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襄军网 纪实文学 襄阳古代文学史|第九章 盛唐气象浩然诗篇

襄阳古代文学史|第九章 盛唐气象浩然诗篇

吴仕钊

  • 第九章    盛唐气象浩然诗篇

第九章导语

 

襄阳古代文学史上,有两个显著的时段,堪称为“双高峰”时期。一个是在唐朝,而另一个却是在明清时期。

唐代是襄阳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一是因为名家辈出,此时期襄阳涌现出众多杰出的文学家,如杜审言、孟浩然、张继、皮日休等。杜审言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孟浩然开创了田园山水诗派,其诗作题材广泛,风格清新自然;张继的《枫桥夜泊》成为千古名篇;皮日休的文学成就也备受赞誉。

二是文人汇聚。襄阳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经济繁荣,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前来游历、宦游或定居。李白、王维、白居易等文坛巨匠都曾到访襄阳,并留下大量歌咏襄阳的诗作。

三是文化氛围浓厚,襄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诗经》《楚辞》等文学经典在此交汇,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明清时期是襄阳文学的第二个高峰时期(此问题留在下两个章节中介绍)。

唐朝诗歌创作繁荣,涌现出李白、杜甫等杰出诗人,作品风格各异,既表达个人情感又反映社会现实,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成为后人研究唐朝历史、文化、社会的重要资料,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李白、杜甫驻足襄阳,留下的千古名篇影响深远。

而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布衣诗人孟浩然,是襄阳古代文学的骄傲。2024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联播《大唐诗人传》,第一集播“初唐四杰”,第二集就是“孟浩然”,位列李白、杜甫之前。就文学而言,唐朝时期,襄阳的诗人还有许多,如张继、皮日休等。

张继(约715年—约779年),字懿孙,汉族,湖北襄州(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诗人,生平事迹不详,约公元753年前后在世,与刘长卿为同时代人。据诸家记录,仅知他是约天宝十二年(约公元七五三年)的进士。大历中,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盐铁判官。他的诗爽朗激越,不事雕琢,比兴幽深,事理双切,对后世颇有影响。但可惜流传下来的不到50首。他的最著名的诗是《枫桥夜泊》。

皮日休(约838年—约883年),字袭美,一字逸少, [16]因曾居襄阳鹿门山号鹿门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晚唐诗人、文学家。咸通三年(862年)以前,皮日休一直躬耕苦读于襄阳鹿门山。咸通八年(867年),以进士榜末及第。咸通十年(869年),应辟入苏州刺史崔璞幕,为苏州刺史从事。咸通十三年(872年),入京为著作局校书郎。乾符元年(874年),迁任太常博士。乾符五年(878年),被任命为毗陵副使,随高骈军出征王仙芝。乾符六年(879年),被黄巢军俘虏。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中和三年(883年)四月,黄巢退出长安后,皮日休遇害身亡(此处有争议,详情见人物争议目录)。皮日休与陆龟蒙齐名,世称“皮陆”。他的诗文兼有奇、朴二态,且多同情民间疾苦之作,对于社会民生有深刻的洞察和思考。著有《皮日休集》《皮子》《皮氏鹿门家钞》等。

限于篇幅和有所选择的原则,本章将重点介绍五言诗祖杜审言和隐士诗人孟浩然及其影响。

 

  • 初唐五律杜氏审言

 

中国古代文学看唐朝,而襄阳籍的几位著名文学家、诗人却在唐朝文学中闪烁着灿烂的光芒。初唐时的杜审言被誉为”五言诗的奠基人”。这位襄阳诗人把大家的目光引入到古代诗人的世界。

古代很多诗人因为才华出众,于是便被皇帝招到身边,经常写一些应制的诗文,大家熟悉的李白就是被唐玄宗招来做了翰林,写过很多类似的诗文。所谓应制,就是由皇帝下诏命而作文赋诗的一种活动,主要功能在于娱帝王、颂升平、美风俗。下面这首诗就是一首应制诗,开篇就气度不凡,全文40个字也是水到渠成,作者是诗圣杜甫的爷爷杜审言。这位初唐诗人开五言律诗风气之先——

 

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应制

唐代 杜审言

北斗挂城边,南山倚殿前。

云标金阙迥,树杪玉堂悬。

半岭通佳气,中峰绕瑞烟。

小臣持献寿,长此戴尧天。

杜审言的诗多为写景、唱和及应制之作,以浑厚见长。杜甫就很崇敬这位祖辈,称赞“吾祖诗冠古”。杜审言工于五律,对近体诗的形成与发展颇有贡献,被后人评为五言律诗的奠基人。这首应制诗题目中的蓬莱是指唐太宗时代的大明宫,唐高宗时改称蓬莱宫。内有紫宸、蓬莱、含元三殿,为皇帝接受群臣朝贺和宴请群臣的地方,故址在今西安市北郊。

诗的开篇就气度不凡,写出了皇都长安的巍峨高大,那七星仿佛就挂在城边,高峻的终南山似乎也紧靠者雄伟的宫殿前,诗人没有直接写长安城的高大雄伟,而是通过挂城和倚殿这两个夸张性意象,来衬托皇城的宏伟壮观。

”挂城”还有另外一层隐意,汉高祖修长安城,城南城北都为斗形。隋唐长安城虽然对秦汉都城的设计作了较大的突破和创新,但是使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重相依,由北向南,同用一道北城垣这一点并没有变。这样就突出了皇帝所居之处,宫城象征北极星周围的紫微垣,皇城则象征着地平线上以北极星为圆心的天象,而郭城则象征着周天之内。

这种以群星环拱北极星的设计思想,是皇权思想在建筑学上的形象反映。所以作者说“北斗挂城边”不仅是一个夸张性的描写,而且也是对长安城形制的一个象征性说明。中间两联接着说,皇宫高耸,穿破云层,整个终南山中都缭绕着祥云瑞烟。

诗人这样极力渲染帝城皇宫的宏伟壮丽,气势不凡,并不仅仅是客观的描绘,而是为下面抒发感情作铺垫。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有前面的描写,下面的称颂赞美就会水到渠成。“小臣持献寿,长此戴尧天”,持献寿,指以终南山向皇帝祝寿。尧天,意谓只有天最高大,又只有尧能以天为准则推行教化。后人因以“尧天”称颂帝王功德和太平盛世。这一联运用典故,但从文意上看都很贴切,没有生硬拉扯的感觉。

毫无疑问,诗人的这种赞颂,在战乱频仍、祸患不绝、人命危浅的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很善良的愿望。而他所生活的唐代前期,国力强大,声威远被,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盛世理想。之后其孙杜甫关心民瘼,忧患苍生,成为百代诗圣。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审言之于少陵也是一种衬托。

还是介绍一下杜审言。 杜审言(约公元645—708年),字必简。襄阳人,迄今襄阳樊城还有一条巷子叫”杜家巷”。进士出身,初唐诗人。他很有才华,但恃才傲世。他说他的文章、书法都在屈原、宋玉、王羲之之上。他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在任洛阳丞时,因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司马周季重和司户郭若讷陷害他,将他关监,欲杀害。其子杜并,年十三,袖中暗藏利刃,乘季重等酒醉时刺杀,结果被捉,并被杀害。杜并为父亲报仇之举,深受时人称赞,刘允济作祭文哀悼,并立墓志铭以示纪念。

杜审言著作颇丰。中宗时曾任修文馆直学士。卒后赠著作郎。有集10卷。其五言律诗格律严谨,被后人评论为我国五言律诗的奠基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讲,其实,五言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早在《诗经》中就有五言诗句的出现。‌五言诗的雏形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汉乐府和歌谣中出现了大量的五言成分。‌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出现在东汉时期‌,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正式产生。简言之,五言诗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先秦时期‌:《诗经》中有五言诗句的雏形。

‌西汉时期‌:汉乐府和歌谣中出现了大量的五言成分,文人开始模仿创作五言诗。

‌东汉时期‌:文人五言诗逐渐成熟,《古诗十九首》等作品标志着文人五言抒情诗的成熟。‌

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还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奠定了五言诗发展的基础。

至于‌杜审言被称为五言诗的鼻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杜审言在五言诗的创作上有着显著的贡献。他的作品多为五言律诗,风格朴素自然,笔力雄健,能够寓艺术构思于严整的格律之中。他的代表作如《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等,被誉为“初唐五律第一”,对近体诗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还如前文提到的《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应制》,都是五言诗的上乘之作。其次,杜审言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得到了同时代和后世的认可。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价杜审言为“初唐五言律”的首倡者,认为他的作品在格律和艺术构思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杜甫对他的祖父也非常崇敬,称赞“吾祖诗冠古”,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杜审言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最后,杜审言的个人经历和性格也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少年成名,恃才傲物,但因才华被小人妒忌陷害,一生官场不顺。尽管如此,他从未妄自菲薄,始终对自己的才华充满信心。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在他的诗歌中,使得他的作品即使在极度失意时也不失气势。

 

  • 盛唐气象浩然诗篇

 

唐王朝至开元、天宝年间,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盛唐人身处这样一个国力强大、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的国度,大都具有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阔壮大的胸襟气魄。与之相应,他们的诗作也表现出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艺术风貌——“盛唐气象”。

一般说来,盛唐气象在诗歌中的表现,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言:“他们(指盛唐诗人)追求风骨,而且得到了风骨。他们的风骨追求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作品中表现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这可以看作盛唐气象的“主旋律”。但是,再有概括力的“主旋律”也不可能是盛唐之音的全部。

诗的国度不可能只有一种风格,盛唐诗坛同样也是百花齐放。只有时代风格的统一性与个人独创的多样性结合,才能完美地反映盛唐气象之“盛”。生为盛世之人,当具盛世之魂。身处盛唐社会的孟浩然,不管他是否自觉,其创作都会受到时代主流风格的影响,浸染上盛唐诗歌的共性色彩。

 

中国文学史中,把孟浩然与王维并称为“王孟”,主要是指他们在山水田园诗领域的成就。盛唐山水田园诗与盛唐精神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与盛唐的四海晏然、天下升平的社会环境形成互相映衬而又互相生发的另一个层面,是构成盛唐之音的一个基本内容和方面。与之相应,其艺术风貌也就成为当时诗坛整体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盛唐诗歌这个整体而言,壮大昂扬固然重要,清新秀美也必不可少。那些带有雄浑刚健、昂扬奋发等特点的诗歌作品表现出充满张力的阳刚美,理所当然地属于“盛唐气象”的“主旋律”。

孟浩然一生只扮演了两种角色:隐士和诗人。他常年隐居在鹿门山,也在自家宅邸附近的南山学老农种瓜,乐于选取与山水田园相关的内容,借以描写安逸美好的生活,抒发诗人恬然自乐的性情,表现盛唐社会独有的太平气息。这使得盛唐气象在其作品中的表现,与时代主流不尽相同。这种异于主流的表现,对他而言却俨然成了“主旋律”。隐逸是孟浩然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也是其诗作着意表现的内容。他经常在诗中勾画出自己散淡闲逸的隐士形象,使盛世隐者的生活情态跃然纸上。如《夏口南亭怀辛大》:“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育劳梦想。”该诗的特色是“”景入咏,不拘奇抉异”(皮日休语),虽只就闲情逸致作清描淡写,往往能引人渐入佳境。《夏日南亭怀辛大》就是有代表性的名篇。诗的内容可分两部分,既写夏夜水亭纳凉的清爽闲适,同时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此诗不过写一种闲适自得的情趣,兼带点无知音的感慨,并无十分厚重的思想内容;然而写各种感觉细腻入微,诗味盎然。文字如行云流水,层递自然,由境及意而达于浑然一体,极富于韵味。诗的写法上又吸收了近体的音律、形式的长处,中六句似对非对,具有素朴的形式美;而诵读起来谐于唇吻,又“有金石宫商之声”(严羽《沧浪诗话》)。

从字面看,‌《夏日南亭怀辛大》描绘了夏夜乘凉的悠闲景象,抒发了诗人对老友的怀念之情‌。诗中描绘了夕阳西下、月亮东升的景象,诗人披散着头发在夜晚乘凉,打开窗户躺在幽静宽敞的地方,感受着荷花的香气和竹露的清响。诗人正想弹琴,却遗憾没有知音欣赏,因此感慨良宵,怀念起老朋友,整夜在梦中苦苦地想念。似乎与盛唐气象没有八毛钱的关系,但诗作所表现的社会环境和人文背景,却透视出盛唐气象。

所谓“盛唐气象”,着眼于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诗歌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即: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以及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呈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盛唐诗歌与其它时期的诗歌相区别的特色。

正如孟浩然的诗章中,多次出现“圣时”、“圣明”等字眼。便是指“圣明”的时代‌。在《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有“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这里的“圣明”即指“圣时”。意思是圣明之时。虽然孟浩然终生布衣,但他对“圣时”是有信心的。这种信心的存在,常常与遇时而起的希望相联系,正是大唐盛世气象的福祉所现。即使在平淡闲静的田园之中,也能得以体悟闲静安逸的生活情趣,并呈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和谐心态。此等心胸,此等气概,也许只有盛唐隐士才能具备。

与积极地追求功业理想一样,孟浩然之归隐田园,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在积极入世的同时也讲隐逸。“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其“隐”与“仕”受制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关键在于自己是否被“用”。如果君主不用,出仕无望,那就选择“藏”。由此可见。在儒家的思想里,仕进与隐逸并不矛盾,至少在观念上不那么对立,甚至可以做到协调、融通。于是,仕进失路的孟浩然步入了山水田园,并在诗歌中展示了其作为盛唐隐者的另一种生活状态。盛唐社会的风貌特征不会是千篇一律的,无论是崇文尚武,还是使气放形,都是其不同侧面的表现。但对于治世来说,时代风貌首先应该表现为太平气象。“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礼记·乐记》)。孟浩然主导创作风格的代表,正是那些充盈着祥和安逸情趣的作品。这类诗歌中透出的精神意蕴,正堪称“安以乐”。如李泽厚在评价孟浩然《春晓》等诗时所说:“忠实、客观、简洁,如此天衣无缝而有哲理深意,如此幽静之极却又生趣盎然,写自然如此之美,在古今中外所有诗作中,恐怕也数一数二。它优美、明朗、健康,同样是典型的盛唐之音。”

 

  • 布衣终老影响深远

 

诚如前文所述,孟浩然布衣终老却影响深远。这是因为他的不朽之诗篇,彪炳在中国的诗坛。从盛唐以降,著名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皮日休等,都对孟浩然推崇有佳。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其中的“孟夫子”是李白对孟浩然的尊称。我们知道,李白代表了古典诗歌中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孟浩然代表的是山水田园诗派的最佳意境。在描写祖国壮丽山河、抒发热爱赞美之情方面,孟浩然与李白都有名篇佳作,而李白在题材内容上更广,其成就不亚于以山水诗著名的孟浩然。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而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很狭隘。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就是这样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诗人,他两个人的友谊却成了千古佳话。李白慕名到襄阳拜访孟浩然并结下深厚的友谊,为襄阳古代文学添上了厚重的色彩。

李白在襄阳留下的诗篇。就其诗歌整体风格而言,豪迈奔放,想象丰富,语言奇妙,清新飘逸,意境奇妙,浪漫是其主基调。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都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李白喜欢在诗歌中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

而孟浩然的诗却以淡为主调。“简淡”、“雅淡”是孟诗的主要特点。闻一多先生也在其《唐诗杂论》中说到:“(孟浩然)诸作简直没有诗,像一杯白开水,惟其如此,乃有醇味。”平淡极了,几乎淡到没有诗的地步。从以上诸家对孟浩然的评价及他自身诗作来看,“淡”确实是孟诗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孟浩然的诗风虽是清淡的,但他诗中所蕴含的感情却是浓厚的。孟浩然生活在开元盛世那样的鼎盛时期,和李白杜甫等诗人一样,心中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但现实并没有给他机会。由此可见,孟诗主要是以景写情,寓情于景物描写之中已达到“浓情淡出”的目的。通观孟浩然的诗歌,他在取材平常,立意简省;叙述流畅,结构平直方面,堪称有“绝技”。

首先,孟诗取材平常,立意简省。孟浩然诗很少有像杜甫那样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感慨,也少有李白那样富有奇幻色彩的神仙道教题材。其在取材上的最大特点就是选取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借助对寻常景物的烘托描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最具代表性的自然要数这首《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人只选取清晨初醒的一瞬间来描写,这是每个人都曾在生活中遇到的事,但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抓住这种体验。清晨醒来听到清脆婉转的鸟鸣,让人不觉置身于山林美景之中,感受明媚怡人的无限春光,透露出诗人对明媚春色的喜爱。当诗人看到地上的落花时,不由转念想到昨夜春花在风雨中飘落,流露出对“芳华已逝”的感伤之情。诗人对春天的喜爱、内心的欢愉通过春日最常见的景物表达出来。整首诗所描绘的景色和所抒发的情感都是很普通的,没有任何新颖之处,但正因为所写之景和所抒之情是人所共有的,所以一经诗人表达才能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地共鸣。孟浩然的这首《春晓》就是用生活中最平常普通的景色来抒发作者对春日景色的喜爱,从而引起人们对春日明媚景色的喜爱以及春光易去、生命易逝的叹惋。诗人的情感掩映在对春日风景的喜爱与叹惜之中,整个诗境充满了宁静淡泊的意味,正是这种取材立意的平常、简省,所以才让孟诗看来很淡。再来看一首《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云迥,浮天渤解宽。惊涛来似雪,一座凛生寒。”诗从听潮写起,“百里闻雷震”滔滔江水如滚滚天雷,先声夺人。闻见阵阵雷声,“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全城人马倾巢而出到江边观潮。紧接着两句“照日秋云迥,浮天渤解宽。”海阔天空,一望无际,在日光照射下,绚丽灿烂,湛蓝的大海融进了蔚蓝的天空,静谧开阔,令人心醉神迷!接着诗人向读者描绘出涨潮的壮观画面:“惊涛来似雪!”惊涛骇浪排空而来,如万马奔腾,潮水卷起的浪花似一道突起的雪岭,铺天盖地!画面气势宏大,雄奇无比。结句“一座凛生寒”,又一次衬托,用满座观潮人吓得胆颤心寒,再次对钱塘江潮这宇宙奇观进行热烈的赞颂。整首诗就是在描写观潮前后的景象与感受,将人物感受与景致变化结合起来,情感随着观潮前后景象的变化而高低起伏,寓情于景,取材十分简单,但蕴含的感情却是十分浓厚的。

孟诗不仅取材平常,且立意简省。所选意象大都和取材一样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之景或情,并且诗歌的意象比较简省,很少出现多个复杂的意象,给人一种简淡之感。就如上面的《春晓》一样,整首诗的意象只有春花与鸟鸣二者,并且对它们也并没有穷形尽相地进行雕琢描绘,而是从大处着笔,只以一个“闻”和“知多少”来烘托景象,传达感情,由此加强了“淡”的感受。试看孟浩然这首《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我们将它与王维那首同题材的《济州过赵叟家宴》对比着读一下:“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道言庄叟事,儒行鲁人馀。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上客摇芳翰,中厨馈野蔬。夫君第高饮,景晏出林闾。”两首诗都是写到隐居故友家中做客。相比王诗孟诗省略了当中很多田园农庄的意象,如深巷、高柳、荷锄等。连“故人”的形象也不曾提及,对农庄周围环境也只作“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大致描绘,全诗没有对“故人”隐居高情的着意描写,也没有对田园景色的大肆渲染刻画,只是注重在“过”这一过程的描述,从大处落笔,取景平常自然,立意简省,让人感到是最平常的赴友之宴,却蕴含了对田园幽静景色的喜爱和对朋友的真挚情谊,感情平淡却韵味无穷。而王诗首先对“庄叟”这一意象进行描绘,谓其有“道”,有“儒”,见出王维对赵叟的赞誉;紧接着由远及近对赵叟家居环境进行细致的刻画:先以深巷斜晖来凸显家居环境的幽深宁静,再以门前高柳来点燃赵叟高雅情趣。接着写进入庭院看见僮仆们“修药圃”、“曝农书”、“农书”这一意象是王维的精心刻画之作,为什么是“农书”,而不是其他四书五经之类,这是王维有意以“农书”来表现主人是“闭门成隐居”的隐士。最后再写“摇芳翰”、“馈野蔬”,并强调“景晏”是“出林闾”的,整首诗可谓是意象丰富,精心刻画。

其次,多用叙述手法,结构平直。孟浩然的诗喜用叙述笔调把人物、事件、景物融合为一体,按照事物本身发展的顺序或随着诗人自己感情流动来组织结构,因此他的诗基本上是明白如话,平畅通达的。如《夏日南亭怀辛大》(前文有所讲述,此不赘述),整首诗完全按照诗人自身情感的流动为逻辑来写的,因景怀人,平铺直叙,前面六句都是尽量为后四句抒情作铺垫,并且诗中还将怀人的时间、地点及其背景都详细交代,可谓是明白清楚。也正因为他这样的叙述性描写和平铺直叙的结构,使这首诗明白如话,诗中所蕴含的思念友人的感情分布于景色之中,诗的感情力度自然被冲淡了。我们再看王维类似题材的那首《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夜静群动息,蟪蛄声悠悠。庭槐北风响,日夕方高秋。思子整羽翰,及时当云浮。吾生将白首,岁晏思沧州。高足在旦暮,肯为南亩俦。”王维这首怀人诗,读来清婉流丽,但前四句写景状物已将自身悲秋之感、怀人之情流露出来,后面六句更是直接将思念内弟的感情表露无遗,全不像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前六句全在写景,无任何怀人之情,孤独之感,若是没有后四句的点题,恐怕很难有人知道孟浩然是在怀念故人。反观王维这首诗,即使没有后几句,前四句也足以让人感受到其内心的孤独悲苦。或许这也是孟王二人的不同。孟浩然是以景寓情,全篇之情皆寓于景物之中,自己的感情只是稍加点染即可,而绝不刻意描绘点缀,大肆渲染,只是在篇末以一字或一句点出即可,把感情放在对景物的叙述描写当中。而王维是以情写景,全篇景语皆情语,浓烈的感情在诗中呈现无疑。

最后,语言质朴自然。孟诗的语言质朴生动,他少用奇词僻字,也少有华艳雕琢的词藻,不对景物做刻意的粉饰描绘。如《宿业师山房待丁公不至》:“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面对夕阳群山,本可是“瀑布杉松常带雨,夕阳彩翠忽成岚。”(王维《送方尊师归嵩山》)那样光色缤纷,神奇变幻的,但孟浩然却只将夕阳山色以个“暝”字交待,展现给我们的只是白昼交替中的黑白两色;同样,对“松”、“月”、“风”、“泉”这样的景物,诗人本可以大力雕琢描绘的,如“湛湛碧涟漪,老松欹侧卧。”(顾况《欹松漪》)、“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杨万里《小池》),但诗人对他们却并没有倾力描绘粉饰,只是以“凉”、“听”二字将他们置于一个清幽冷寂的环境之中,没有着意刻画景物,只是通过视、听、触等感觉传达出对于景物细致丰富的感受。随后两句“樵人归尽欲,烟鸟栖初定。”通过“尽”、“定”二字将樵人归家,鸟儿返巢的实景展现给读者,同样没有奇僻生字,正如皮日休在《郢州孟亭记》中所说一样:“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却也正是这两个“不拘奇抉异”之字见出孟浩然对诗句的精炼,将樵人归家,鸟儿返巢后万籁俱寂的清幽之景呈献给读者,为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使诗极富表现力。最后两句诗人才直接抒发待人不至的孤独落寞之情,只将自己的失望以“孤”、“候”两字轻笔点染而不加赘述,使全诗语言生动自然,所抒之情也淡布于所写之景中,由此可看出孟诗炼字之精。再看这首《大堤行寄万七》:“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月。王孙挟珠弹,游女矜罗袜。携手今莫同,江花为谁发。”这本是一首踏春记游的诗,但全诗所写的自然景色却只有“岁岁春草生”一句,想像一下踏春的时节,应该是“日出江花红胜火”(白居易《忆江南》)、“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的,但诗人笔下的“春草”、“江花”没有任何鲜艳的色彩和华丽的辞藻加以渲染雕饰,只是将他们本然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感觉朴实无华,纯是一幅山水画的淡然之境。孟诗语言朴素生动,但却并非是不假雕饰的,相反,孟浩然诗中的语言都是经过反复锤炼的,也正因为孟诗对俗语俗字的锻炼才使得其诗在语言上具有朴素闲淡的风格。

孟诗是真得了陶渊明平淡淳厚的真传,又有谢灵运的善于经营,他将浓厚的情感融入自然景色之中,以景寓情,似淡实美,无论情、景、人都有“风神散朗”(王士源《孟浩然集序》)的气象,境界格外高远。

李白与孟浩然,偏偏是这样两位在诗歌风格上,迥然有异的两位诗人结下的友谊,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成为襄阳古代文学史话中颇具神韵的篇章。李白的名气,似乎比孟浩然的大,殊不知,孟浩然却是李白的偶像。“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傲视权贵,无视俗物,上可摘星辰,下可让贵妃研磨,可使力士脱靴,也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千百年来,是少有的一位真正能活出自我的人。令一代代文人骚客为之倾倒,圈粉无数,成为万众膜拜的耀眼明星。然而,却毫不掩饰称赞用诗赞叹孟浩然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孟浩然布衣终老却影响深远,我们还可以从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推崇中见之一斑。

《孟浩然诗传》第九章第二节说:“杜甫评价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

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李杜”二人,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清笃厚,而杜甫却没有交集,但是杜甫对孟浩然心仪已久。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杜甫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对孟浩然有何评价?我们从他的《解闷十二首》的第六首诗中,可以看到他对孟浩然的敬仰之情。

 

解闷十二首

杜甫

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

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友得钱留白鱼。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

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流。

一辞故国十经秋,每见秋瓜忆故丘。

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为觅郑瓜州。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

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钓翁。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

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

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

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

陶冶性灵在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

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漫寒藤。

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

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

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

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

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

翠瓜碧李沈玉甃,赤梨葡萄寒露成。

可怜先不异枝蔓,此物娟娟长远生。

侧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宫满玉壶。

云壑布衣骀背死,劳生重马翠眉须。

 

《解闷十二首》是杜甫寓居夔州时的作品,约写于代宗大历元年(766)。王嗣奭说:“非诗能解闷,谓当闷时,随意所至,吟为短章以自消遣耳”(《杜臆》卷八)。这十二首诗题材多样,形式活泼,围绕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感,随手写成。或叙事,或抒情,或描写,或议论,从多方面反映出自己的真实情感。各篇之间组织也比较松散,艺术上却不拘绳墨,挥洒尽致。这种诗体,自杜甫开创之后效法者很多,例如宋代黄庭坚的《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即是。

《解闷十二首》第六首是为怀念诗人孟浩然而作。要说二人的联系,还有老乡之情谊。杜甫的爷爷杜审言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西晋名将杜预的后裔。后迁居洛阳巩县(今河南巩义)。杜审言传世作品多为五言律诗,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其诗主要抒写羁旅情怀,描绘山川景物,如《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春日京中有怀》《登襄阳城》等,笔力雄健,能够寓湛深的艺术构思于严整格律之中。在武后召见之后,则多歌功颂德、应制献酬的篇什。杜甫对其诗评价很高,称为“吾祖诗冠古”。

孟浩然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因“食鲜疾动”,遽然去世。孟浩然的诗,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之先,比杜甫大二十三岁,他们之间未有交往,但杜甫对这位前辈诗人却很尊敬。乾元二年(759),杜甫在《遣兴五首》中说:“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寄托了他对孟浩然的缅怀与敬仰。在《解闷十二首》这首诗中,他对孟浩然又一次表示了推崇和追思。

“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一、二两句点出诗的主题。首句忆其人,次句忆其诗。说“复忆”,可见所忆已非一次,说明孟浩然对杜甫的影响之深。孟浩然的诗主要描写故乡的山水及旅途景物,不事雕琢而风神清朗,韵致飘逸,所以说“清诗”。“清诗”,是对孟诗风格特征正确而精到的概括。清诗“句句”堪传,足见其感人之深,艺术成就之高,而诗人仰慕与推挹之情,也溢于言表。

三、四两句就当时诗坛现象抒发感慨。“耆旧”,故老,这里指当时的文人学士。“漫钓”,空钓。“槎头”,砍断的木头。“缩颈鳊”,鱼名,又名团头鲂,武昌鱼。味极肥美。襄阳人采捕,常以槎拦水取之,因谓之“槎头缩颈鳊“。见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又《三国志·吴志·陈凯传》引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可见这种鱼很早就闻名。孟浩然家居襄阳城南的涧南园,他常到岘山附近汉水之边垂钓,其《岘潭作》诗:“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诗:“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颈鳊。”这里则巧妙地利用其成句“槎头缩颈鳊”来借指他的情味醇美的诗句。“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项鳊。”是说自孟浩然去世之后,诗坛多碌碌之辈,其作品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可言,再也见不到像孟浩然那种清新自然韵味醇美的诗篇了。两句似慨似讽,以当时诗坛的现实,反衬孟诗的无可伦比,对孟浩然在诗坛的崇高地位,又一次作出热情的称颂。末句以孟句入诗,既贴切又风趣,而用笔自然,如信手拈来。

以绝句评述作家作品,首创于杜甫。《解闷》中论及的诗人还有薛据、孟云卿、王维等。《戏为六绝句》也是这类内容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但开创了以诗论诗的文学批评形式,而且对诗歌创作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意义。后来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清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等,都是它的模仿之作,可见这种论诗形式对后代的影响。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运用绝句这种形式,对诗歌创作的风格、语言、声韵以及文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精到的见解。杨伦说:“赞襄阳只一‘清’字,赞摩诘只一‘秀’字,品评不苟。”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这样一位诗歌大家,他对孟浩然的敬仰和诗歌评论,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和借鉴的。

本人在《孟浩然诗传》第九章中,用三个章节,分别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这三个大唐诗人对孟浩然的评价予以介绍,旨在说明终生布衣的孟浩然不是平庸之辈。第三节用“乐天缅怀孟浩然,感叹文章留余芳”为题,介绍了白居易对孟浩然的评价。

唐朝三大诗人,李白与孟浩然有交集,杜甫和白居易与孟浩然没有交集。但这三位伟大的诗人,都对孟浩然有赞誉,有评价,有感叹。白居易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在游襄阳时,留下了缅怀孟浩然的诗篇——

 

游襄阳怀孟浩然

白居易

 

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

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

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

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

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

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这首诗,大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有可能作于贞元年间,居易之父白季庚任襄州别驾之时。诗人为了表达对这位诗风清旷恬淡而又不乏飘逸之气的前辈诗人的赞扬与怀念之情而写下这首诗。

该诗首联山水相对,第二联接前联之笔,由描写山水转入对孟氏诗文进行赞誉。第三联写明白氏来襄阳的原因,第四联描写了故居的环境,末二联承接第四联的情绪,将诗人内心的情感传达下来。全诗前半部分写景叙事较为理性,后半部分毫无过渡地陡然转入感性的喟叹,表达了诗人内心对前辈诗人的敬爱之情。

诗的开篇以山水相对,“楚山”与“汉水”扣题,点明了作者描写的地方不是别处,而是位于楚地的“襄阳”。二句皆以“碧”字来形容当地山水之色泽,初看觉得重复,但当细品后文内容,这一反复出现的“碧”字却有着强调的意味,它体现出天地间一片青绿的美景,令人遥想到孟氏诗歌的景物色彩.以及能由此体味到他那清丽的诗风。而句中以“岩岩”突出山之险峻,“汤汤”展现水之奔流浩荡,铺绘出颇具气势的襄阳山水。此联二句描写清秀壮阔的景色,“赋”中带“兴”,不仅向读者展现出当地的秀丽美景,亦对后文赞誉孟氏涛文奠定气氛,可谓是一举两得。

居其境,怀其人。诗歌第二联接前联之笔,由描写山水转入对孟氏诗文进行赞誉;如此壮丽的山水聚结而成的气象,正是孟氏诗文所散发出来的气势与风格。前二联由彼及此,由景及人,衔接过渡极为自然,在景物的画卷中体味孟氏之作;虽未能多读孟氏诗作之人,亦能经由此景联想到其作品之风味。第三联似有说明白氏来襄阳的原因:因诵读他留下来的作品而思念他,来到他的故乡。能令一个人由读其文而产生“至其乡”的想法的,其诗文必是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此二句文辞平白,直书其事,却在字句间深蕴了对孟氏的景仰,而且。亦可从侧面使人感受到孟浩然诗文所具有的魅力。

然而,来到孟氏故里的白居易所生发的极大感触又是什么?白氏在第四联中对孟氏之后再继无人的现状怅惘愁叹。再也没有谁的作品能如孟氏的诗文那般,散发出清淡畅逸之气。这样的心境有些苍凉和无望,就像日暮时分所带给人的感觉一般;而这样的诗坛,也像夕阳中空荡的襄阳城那样清冷。前句书写感想,后句以带有空凉之气的日暮景色烘托心境,作者的情绪,顿时由前三联对孟氏的高誉跌入了对后继无人的慨叹之中。

末二联承接第四联的情绪而有所平缓。襄阳城东南面的鹿门山曾是孟浩然隐居的地方。于今当白氏南望此山之时,草木郁郁葱葱,好像还有当年留下来的芳草树木,好像还有当时隐者留下来的余韵。但这一切都只是好像。事实是,旧时的隐者已寻不到踪迹。只留下望不到边的苍郁林木。寻隐者之踪影不见,是令人失落之事;但对于白氏来说,真正的失落是在这世上,再也寻不到如“旧隐”孟浩然一样,能创作出那般清逸诗篇的人。惟留下一片苍茫。末句“云深树苍苍”颇有些以实写虚之笔;虽然触目所见的是林木莽莽,但心中所感受到的,实则是“旧隐不知处”而“清风无人继”的空空荡荡。

全诗可以对半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写景叙事较为理性,对孟氏诗文进行了类比和高度赞誉.字里行间令人能够想见孟氏诗文的风格与成就,感受到白氏对孟氏深深的景仰。而后半部分毫无过渡地陡然转入感性的喟叹之中。景物从壮阔清丽变为苍茫空旷;情绪从赞誉落人无人继之的伤感中。虽只是欲借诗抒发个人情绪,但这一前一后的截然变化和情绪一高一低的对比,却使得无论是赞誉仰慕还是伤感慨叹,都抒发有力,情绪随之跌宕,对诗作者所表达的赞与叹皆感受深刻。

生活如同一杯水,坏情绪就像掉进杯中的灰尘。当坏情绪来临时,你如果不断地去搅和,它就会一直干扰生活;如果选择让心静下来,那么坏情绪自然会慢慢沉淀。保持好心情,才能品尝生活的甘甜。

公元791年,白居易父亲在衢州的任期已满,朝廷委任他到襄州任职。已近弱冠之年的白居易决定跟随父亲一同前往,母亲和弟弟还在符离。襄州,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这里曾经是闻名天下诸葛亮年轻时候隐居的地方,当年大名鼎鼎的关羽也曾镇守此地,结束三国战乱的功臣杜预也曾在这里成就了自己的功勋,当然,还有已经仰慕已久的著名诗人孟浩然。这天,白居易准备前往鹿门山,想去找寻当年孟浩然的影子。鹿门山濒临汉江,与岘山隔江相望,狮子山、香炉山、霸王山、女娲山环抱四周。远远望去,层峦叠嶂的山峰犹如仙女在跳舞,云遮雾绕,忽隐忽现,直叫人心驰神往。置身其中,仿佛徜徉在林木茂密、野花飘香、云雾缭绕的仙境里。

慢慢地走在鹿门山的台阶上,白居易似乎感受到了孟浩然的样子,将近中午的时候,白居易来到了鹿门寺,孟浩然曾经隐居过的地方,忽然,白居易想起了孟浩然所作的《夜归鹿门山歌》“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白居易站在群山怀抱之中,感觉孟浩然就在身边一样。孟浩然虽然一生布衣只身,但始终有一颗匡扶天下、治国安邦的雄心,只是时运不济,终身没有进入庙堂。白居易沉浸在沸腾的思绪当中,自己饱读诗书多年,已经弱冠的年龄。想到这里,白居易情不自禁地吟出了这首《游襄阳怀孟浩然》。

正当白居易沉浸在襄阳的山水之间时,不幸发生了,父亲在任职的第二年得了怪病,医治无效,撒手人间,终年六十六岁。父亲一直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和主心骨,突入起来的打击,让白居易感觉天都已经塌了。

收拾好破碎的心情,和大哥处理完父亲的后事,白居易要赶回符离为父亲守孝,和大哥分别之际,白居易心情沉重的写下了这首《自江陵之徐州路上寄兄弟》:“岐路南将北,离忧弟与兄。关河千里别,风雪一身行。夕宿劳乡梦,晨装惨旅情。家贫忧后事,日短念前程。烟雁翻寒渚,霜乌聚古城。谁怜陟冈者,西楚望南荆。”

为什么中晚唐时期的白居易对孟浩然有如此巨大的心灵相通之处?这里有一个精神世界的契合点,把他们联系了起来。即孟浩然与陶渊明有,白居易与陶渊明也有这样的契合点,可以说东晋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他的成就和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盛唐,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个时期以其名家之多、作品之盛,为后世历代诗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至高点。盛唐几位著名的大诗人与陶渊明在精神世界上均有许多的契合点。乃至中晚唐的著名诗人也有相同的契合点。白居易的偶像是陶渊明。他多次在诗里提到陶渊明,毫不隐讳对他的向往,比如在《访陶公旧宅》中写道,“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后人也经常拿他们两个相比,赞美白居易时就说白是唐之陶渊明,赞美陶渊明时就说陶是晋之白乐天。总之,认为他俩有相似和相同的地方。白居易和陶渊明相同的地方,就是也有隐逸之志,虽然这辈子都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但是他也很向往田园生活的。白居易喜欢大自然,每到春天,都要到处去游春,常说“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他的《白云泉》诗,就最有陶渊明的风采,28个字飘然有尘外之感,悠然自得的心情洋溢在诗里诗外,说他是唐代陶渊明,一点也不夸张。

也可以说,这个“隐心”,隐的精神,隐文化的纽带,把陶渊明、孟浩然、王维、李白、白居易等人串联了起来。陶渊明,当然也包括李白最为推崇的谢灵运,是他们把隐士文化转化为了恬淡、回归、田园农舍、山水之乐。形成了中国式的乌托邦理想,因此中国人的乌托邦情结就在这个时候种下了,我们也应当懂得去欣赏这种恬淡,舒适的美。这是“隐文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贡献。

在襄阳,“隐文化”由庞德公、诸葛亮、孟浩然等做了不同时代的诠释,这也是襄阳古代文学史中赖人寻味的话题。

 

本章小结:唐朝的文学以盛唐为气象,而盛唐的襄阳尤以孟浩然为名片。在盛唐的璀璨星河中,“孟襄阳”的雅号闻名于世。这位未曾仕途的文人,与山水田园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王维并称“王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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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仕钊

吴仕钊:文学硕士,教授,作家、社会文化学者。有民办教师、职业中专教育、宣传部、文联和党校工作背景。著有《外国文学自学指导》《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指南》《伍子胥传》《孟浩然诗传》《慈悲大洪山》等专著,发表过大量的诗歌、文化散文、随笔杂谈之类的文字。在诗经文化、宗教文化等传统文化领域,主张向通俗化、大众化研究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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