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第二十三讲 张 璞 孤独的桂冠 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文人骨气

第二十三讲

张 璞

孤独的桂冠

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文人骨气

“莫言没进圈子仍然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句话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它道出了一个事实，更在于它暗含着一种尖锐的批判：中国当代文学的圈子，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在这个“圈里拼命喝彩，圈外无人理睬”的时代，一个长期游离于主流圈子之外的作家，何以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这背后所彰显的，恰恰是一种被当代文坛日益稀薄的品质——文人的骨气。

一、边缘者的突围：莫言的“不入圈”之路

1.1 被边缘化的起步

莫言的文学之路，从一开始就带着“局外人”的印记。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一个贫困农家，因“文革”而五年级辍学，莫言的文学启蒙是在放牛、割草的间隙完成的。这种与精英教育几乎绝缘的起点，注定了他与“圈子”的距离。1981年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之后，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写出了《丑兵》《民间音乐》《售棉大道》等一批小说，然而“这些作品却始终未能引起文坛的重视”。在当时的文学版图中，莫言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名字在文坛的池塘里激不起任何涟漪。

1984年，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这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然而，即便在这样的“体制内”环境中，莫言依然保持着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当同窗中有李存葆、钱钢等早已大名鼎鼎的军旅作家时，“数来数去，就他们俩是无名小卒”。在其他同学外出访亲探友、喝酒侃大山的时候，莫言却躲在梯形教室里一写就到凌晨两三点，“当时不排除有人背后讥讽：这能成吗？”这种“不合群”的坚持，在圈子文化盛行的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却也预示着一个真正文学者的倔强。

1.2 从边缘到中心的孤勇突围

莫言的突围始于《透明的红萝卜》，成名于《红高粱》。1986年，《红高粱》发表后立刻引发文坛震动——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符合“主流”审美，恰恰相反，是因为它的“不正经”。“人们发现这部小说的历史观很不传统、很不教科书、很颠覆——抗日队伍怎么能那样抗日？莫言当时还在部队，一些老作家对此非常生气”。在那个大众读物匮乏、文学杂志发行量动辄上百万的年代，《红高粱》引发的争议迅速在文学界掀起了一阵“莫言热”，但其热度并非来自圈子的追捧，而是来自对既有文学规则的彻底打破。

莫言自己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他在文坛的位置：“文坛就好像池塘一样，其中有很多种鱼，每种鱼都有自己最适合活动的深度和区域，每个水域和深度之中，也必然会有最适合某类鱼食用的食物。”而他，选择“在比较底层的”深度游弋。这不是一种自谦，而是一种自觉的边缘化选择——不在主流圈子的聚光灯下争抢位置，而是在自己的水域里沉潜创作。这种姿态，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中一种稀缺的“骨气”：不依附于任何派系，不讨好任何权威，只忠于自己的写作。

1.3 获奖之后的“局外人”姿态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中国。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称，“他的魔幻现实作品融合了民间传说、历史与当下”。然而，面对这一至高荣誉，莫言的反应却出奇地平静。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时，他说：“得奖的时候，我也没感觉我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没有必要沾沾自喜。”他谦卑地说：“我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我没有权力代表中国文学。”

这种不居功、不借势的姿态，在当今浮躁的文坛堪称异数。按照圈子文化的逻辑，获得诺奖后，理应顺势成为某个圈子的核心、某些活动的座上宾、某些派系的旗帜。但莫言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坦言获奖后的十几年自己完成了两个转变：从小说家到文人，从小说家到剧作家，他开始练书法、办书法展、经营微信公众号，以一种更开放、更接地气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却从不以“诺奖得主”自居。当有人寄望他振兴低迷的中国文坛时，“这都给莫言带来不少压力。他感叹‘莫言热’不如‘文学热’”。

莫言在文学生涯的早期曾被“主流”指摘，他“在巧妙地选择沉默和不断发言之间渐渐突围”。沉默，是不与圈子争论；突围，是用作品说话。这种在孤独中锤炼出来的定力，是当代中国文人骨气最核心的品格。

二、“圈子化”的迷思：当代文坛的困境

要理解莫言“不进圈子”的价值，必须先厘清当代文坛“圈子”的本质。

2.1 从“江湖”到“围墙”

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圈子”，但彼时的圈子更多是志同道合者自然聚合的产物。许子东和李陀在回顾那个年代时指出，“不同圈子持有不同的文学见解，文学评论不都是表扬或推销，可以有不同的意见”，那时的文坛如同一个“帮派林立的江湖”，有争论、有碰撞，也因而“能够为催生新思想提供一种动力”。

然而，这种健康的文学生态在随后几十年间发生了异化。批评界“不说真话，遇到问题绕着走，是当下文学批评的一大通病。人情批评、圈子批评、空头批评、好话主义，是批评界经常能够看到的现象”。商业利益、人情面子、师门谱系取代了真正的文学判断标准，文坛不再是思想的竞技场，而变成了利益交换的名利场。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圈子化”现象已经系统化为一种复杂的文化机制。“批评家不但很难破除面子观念，同时也存在着拉帮结派的江湖意识，他们以学术趣味、价值立场、居住地域、师门谱系等为纽带结成共同体，确立山头、抱团出击，且往往以功利性的目的为前提开展批评活动”。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作品的研讨会变成“派发红包的盛会”，“拿了红包的评论，能有几分可信度？”

2.2 “圈里拼命喝彩，圈外无人理睬”

评论家李伟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文坛的荒诞悖论：“圈里拼命喝彩，圈外无人理睬。圈内的大家大师数不胜数，圈外的人却对此毫无感觉，反差未免太大了些。”这种“叫好不叫座”的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学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文学的评判标准已经被圈子垄断，而这种垄断本身又导致了文学与大众生活的脱离。

传统文学批评的“圈子化”集中表现为几种病态现象：讨巧的好人主义——评论家奉行“多栽花少种刺”的处世方式，你好我好大家好；盲从的跟风行为——权威说了好，其他人便跟着说好；逐利的庸俗现象——评论变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在这样的生态中，真正的文学价值反而被遮蔽。那些真正有才华、却不愿意迎合圈子的写作者，很容易被排除在“主流”视野之外。

2.3 没有圈子的批评家？

鲁迅曾在《花边文学》中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鲁迅并非为“圈子”辩护，而是在揭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无圈子，而在于圈子的标准和性质。是以文学本身为标准，还是以人情、利益、派系为标准？

当代中国文坛的“圈子”已经偏离了文学批评应有的“美的圈”“真实的圈”，滑向了以功利为核心的利益圈。这就是为什么莫言选择不进入这种圈子的行为如此值得尊敬——他不是拒绝一切文学共同体，而是拒绝那种以非文学标准维系利益分配的“圈子”。

三、文人的骨气：另一种生存姿态

莫言并非孤例。当代中国文学中，还有一批坚持独立品格、不依附圈子的作家，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文人骨气”的内涵。

3.1 刘震云的独行之路

刘震云是另一位以“不入圈”姿态著称的作家。他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对圈子文化的一种无声反抗：“每天早起跑步，然后看书写作，然后午饭，然后再看书写作，然后晚饭休息，生活非常规律。”在刘震云看来，“一个作家真正的写作不是坐在桌子前边，而是没写的时候，我也不是每天甚至每年非要写作，什么时候想得成熟了，我就开始写作”。这种“慢写作”的态度，与文坛热衷于造势、赶场、炒作的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刘震云的作品从不迎合任何流派的期待，他的文字“极少用形容词，语言诙谐幽默，充满着巧妙构思与哲学深意”。他坦言：“说话幽默对于小说是没有用的。词语的幽默适合拍短视频，不适合文学创作。”这种对文学本质的清醒认知，使他能够在娱乐界与严肃文学之间保持一种独特的平衡，却从不依附于任何一方。他的坚持，印证了莫言的那句话：“作家必须扎根到基层去，要跟最广大的老百姓的命运息息相关”——扎根基层，而非扎根圈子。

3.2 王朔的“文坛钉子户”

如果莫言的“不入圈”体现为沉默与疏离，那么王朔的“不入圈”则体现为猛烈的攻击与讽刺。这位被称为“文坛恶评家”的作家，以其犀利的言辞撕破了文坛虚浮的泡影，“得罪了不少人”。他骂余秋雨“冒充文化人”，骂金庸“抄袭《红楼梦》”，骂先锋派“无非是翻译体的借鉴”。他甚至毫不留情地批评余华：“从《活着》开始，余华就被上海评论家排为和王安忆、莫言一排，你就跟着混吧，我看你露不露怯。”

王朔自称“我是文坛最后的钉子户”。这句话既是自嘲，也是宣言。王朔的价值不在于他的批评是否完全客观公允，而在于他用极端的方式打破了文坛“一团和气”的虚伪表象。他曾说，“文学批评从来不会被分为‘善意的’还是‘恶意的’，现在所谓的文学批评家都把作家们吹得太高，作家呢也都在‘演大师’”。这种不留情面的直言，在当代中国文坛已经成为一种濒危的品质。王朔的存在，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圈子化”批评的种种丑态。

四、骨气的本质：对文学本身的忠诚

4.1 不依附的自由

无论是莫言、刘震云还是王朔，他们“不进圈子”的骨气，其本质是对文学本身的绝对忠诚。莫言在文坛成名后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感，他不因体制内的身份而刻意讴歌，也不因外界批评而改变创作方向。“莫言的成名史中从不缺乏争议。对于他作品的语言方式和精神指向都曾被‘主流’指摘”。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再到《檀香刑》，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突破某些界限、挑战某种共识。这种持续三十余年的独立探索，需要的是强大的内心定力。

文学评论家指出：“莫言的获奖，宣告的是纯文学的胜利，其作品背后所代表的中国乡土及传统文明的厚重、复杂与野性，理应受到更多关注。文学不应被日渐分裂的价值观冲突所绑架和阉割。”这段话点明了问题的要害：当文学被价值观站队所绑架，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反而被淹没在口水战中。莫言的获奖，恰恰证明了纯文学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圈子话语和意识形态标签。

4.2 根植于民间的底气

莫言文学力量的另一个来源，是他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与最广大的中国民间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他自述：“作家必须扎根到基层去，要跟最广大的老百姓的命运息息相关，要知道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的痛苦，知道他们的欢乐，知道他们的追求。”这种扎根民间的创作态度，使他的作品具有了超越任何圈子视野的深度和广度。

当他说出“在现实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是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这句话时，莫言道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真正的文人骨气，不是在现实中与人争强斗狠，而是在文学中保持绝对的独立与勇敢。现实生活中的谦卑与文学创作中的大胆，看似矛盾，实则构成了一个完整文人的两面——不争圈内之名，只争文学之实。

4.3 骨气不等于清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人骨气”不是简单的“清高”或“不合群”。莫言从不讳言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妥协与无奈，他坦言“任何人都要无奈做出妥协”。获得诺奖后，面对铺天盖地的邀约，他也说“每十个邀请接受一个也忙不过来”。这不是虚伪，而是一个清醒的文学家对现实生存环境的理性认知。

文人的骨气，不是拒绝一切人际关系，而是在关键的选择上保持独立判断——不为了进入某个圈子而扭曲自己的写作，不为了获得某种认可而背叛文学的标准。莫言曾说：“文学中有一类，我们不要总是站在一个所谓的纯文学、严肃文学的立场上去俯视、鸟瞰别的类型的文学，应该用一个平等的态度”。这种对不同文学形态的平等尊重，恰恰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骨气——它不源于傲慢，而源于对文学多元价值的深刻理解。

五、爆点：“不进圈子”何以成为爆款话题

“莫言没进圈子仍然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句话之所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爆款”表述，根本原因在于它击中了当代中国文坛最敏感的神经。

5.1 公众对文坛圈子的不满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公众对文学圈子的“内卷化”有了更直观的认知。李伟明所描述的现象——“随便看一个作家的简介，也是来头不小，不是‘著名’，就是‘实力派’”——已经成为一种网络梗。当读者翻开一本被媒体热捧的作品，却发现内容与宣传相去甚远时，“圈里拼命喝彩，圈外无人理睬”的讽刺就变得尤为尖锐。

公众的不满不仅指向作品质量，更指向评价机制的不透明。当“研讨会变成派发红包的盛会”，当批评家成为“无原则的鼓吹者和利益代言人”，文学的公信力就在这种利益交换中崩塌。莫言的故事之所以能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一个不依附圈子的作家，反而获得了最高级别的国际认可。

5.2 精英与大众的断裂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文坛圈子的封闭化导致了文学精英与普通读者之间的断裂。当文学批评成为圈子内部的自娱自乐，当“纯文学”成为少数人把持的话语特权，文学就失去了它最本质的社会功能——连接人心、反映时代、激发思考。

莫言的创作恰好提供了一种弥合这种断裂的可能性。他写的是最接地气的中国故事——高密东北乡的农村、农民、民间传说，他的语言既有先锋文学的大胆实验，又有民间叙事的质朴力量。这种“不端着”的写作姿态，使他既能获得精英批评界的认可，又能打动全球范围内的普通读者。这正是“不进圈子”却能抵达“圈子”之外广阔天地的能力。

5.3 对体制内作家的误解与澄清

值得警惕的是，在讨论莫言与“圈子”关系时，也存在一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体制内作家=圈子依附者，体制外作家=独立者。这种判断过于粗糙。莫言本身就是体制内作家——他曾长期在军队系统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但体制内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对圈子的依附，反而更凸显了他独立品格的珍贵。

莫言获奖后遭受的争议，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简单化标签的体现。有人质疑他“体制内作家”的身份与批判现实主题的矛盾，有人批评他的作品“丑化抹黑了中国人”，甚至认为“莫言的获奖掺杂的是政治成分”。面对这些争议，莫言的态度依然是平静的：“支持的批评的，都感谢。”这种从容，来源于他对自身创作价值的笃定。

六、结语：骨气，当代中国文学最稀缺的品质

回望莫言的文学道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作家的成长史，更是一部当代中国文人如何在复杂的文坛生态中坚守独立精神的启示录。他没有加入任何流派，不依附任何山头，不以圈子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当整个文坛热衷于站队、造势、互吹时，他选择在教室里写到凌晨两三点，用作品说话。最终，诺奖的桂冠戴在了这个“不入圈”的作家头上。

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真正的文学从不需要圈子的加冕。一部作品的价值，最终要由时间和读者来检验。当圈子制造的喧嚣散去，唯有那些扎根土地、直面人性的作品能够留存。正如莫言自己所说：“作品必须是发自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而这声音，从来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

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更多这样的文人骨气。不是故作清高的姿态，不是消极遁世的沉默，而是在认清圈子规则之后，依然选择不将文学降格为利益的工具。这种骨气，在今天这个“圈里拼命喝彩，圈外无人理睬”的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稀缺、也更重要。

莫言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好作家不需要圈子来定义，但文坛需要好作家来定义何为“圈子”。当一个文学体系能够容纳莫言这样的“局外人”时，这个体系才是健康的；当一个时代能够理解并尊重莫言式的独立品格时，这个时代才真正配得上伟大的文学。

文人骨气，说到底，是对文学本身的敬畏。这种敬畏，让作家在面对名利诱惑时保持清醒，在面对舆论压力时保持镇定，在面对圈子文化时保持距离。它不是一种故作姿态的“清高”，而是一种深植于创作本能的忠诚——对笔下每一个字负责，对内心每一种真实负责。在当代中国文学这场漫长的跋涉中，莫言的经历像一束光，照亮了另一条可能的道路：不加入任何圈子，仍然可以走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