： 武汉地下党至多能动员几百名骨干，面对数万敌军，根本无法形成“内外夹击”。

李立三的“赌徒心态”： 他心中想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他批评毛泽东的“保守主义”，认为在山上打游击是“农民意识”，只有夺取大城市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他把革命看成了可以精确计算的数学题：敌军空虚+我军膨胀=胜利。他忽略了战争的本质是政治，是人心，是后勤，是通讯，是一切细碎而致命的现实。

第四部分：具体的疯狂与内部的斗争——解读（七）（八）（九）段，苏区政策、城市工作与反右倾

（一）苏区方向的“削足适履”

原文解析： “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在大江以北……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仅（汉）铁路的形势。”

这一部分暴露了中央对苏区实际情况的“隔膜”。

对中央苏区的指令： 要求“联系成整个一片”并“占取南昌”。这迫使毛泽东、朱德的红一军团不得不放弃在闽西、赣南的深耕，转向攻打樟树、南昌郊区。结果是“打不下南昌，只能放几响冷枪示威”，浪费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

对鄂豫皖的指令： 要求“造成威胁武汉的形势”。这导致了红一军主力西进平汉线，根据地后方空虚，遭受敌人反扑。

政策上的“左”倾： 决议中关于“富农（大多数是封建的剥削者）的土地亦在没收之列”、“平分一切土地”等提法，是对此前正确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的激进修改。这侵犯了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在苏区内造成了不必要的内部矛盾。李立三为了配合“总进攻”，要求苏区内部实行极端激进的阶级政策，试图通过“纯洁队伍”来获取战争资源，结果适得其反。

（二）城市工作：不可能的任务

原文解析： “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共同的斗争委员会……”

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幕。 李立三要求在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如此公开、大规模的斗争，无异于让地下党“暴露在阳光下”。任何一个“工人纠察队”的成立，都会立刻遭到巡捕房和宪兵队的镇压。

爆料与分析： 当时上海、武汉的党组织，为了完成中央的“总暴动”指标，被迫印刷大量传单，组织街头演讲，结果导致大批骨干被捕（如著名的何孟雄等人在稍后的时间里被捕牺牲）。李立三在决议中批评“关门主义”和“害怕斗争”，这是在催促党员干部去“送死”。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忽视了白区斗争的基本法则——积蓄力量，隐蔽精干。

（三）反右倾：用列宁主义的外衣包裹冒进的核弹

原文解析： “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革命的危险……对于红军行动的消极、悲观失望的胡说……不愿意利用顺利的形势开展进攻的斗争……”

这是整篇决议的“刀锋”。 李立三把一切不同意“攻打大城市”的人，都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的党内，周恩来、瞿秋白等人对攻打武汉持谨慎态度，毛泽东在苏区明确表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攻打南昌。

深度解读： 李立三此时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向忠发虽为总书记，但实权在李立三手中）。他利用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指示，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中国的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就是通过城市暴动成功的，那么中国革命也必须复制这一模式。他忽视了十月革命前，列宁是在有50万党员、工人赤卫队占绝对优势、前线军队倒戈的情况下才发动起义的。而1930年的中国共产党，白区党员仅剩几千人，红军不过数万，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立三路线”的终局：

这封指示信下发后，全党被迫执行。结果是灾难性的：

红三军团一度攻占长沙，但仅10天便被何键优势兵力反扑，损失惨重，被迫撤出。

红一军团在南昌郊区徘徊，无功而返。

红二军团渡江作战，遭受重创，洪湖根据地动摇。

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干部被捕杀。

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批判了立三路线，李立三承认错误并离开领导岗位。

结语：历史的镜鉴与深层的教训

李立三的这封指示信，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狂热产物，它是那个时代绝望与希望交织、理想与虚妄共存的必然结果。

李立三盲目原因的四层剖析：

认知的局限： 身处上海租界，通过电报和简报了解全国，无法实时感知各苏区的艰难困苦和中下级官兵的真实战力。他看到的是一串串“胜利”的数字，看不到雪山草地、缺医少药。

理论上的“本本主义”： 机械照搬十月革命经验，把城市中心论当作不可动摇的教条，忽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城乡差别的特殊性。

情绪的裹挟： 面对帝国主义瓜分和国民党屠杀，满腔热血急于复仇和建功，在“反右倾”的旗号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不得任何冷静的分析。

组织上的“天花板”： 作为年仅31岁的年轻人，突然掌握了数万武装力量的最高决策权，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和韧性，容易被一时的形势冲昏头脑。

为何先给湖北下达指示信？

答案不言而喻：武汉是“中国的芝加哥”、“东方的曼彻斯特”。

武汉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产业工人最集中（超过30万）。

武汉地处长江与京汉铁路交汇处，占领武汉意味着切断中国南北大动脉。

武汉曾是北伐革命的中心，有“首义之城”的象征意义。李立三需要这样一个“高潮”来引爆全国。

然而，历史给了李立三一个惨痛的答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地图上的箭头推演。真正的革命，是无数先烈在崇山峻岭间的坚韧跋涉，是“星星之火”对“燎原”的耐心等待。当“立三路线”的余烬散去，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才真正找到了那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最终在1949年，从西柏坡的“小山村”走进了北京的“大城市”。

这封写于1930年6月21日的指示信，像一面灼烧的镜子，照出了一个革命党在青春期不可避免的阵痛、疯狂与成长。它是一首悲壮的血色狂想曲，也是一次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战略转折。读懂它，就读懂了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曲折，之所以伟大辉煌。

 

张璞简介：

现居襄阳，出版长篇小说、传记10余部。2017年起开始研究鄂豫边苏区史、红九军创建史和鄂北斗争史，8年多时间共写出《红九军传》《程克绳传》《鄂北赤子高如松》《鄂北斗争史》《宜城苏区史》《鄂豫边文存解析》六部书稿及《红九军在鄂北的创建》《襄枣宜根据地的形成》等调研文章，其中《鄂北赤子高如松》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红九军在鄂北的创建》《襄枣宜根据地的形成》被收入《建党百年襄阳大事纪实》（郝敬东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

 

附原文：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 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民经济的崩溃在全国范围内及一切经济部门内进行着。工业的危机迅速地开展着，丝纱面粉等主要的轻工业部门，都处于恐慌与衰落的状况中（上海丝厂开工的仅十分之二，其他各地亦一样，丝厂工人失业者在十万人以上，纱厂方面厚生三新等厂倒闭，日本厂的纱锤织机迅速增加，面粉业开全工者仅五月），重工业更加非民族化而处于帝国主义的垄断的状况之中。农村经济的崩溃更是急剧而猛烈；在地主与高利贷者的奴役与剥削，军阀的搜刮与不断的内战，帝国主义的掠夺之外，更加上了空前的水灾，几十万的农民群众被大水淹死，几十万栋房屋为洪水所毁灭，几千万的农民在寒冷的冬天，冻饿、死亡。十四万万亩以上的土地被水冲荡而失去任何收成。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的奴役与剥削农民造成了空前的水患，但是他们对于这些被灾的饥寒交迫生死不得的农民不曾有任何的救济。他们利用赈灾的名义，发了八千万公债，加了几十种捐税，向美国帝国主义借了高利贷式的美麦借款，而一点都没有用到灾民身上，相反的更加用工赈急赈名义奴役农民，在灾区中更增加了许多新的苛捐杂税；资本家更利用广大的失业失地的劳动后备军，来扣减工厂工人不得一饱的工资，来增加他们工作时间：地主与高利贷者更利用时机来剥削他们。国民经济的浩劫，使无数千万的劳苦工农受到骇人听闻的惨痛、贫困、饥饿、瘟疫与死亡。千百万群众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

（二）经济危机的深入直到国民经济总崩溃，无数万工农群众的灾难痛苦及他们革命斗争的剧烈紧张，在这种情况之下，苏维埃运动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国民党不但不能消灭甚至不能暂时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三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阀受到悲惨的失败，红军击溃了十五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结果，仅仅在赣南，红军就获得了一万枝以上的步枪，五百万发的子弹，一百五十枝以上的机关枪，俘虏了二万余人。从第三次“围剿”冲破后，红军更得了许多新的胜利、闽粤赣区恢复了杭武永苏区，占领了永定、汀州、连城，发展和扩大到宁化、清流。赣东北区不但与闽北崇安、铅山一带苏区联系一起，并且向着浙皖边发展，占领了常山、要源等县城。鄂豫皖区扑灭了反革命派破坏红军的阴谋，大大地巩固了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并且占领了英山、霍邱与黄安的县城。湘鄂西区贺龙同志所领导的第三军与九师会合后，更巩固了洪湖根据地，正在与敌人艰苦的战斗中创立襄河北岸的新的根据地。湘鄂赣与湘赣边都一样的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向着蒲圻、嘉鱼及上犹、崇义发展着。中央苏区不但恢复了第一次“围剿”前的区域，并占领了赣南会昌、寻邬、安远、信丰各县，并且正在围攻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由于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的全部投入红军（约二万余人），宁都、广昌都重新入于红军之手，并且有占领抚州消息。吉安已如孤城，反动统治在江西所保持只有南浔路上的八九县。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红军坚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夺取了敌人的武装武装了自己，向着红色铁军的道路上前进。红军已经成了伟大的坚固的革命的铁拳。由于苏区内部反革命组织的破获，及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毒害坚决的肃清，没收来的土地的重新分配给苦力雇农和基本的农民群众，苏维埃机关的改造与阶级异己分子的肃清，大大地提高了工农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及苏维埃政权在他们中间的威信。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建立给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以总的领导，更能顺利地实行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

（三）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日渐崩溃，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火军费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的公开的武力干涉，这便产生了日本的武力占领满洲的事变，同时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企图将满洲变为自己的完全殖民地，变成为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它并且企图经过自己的走狗韩复榘、阎锡山、冯玉祥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帝国主义完全同意与援助日本的行动，企图实现反苏联的军事冒险与占领云、贵。英帝国主义部分的赞助日本的行动，只要日帝国主义者不侵入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者，它的企图是将全中国放置在自己的金元势力之下，在事变开始的最初时期取了等待与观望的态度，实际上同样的帮着日本帝国主义来掠夺中国民众及造成反苏联的场地。事变的开展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与日、英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目前的形势显然是：在反对苏联的战争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国际联盟及美国都一样是掠夺和压迫中国的强盗）；它们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的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企图间的冲突与矛盾。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的策略之中心。对于中国劳苦群众的掠夺与瓜分中国是在急剧的进行，红军苏维埃的发展将促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广大武装的冲突的整个历史的阶段是在前面。因之党的任务是：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护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来争取中国的统一。

（四）经济危机的加深，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与瓜分中国的急进，这是决定中国目前情势的三个因子，是生长中国革命危机的三支柱石。经济危机深入到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地步，使得千百万的工农生活极端恶化，失业失地，饥饿寒冻，使得他们的斗争极端紧张，因为他们只能在反抗与死亡中选择自己的出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与红军，成了新的革命高涨的柱石，成了全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红军的光荣的胜利，给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劳苦群众指出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道路。满洲的事变惊醒了最广大的劳苦群众及城市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的觉醒，激动了他们的仇恨、愤懑与反帝国主义的热忱，国民党统治的必然的投降帝国主义，更促进反帝运动转变成为直接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

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在高涨着，在工厂中，在矿山中，在铁路上，在船上，在苦力与黄包车夫中，罢工斗争不断的发展着，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接一连二的禁止罢工的命令。罢工斗争大部分是经济的斗争，但是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的密切的联系，及罢工的顽强性与坚持性，是目前罢工斗争的必然的特点。个别的反帝国主义的罢工，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已经在个别的城市发展到了总同盟罢工的形势（如太原一天的总罢工），许多产业部门爆发着酝酿着一业的同盟罢工（如招商局，上海的纱厂、印刷、市政等）。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与黄色工会的一致的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英勇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在国民党统治总崩溃的基础上，黄色工会的反革命的面目，反工人阶级的面目亦逐渐被工人阶级所认识。开展着的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正在蓬勃起来。黄色工会的新的欺骗，亦层出不穷的积极进行，常常用假的领导来消灭工人斗争。一部分群众还对他们有多少幻想。必须深刻的估计到罢工斗争极大部分是自发的，党和工会对于罢工斗争的领导，还是非常薄弱。党和工会还缺乏有耐心的艰苦的准备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罢工战术与策略上的许多错误，使得个别的在赤色工会领导下的斗争不曾能够得到胜利结束。罢工经验的研究是非常的不够，争取黄色工会中会员群众的问题还没有郑重的提出。赤色工会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还是非常的不充分，它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还是非常薄弱。

反帝斗争吸收了新的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从和平的请愿转变到剧烈的示威，与军警肉搏，捣毁国民党部与政府机关。广大的群众在几月来斗争的经验上认识国民党统治的卑鄙无耻与投降帝国主义，感觉到非推翻国民党统治与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不能够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要求政权、建立民众政权的企图，在广大的群众中成熟着，并有了初步的尝试（如民众法庭等）。但是这个运动主要的还建筑在学生群众身上，工人群众还没能够成为反帝运动的主力，因之运动还缺乏坚持性、顽强性与清晰的口号。党在这方面的工作不能够抓住一切群众斗争的领导，对于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还是不充分，有些党部落在群众的后面，有时有些党部又害怕与学生群众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斗争，有些党部采用了不可允许的关门主义的政策，放弃反帝运动的领导（如陕西），一般的还不能够将反帝运动与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亲密的联系起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广大的农民与灾民斗争日益开展，抗租抗税、抢米分粮、捣毁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及游击战争，是这些斗争的形式，甚至发展到地方暴动，占领县城（如长乐）。士兵的斗争哗变是同样发展着，二十六路军全部（二万余人）投入红军，各地零碎部队的投入红军与哗变，都证明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影响着反革命的军队崩溃与瓦解。同时党在农民群众及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还是非常的缺乏，甚至还剩留着机会主义的消极。

（五）红军与苏维埃的胜利的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中高涨着的工农革命斗争，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与互相间的把戏花样，将四年来统治中国、出卖中国、压迫劳苦群众、屠杀劳苦群众的军事独裁者——蒋介石的政府推翻了。继起的新政府，国民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这里面，蒋介石派依然占有重大的影响），依然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在阶级的实质上，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当然不会有任何的变更。新政府中亲日势力的优势，将使它更迅速地完全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屈膝匍匐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面前。同时这一政府只是不稳固的暂时过渡的政府，各派军阀及其幕后的帝国主义者正在积极的准备着新的军阀战争——这个战争是被全国的反日的怒潮与红军的胜利所阻止着。

在目前形势之下，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广大的群众认识了国民党的统治卑鄙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武断宣传与欺骗已经不能使广大的群众相信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积极起来，改组派的“国民救国会议”，江苏青老的“困难救济会”，第三党的“和平政府”，托陈取消派的“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所有这些主张，他们一致的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向国民党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 估计着目前形势，必须指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苏维埃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党必须更进一步的巩固工农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及其临时中央政府，执行正确的以工农革命利益出发的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用一切力量开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农革命斗争，加紧反帝运动的领导，加紧对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的领导，将工人组织到赤色工会中去，争取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发动领导农民与灾民的斗争，瓦解反动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
• 在苏区方面：（1）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在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仅铁路的形势。胜利的进行革命的进攻，要求我们要来巩固红军，加紧红军战士的政治训练，改善红军的成份，动员城市的无产阶级到红军中去，提高红军战士的积极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一切反革命派的破坏红军的阴谋。（2）土地问题的正确的解决，在提高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在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上有决定的意义。绝对不允许以强力及苏维埃的命令，强迫进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必须用发展农民自己的组织创造力与毅力来进行。保护雇农、贫农的利益，反对富农，顾及到中农群众的利益，是党在平分土地中领导的原则。不得中农的同意，不能够更动他的土地。党必须坚决地进行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与中农。富农（大多数是封建的剥削者）的土地亦在没收之列，但是在他自己耕作的条件之下，他可分得一部分坏的“劳动分地”。（3）一切经济政策、租税政策上的过早或妨害基本农民群众利益的办法（如鄂豫皖、赣东北的高税率与不坚决执行免除贫农一切捐税，赣东北的组织苏维埃农庄的企图等），应该立即纠正。（4）坚决的改造下层苏维埃机关，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子，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进行苏维埃的建设。建设苏维埃机关的一切日常的工作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方法。（5）一切忽视改善工人生活，对于执行劳动保护法的忽视，将给阶级敌人以很大的帮助，而妨碍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对于创立苏区中的群众的赤色工会工作之迟缓是一刻也不能忍耐的了，必须立即派选得力的干部来进行组织工人阶级自己的阶级工会的工作。

（八）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斗争，领导一切群众的部分的日常的经济的斗争，领导反帝斗争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的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里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只有工人阶级罢工斗争能够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与失业工人斗争以坚定的信念，不折不挠性与革命顽强性。因之，党在工厂中间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会员中间的工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急切。小心的准备一切工人阶级部分斗争，领导一切工人自发的斗争，组织与准备工人群众的年关斗争，发展赤色工会，争取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组织工人选举的罢工委员会并转变为工厂委员会，组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共同的斗争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吸收失业工人参加，这是目前的主要的任务。自然必须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善于引导与联系到反帝的斗争，拥护红军与苏维埃的斗争。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的工作的中心，应该集中到工厂去，到工会工作上去，到领导罢工斗争上去。党必须抓紧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暴行，法国及其他各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行动（法国的侵入云南，英国的占领西康等），及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如不抵抗、订立中日密约，三井借款等）来开展群众的反帝斗争的新的阶段。各级党部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地勇敢地去实现国际最近加紧领导反帝运动的指示。在一切宣传鼓动之中，加紧去揭破一切国民党的出卖民族污辱民族，加紧去揭破一切反革命派的实际上帮助国民党维持它的反革命的统治。广大的宣传民众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口号，使广大的群众了解只有苏维埃政权是真正民众政权。党和苏维埃政权应该号召民众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并再告诉群众，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是求得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更进一步的开展反帝斗争，到处在工厂中，学校中，兵营中，街道上组织群众的反帝组织，并创立每一个城市的反帝代表会，组织反帝的示威，争取反帝示威自由。加紧的反对一切在野的派别，在组织上巩固党的政治影响的开展，这是党在反帝运动中的中心任务。

对于一切灾民的抗捐抗税的斗争，士兵的斗争，党应该加以坚决的领导，一切对于这些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应加以最严厉的打击。党应该站在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斗争的领导地位，应该发展这些斗争来破坏国民党政权，来拥护和援助红军的行动，组织这些斗争成为响应红军的胜利的进攻的浪潮。

在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准备党的组织与党员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的阶级决战，是十分重要的。这里必须加强党员的政治教育，提拔新的工人干部，考查教育旧的干部，特别应该注意到敌人的破坏党混入党的阴谋，而严密党的组织，同时应该广大的征收工人农民及一部分贫苦的革命学生到党内来，改善一切党的组织的领导的方式，一切问题集中到支部去，改善支部的生活，建立在工厂作坊中的党的堡垒。

（九）为着执行党面前的战斗的任务，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无情的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革命的危险，这种倾向在现在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危机紧张的估计不足；对于红军行动的消极、悲观失望的胡说红军涣散，不愿意利用顺利的形势开展进攻的斗争，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做永远不变的教条；对于工会工作的消极，忽视工人的经济斗争，认为工人斗争在经济恐慌之下是不可能的：在反帝运动中作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等。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左”的倾向危险，由于革命危机迅速成熟，亦逐渐的增长起来，和立三路线复活的企图（如主张号召上海的一天的总罢工，放弃在黄色工会中艰苦的争取它的会员群众工作，而主张小部分工人自动退出黄色工会等），对于这种倾向的斗争一分钟亦不能放松。应该反对一切口头上承认决议案的正确而实际抵抗或不想一切的方法去执行决议案的两面派的态度。艰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发展自我批评与深入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央坚信各级党部的同志，必定能够完全实现这个决议，而确立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