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璞 ｜ 一份关于“失败的可能”的预言书 ——《中共鄂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解析

张 璞

一份关于“失败的可能”的预言书

——《中共鄂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解析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汇报，更是一份关于“失败的可能”的预言书。为什么这样说，现在我们就让沉默的档案开口说话，让历史的幽灵现出原形。

导语：血色黎明前的“不可能”任务

一九三○年四月，鄂北。老河口。一间昏暗的密室里，鄂北特委的笔杆子们正在起草一份将送往千里之外上海的报告。窗外，是连绵的军阀混战炮火声，是土匪呼啸而过的马蹄声，是农民被苛捐杂税压弯的脊梁发出的呻吟声。

他们或许有一种预感：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在指向一个令人绝望的结论——他们心心念念、跃跃欲试的“秋收暴动”，在鄂北这块土地上，从逻辑上、政治上、乃至哲学上，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要解读的这份报告，卷帙浩繁，字字千钧。它像一块埋藏在历史地层深处的化石，记录了鄂北社会肌体的病变、党内组织的伤痛、以及一场注定“流产”的革命胎动。

我们的旅程，将从一句石破天惊的悬念开始：为什么在“革命高潮”呼之欲出的1930年，鄂北的中国共产党人，手握近千条枪，组织起数千名党员，却在一个封建社会最薄弱的链条上，陷入了“暴动不能做”的终极困境？

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更为残酷，更具哲理意味。

 

第一部分：“封建”的引力场——解读政治经济报告（第一卷 I）

【原文 I、（一）】鄂北因文化经济的落后，它的社会仍旧存留在强半封建制度的现象中。因此在鄂北方面，豪绅地主的势力很大，农村及城市中的政权，多半都在封建豪绅地主的统治中（尤其是农村间）。他们对群众的剥削与压迫异常凶残，对革命的摧残异常利害。

深度解读：

这句话是对鄂北社会性质的“定罪”。“强半封建制度”，这个判断是整份报告的逻辑起点，也是所有悲剧的根源。

注意，报告用了 “存留” 一词，而非简单的“存在”。这说明特委的同志们已有初步的历史发展观，意识到这是一种“滞后”。鄂北，地处中原与荆襄之间，不像上海、武汉那样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直接冲刷。这里的时间流速是缓慢的。

悬念一：“强半封建”之外，另一半是什么？ 报告没有明说，但暗示了答案。另一半是“原始”或“落后”。文化经济落后，意味着社会结构高度固化，宗法关系、人身依附、地缘血缘纽带，远比阶级关系更为牢固。

爆点：豪绅地主的势力“很大”，是“统治”。 这不是抽象的。这意味着在鄂北，法律是废纸，枪杆子和祠堂的牌位才是真正的权力象征。他们 “对革命的摧残异常利害”，这不仅仅是镇压，更是一种基于本能的恐惧。真正的封建势力，比任何买办资产阶级都更痛恨革命，因为革命要革的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土地、农民、宗法秩序。这预示着，任何革命行动都将遭遇最顽固、最残忍的抵抗。

历史推演：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鄂北共产党人面对的正是一个“已然选定的”落后条件。封建制度如同一片强大的引力场，任何外来的革命星辰，稍一靠近，都可能被其引力捕获、扭曲，甚至坠毁。

【原文 I、（一）续】因此，整个鄂北各县的民团势力非常浩大……他们为压迫群众，防止革命起见在襄阳组织反革命的游击队。

深度解读：

这段关于“民团”的描述，是全文的第一个军事爆点。“普通民团就有百枝上下的枪枝”，大的“千余枝”。这在1930年的中国地方武装中，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爆料之一： 襄阳第九区保卫团，700条枪，80支盒子炮（二十响驳壳枪，当时绝对的火力压制武器）。第十三区，1200条枪，100多支盒子炮，还有200多匹马的骑兵队！这是什么概念？这几乎是一支正规加强团的火力配置，而且机动性极强。郧县赵康子的1500条枪，直接被军阀收编为“纵队司令”。

悬念二： 为什么民团这么强？因为这里是“封建势力的堡垒”。豪绅们不仅仅是有钱，他们掌握了“枪杆子里的政权”。这种高度武装化的地方势力，是中国“军阀混战”时代的地方基础。他们既是军阀兵源的蓄水池，也是基层社会镇压机器。

“反革命的游击队” 这个提法极其超前且精准。在中共正式提出建立“红军游击队”的同时，敌人早已建立了“白军游击队”。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革命者还在娘胎里，反革命者已经全副武装。

历史推演：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政治衰败的根源之一是武力的分散化。鄂北正是这种分散化的极端体现。武力掌握在无数个豪绅地主手中。革命者要暴动，就等于要同时与成百上千个微型的、却又极度顽固的“城堡”开战。这不是一场决战，而是一场“清除马蜂窝”的噩梦。

【原文 I、（一）续】同时，因连年来的军阀混战，苛捐杂税与豪绅地主的加重剥削之下，又制造了大批土匪现在经常盘据鄂北的土匪，有一万人上下。

深度解读：

这是社会经济学在鄂北的活教材。军阀混战——苛捐杂税——豪绅剥削——农民破产——土匪滋生，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恶性循环闭路。

爆点：“一万人上下的土匪”。 与只有一千多党员的党组织相比，土匪的力量十倍于革命者。他们是谁？是被土地抛弃的农民，是被豪绅逼上梁山的破产者，是军阀混战中的溃兵。他们是游民无产阶级，既有强烈的破坏性，又有潜在的革命性。

悬念三： 土匪是革命的同盟军，还是掘墓人？报告后面给出了答案。土匪“拉一个人去，比打死一个兔子强些”，这暴露了其极端野蛮的一面。他们既是压迫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压迫的工具，加剧了社会的“破产化”，形成了 “循环形式” 。革命者要在这种混沌中，划出清晰的“敌我友”界限，谈何容易？

【原文 I、（一）续】自去年蒋冯军阀混战开始后，鄂北在政治上又变成军阀混战的重要地方了……形成了一个军阀、豪绅地主、土匪三者联合战线，更进一步、更残酷的向一般群众和革命进攻了。

深度解读：

这是整个报告中最具战略眼光的一段分析。特委同志清晰地指出了鄂北政治格局的“三位一体”本质。

爆料： 蒋介石为了对付冯玉祥，不惜与魔鬼做交易。他收编土匪头子张蕃为“陕鄂边防司令”，而张蕃又收编了豪绅赵康子。于是，代表中央正统的军阀（蒋系）、代表地方封建的豪绅、代表社会渣滓的土匪，这三股本来存在矛盾的力量，在“反共”、“剥削”这个共同目标下，实现了 “联合”。

悬念四： 这种联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鄂北革命对象空前强大且狡猾。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敌人，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豪绅借助军阀的威势，军阀依靠土匪的武力，土匪获得豪绅的财政和合法性地步。革命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头，而是一只有多个脑袋的九头蛇。

历史推演：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强调要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但在鄂北，敌人之间的“联合战线”竟然先于革命者的工农联盟建立起来。这是一种“降维打击”。革命者试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唤醒民众，而敌人早已用更原始、更直接的利益关系（分赃、保命、作威作福）捆绑在了一起。这揭示了革命的残酷真理：在落后地区，反动派的组织成本和凝聚力，有时可能暂时高于革命派。

【原文 I、（四）】鄂北即为封建势力占优势的社会，所以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国民党的势力，在鄂北也没有什么开展……甚至一般群众就不知道现在还有国民党这回事。

深度解读：

这是一个极具黑色幽默的“爆料”。在历史的常识中，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是“反革命”的核心。但在鄂北，连这个“反革命”的招牌都撑不起来。

爆点：“群众不知道还有国民党这回事”。 这说明什么？说明鄂北的统治是 “前现代的” 。国民党作为现代政党，其基层组织、意识形态渗透，在这里彻底失败了。统治鄂北的，不是三民主义的变种，而是赤裸裸的封建强权和土匪逻辑。张蕃的土匪可以把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关进大牢，解散党部——这是多么讽刺的画面：反革命的土匪，消灭了反革命的国民党。

悬念五： 这对共产党是好事吗？双刃剑。好处是，争夺群众时少了一个披着“现代”外衣的对手。坏处是，革命的对象更加原始、野蛮，也更难用“反帝反封建”的现代政治话语去动员群众。你跟一个被土匪逼得家破人亡的鄂北农民讲“反帝”，他可能茫然；你跟他说“打匪”，他眼睛会发光。革命的教材，必须从最朴素的生存需求写起，这是鄂北给中央上的第一课。

【原文 I、经济的】……“学徒制”，“阴历月底月半的逼期”，“五、八、腊三大节的大逼期”……“布袋账”……“顶首制”……

深度解读：

如果说政治分析是骨骼，这部分经济分析就是血肉，让封建制度的残酷性变得触手可及。

爆料之一：“布袋账”。 这是赤裸裸的高利贷陷阱。农民春天借一布袋粮食，秋收可能要还两布袋。利息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子大于母”。这不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剥削，这是封建时代“以粮偿粮”的原始积累，它直接摧毁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存基础。

爆料之二：“顶首制”。 押金才能租地。这相当于今天的“天价入场费”。一旦歉收，地主没收押金，农民血本无归。这比纯粹的地租更狠，因为它把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了农民，地主稳赚不赔。这解释了为什么地主敢把地租降到 “十分之一” （后面1927年的报告会提到），因为顶首和布袋账已经保证了超额利润。

悬念六： 这种经济制度下，阶级矛盾尖锐吗？理论上极度尖锐。但实际上，由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顶首”就是一种人身控制的变种），农民与地主之间不仅仅是经济契约，更是人身庇护与依附。农民憎恨地主，但可能更依赖于他（比如在春荒时唯一能借到粮的地方就是地主）。这种 “憎恨与依赖” 的二重性，是革命动员最大的心理障碍。

历史推演：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对鄂北农民而言，他的“存在”就是被“布袋账”和“顶首制”所定义的。他的反抗意识，必须首先挣脱这些具体的、日常的枷锁，才能上升到阶级觉悟。而豪绅地主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发明了各种精巧的封建剥削工具，不是为了直接杀死农民，而是为了 “无限期地、缓慢地放血” ，让农民在生死线上挣扎，永远没有力气抬头看路。第二部分：废墟上的“重建”——解读党内工作情形（第一卷 II）

 

第二部分 鄂北党组织的断裂与困境的坦诚揭示

【原文 II、（一）、（二）】鄂北特委会……建立在老河口……各县组织共1396人（作者注：原文统计约数，按上表应为1396）……鄂北因在一九二八年受了国党桂系军阀与土豪劣绅联合压迫之下，把鄂北全部工作破坏了……仅仅只保存着一点星星点点的零碎线索而已……一直到这次最近鄂（北）新特委会的成立（一九三〇年二月），才算与上级重新发生关系……从星〔黑）暗的摸索中扒出来……

深度解读：这段文字，是一部浓缩的血泪史。它揭示了鄂北党组织令人心碎的 “断裂性”。

爆点： 1928年的那场大破坏，让党“死了一、二千人”。以当时鄂北党员总数不过数百上千计，这几乎是灭顶之灾。这意味着，1930年2月新特委成立时，他们所接手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片焦土。那些有经验、有威望、与群众血肉相连的早期骨干，绝大部分已经牺牲或逃亡。

悬念七：“星星点点的零碎线索” 指的是什么？是几个侥幸存活的党员？是几条埋藏下来的枪？还是几个曾经接受过宣传、现在吓得不敢出声的农民？“长期未与上级发生关系”，意味着他们是在完全孤立、信息隔绝的状态下生存。他们没有收到中央关于“革命高潮”的最新指示，也不知道瞬息万变的全国政治形势。他们在黑暗中，凭着残存的信仰本能，像野兽舔舐伤口一样，一点点地恢复组织。

历史推演： 福柯的“断裂”理论在此显现。革命的历史不是连续的、进步的直线。鄂北的革命史存在着巨大的“断层”。1928年的破坏，几乎抹去了之前所有的工作积累。1930年的新特委，与其说是“恢复”，不如说是 “二次创业” 。但这一次创业，地基是松软的，创业者是新手（干部牺牲了），资金是匮乏的（经济没有出路），而敌人的力量却比1928年更为强大了（蒋冯大战后的军阀豪绅土匪联盟）。他们是从负值开始，试图冲向正值。

【原文 II、（三）】党的基础还保留在小资与偏重农民方面，很缺乏工人无产阶级的党基……和平发展观念与倾向……支部生活不健全……组织散漫……同志政治意识低落……

深度解读：这是特委打出的“自我批评”，但更是对鄂北党内在困境的坦诚揭示。

爆料：“偏重农民”。 在当时“城市中心论”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党内正统观念下，这是一个“原罪”。但鄂北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工人寥寥无几。党要生存，只能发展农民。农民党员有其革命性（受压迫），但也有其天然的弱点：散漫、保守、地方观念、宗族观念。这直接导致了“组织散漫”、“支部生活不健全”。

爆料：“和平发展观念”。 这是最致命的！为什么会有和平观念？不是因为他们胆小，而是因为他们 “遭了反革命派的残酷的破坏与屠杀”，产生了“失败主义”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害怕再次“冒进”会导致又一次大破坏，把刚刚恢复的一点火种再次浇灭。这是一种 “求稳怕错” 的生存智慧，但与中央要求“总暴动”的狂热路线格格不入。

悬念八： 这种“和平发展”是错误吗？在战略层面，对于刚刚经历大屠杀的党组织，积蓄力量、隐蔽待机，本身是合理的。但在1930年立三路线抬头、革命高潮论盛行的背景下，这就成了“右倾”。特委敏锐地指出，这种倾向将“使党脱离群众，一直走到自行消灭的路上去”——这简直是为后来鄂北暴动的失败提前写下的注脚。因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党，无法领导一场“武装暴动”。

历史推演： 老子说“柔弱胜刚强”。但革命不是修身，不是以柔克刚。革命是暴烈的、刚猛的。鄂北党内在经历了被“刚”的力量（1928年白色恐怖）粉碎之后，心理上转向了“柔”。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但中央需要的，是一只扑火的飞蛾，而不是一只在废墟下慢慢蠕动的蚯蚓。组织存续的政治要求与组织成员的心理创伤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

【原文 II、军事方面】已经有红军鄂北第三十五总队……共有步枪三十六支……在均县有同志受了陕鄂边防军的编制……已经集中的有七、八十枝的武装……其他在鄂北各县的武装……可有二百枝上下。

深度解读：这是鄂北共产党人真正的“家底”。

爆料： 总兵力，如果把各种分散的、尚未哗变的、还在搜集中的全部算上，大约在300到400条枪之间。而敌人呢？光是襄阳两个区的民团就有近2000条枪，还不算张蕃收编的2000多土匪、以及即将开来的中央军五十一师等部。敌我兵力对比，至少在10:1以上，且装备差距巨大（敌人有马队、盒子炮，红军多半是老套筒）。

悬念九： 就这点家底，特委的“工作布置”中，竟然包含了“组织地方暴动”、甚至“鄂北各地暴动”的计划。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浪漫主义，还是基于一线情报的精密计算？后面会揭晓。

历史推演： 这支红军，是一支“想象中的军队”。它的大部分力量还不是现实的，而是潜在的。比如均县那“七、八十枝武装”，还掌握在被党渗透的军阀部队手里，需要“哗变”才能成为红军。这种“潜在性”是革命暴动极不稳定的因素。任何暴动计划，如果建立在“即将发生的哗变”和“可以搜集的枪枝”这种概率性事件上，本质上就是一种豪赌。

 

第三部分：沸腾的“岩浆”与僵硬的“地壳”——解读群众运动（第一卷 III）

【原文 III】光化的农民自动起来驱逐陕鄂边防军的斗争……老河口市店员工人反对公安局……打局长的斗争……太平店人力车夫自动的起来反对车夫捐……普遍鄂北农民打土匪的斗争……

深度解读：如果我们把前面的政治经济分析比作“地壳”（封建制度），把党的组织比作“钻探队”，那么这部分描述的群众运动，就是地下沸腾的“岩浆”。

爆点： 群众斗争不是没有，而是 “普遍” 且 “情绪异常高涨” 。工人敢打公安局，农民敢缴败退军阀的枪械。这说明，鄂北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群众的革命潜力是巨大的。

但，悬念十出现了： 为什么这么多自发斗争，却没有汇聚成可控的、有方向的革命洪流？特委给出了答案： “在组织方面，除在农村中有零星的、封建的红枪会的组织外，没有其他和革命的群众组织。”

历史推演： 这就是核心问题！群众是火山，但火山口的盖子不是革命党，而是“红枪会”——一种封建迷信色彩浓厚的农民自卫组织。红枪会是什么？它既是农民反抗土匪和军阀的武器，也可能是豪绅地主操纵的村社暴力机器。

特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打土匪”斗争的“变象”本质： 土匪不分贫富烧杀，迫使农民甚至小地主与豪绅联合起来“打匪”。在这种斗争中，领导权天然地落到了有武装、有组织的豪绅地主手里。农民在流血流汗，打掉的可能是贫苦出身的匪兵，而维护的却是豪绅地主的乡间秩序。这是一种“变相的农民打农民”，模糊了阶级意识，强化了宗族和地方观念。

这个分析，堪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式的阶级分析典范！它揭示了在落后地区，群众斗争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有清晰阶级纲领的现代政党领导，很容易被封建势力“收编”和“异化”。 红枪会，就是这种异化的组织形态。它形式上是群众的武装，内容上却是被封建领袖（常常是地主豪绅或其代理人）控制的工具。

 

第四部分：“不可能”的蓝图——解读工作布置及路线（第一卷 IV）

【原文 IV】鄂北特委根据中央与省委的指示……对于鄂北工作的布置及路线的规定……深度解读：这是一份令人心酸的“完美”计划。从党建（健全机关、改造党基、提拔工农干部、纠正和平观念），到群众工作（领导一切斗争、建立组织、转移打匪目标），到军事布置（扩大红军、组织暴动），写得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这无疑是一份正确的工作纲领。

但，致命的爆点在于第 IV 部分的“附则”和军事工作的具体计划：

【原文 IV、军事工作的布置（三）】积极的组织地方暴动，以均县来发动……有一同志……已经集合了七、八十枝武装……准备在这个时候，把这一部分势力在均县内哗变起来，把驻在城内张蕃的枪枝有百余枝，用攻其（不）备的法子把它缴了……同时在军事上，在城内暴动时，党在乡村间马上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马上把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

【原文 附则】（一）鄂北将要成为国民党军阀混战拼火地方，现在集中在鄂北的军队很多。有五十一师、五十三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两独立旅，反动军队集中，或者鄂北行动计划要受影响。

深度解读：把这两段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计划的“自杀性”本质。

悬念终极解密： 特委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鄂北即将成为军阀混战的核心区域，有数万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国民党军）正在集结。另一方面，他们却计划用一条“内应哗变”的计策，以不到100人的哗变部队，去缴一个土匪司令张蕃的100多支枪，并指望以此引发“乡村群众发动”，最后建立“苏维埃政府”。

这不是暴动，这是赌博，甚至是自杀式袭击。

战略与史学的解析：

军事上的荒唐： 均县哗变或许能成功，缴了张蕃的枪。然后呢？旁边就是数万反动军队。哗变部队可能连县城都出不了，就会被优势敌军包围歼灭。所谓的“乡村群众发动”，在敌人的正规军和民团面前，不过是手无寸铁的靶子。特委自己也心虚，在附则里写“或者鄂北行动计划要受影响”，这叫受影响？这叫灭顶之灾！

政治上的孤立： 计划的前提是“反边防军”（反张蕃），口号是“土地革命”。但对均县农民来说，张蕃是外来土匪，压迫固然狠。但本地豪绅的“布袋账”和“顶首制”才是朝夕相处的痛。一个仅仅针对张蕃的军事哗变，如何能自动升华为“打倒一切豪绅地主、平分土地”的土地革命？特委自己也说了，群众“打匪”斗争，领导权还在豪绅手里呢。你红军一进城，喊几句口号，豪绅们就会坐以待毙？他们马上会组织民团，配合正规军反扑。

组织上的脆弱： 前面刚批评完“和平发展观念”是危险倾向，转眼就布置一个极度冒险的暴动计划。这反映出特委在中央“反右倾”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左”给中央看。但以鄂北党如此脆弱的组织基础（干部缺乏、支部不健全、政治意识低落），如何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城市兵变与乡村起义联动？一旦失败，仅有的这点武装和党员骨干，将再次被一扫而光，重演1928年的悲剧。

 

第五部分：终极历史推演——鄂北秋收暴动“不能做起”的深层原因

结合1927年湖北省委的报告，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开篇的悬念。1927年，鄂北负责人陆沉给出的理由是：党与农民组织太坏、同志幼稚顾虑、红枪会多在豪绅手中、今年丰收租轻。

这些理由对吗？都对。但都只是表象。

鄂北秋收暴动（无论是1927年还是1930年）不能做起的深层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这是一个从唯物史观到组织行为学的历史推演：

• 社会结构的“超稳定”陷阱 vs 革命策略的“速胜”幻想。

鄂北的“强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它以宗法、地缘、人身依附为黏合剂，以民团、红枪会为暴力工具，以一种“缓慢放血”式的经济剥削（布袋账、顶首制）维持运转。这种社会，固然矛盾深重，但也有极强的“韧性”和“模糊性”。农民的反抗，主要形式是“打匪”这种自卫行为，而非“抗租抗税”的直接阶级对抗，因为地主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低地租+高押金+高利贷），让剥削关系变得复杂而隐蔽。

而中央和省委要求的“秋收暴动”，是基于十月革命模式和中国南方其他地区经验的“速胜”幻想。它要求在一个时间点，同时发动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一举夺取政权。这种模式，适用于社会结构相对简单、阶级对立黑白分明、且有一定现代政党基础的地方。在鄂北这个“封建酱缸”里，这种模式就像把一个现代引擎装进了一辆古代马车——根本跑不起来，一踩油门就散架。

• 组织能力的“断层”与“错位”。

1928年的屠杀，造成了鄂北党组织的“能力断层”。幸存者多是基层，有勇气但缺乏经验和理论。新特委刚刚恢复与中央的联系两个月（1930年2月到4月），就要贯彻执行全国总暴动的路线。时间太短了！

更关键的是“组织错位”。党组织的主体是农民和小资，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集中性，却有农民的保守和散漫。这就导致了“和平发展”倾向——这是农民阶级的性格在党内的反映。而中央要求的暴动，恰恰需要最严格的纪律、最大的冒险精神和最果断的行动力。党的阶级构成与其所肩负的军事政治任务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用一支“游击队式”的党，去打一场“正规战式”的暴动，结局可想而知。

• 政治动员的“语言不通”。
• 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核心是“阶级”、“剥削”、“土地革命”、“苏维埃”。而鄂北农民听得懂的语言是“打匪”、“保命”、“吃大户”、“红枪会”、“咱村他们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特委其实意识到了，他们想“转移与纠正农民打土匪的观点”，要引导到“反绅士地主”。但这需要大量的、深入的、日常的宣传教育工作，需要一个有威望、有文化的干部队伍长期扎根。而在1930年的鄂北，特委自己都承认“未深入群众生活中去”，干部人材奇缺，还要应付随时可能到来的白色恐怖。在没有完成“翻译”和“启蒙”工作之前，强行用一种革命精英的政治语言去发动群众，结果必然是群众要么听不懂，要么按照自己（被红枪会、宗族）灌输的逻辑去行动。

 

结论：

鄂北的悲剧在于：一个具有强烈革命意愿但能力薄弱、创伤未愈的党，在一个社会结构高度复杂且韧性十足的地区，试图用一种极度简化和激进的模式，去完成超越其组织和动员能力的政治任务。

这不是任何个人的错误，这是历史合力作用下的悲剧。1930年4月的这份报告，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感。他们明知反动军队云集，明知党内问题重重，明知群众尚未组织起来，却仍然要画出“均县暴动”的大饼，报给中央看。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在当时的党内政治生态里，不做暴动的姿态，就意味着“右倾”，就意味着组织的消亡。

所以，这份报告与其说是一份工作部署，不如说是一份 “提前写就的失败检讨书” 。它的每一个字，都在诉说那个年代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不是革命者不努力，而是他们面对的“旧世界”太过庞大、厚重、狡猾，而他们自己，还太年轻、太弱小、太孤独。

老河口的密室里，特委书记放下笔，听着远处传来的枪声。他不知道，几个月后，席卷全国的“立三路线”暴动，将以更加惨烈的失败告终。而鄂北，将用无数先烈的鲜血，再次证明那个苦涩的真理：革命的胜利，不是从蓝图里设计出来的，而是从无数次失败、总结、再失败、再总结的泥土里，一寸一寸地长出来的。

这份报告，就是那场漫长成长中，一块沉重而珍贵的化石。

 

附：原文

 

 

《鄂豫边文存》第一卷

 

中共鄂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党的组织

及群众运动等情况

（一九三〇年四月）①

 

Ⅰ、政治经济的分析

一、政治的：

（一）鄂北因文化经济的落后，它的社会仍旧存留在强半封建制度的现象中。因此在鄂北方面，豪绅地主的势力很大，农村及城市中的政权，多半都在封建豪绅地主的统治中（尤其是农村间）。他们对群众的剥削与压迫异常凶残，对革命的摧残异常利害。

（二）因此，整个鄂北各县的民团势力非常浩大，在普通的民团，就有百枝上下的枪枝；大的民团有数百至千余枝的枪枝。如：襄阳第九区保卫（团）有枪枝七百枝，有盒枪八十技；第十三区民团有枪一千二百枪、盒枪一百多枪，马队二百多匹；郧县民团团长赵康予有枪一千五百枪枝（现被边防军收编为纵队司令）。他们为压迫群众，防止革命起见在襄阳组织反革命的游击队。同时，因连年来的军阀混战，苛捐杂税与豪绅地主的加重剥削之下，又制造了大批土匪现在经常盘据鄂北的土匪，有一万人上下。

（三）自去年蒋冯军阀混战开始后，鄂北在政治上又变成军阀混战的重要地方了。蒋系军阀为扩张自己的军事声势，以威赫冯系军阀，所以他在鄂北收编大股土匪与民团。如：委张蕃为陕鄂边防司令，专为来收编鄂北的土匪与民团。张蕃现在郧阳、均县、竹山等地，已经收编了两千多枪的土匪与民团势力。郧阳著名豪绅赵康子也受了张蕃的编制。现在均县以西的郧阳、竹山、房县……等七县，驻遍了土匪与豪绅的军队，大行征收苛捐杂税、军饷，并且直接委放豪绅做县长。这样豪绅地主可以直接做地方长官，土匪也可以公开的驻扎城市、乡镇。因此，形成了一个军阀、豪绅地主、土匪三者联合战线，更进一步、更残酷的向一般群众和革命进攻了。

（四）鄂北即为封建势力占优势的社会，所（以）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国民党的势力，在鄂北也没有什么开展。鄂北如光化、老河口市、保康……等县，都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其他各县如襄阳、枣阳、宜城等县有国民（党）的县党部的组织，但他的范围亦不过在城市以内，并没有推广到乡间去，更没有下层群众，在均县，张蕃的土匪、豪绅并把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捉押在牢里，把县党部解散了。所以鄂北整个国民（党）的势力很微弱，甚至一般群众就不知道现在还有国民党这回事。

二、经济的：

（一）鄂北社会所以现在仍保留在强半封建制度的现象中的，是因为鄂北的经济制度，完全还是封建势力占优势力，它有普遍在农村间的中小地主。他们对贫苦一般农民群众的剥削完全还是运用封建制度。虽然在鄂北也有商面广大的商业市场，如老河口、襄阳、樊城等地。他的商业经济，虽然也是不断的在向前发展，好象是在逐渐地、慢慢地冲破了封建的经济关系，但是强有力的封建经济制度，固然在此现象中也受了不少的影响，但强有力的封建经济制度与关系，仍然是能在这大的市场中发生强大的支配力。如：普遍在商场上的“学徒制”，“阴历月底月半的逼期”，“五、八、腊三大节的大逼期”。……经济制度，完全还是封建形式与制度。

（二）同时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连年来的军阀混战，水旱年灾，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军饷等残酷的剥削，使鄂北随着全国的一般形式的趋向，而把鄂北的经济现状走上了一个恐慌现象中。城市的商业经济的发展遭了打击，乡村间的农村经济亦是一样的破坏了。这样使一般城市中的小商人、穷苦群众，农村间的农民，尤其是一般穷苦的贫农群众们，接受了军阀混战、国民党政府、豪绅地主的更残酷，更进一步的压迫与剥削，一般工人及农民群众生活，更形恶劣与破坏了。

（三）鄂北普遍的利贷，均在三分以上，甚至在五、八、腊三大关节时，及春荒、冬荒等时，更有五分、六、七分，至大加一利息（在去年腊月，在河口并有大加一五的利贷）。在农村中间，更有一种“布袋账”的剥削，这是春荒、冬荒时，地主借钱给农民，农民在粮食收到时，要把粮食拿去还地主的债，数目是向地主借钱时规定的。这种“布袋账”往往在一两月中间，就有子大于母（利息比本钱大）。在这种剥削在农民身上是最残酷的剥削。地主对于农民的种地，往往是先交租钱，后种田地。外还有一种顶首制，就是农民种地先要纳若干钱押在地主手里，作抵押品，若遇年（荒）或其他原因农民不能交租时。地主可把顶首押去作地租的抵品……等剥削。

（四）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苛捐杂税的剥削，在鄂北也是异常利害。普遍有：百货税、烟酒税、屠宰税、印花税。这一种税的剥削可算普（遍）而利害了，买卖货物贴印花。来往帐薄贴印花，农人卖柴、卖面、卖菜等做小生意的都要贴印花，甚至接女人、卖耕牛等，都非贴印不可，可配称一个无微不至的剥削了。清乡费、教育捐、建设捐、警察捐、房捐、地亩捐，在农村中更有团防捐、枪捐（团防局买枪）……等十数种苛捐杂税的剥削。农村间捐款，往往都是种地农民担负，地主除每年缴钱粮外，担任各色杂捐很少（自然也有多少苛捐直找他们出的）。

（五）因以上的军阀混战、捐杂税、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使城市与农村间的贫苦工农群众生活无路。于是在这种条件之下，就制造了大批土匪。土匪产生以后，在农村间更形滋扰，于是便直接与间接的使城市与农村间的经济更形破产化；而生活无路的群众一变而为土匪的更形加多的循环形式。

Ⅱ、党内工作情形

一、鄂北党的组织：

（一）鄂北特委会，为鄂北工作的指导机关，建立在老河口。在鄂北特委会下的各县组织如下：

县 名     组 织    人 数     成 份

光化      县委     400    农民占80%，多半占5分之4，下为富农。工人与知识分子各占10%，工人较弱。 ）

均县 县委 350

谷城 县委 200

襄阳 县委 120

枣阳 县委 150

郧县 特区 50

房县 特区 20

竹溪 特区 30

宜城 特区 24

南漳 特区 20

老河口市 特区 32

 

（二）鄂北因在一九二八年受了国党桂系军阀与土豪劣绅联合压迫之下，把鄂北全部工作破坏了，军事实力消灭了，那破坏后的鄂北组织，仅仅只保存着一点星星点点的零碎线索而已，整个的鄂北完全没有组织的形式与精神之可谈。在这个时候，虽然也成了一个一个过去的鄂北特委会，亦不过仅仅地只保存着线索的存在与扩大而已。这因为是当时在大的破坏后，人力财力均感缺乏与困难，白色的压迫又异常凶恶；同时又在长期的未与上级发生关系，得不到党的正确路线的指示。自鄂北工作破坏（一九二八年）一直到这次最近鄂（北）新特委会的成立（一九三〇年二月），才算与上级重新发生关系，鄂北的党，才算得到了上级正确工作路线的指示与援助，才算由星〔黑）暗的摸索中扒出来，而走到党的正确工作路线上去。

（三）鄂北的党有以上历史与客观主观的原因，所以它在党的组织上，有以下的现象一一缺点及错误。

1、指导机关不健全。因在大的破坏后，一般干部人材，往往都在白色恐怖中牺牲了（死了一、二千人）或逃亡了。所以各地地方组织，都感觉人材缺乏，所以鄂北各县的指导机关，如县委、特区等都有不健全的现象。

2、党的基础还保留在小资与偏重农民方面，很缺乏工人无产阶级的党基。

3、和平发展观念与倾向。这是因为遭了反革命派的残酷的破坏与屠杀，又长期的得不到上级党的正确指示与训练。一般同志，尤其是遭白色恐怖利害的地方，对于革命后的失败，异常害怕。于是他们脑子中就有了一种和平观念，这种观念，成了鄂北一般的现象，所以在鄂北组织上现在有一种和平发展的危险倾向。

4、支部生活不健全。

5、组织散漫，工作不集中。

6、同志的政治意识，一般水平线的低落。这固然是因为鄂北过去组织的不健全，与长久脱离上级、得不得（到）党的正确指示，与政治教育的关系，但亦不能不是鄂北组织上缺点之一。

 

二、鄂北军事方面：

（一）鄂北现在已经把以前枣阳西乡及襄东苏维埃区域内遗留下来的武装集合起来，编为一总队，名义是中国红军鄂北第三十五总队部。总队之下分为三中队，每队有步枪十二枝，盒枪一支，共有步枪三十六枪（支），盒枪三支，手枪二支。充总队长为张履中同志，前在鄂北工农革命军第十一军充副军长，现在已经在襄阳东、枣阳西、钟祥北等地开始游击工作。最近准备领导襄东群众来解决一个大豪绅刘仲溪。

（二）在均县有同志受了陕鄂边防军的编制，现在部下已经集中的有七、八十枝的武装，并有盒枪数枝。最近鄂北特委会已决议把他在均县哗变，起来领导群（众），来发动均县工作，把他亦编成红军组织。

（三）其他在鄂北各县的武装。在光化的八十枝，散布在四乡农民同志手中；在枣阳四乡还可搜集的枪枝，也可还有五十枝以上。及其他各县零星的武装集合起，可有二百枝上下。

Ⅲ、鄂北的群众运动

（一）因连年的军阀混战，尤其是去年的蒋冯冲突，直接在鄂北火拼（最近又是如此）。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军饷的剥削；豪绅地主的直接压迫及因军阀混战，豪绅地主的剥削中所制造出来的大股土匪的滋扰抢劫……等，使民众的生活更加痛苦，更加无有出路。因此鄂北的群众一般要求解放与斗争的情绪异常高涨。所以，近来鄂北的群众所发动的有领导与没有领导的斗争，已经普遍于整个鄂北。如：

1、光化的农民自动起来驱逐陕鄂边防军的斗争。在蒋冯军阀在鄂北作战时，于冯军退却时，光化、均县、郧阳各县群众自动的起来缴冯枪械的斗争。

2、老河口市店员工人反对公安局逮捕店员工人，并联系到反店东的斗争。并且以店员工会名义张贴很赤色的标语（内中有党的领导）。

3、老河口公安局士兵为向局长索饷，一至在街上亦打局长的斗争（没有党的领导，是受了店员工会标语与示威的影响，结果遭了反动军阀一个大屠杀，死了十一个，而镇压下了）。

4、太平店人力车夫自动的起来反对车夫捐而包围公安局的斗争。

5、普遍鄂北农民打土匪的斗争。

这一斗争在鄂北是一特别形式，因鄂北与河南接界，时常有大股土匪盘据，常长〔常）的在农村中间烧杀。豪绅地主除有武装能够自卫的以外多半都搬到城市中去了，所留在农村间的，只有小地主、富农及一般贫农，所以土匪一到农村间，不论穷富一齐抢劫。因土匪太多，土匪下层群众的生活亦不易维持，他们有“拉一个人去，比打死一个兔子强些”的口号，可见他们对于一般农民之一斑了（但是土匪首领则不然）。因此他们一到乡间不分贫富的一齐烧杀，使农民群众与富民、小地主、豪绅等一样的要受土匪的扰害。所以他们也不分贫富的联合起去打匪，这自然是绅士地主做领导的了。这种现象是变象的农民打农民的斗争，模糊了群众在此斗争中的阶级意识。

• 鄂北的群众的斗争，虽然情绪是这样的高涨，但是在组织方面，除在农村中有零星的、封建的红枪会的组织外，没有其他和革命的群众组织。（同时黄色的组织也没有）。

Ⅳ、鄂北特委会对目前鄂北工作的布置及路线

鄂北特委根据中央与省委的指示，在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混乱的两大任务之下，再针对着鄂北现时的主客观上的各种情形，对于鄂北工作的布置及路线的规定如下：-

一、党内工作

（一）尽可能之量把上自特委本身，下至各县、各区支的指导机关健全起来。

（二）抓取与培植中心工作，以作全部与各县各地工作的领导。现在经省委的决定，以老河口为整个鄂北工作的中心，河口市的工作由鄂委直接指挥。同时规定襄阳、均县为两个中心县委，并在各县中更要抓取城市或一区为中心工作区域，来领导全县。

（三）积极的在组织上来改造党基，严励厉）的取缔小资及富农分子。

（四）健支部生活，加强同志的政治教育，使一般同志的政治意识有水平线的提高。

（五）培植训练与提把〔拔〕工农分子的干部，使党的组织慢慢地能实际建立在农工无产阶级基础上。

（六）严励（厉）的纠正同志中和平发展观念及倾向。因为这种观念及倾向的扩大，将要使党在目前群（众）斗争复兴、反动政治摇动、革命的高潮逐渐的来到的革命紧张时期，渐渐地要使党脱离群众，一直走到自行消灭的路上去。

（七）取缔党内的反动派、右倾、取消等各种现象。坚决的在组织上开除脱洛斯基反对派的领袖分子。并拿理论说服与纠正理论受摇动的同志。

（八）要加紧各地的巡视工作。

二、群众工作

（一）坚决的去领导及启发群众的一切斗争，由小的到大的，由局部到普遍的，由经济到政治的，并在斗争中马上抓取斗争的领导权。

（二）在城市中要领导工人及小商人的一切斗争，在农村中要领导和启发各种农民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一开始，马上要把群众的组织建立起来。

（三）要转移与纠正农民打土匪的关点，要使他们由打匪中转到打土匪首领，并在打匪中联系到反绅士地主、反军阀混战、反国民党，一直走上土地革命的道路上去。

（四）要在农村普遍与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与斗争。（五）坚决的去做兵士运动，组织兵变。（六）要尽量把城市与农村的工作联系起来。（七）建立群众组织。

（八）正确群众组织（与）党的关系。

三、军事工作的布置：

（一）积极把各地的武装集合起来，编在红军组织。

（二）扩大襄枣间的红军组织，扩大游击范围。

（三）积极的组织地方暴动，以均县来发动。因均县是边防军张蕃驻扎的地方，他所收编的土匪、民团都仰给均县供给，军饷、军粮的勒索非常利害，一般群众恨入骨髓，因此均县群（众）要求驱逐张蕃的斗争情绪异常高涨。同时均县有一同志也是受张蕃的编制的，他现在驻在均县城内，已经集合了七、八十枝武装。鄂北的党准备在这个时候，把这一部分势力在均县内哗变起来，把驻在城内张蕃的枪枝有百余枝，用攻其（不）备的法子把它缴了，马上拿出红色的旗子。同时在军事上，在城内暴动时，党在乡村间马上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与城市的军事联系，同时要在反边防军，转移和联系到反豪绅地主，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在行动一开始与群众斗争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并要很迅速的把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

（四）注意行动时的策应。若均县的行动爆发后，马上要将光化北乡的群众发动起来以作策应。同时扩大襄枣红军游击战争，并向西来以作策应，并在枣阳也尽可能的发动起来。

（五）若以上的计划能够实现，马上即可组织鄂北各地的暴动。

附：均县三月二十四日召集县扩大会讨论行动问题，闭会后即可发动。但鄂北代表来时为三月二十日。现在什么程度还不得知。

Ⅴ、鄂北党在工作上的自我批评

• 特委本身各机关的建立太过于迟缓，现在如印刷处，各县接头处，还未妥当地建立起来。
• 上下党的关系不甚密切。
• 党未深入群众生活中去。
• 对群众工作应付不灵敏，同时缺乏注意和经验。
• 巡视工作过迟缓。
• 秘密工作缺乏。
• 对Y工作的取消观念太浓厚（不过一般同志如此，不是整个的）。
• 各地同志在工作上多有意件（见）。

Ⅳ、附则：

（一）鄂北将要成为国民党军阀混战拼火地方，现在集中在鄂北的军队很多。有五十一师、五十三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两独立旅，反动军队集中，或者鄂北行动计划要受影响。

（二）张纪曾前见中央，带回中央三百元津贴费，除左治民拿走一百元、均都收到。

（三）鄂北目前工作呈异常紧张现象，但游击工作尚无成绩，经济没有出路，将来或者要因经济而影响工作

①原件无时间，此年、月是文件戳记上的。

②此数为大约数字，按上表各县相加应为1396。

（资料来源：《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187页）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节录）

(1927年10月)

鄂北区工作的经过

一 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之鄂北区

襄阳驻军系方振武部,连南潭(漳)一带,共有十万人左右,派饷甚多,南潭派五万,襄阳派五十万,军纪又坏，见好衣好鞋即夺取,民众对之非常痛恨。红枪会有十余万,同志约六十人。枣阳、随县一带之驻军,系建国军五师,共六千人左右及李纪才、蒋世杰之一部,均属就地筹饷,毫无纪律,建国军之行为,更属纯粹土匪。枣阳同志有百人,随县有六十人,红枪会自德安直到枣阳,无人不是,分红黄绿白四社，枣阳方面,我们同志当社长的很多，能抓住三、四万,但有青年协进社和我们对抗，不过他的势力不及我们大，武装方面，随县有枪二、三十枝,襄阳有二百余枝，及驳壳十余枝，尚有机关枪二架，惜无门闩，不能用。红枪会对于军队人数少则刺死之，有一次刺死了一个营长，人数多则避之。随县北乡之红枪会,则正在与建国军开火，打死建国军团长一名、营长一名。当时张兆丰师，已有两团抵襄阳，另有一团在南阳。

二 开始工作后之鄂北区

鄂北工作，初由省委派张学武前往负责,继李富春及廖划平亦自南阳前往，后，中央又派陆沉前往,但迟之又久，毫无报告,后派李协一归，始知该区工作,完全集于张兆丰接洽谋解决方振武，此时接洽已成熟，候省委电令，即可发动。但不久即得学武八月二日之简略报告,谓“张师被免,策略改变”。未几得其比较详细之报告,则所谓改变策略者,不过派人改组各地党部,及定几天开一次支部会，几天开一次小组会，几天开一次干事组长联席会面已。他方面则由张兆丰向建国军方面活动,俟得一名义后,即与其旧部勾结。省委见此情形，乃又派王一飞前往指挥。但后得该区二十九日之报告，则公开说该区工作已完全没有了。兹录其报告如下:

“襄、枣、随秋收暴动工作,因：

• 过去党和农民的组织太坏，现在各地和民众接得头的地方都很少。如随县最好的乌金店,实际上我们和当地的农民和红会。都不及土豪劣绅对他们的关系。如枣阳有万余红会中,我们号称三万人,在村土匪，我们可以领导；要作暴动，不能领导。他们都很胆小,因为他们过去没有经过斗争的训练宣传，不能领导。他们又只有西乡的四、五千有把握。其他的很没有把握，尤其是南乡乌金店、兴隆一带。襄阳则又不及枣阳。比较是随县好，暴动亦多希望。特委会根据他们的报告，具体下两次动员令(在此是枣阳工作好的地方)。后皆因自己实际关系，毫不行动。

（二）随、襄同志非常幼稚，又加之是本地人,顾虑身家。工作方面有许多顾虑，外来同志和民众不能接头，亦是工作妨碍大原因之一。但这不是主观。

(三)各地红会，除少数的分散在我们手中外，最大多数在反动的土豪劣绅手中，和中地主的小绅士地主知识阶级手中，而这中地主的又接近于他们，相牵制着，我们更不能行动。因上三种原因，鄂北之秋收暴动，是无法作起，又加之今年丰收,而租亦较轻(据我们切实调查,随、枣附近之租率，只纳十分之一)。故在主佃秋收关系上，想推起暴动，较他地更难。不过此地政治方面，较直在唐下反动好些,工作还大可作。(下略)”

再据陆沉十月十二号,省委常委会上之报告，则该区情形，略如下述：

(一)随县方面,同志分两派,原有百余人,政变后现在只有六十人，书记亦捲入派别漩涡中。红枪会有五、六万。过去对于农运工作太坏，最好的乌金店地方我们对农民及红枪会的关系，还不及土劣对他们的关系。(二)枣阳方面,同志约百人，红会有一、二十万，我们能领导的有三万，但仅能领导其打土匪，而不能领导其作暴动。因该地地租，仅约十分之一，并不感觉地主之剥削，且此三万人中又只有西乡的四、五千人较有把握,其余仅足以资号召而已。(三)襄阳同志约六十人，红会有十余万。

三 结论

鄂北区在工作开始之初，有群众有武装，并且群众已与驻军正式冲突，如果我们能够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工作，本来是很好暴动的局面。不意该区负责同志以全部精力作军事投机主义,对于农民的斗争，完全置之不理，无怪乎一点工作都做不起来！及张师免职,遂觉靠山已去,便呈失望。不但没有实行斗争，并且不敢略存斗争之观念！与省委发生关系又很少，更使省委不能给以指导。总括说起来,鄂北区毫无工作之主要原因,为负责同志完全不明瞭省委的策略,不了解土地革命的意义,只以全部精力从事于军事投机,军事投机失败之后,仍不知改变方针。二十九日之报告,虽列举秋收暴动不能做起之三大理由，然而那三大理由决不是连暴动工作都不能做的理由,农民虽不感地主之剥削，农民决不会不感土豪劣绅之压迫,以此号召,何至做不起一点工作来？陆沉在常委会议之报告者,内容不惟没有一点工作可言,反而事事多经过,并且充分呈出失败主义之倾向！今后若不派得力同志前往，将机会主义之毒焰铲除罄净，该区工作，决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