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代文学史|第七章  汉晋春秋襄阳耆旧

吴仕钊

第七章  汉晋春秋襄阳耆旧

第七章导语

习凿齿和释道安是这个时期襄阳的骄傲。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成为千古名对。横显然，在魏晋时期，襄阳是佛教重镇，但本章主要是介绍文学方面的情况，所以未对释道安的佛教思想及其影响做过多的说明。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书，在历史学和襄阳志书方面颇有研究价值。尤其是《襄阳耆旧记》作为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记录了当地的杰出人物和历史故事，对于研究襄阳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极高的价值。《汉晋春秋》则是一本具有深远影响的史学著作，对后世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有人把习凿齿的史学观与司马迁相提并论。在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期间，习凿齿担任别驾，被誉为“刺史之半”，并积极参与桓温北伐的重要决策。然而，当桓温试图篡位时，习凿齿通过《汉晋春秋》表达了自己的反对，因触怒桓温，被调任为荥阳太守，不久后辞职回乡。

习凿齿对于佛教也有深厚的理解，他曾邀请高僧释道安到襄阳传法，对我国佛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前秦苻坚攻占襄阳后，习凿齿和释道安被劫往长安，苻坚说：“以十万师取襄阳，得一习凿齿和一释道安足矣。”习凿齿在襄阳收复后，晋室曾征召他参与国史工作，但他未接受任命便去世了。习凿齿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习辟强继承了父亲的才学，官至骠骑从事中郎，显示了家族的学术传统。

本章将重点介绍习凿齿的文学与史学著作及其影响。

• 四海弥天对联佳话

东晋时期，襄阳有两个人的联句，在历史上传为机锋佳话。

在道安抵襄阳之前，习凿齿亦久闻道安之名，特意修书通好并前往拜访，自我介绍曰：“四海习凿齿。”道安应声回答：“弥天释道安。”二人机锋相对，禅意盎然，时人称许，以为名对。这幅对联不仅展示了两位人物的才智，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

‌东晋时期襄阳的局势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军事冲突和战略变化‌。襄阳作为东晋的重要军事重镇，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南北对峙的关键节点，表明襄阳的地理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襄阳位于长江中游地区，扼居汉水中段，控制着南北交通的要冲，是东晋防御北方政权南下的重要屏障。这里“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在南北相争的态势下显得极为紧要，不仅是东晋防御北方入侵的前线阵地，也是进攻关、陇的桥头堡。发生在这里的重要战役和历史事件也说明了这一点。

‌公元219年关羽的襄樊之战。关羽北伐曹魏，围困襄阳和樊城，“水淹七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虽然关羽一度取得重大胜利，但最终被曹魏和东吴的联军击败。

‌公元378年前秦攻东晋襄阳之战。前秦苻坚派遣大军进攻襄阳，苻丕率七万大军直取襄阳，东晋襄阳太守朱序依靠汉水屏障进行抵抗，但最终前秦胜利。

襄阳在东晋时期不仅是军事防御的重要基地，还在多次战役中展现了其战略价值。襄阳的得失直接影响到东晋的安危，是东晋抵御北方入侵的重要门户。其地理位置和多次战役的结果，使得襄阳在东晋历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东晋时期襄阳的社会状况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几个方面表现十分突出。襄阳的政治地位十分重要，是东晋与北方政权对抗的前线。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与各政治集团的斗争密切相关。例如，东晋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郗恢来到襄阳，接替老将军朱序，任雍州刺史，成功击退前秦的进攻，保住了河南一带。此外，襄阳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多次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襄阳地区的经济状况也十分繁荣。襄阳地区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可见，农业条件优越。东汉末年，由于黄巾起义引发的两次大移民，大量高素质人才流入襄阳，使得襄阳一度成为吸引全国人才的洼地。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襄阳地区的经济发展。襄阳在东晋时期的文化交流也非常活跃。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保境安民，吸引了大量学者和官员聚集襄阳，使得襄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不仅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也丰富了襄阳的文化内涵。

有如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前文所述的人物对话、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便可见一斑。

习凿齿（317年—384年，另说325年—393年、328—413年，字彦威，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人，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曾被权臣桓温辟为从事、西曹主簿，因反对桓温的篡逆图谋，旋降为户曹参军，后任荥阳太守，最后解组归里巷。曾力邀著名高僧释道安到襄阳弘法，亦在中国佛学史上产生一定影响。习凿齿晚年经历存在争议，一说被苻坚征召，于长安会面，归附于前秦，后因疾回襄阳养病；襄阳为晋室收复后，习凿齿被征以国史职事，未就而卒。另说习凿齿因不屈于苻坚逼用，为避杀身之祸而隐遁江西新余白梅。习凿齿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其中《汉晋春秋》是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对后世的文学和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习凿齿的才华和学识为他赢得了许多荣誉和尊重。他与清谈之士韩伯、伏滔相友善，在文学和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在政治上也曾有所作为。其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当他被前秦苻坚攻陷襄阳时，他被接往长安，苻坚曾说：“朕以十万师取襄阳，所得唯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因习有脚疾，故称半人）”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在当时的影响力。

习凿齿博学广闻，以文名著称，其辩才早已名满天下。而习凿齿后来并向谢安推荐道安，力赞道安知识渊博、道风严谨，不以神通惑众。

释道安（312年—385年），常山郡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州市）人。前秦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佛学家、翻译家，卫氏望族出身，汉族。七岁上学，学习《诗》《书》《易》《礼记》《春秋》等儒家书籍。十二岁出家为僧，学习印度佛理。五十三岁南下襄阳，在襄阳研究佛学十余年，颇有建树，后成为前秦时期的佛教领袖，深受前秦宣昭帝苻坚的喜爱。释道安最突出的贡献，是用中国传统文化解释外来文化，做到“洋为中用”。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释道安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著名观点。这是佛法本土化，与时俱进，与社会相适应的哲学理念在佛学文化上的重要体现，也是一次重要的哲学实践。

从汉、魏直到东晋，这几百年来，从古印度传来的经书渐渐多起来了，但是传经人的姓名、年代，人们却说不清楚，后人考证也很少有结果。于是道安开始编纂经书的总集名目，标明传经人的情况，排列年代时序，结集为《经录》一书。使众经有据，这都是道安的功劳。《经录》一出，各地的学道者，纷纷前来求学和修行。

释道安是东晋时期杰出的佛教高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一是统一僧团姓氏。道安规定出家僧人以“释”为姓，认为僧徒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应统一姓氏。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佛教僧团的重要传统；二是编纂佛教经录。道安编纂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经录——《众经目录》。此前，佛教经典虽多，但缺乏系统整理。他的工作为后世佛经的整理和研究奠定了基础；三是推动佛经翻译。道安在襄阳和长安期间，主持和参与了大量佛经的翻译工作，包括《四阿含》《阿毗昙》等重要经典。他还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为后世译经者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四是制定僧团规范。道安制定了《僧尼轨范》，规范了僧团的日常活动和戒律，包括行香定座、六时行道、布萨悔过等内容。这些规范被天下寺院广泛采纳，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僧团的组织化和规范化；五是创立“本无宗”学派。道安是般若学“本无宗”的创始人。他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提出“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的观点，推动了般若学的发展，也为后来的佛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六是培养佛教人才。安的弟子遍布南北，其中慧远等成为一代名僧。他通过讲学和著述，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七是推动佛教中国化。道安强调佛教与国家的关系，提出“唯依国主，才能成立法事”的原则。这一思想使佛教在中国社会中逐渐扎根，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八是注释佛经。道安对大量佛经进行了注释，使佛经的传播更加广泛和深入。他的注释工作不仅方便了讲经者，也为佛经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总之，释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的贡献对佛教的传播、组织化和中国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汉晋春秋文化奠基

《汉晋春秋》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撰写的一部史书，记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魏武虽复汉禅晋，尚为篡逆，遂以晋承汉。全书54卷，一作47卷（见《隋书·经籍志》）。《汉晋春秋》记述史事起自东汉光武帝、止于西晋愍帝281年间。后人对此多有评说。

唐·房玄龄等《晋书·列传·第五十二》评价习凿齿“习氏、徐公俱云笔削，彰善瘴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而彦威（习凿齿）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野民（指徐广）运遭革命，流连于旧朝，行不违言，广得之矣。”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卷十八》：“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一讹‘汉’。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刘知几在《史通》还将陈寿的《三国志》与习凿齿之《汉晋春秋》作对比，直斥前者对司马懿父子屡战屡败、公然篡位弑主等丑行多所回护，而将忠实记录这一切的《汉晋春秋》奉为“直书”典范：“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案金行（晋）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史通·直书》）“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史通·曲笔》）

裴松之在《三国志·蜀书·董允传注》中，引用了《襄阳记》的记载后，又说到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也。”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 二十八（王毋丘诸葛邓钟传）》中，裴松之在作注时对《汉晋春秋》的记载评论到“臣松之以为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

清代顾炎武认为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他以蜀汉为正统，而将曹魏视为篡逆。

历史上，对《汉晋春秋》评价褒贬不一，虽然有各自的史学观不同，但这些评价表明，《汉晋春秋》在史学界具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史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人认为，习凿齿和司马迁的史学观“如出一辙”，这是一家之言。我们认为习凿齿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确实有相似之处，但绝不是“如出一辙”。相同点之一，二人都重视历史的教化功能，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希望通过历史的记录和总结，为后人提供借鉴和启示，体现历史的教化功能；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也强调历史的教化作用，通过记载历史事件和人物，展示道德观念和政治理念，以史为鉴。   相同点之二，都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在《史记》中力求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尽管受到时代和资料的限制，但他尽量做到“实录”。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也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他通过严谨的考证和筛选史料，力求还原历史真相。

然而，二人在史学思想、研究重点和时代背景等方面还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

一是时代背景与研究目的不同。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时期，其史学研究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希望通过系统记录历史，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当下的国家治理提供借鉴；习凿齿生活在东晋时期，当时民族矛盾和政权合法性问题突出。他通过史学研究，强调东晋政权的正统性，以应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正统地位的争夺。

二是他们的史学思想有差异。司马迁注重客观纪实，强调史书应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事件，反对编造虚假传说。主张通古今之变，注重研究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提倡兼容并包，在思想上兼容并包，既尊崇儒学，又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习凿齿遵从、强调正统观念，认为东晋政权是正统，反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强化人才观念，在《襄阳耆旧记》中提出“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强调人才对国家和事业的重要性。

三是他们的史学方法有差异。司马迁采用纪传体形式，将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记录，并以人物传记的形式介绍历史人物。采取多源考证，广泛阅读和考证各种史料，包括经传、著述等，对不同来源的史料进行筛选和甄别；习凿齿则论证正统，通过撰写《晋承汉统论》等著作，论证东晋政权的正统地位。侧重文学性，其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学性，注重通过生动的叙述和描写来增强史书的可读性。

总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更注重客观纪实、通古今之变和兼容并包，其研究目的是总结历史规律，为国家治理提供借鉴；而习凿齿的史学思想则更强调正统观念和人才观念，其研究目的是为东晋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二者在史学思想、研究重点和时代背景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不能说他们的史学观“如出一辙”。

• 耆旧记载牧守门风

《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该书共五卷，内容涉及襄阳地区的人物、山川城邑和地方官员等。书中保存了许多正史未曾记载的人物资料，对于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该书名言“识时务者为俊杰”，强调顺应时势、谋定而后动的重要性，这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有深刻的熏陶作用。

《襄阳耆旧记》又称作《襄阳记》，《唐志》作《耆旧传》，《宋志》作《记》，是研究襄阳古代人文的重要历史文献。《郡斋读书后志》曰“记五卷。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山川城邑，后载牧守。观其记录丛杂，非传体也，名当从《隋志》。”愚案《续汉·郡国志注》，蔡阳有松子亭，下有神陂，引《襄阳耆旧传》；《文选·南都赋注》同引之，则称《耆旧记》。刘昭生处梁代，其所见在《隋志》前，则知称《传》之名其来已久。《三国志注》多省文，称《襄阳记》（《水经注》、《后汉书注》亦同省文），其载董恢教费袆对孙权语，臣松之案：《汉晋春秋》所载，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

该书在其体例上很有特点。一是‌人物筛选严谨。书中选取的人物都是襄阳籍或在襄阳有重要贡献的人物，遵循了严谨的遴选标准，确保所记录的人物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广泛的影响力；二是‌记事内容精准。书中对每位历史名人的事迹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内容准确，涵盖了他们的生平、贡献和历史影响；三是‌语言颇有特色。书中广泛使用了判断句，保留了上古汉语中无系词的判断句形式，同时也采用了以“为”表示判断的非名词性谓语判断句，以及由系词“是”表示判断的判断句。这些特点表明《襄阳耆旧记》正处于从上古汉语判断句向近代汉语判断句演化的过渡阶段；四是‌结构框架布局很有特点。书中通过对名人传记的记录和唱和互动，实现了对结构框架的布局和叙事方式的创新，使得记叙内容更加丰富。

该书用简洁的语言记载了一些主要人物及其事迹，如：

‌杨虑‌：字威方，襄阳人。少有德行，为沔南冠冕。年仅十七岁去世，门徒数百人，号为“德行杨君”。

‌杨仪‌：字威公，杨虑的弟弟，曾担任蜀汉丞相诸葛亮的长史，加绥军将军。

‌许汜‌：字汜，杨虑的同里人，曾为魏武帝曹操的从事中郎。

‌杨颙‌：字子昭，杨仪的宗族，曾入蜀担任巴郡太守、丞相诸葛亮的主簿。

‌庞德公‌：襄阳人，居于岘山之南沔水上，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曾拒绝荆州牧刘表的邀请，后携妻子登鹿门山，不知所踪。

‌庞统（字士元）‌：庞德公的侄子，曾被诸葛亮称为“凤雏”，后成为刘备的重要谋士，担任军师中郎将。

‌司马徽（字德操）‌：鱼梁洲人，曾评价诸葛亮和庞统为“卧龙”和“凤雏”，并称他们为“水镜”。

等等这些人物在《襄阳耆旧记》中被详细记载，反映了当时襄阳地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

《襄阳耆旧记》第五卷，专门记载曾经在襄阳驻守的“牧守”大将。记载他们在襄阳的丰功伟绩，以及人民对他们的评介，同时也说明襄阳的战略地位之重要。例如：

胡烈，字武贤，咸熙元年担任荆州刺史，以其仁政和惠化闻名，修复堤坝，深受百姓感激。他在一块石碑上刻下：“赞美贤明君主，才智超群如山岳。陶广的美德，如同天地，周公孔子为楷模。我军威震四方，如同春阳般温暖，冬日般照亮。耕者相让田界，百姓生活富饶。胡父之恩，无法估量。”

羊祜，字叔子，武帝时担任都督荆州军事，开设学校，安抚周边，深得江汉地区人民的爱戴。他去世时，南州人听到消息，集市罢市，巷哭声不断，连吴国守边的将士也感伤落泪。羊祜热爱山水，常去岘山品酒作诗，感叹贤士虽多，但大多默默无闻，期待身后名声能留传。

杜预，字元凯，担任镇南大将军，督管荆州军事，修建学校，施行德政，深受百姓爱戴，被誉为“杜父”。他修建水利工程，开凿水道，使荆州交通便利，百姓受益。

山简，字季伦，出镇襄阳时，面对战乱，他优游度日，醉心于酒。他的行为和喜好被编成童谣，流传至今。

刘弘，字和季，推行教化，鼓励农桑，宽刑减赋，深受百姓爱戴。他体恤士兵，改变不公的旧制，使百姓能共同分享山泽之利。他的去世，使襄阳百姓悲痛万分。

朱序，字次伦，镇守襄阳期间，以英勇闻名，曾斩蛟除害，保卫城池。他的母亲韩氏更是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领导妇人守城，被誉为“夫人城”。

从《襄阳耆旧记》中，也可以看出当时襄阳的门阀望族以及门风习惯。‌东晋时期襄阳的主要门阀望族包括庾氏、习氏等‌。这些家族在东晋时期不仅在政治上有着重要地位，还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庾氏家族在东晋时期以庾亮和庾翼为代表，他们通过北伐的名义控制了襄阳，进一步巩固了家族的势力。庾亮和庾翼相继以北伐为名，排挤了桓宣的势力，最终控制了襄阳，这一举动不仅增强了庾氏在东晋的政治影响力，也显示了门阀家族在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和手段。习氏家族以习凿齿为代表，这个家族在魏晋时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显著的文化成就。习氏家族世代居住在襄阳，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习凿齿以其史学成就著称，他的《汉晋春秋》对后世影响深远。习氏家族不仅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还在文化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示了门阀家族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就门风习惯而言，东晋时期的门阀望族普遍重视家族的传统和荣誉，家族成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支持。这些家族往往通过婚姻、政治联盟等方式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例如，庾氏家族通过北伐和控制襄阳来增强家族地位，而习氏家族则以文化成就著称，展示了门阀家族在不同领域的竞争和合作。

‌门风‌是指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即一个家庭或家族中的风气。它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中代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体现了家族成员的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门风的具体内容包括家庭或家族所奉行的道德规范、崇尚的风骨气节、遵循的行为准则、追求的价值标准、沿袭的生活方式以及家庭特有的文化氛围、生活习惯、言行规矩和禁忌等。通过每个家庭的道德规范作用，门风能够影响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成员，进而规范整个社会风气。

总之，《襄阳耆旧记》‌是东晋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记录了襄阳地区的历史人物、文化遗迹和地方风物。这部作品不仅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一是该书较完整地保持了文化记忆。《襄阳耆旧记》详细记录了襄阳地区的历史人物、文化遗迹和地方风物。书中涵盖了从先秦到清代的历史人物传记，包括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起义领袖、仁人志士等，展现了襄阳人杰地灵的文化底蕴。通过这些记录，襄阳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成为当地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该书极具‌历史研究价值。其中‌保存了许多正史不曾为之立传的人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书中记录了许多三国时期的人物背景和事迹，对于研究三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三是该书具有极高的‌地方认同。通过记录襄阳的历史人物和文化遗迹，增强了当地人对襄阳历史文化的认同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及至今天，由该书演绎出诸多的‌现代文化活动。近年来，襄阳市委宣传部和市社科联组织编写了《襄阳历史名人》一书，进一步发掘和传播襄阳的历史文化，提升了襄阳的文化影响力。也产生了广泛的现代影响。在现代，襄阳市通过出版《襄阳历史名人》和《襄阳古诗词100首》等书籍，继续传承和发扬襄阳的历史文化。这些书籍不仅献给襄阳人民，也献给所有关心和支持襄阳的人们，进一步提升了襄阳的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

本章小结：对于习凿齿的晚年经历存在争议，一说曾被苻坚征召，于长安会面，后仍回襄阳；襄阳为晋室收复后，习凿齿被征以国史职事，未就而卒。另说习凿齿因不屈于苻坚逼用，为避杀身之祸而隐遁江西新余白梅。无论如何，习氏一族在襄阳的历史遗存“习家池”迄今仍为襄阳名胜。而继山简之后，为习家池注入新的文化内涵的人，是习郁的后人、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对习家池最早的文献记载，目前可见的是习凿齿所著的《襄阳耆旧记》，书中记载：“襄阳岘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习家鱼池。”此后，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习家池的地理位置及建筑形制等都有较为详备的记载。正式被称为“习家池”，应是在唐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