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代文学史|第六章 隐逸遗风孔明对表

吴仕钊

• 第六章  隐逸遗风孔明对表

第六章导语

隐逸之风从何兴起？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隐逸之风‌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其兴起可以追溯到多个历史时期和多种社会背景。

在东汉时期，隐逸之风盛行。东汉士大夫的隐逸动机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的清静无为、珍视生命、追求精神自由等思想为士大夫提供了隐逸的理论基础；东汉社会流行的养生、神仙思潮与方术中的神仙思想、养生之术等，满足了士大夫对生命不老与生活幸福的向往，许多士人选择通过隐居不仕来排除杂念、潜心修炼；王莽篡权引发的社会动荡使得士人选择隐逸以保持自己的立场，隐逸现象开始凸显出来。‌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动荡的时期，连年战乱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士人们对现实社会失望和疲惫，开始寻找精神归宿。当时政治形势复杂，多次政治变革，形成了许多政治势力、经济系统和文化氛围的差异，这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情感。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兴起，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自然、内心和生命的意义，这为隐逸之风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社会财富的增长使得一些文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生活品质和审美追求。此外，士大夫的生活理念和生存方式密切相关。隐逸之风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追求和对现实社会的反抗和逃避。这种风气在历史上多次兴起，反映了士大夫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和应对策略。

但不同的人们对于隐逸是有不同目的的。此时期，襄阳有两个颇有名气的隐士，各自的目的也是有差异的。庞德公与诸葛亮的哲学思想不同，隐居的目的和动机迥异，行为表现也

背道而驰。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说庞德公在诸葛亮走出隆中的道路上没有什么影响呢？回答是否定的。不仅有影响，而且影响至关重要。我们知道，汉代的选官制度主要为乡举里选，而乡举里选之权到东汉末期往往掌握在地方名士手中。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对人才进行题品，被评者一旦获得优良评语，就为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许劭、许靖兄弟的“月旦评”，孔公绪的“嘘枯吹生”，一时传为佳话。这一点，我们从曹操获得“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评语后的高兴劲儿中就会理解到这该是多么重要。而庞德公就是这样的名士，诸葛亮在娶了黄承彦的丑女后便自然著籍襄阳，便有了被题品的资格。加之，其小姐又成了庞德公的儿媳，得个好的题品便是迟早的事儿。习凿齿的《襄阳记》证实了这一点:“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一下子题评了三人。同时，也揭示了庞德公在品评人物上的不公正行为，讲宗族、论亲情。假如诸葛氏与庞家没有姻亲关系，会怎样呢？庞德公会不会给孔明以“卧龙”的题品呢？真是难以想象。不过，一经题品，身价百倍。诸葛亮的知名度提高了，“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乎？”“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一时之间舆论、声誉遍荆州。“三顾茅庐”的事跟着也就发生了，诸葛亮终于出将为相了。庞德公也因此得到了“伯乐”的美名。

在襄阳古代的天空，诸葛亮无疑是一颗靓丽的明星。诸葛亮的文学成就如《出师表》等至今仍被视为文学经典。他的书法和绘画艺术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诸葛亮的形象和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了后世的文学、戏剧、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

• 名流知人推荐英雄

‌东汉末年的局势可以用“动荡不安”来形容。其特点：一是政治腐败与土地兼并，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专权，导致政治腐败严重。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之间的斗争不断，党锢之祸使得大量忠良之士被迫害，朝廷更加腐败不堪。同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导致农民生活困苦，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黄巾起义；二是黄巾起义与群雄割据，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迅速席卷全国。尽管朝廷调集大军镇压，起义最终被平定，但黄巾起义揭示了东汉王朝的衰败和社会的深刻危机，导致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和诸侯纷争的开始。

在黄巾起义之后，各地军阀乘机崛起，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局面。主要势力包括曹操、袁绍、孙坚父子与刘备等。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通过收编黄巾军等途径迅速壮大；袁绍占据冀州，成为北方一股强盛势力；孙坚父子在江东地区扩张；刘备则在不同势力间辗转，最终在赤壁之战后占据了荆州和益州。

这一系列尤其是关键事件的发生，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官渡之战‌是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决定性战役，曹操以少胜多，击败袁绍，统一了北方。随后，曹操挥师南下，但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刘备占据了荆州和益州，孙权巩固了江东地区，曹操则继续控制北方。这一时期，英雄辈出，如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展现了他们的才华。

东汉末年的动荡局面不仅导致了汉王朝的衰落，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国鼎立的形成促使后世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如推行九品中正制、实行屯田制等。同时，频繁的战争也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军事理论和战术。

此时期的襄阳是各方胶着状态的交汇点，地方势力与人物的关系也十分纷杂，刘表及其谋士蒯良、蒯越和蔡瑁对襄阳的治理和掌控，形成强势。刘表在公元190年成为荆州刺史后，面对荆州复杂的局势，他采纳了蒯良、蒯越和蔡瑁的建议，实行“外图安定，内行仁义”的政策。通过实施仁义之道，刘表成功平定了地方势力，稳固了襄阳的统治地位。此外，他还善于用人，任用地方势力管理行政事务，同时吸引流民中的学术人才，发展教育和学术。这一时期，襄阳成为了乱世中的一处避风港，吸引了大量流民前来避难，使得襄阳城的人口和影响力迅速增长。刘表的治理使得襄阳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保持了相对的安定，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重要地区。

东汉末年襄阳名流颇有名气，重要人物有刘表、黄承彦、司马徽、庞德公父子、‌杨仪、‌廖化等。刘表（142—208），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西汉鲁恭王的后代。年轻时参加过太学生运动，被誉为“八俊”，是当时的英才豪杰。刘表来到荆州时，铲除割据各地的宗族势力，平定境内的叛乱，把州治从江陵迁到襄阳，并逐渐控制了荆州八郡，建立了一个南至五岭地区，北到汉水流域的地方政权。‌庞德公是东汉末年的名士，与诸葛亮和庞统等人有着深厚的关系。他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给予诸葛亮和庞统极高的评价，体现了他对才华和品德的认可。庞统是襄阳市籍名臣，早年在周瑜帐下为官，后加入蜀汉集团，深得刘备的器重，地位与诸葛亮不相上下。刘备西征期间，庞统屡有谏策，但三十六岁英年早逝。庞弘是庞统之子，以父功加入蜀汉集团，官至涪陵太守，以刚直不阿、敢于直谏著称。庞林是庞统之弟，早期担任蜀汉集团的荆州治中从事，后迁任黄权的参军。蜀汉大军在夷陵战败后，庞林跟随黄权归降曹魏，官至钜鹿太守。杨仪是蜀汉集团中的襄阳市籍名臣，早年在关羽帐下任职，后被举荐入朝为官，担任过尚书、太守等职。在职期间与魏延关系恶劣，最终被削职流放，后定罪入狱，死于狱中。廖化是蜀汉集团中的襄阳市籍将领，早年追随关羽驻守荆州，关羽被害后，廖化投奔刘备，并在蜀汉集团中担任重要职务。‌

‌黄承彦与刘表是连襟关系‌。黄承彦是诸葛亮的岳父，他的夫人是蔡讽的女儿，而蔡讽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刘表，因此黄承彦和刘表是连襟关系。这种连襟关系在当时的荆州社会中并不罕见。荆州地区的豪门大族常常通过婚姻关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例如，蔡家在汉末时期是襄阳地区最显赫的家族之一，通过婚姻关系与多个豪门大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而在荆州地区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

司马徽（？—208年），字德操，颍川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人。东汉末年隐士，精通奇门、经学。有“水镜先生”之称。司马徽为人清雅，学识广博，有知人之明，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庞统等人，受到世人的敬重。

‌庞德公是襄阳地方名士，为何选择隐逸？其主要原因包括对时局的失望和对名利的淡泊。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群雄割据，他深感时局混乱，看到各路诸侯为了私利而争斗，却不肯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谋福利，这让他心灰意冷。此外，庞德公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和权术斗争感到厌恶，认为这些行为缺乏真情实义，因此他选择隐居以远离这些纷争。庞德公的隐逸生活主要体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和与当时名士的交往中。他常年居住在岘山南沔水中的鱼梁洲上，平日里耕作、弹琴、读书，生活简朴而自得其乐。他与徐庶、司马徽、诸葛亮、庞统等人交往密切，经常与他们荡舟或涉水相访，关系亲密如同家人。其隐逸生活也反映了他对名利的淡泊。当时荆州刺史刘表多次请他出仕，但他都拒绝了，理由是自己不愿追逐名利，认为追求名利会带来危险，而隐居则可以保全自己和后代的安宁。最终，庞德公带着家人隐居于鹿门山，以采药为生，直至终老。庞德公曾称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被誉为知人识人。对诸葛亮、庞统等人早年影响较大，并得到诸葛亮的敬重。

诸葛亮拜师，曾在襄阳传为佳话。庞德公是诸葛亮的老师司马徽的好友，因此诸葛亮与庞德公也有着深厚的友谊。诸葛亮对庞德公非常敬重，每次去拜访都会恭恭敬敬地长跪在庞德公的床边，聆听教诲。庞德公不仅欣赏诸葛亮的才华，还将其称为“卧龙”，并在学业和思想上传授给他许多知识，包括奇门遁甲、阴阳五行之术等。庞德公与诸葛亮之间还有亲戚关系。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娶了诸葛亮的二姐，因此庞德公是诸葛亮的亲家。这种亲戚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庞德公在诸葛亮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诸葛亮在隐居隆中期间，深受庞德公隐居生活方式和对世事超脱态度的影响，这使他在乱世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和追求的方向。庞德公的隐士生活和对名利的淡泊态度，对诸葛亮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因为有襄阳名流的识人推荐，诸葛亮才成为刘备集团的重要人物。

• 卧龙对表蜀汉奇谋

从文学的角度，诸葛亮的《隆中对》《出师表》是千古名篇。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布局奇谋和战略策划的集中体现。

刘备三顾茅庐，是《隆中对》出炉的主要场景。‌刘备三顾茅庐的历史背景发生在东汉末年，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群雄逐鹿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地方割据势力纷纷崛起，东汉王朝的衰落使得刘备意识到需要智谋与人才来成就大业‌。刘备，字玄德，虽然出身并不显赫，但他心怀大志，立志要为国家和百姓做出一番事业。在这个时期，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隐居于南阳的隆中，才智过人且深谙兵法和治国之道。刘备听闻诸葛亮的名声后，决定亲自去请他出山，帮助自己实现理想。

刘备的求贤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第一次带着关羽和张飞前往隆中，结果未能见到诸葛亮。第二次再次前往，依然失望而归。然而，刘备并没有因此气馁，第三次出行时，他不顾寒冷的天气，依然决定亲自前往。这一次，他在诸葛亮的茅庐外耐心等待，直到诸葛亮醒来。刘备的诚意与坚持最终打动了诸葛亮，诸葛亮被刘备的决心和诚意所打动，决定出山辅佐他。

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规划，提出了“隆中对”的著名计策，帮助刘备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找到了一条出路。这一战略不仅明确了蜀汉的立足之地，还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成功建立了蜀汉政权，成为了三国时期的重要一方势力。

‌《隆中对》见自晋代史学家、文学家陈寿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后世对其记载和评价得以广泛传播。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其内容记叙了东汉末年隐居隆中的诸葛亮为兵力、财力、人才团队均显著处于下风的刘备所谋划的“复兴汉室”的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不仅帮助刘备集团取得了荆州大部分州郡，吞并两川，割据益州，最终建立季汉政权，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还因其深远的影响和诸葛亮的智谋而被广泛传颂。

《隆中对》的文学价值在于其战略布局的精妙和诸葛亮的智谋展现。诸葛亮未出茅庐便已知三分天下，其预见性和决策能力令人叹服。这一战略规划不仅在《三国志》中占有重要地位，还被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清代吴楚材的《古文观止》等经典文献多次引用和评价，进一步提升了其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隆中对》还展示了诸葛亮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其战略思想和决策过程被后人广泛研究和讨论，成为古典文学中经典案例之一。诸葛亮的形象也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进一步提升，被誉为“天下奇才”。

‌《出师表》作为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前夕上给后主刘禅的一篇奏章，以其深邃的智慧、诚挚的忠诚而著称，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文学价值。‌‌

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将年幼的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言，展现了对诸葛亮的无比信任。然而，蜀汉政权此时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外部，曹魏政权日益强大，东吴虽为盟友但亦存变数；内部，益州本土势力与荆州集团之间存在微妙平衡，加之刘备去世后的政治动荡，使得蜀汉政权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诸葛亮深感责任重大，为了实现刘备“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遗愿，并巩固蜀汉政权、稳定内政，他决定北伐曹魏。在出征前，他上书《出师表》，向刘禅阐明北伐的必要性、自己的忠诚与决心，以及对后主的告诫。‌

《出师表》不仅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奏章，君臣式的奏章，也是一篇文学佳作。其语言质朴无华，却饱含深情，字字句句都透露出诸葛亮的忠诚。文章运用了排比、对偶等多种修辞手法，使得文章结构严谨，气势磅礴，读来朗朗上口，令人动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出师表》中的情感表达极为真挚动人，诸葛亮在文中不仅表达了对先帝的感恩戴德之情，更流露出对后主的殷切期望。这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忠诚，使得《出师表》成为了忠诚与奉献精神的典范之作。《出师表》以其深刻的政治智慧和真挚的情感表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完美的议论结构和真挚的情感使得它成为后世文学的典范。文章通过回顾自己受先帝三顾之恩，表达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之心，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诸葛亮在文中强调北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亲贤臣，远小人”的历史教训，警示后人应以贤臣为榜样，远离小人。‌

历来对其文学地位和评价都很高。这篇雄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收录在各种教材中。其质朴的语言和深刻的情感表达使其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文章通过总—分—总的结构布局和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展示了诸葛亮的卓越才华和高尚品德。其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使得《出师表》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

• 文辞艺风全能人才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是三国时代伟大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同时又是一位卓越的文学艺术家。兼具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奇策泉涌，智谋纵横，德范退迩，功盖后世，被古今中外人们誉为“智慧的化身”、“聪明的象征”，他的光辉功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人赞颂。但作为文学艺术家的成就，却鲜为人们论及，这正如清代史学家瓯北老人赵翼说杜甫、陆游“诗名之高，淹没了书法”一样。本文仅从诸葛亮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试作初步研究与探讨，与人们一道从更多、更广的层面上去了解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从文学艺术角度看，诸葛亮是文学艺术全能型人才。历代文人师重诸葛亮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誉称他为文学艺术家，确是当之无愧的。他作为一代文学艺术家的成功，有其独创的特色和独特的风格。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人能象诸葛亮那样使自己的艺术这样直接、贴切而又明确地配合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和政治措施的布展，使文学艺术真正获得了现实的战斗生命和政治价值。诸葛亮在文学方面，诗、词、文赋全能，所写的《出师表》、《隆中对》（亦称《草庐对》）、《粱父吟》、《诫子书》等等情文并茂，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和谐统一，历来为有节操的知识分子或文人学士所推崇备至。他的《出师表》说理透彻周详，文章主题思想明确，语言诚挚恳切，感人至深，且表现得淋漓尽致，显示出非大家大手笔所能达到的高度。《表》中反复劝勉后主刘禅继承先帝遗志，亲贤臣远小人，而且不厌其烦地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不二和北取中原的坚定意志。语言极其恳切诚挚、周详，文字具有思远意高、感情强烈、句式整饬并具音乐美的特点，为文人学士所师重。这篇作品，还被历代文史学家所瞩目，这决非偶然。因为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可取之处，至今仍广泛流传，古代的忠臣贤士莫不泪流满面地诵读它去劝谏皇上。宋代岳飞就曾将《表》全文书于碑石之上，用以激励三军将士。此文真可以说至今仍有虎虎生气，历久不衰。

诸葛亮深通音律乐府，是一位能弹奏二手好琴的高手，并好为《粱父吟》，亦善歌唱。他所创作的文艺作品，音节铿锵，语调和谐，情意细腻，这是他具有深厚的音乐素养的具体表现。“诸葛亮抚琴退仲达”的故事，至今仍被广泛传为雅俗共赏的佳话。对于这个故事虽存有传奇色彩，但其实际情节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然而，这个故事也同样说明了诸葛亮文艺生活的成功。他居岗临下，高屋建瓴的政治家气度和成算在陶的智谋，通过文艺家非凡的气质和娴熟的弹奏技巧，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使一场惊心动魄流血决战的大厮杀，就这样付之瑶琴一曲而偃旗息鼓了。试看，历史上有哪一位人物能运用琴曲艺术取得如此高雅奇特的效果?在这当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政治家如何灵活、巧妙地运用着文艺，而文艺又如何挽救着政冶家面临的一场战争败局。真可谓“力挽狂澜于既倒”，瑶琴一曲胜过雄兵十万，使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诸葛亮与文学艺术家的诸葛亮相得益彰，互为因果，天衣无缝地填补了军事失误的裂痕。在这千钧一发、狂澜欲倒的危急关头，诸葛亮“胸中自有十万雄兵”，自若地借助于三尺瑶琴的威力，将政治思想和军事目的孤注于艺术，依赖于艺术释放出来，这正说明了诸葛亮对文学艺术的高度重视和巧妙运作，他看准了文艺在现实生活和军事生活中强大的生命力与战斗力，同时也说明了诸葛亮身上具有深厚的音乐艺术修养和超群的造诣与胆识。他充满了对自己掌握音乐艺术武器的自信心，只有高明的文学艺术家才有这样的自信心，杜甫对自己的诗歌，陆游对自己的书法，郑板桥对自己的墨竹画，不都充满着自信心吗？

诸葛亮还是一位工艺设计、绘图、制造的发明家。他研制的八阵图、木牛流马和十矢连弩，就一直被后世广为传颂。对这些东西，古时的不少说法都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其实，八阵图、木牛流马和十矢连弩都是实在的、精巧的工艺器物，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是诸葛亮在我国古代军事艺术上的杰出创造，他综合运用和融合了设计制图、木刻、雕塑等多种工艺美术创作手法，虽历经千年却掩饰不住其恒久不衰的艺术魁力。对于诸葛亮为作战前线军粮运输而设计、绘图、研制的木牛流马，被时人称誉为“神力天工”的“差使”，是“凡世难见”的“怪物”，说明他创造设计的奇妙和发明制造工艺的精巧。无论木牛流马、十矢连弩，还是八阵图，都凝聚着作为文艺家的诸葛亮心血的结晶与苦心孤诣的巧思。

据古时的一些野史记载，说诸葛亮还善于国画，所画山水风光，秀丽动人，人物鸟兽栩栩如生，尤其擅长人物画的技法。庸人说诸葛亮曾经画过一幅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人民和睦相处，象征民族大团结的画卷。画面上日月高悬，人物众多，反映政通人和的太平盛世和安定团结局面，神龙飞舞，牛马穿梭，一派经济繁荣人民安康的景象。画面气势宏大，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而且画卷技法纯熟，构思意境深远，寓意丰富博大，深刻体现了诸葛亮主张的政治理想与和睦团结、共处共荣的民族政策思想。综上所述，诸葛亮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而且又是一位通体光明磊落，毫无自私自利之心，高风亮节的文学艺术家，他把文艺生命全部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战斗的需要，这也就是他的文学艺术的风格。因此，我们可以对他作出这样的文艺评论：诸葛亮还是一位具有一等襟袍、位极人臣的卓越文学艺术家!

本章小结：东汉末年的特殊形势，魏晋士人的隐逸风尚和门阀攀附，是时势造英雄的特殊环境。正是因为有识之士的赏识和推荐，诸葛亮才登上历史舞台，成就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