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代文学史|第一章 历史地理文学滥觞

吴仕钊

第一章    历史地理文学滥觞

第一章导语 

襄阳，这个历史地理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现在的襄阳市管辖三区、三市、三县，即：襄城区、樊城区、襄州区；枣阳市、老河口市、宜城市；保康县、南漳县、谷城县。在廿世纪五十年代，郧阳地区和襄阳地区是一个行政公署管辖，那时的范围相当于现在的“襄十随神”四个地区（襄阳、十堰、随州、神农架）。

而古代的襄阳这个概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就像楚国的地理范围一样。襄阳地理范围最大时相当于湖广填四川；楚国最大时几乎囊括淮河流域以南地区和秦岭以东的长江流域地区。本书所论及，从历史地理的角度，适时适情地予以介绍。由于历史的烟云缭绕，界限也不是划分得十分准确，可能有“圈大”“圈小”不太恰当的叙述。有时说的是“大襄阳”“大楚国”，有时说的是“小襄阳”“小楚国”。无论如何，都是讲的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发生的事情，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在襄阳这块土地上，无论是古代的楚国，还是汉代的襄阳，其地域面积远远不是今天襄阳的概念。就文学滥觞和美学溯源，不能不从荆楚古国说起。从楚厉王到楚庄王160年之间，发生的许多故事，如“卞和献玉”，“一鸣惊人”“问鼎中原”“伍举论美”等传奇故事和成语，足以说明古代襄阳的历史厚重，是精神文化传承的富矿，更是襄阳古代文学滥觞的土壤和源泉。

卞和献玉的故事，是文学的素材。卞和献玉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卞和三次献玉的故事不仅展示了他的忠诚和坚持，更体现了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玉石的热爱。卞和在两次被砍去双脚后仍然坚持献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他的故事不仅是对个人忠诚和勇气的颂扬，更是对坚持真理、不畏艰难的价值观的传承。卞和献玉的故事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三次献玉，前两次因不被识别而遭受惩罚，但他不改初心，最终使楚文王认识到玉石的价值。卞和的坚持和忠诚不仅让他得到了封赏，更使得“和氏璧”成为传世之宝。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卞和的个人品质，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真才实学的重视和对忠诚者的认可。此外，卞和献玉的故事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演绎。例如，《韩非子·和氏》中就有详细的记载，后来还衍生出“有眼不识荆山玉”的说法，进一步强调了识别人才的重要性。这个故事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激励人们坚持真理、不畏艰难的典范。

楚庄王“一鸣惊人”的典故就源于与伍举的对话。伍举（生卒年不详），春秋时期楚国人。楚国大夫伍参之子，伍奢之父，伍子胥之祖父。曾任春秋楚庄王时期负责军事兵员管理的武职右司马。对于伍举的武功和文韬，人们知道不多，尤其是关于“伍举为中国美学之鼻祖”这一说法更加陌生。这不能不是襄阳人的一大遗憾。

伍举论美的故事发生在楚灵王时期。而记录这一理论的文章《伍举论台美而楚殆》，是春秋末期文学家左丘明创作的一篇散文。左丘明（约公元前556—约公元前451），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一说姓丘，名明。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左丘明曾任鲁国史官，相传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君子“。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史学界推左丘明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由于先秦及汉代文献对《左传》作者左丘明的记载非常有限，历代学者对左丘明的姓名、时代、籍贯、官职及著作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尚无定论。这样一位史学大师记录的“伍举论美”，当是确信无疑的。

然而，左丘明只是从史学的角度记述了此事，没有从美学之角度去阐发。事实上，‌楚灵王与伍举在章华台的观赏对话，不仅是一次政治与道德的交锋，更蕴含了深刻的美学意义。楚灵王修建章华台，以奢华著称，认为此台“美夫”，但伍举对此提出了批评。伍举认为，所谓的美应该是对上下、内外、小大、远近都没有危害的美。如果因为满足视觉上的美，而耗尽国家资财，使民众贫困，这种美是没有意义的。伍举的批评不仅是对楚灵王个人行为的指责，更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伍举论美，给与了‌美的定义与标准。伍举提出的美之标准，即美应该对各方面都没有危害，这是一种全面的、综合的美学观念。这种观念强调美的社会功能和道德责任，与现代美学中的“和谐美”有相似之处。同时也指出‌美是有社会影响的。伍举指出，美的追求不能以牺牲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这种观点强调美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约束，对后世的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美也有多维的评价。美学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应该考虑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伍举的批评揭示了美学评价的多维度，包括经济、社会、道德等多个方面。他们的对话，在特点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文化影响。楚灵王修建章华台，虽然展示了他的雄心和权力，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奢华和权力的盲目追求。伍举的批评不仅是对楚灵王个人的劝诫，也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警示。这种对话不仅具有政治意义，更在美学层面上提出了对美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透视这次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美学思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和审美层面，更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伍举的批评不仅是对楚灵王个人行为的指责，更是对整个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思和批判，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伍举与多位楚王发生过对话。‌伍举与楚庄王的关于“谜语之什么鸟”的对话，不仅体现了政治智慧和策略，还蕴含了深刻的美学意义。首先，这段对话展示了隐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伍举通过讲述一只三年不飞不鸣的大鸟的故事，隐喻楚庄王当前的沉默和韬光养晦的状态。这种表达方式不仅避免了直接的冲突，还能够在不引起楚庄王反感的情况下传达自己的意图。隐喻和象征手法在文学和艺术中常用于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使得表达更加含蓄和深刻。其次，对话中体现了象征主义的美学特征。楚庄王的回答“三年不展翅是为了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为了观察民众的态度”表明了他正在默默积累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一飞冲天。这种表达方式强调了内在精神和外在表现的分离，象征着内在力量的积累和外在表现的沉默。此外，这段对话还体现了对话美学的精髓。伍举的提问和楚庄王的回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对话过程，通过问答的形式传达了深刻的哲理和政治智慧。对话中的每一个词语和句子都经过精心选择和安排，使得整个对话既富有逻辑性又充满艺术性。最后，这段对话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也为其增添了美学价值。楚庄王在位期间，通过隐忍和策略最终实现了国家的强盛，这段对话不仅记录了他的政治智慧，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通过这段对话，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楚庄王的治国理念和当时的政治文化。

在第一章导语中介绍这些，是提其概要。后面章节限于篇幅和章节体例，不再赘述“卞和献玉精神”和“伍举论美学”的内容。

总而言之，从地理上讲，襄阳的文学滥觞与楚国，楚国的文学滥觞荆山。古楚国的先民们开启山林，由小到大，用自己的努力取得周人的化育，走向文明。伴随着劳动的号子，产生了“文学”。从原始歌谣、神话传说，到诗经至楚辞，将中国古代的文学推向了巅峰。

• 历史地理古今演变

一切活动都可以归之于“文化”，亦可以见之于“文学”。因为文学的特性，“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学家则能够“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学遗产，并且将其文学家视为自己的文化代表。

倘若要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概貌，那么首先读一读这个地区、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作品，则不失为一条便捷的途径。要想了解荷马时代的古希腊历史文化的发展，就不能不读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要想了解19世纪前期法国历史文化的状况，也不可不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因此，意欲了解中国楚文化，乃有必要首先了解中国楚文学。想了解襄阳古代的文化和文学，必须要了解古代的楚文化楚文学。

发生和发展在襄阳广袤大地上的古代文化和文学，呈现出丰富的形态和复杂的状况。浇灌这一花朵的主要甘泉，是由西向东并肩横贯大地的长江与汉水。她们的特有性格及其流域的不同风貌，使得襄阳文学呈现出南北交融的文化特色，既有北方的粗狂也有南方的细腻，这种文学情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了，其时，更多地表现为楚文化和中原文化韵味。古楚文学包括襄阳古代文学，就是伴随着楚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而形成和演变的楚地文学的反映。它既鲜明地反映了楚文化的基本风貌，又集中地体现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

人们对成就辉煌的楚文化的认识，始自半个世纪之前，这是因为一些考古发现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但人们对成就辉煌的楚文学的认识，则始自二十多个世纪以前，换句话说就是在公元之前。那时，楚文学的代表——《庄子》和楚辞，冠绝于先秦时期的中国文坛。汉代以来，人们始终对它们高度推崇，人们也一直沉浸在它们的陶冶之中。因此，楚文学的概念虽然长期未被明确提出，但楚文学的观念实际上早已深入人心。就像襄阳古代文学，即使是今天才被提出，然而，它的文化要素、标志、观念和文学浸润，早已深入襄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研究襄阳古代文学史，首先，要弄清楚“襄阳”这个概念。襄阳这个名称究竟是如何来的呢？狭义的襄阳，是指襄阳和樊城这两个城市，襄阳的前身是位于今天襄阳城西南方向、襄水北岸的楚北津戍；樊城则是指位于今天樊城北面十余里的古邓城。在西汉后期，朝廷决定在北津戍这个地方设立一个新的县，这就是襄阳县。而樊城则是在东汉后期开始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这两个城市的设立和发展，为襄阳成为汉水流域的中心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意义的襄阳市，则是包括现在的襄阳市区（襄城区和樊城区），以及广袤的辐射区域即所管辖的襄州区、枣阳市、宜城市、南漳县、保康县、谷城县和老河口市。而“襄阳”这两个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涵盖的地域是不同的，“襄阳公署”曾经管辖“襄十随神”四个地区。历史让“襄阳”不断裂变，分分合合，不断调整区域变更。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名言：“分久必合，合久比分”。

有关襄阳的历史地理，曾经有过诸多纷争。比较有名的是“襄阳南阳之争”。其实，这个所谓的“之争”也是狭义之争。说透了，古代襄阳南阳本是一个管辖区域。因为诸葛亮《隆中对》中有：“臣本布衣，躬耕南阳。”所以，南阳、襄阳两地有此之争。在历史的长河中，襄阳、南阳各自的地理概念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襄阳”而言，历史上所辖版图，几乎涵盖湖广填四川乃至江淮流域。本书所论及的襄阳古代文学，鞭长莫及，管不了那么多，主要局限于襄阳与荆楚的交集地带。也不是将荆楚文学或是楚文学的全部区域囊括在内，是有所侧重的。

广义的襄阳古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生活。夏、商、周以来，襄阳这一代逐步发展变化。东汉时期，成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和政治中心。襄阳这个中心是何时形成的呢？古时候，划天下为九州，现襄阳市及所辖的三区三县三市分属荆、豫二州。周朝，襄阳这块大地上有邓、夏、卢、鄀、罗、鄢、谷、厉、随、唐等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先后被居住在荆山一带的楚国所灭掉。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这些诸侯的领地划分为南郡、南阳郡、汉中郡。汉武帝刘彻的时候，置十三部刺史分巡所属郡县，南郡、南阳郡属荆州，汉中郡属益州。东汉末年，刘表任荆州刺史，为了和曹操抗衡，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将荆州治所（官署）由武陵汉寿（今湖南常德东北）迁至襄阳。此时的荆州辖地包括现在的湖北、湖南全省和河南、广东、广西、贵州一部分。几乎相当于解放初期的中南行政区。荆州首脑机关驻襄阳，长达18年之久。以后均为郡、州、路、府、道、专区的官署所在地，大致辖现领各县市区。所以说，远在1700年前，襄阳就成为鄂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难怪东吴大将鲁肃说：“襄阳外带江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襄阳以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资资源，巍然矗立于祖国大地，可谓由来久矣。三国时期，襄阳更是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刘备的“三顾茅庐”和关羽的襄阳之战都发生在这里。本书论及的“襄阳古代”，不仅有地域的范围，也有时间所限的，即：从西周至清末。

说到襄阳古代的文学，是必然绕不开“楚文学”这个话题的。本章第二节，将对荆楚立国及其文学发源进行简述。

• 荆楚立国文化渐荣

所谓‌荆楚，泛指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六大省份的全部领地，同时也包括河南、山东等省份的部分地区‌。而具体说来，又有“荆是荆楚是楚的说法”。这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荆山先民毕路褴褛，开启山林，立国兴邦，发展壮大。在诸侯混战中，楚国被秦国灭了，而后来又重新崛起，形成楚汉争霸的局面。

这里表述的两个“楚国”，不是同一个“楚国”意义。最初的楚国又称荆或荆楚，是春秋战国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是西周时期周成王分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的楚国。直到公元前223年，秦军攻破楚都寿春，楚国正式灭亡。而后来的楚国是西楚。是由项羽建立的王朝，项羽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将领，公元前207年，项羽率军于巨鹿之战大破章邯、王离领导的秦军主力，威震天下，名闻诸侯。秦朝灭亡后，项羽实行分封制，封灭秦功臣及六国贵族为王，他自称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封刘邦为汉王。后来刘邦从汉中出兵进攻项羽，项羽与其展开了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这便是楚汉争霸的历史局面。

最初的楚国，具体说来就是今天襄阳市范围内荆山山脉地区的诸侯部落联盟，这个联盟结构比较松散。在商朝末年及周朝初期，周人与江汉中游的诸多诸侯部族有了联系。我们从《诗经•商颂》中可知一二。

《诗经•商颂》有一篇《殷武》，作者无从考证。诗说：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深入其阻，裒荆之旅。

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

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

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

不僭不滥，不敢怠遑。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赫赫厥声，濯濯厥灵。

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

是断是迁，方斫是虔。

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

《商颂•殷武》这首诗的主旨，是通过高宗寝庙落成举行的祭典，极力颂扬殷高宗继承成汤的事业所建树的中兴业绩。从诗中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说明襄汉地区一直是商王朝力图控制的南方核心地区。“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中的“景山”，即为荆山的主峰，在如今的保康县境内。这一地区由于周人的参与，或是周公南方施礼教化，共同缔造了一个名为“文王化南国”的联盟，该联盟结构虽然松散，但还是比较听从周人的指挥。许多联盟成员参与了武王讨伐商朝的战争，并在商朝灭亡后，这些地区成为了周朝的南部边疆。周人对此地区赞誉有加，称之为“南国是疆”，其中襄汉地区构成了这一边疆的南部区域。在这一历史时期，襄阳的真武山遗址和毛狗洞遗址是重要的考古发现地。可以佐证最初的楚国活动范围的发展方向。《左传》中有“汉东之国，随为大”的记载。意指在汉水东岸的众多国家中，随国最为强大。

襄阳地区邓城遗址的发掘，揭开了古老邓国神秘的面纱，这是襄、樊二城的文化源头，将古老的襄阳建城史提进到了2800多年前。襄阳地区进入周王朝势力的主流版图之后，楚国也开始逐渐兴盛。据《清华简·楚居》记载周成王时期，将楚人的先君熊绎以子爵的身份分封在楚地，这一时期楚国弱小贫瘠。楚国的第六位君主熊渠率领部族走出大山，开启楚国强盛的第一步。公元前704年，熊通僭越称王，是为楚武王，标志着楚国地位的提升。楚成王时期楚国开始崛起，一边与周边诸侯国建立婚姻关系，一边不断兼并周边这些小诸侯国，势力范围扩大至江汉地区。楚庄王时期，任用虞邱子、孙叔敖、伍参等贤臣，国势强盛，问鼎中原，并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国，开创楚国最鼎盛的时代。此时，楚国疆域大约占据了天下的半壁江山。公元前278年秦国攻打楚国，楚国提前半个世纪进入一轨同风的秦帝国，由此也开始了秦汉朝大一统的时代。西汉后期刘秀从襄阳枣阳起兵，襄阳再度焕发生机。随着历史的推移，襄阳地区就进入秦风楚韵。这一时期，襄阳地属三郡（南郡、南阳郡、汉中郡）交界的边缘地区，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跃而具有潜在力的地区。

襄阳地处三郡边缘，因此沉寂了两百多年。直到西汉后期王莽新政失败，天下分崩离析，刘秀从襄阳之枣阳起兵建立后汉，恢复大汉政权，史称东汉。南襄盆地成为毗邻帝都的帝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大为提高，人口剧增。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艰难转型，襄汉地区名士辈出，文化重新崛起。

最初的楚国，其国都也是不断迁徙的。‌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经历了多次迁都。本人在撰写《伍子胥传》是查阅资料得知，仅仅在位27年的楚昭王时期，先后就有多次徙居经历，涉及4个地点：“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美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鄢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美郢。”这是《清华简·楚居》中的一段话。这个看似循环住居的地点，实际方位并不大，“秦溪之上”在随县溠水上游，栲栳山溠水源头一带；“美郢”在襄阳东北，滚河入唐白河后至汉水一带；“为郢”在宜城郑集一带，楚灵王诗曾叫“鄢”（另说，鄢在宜城西南郭家岗），即“楚皇城”；“鄂郢”在随县安居车岗一带。楚王把都城迁来迁去，实际上是“狡兔三窟”的做法，以一处“都城”为中心，其他也叫做都城的地方，算做“行宫”。徙居的主要原因包括军事威胁、政治动荡和经济因素。楚国，最初建都‌丹阳，具体位置学界有多种说法。一说丹阳位置在河南淅川丹阳镇，即丹水之阳的地方；一说楚人最初开启山林是在荆山的景山一带。根据荆楚探源考察，有倾向认为在湖北保康重阳一带。保康县穆林头遗址的发掘，对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形态和高级别墓的葬俗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体现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研究获得新的进展。这一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考古的重要发现，说明保康和宜昌一带是人类高等级集聚区域。保康县重阳地名的历史传说，说明楚人在这里两次建都，而且都城名字都叫“丹阳”，所以有“重阳”之说。

随着楚国的不断发展，楚国的都城也不断迁徙，经过了由丹阳到鄢郢到楚郢到寿春的历史演义，当然，还有上述的多次“徙居”。尽管都城是在不断地“迁徙”，但楚国在与诸侯国的争斗中却也不断发展壮大，在争斗中起起落落。公元前506年，吴国攻破鄢郢都（今湖北宜城郑集楚皇城）后，楚昭王再度迁都至郢城（一说迁都到钟祥一带，一说是荆州江陵之纪南城。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教授专家组则认为：先秦时期，秦汉以前，楚国都城均在宜城南郑集的那个“楚皇城故址”）。郢城成为楚国的重要中心城市，人口曾经多达30万左右。郢都是楚国发展时期的象征，屈原、宋玉等文化名人在此活动，楚文化空前繁荣。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城后，楚顷襄王逃至陈地（今河南淮阳），后于公元前253年迁都巨阳（今安徽阜阳北）。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为避秦军锋芒，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直至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国所灭。

央央楚国，屹立800年之久，其中有400年左右，都城分别在丹水之阳河荆山山脉一带，但由于“‌军事威胁”（楚国的多次迁都主要与周边国的军事威胁有关。秦国的强大和东进策略迫使楚国不断调整都城位置以应对威胁。）“‌政治动荡”（吴国的进攻和内部政治动荡也是导致迁都的原因之一。例如，吴国在公元前506年攻破郢都，迫使楚昭王从鄢郢迁都。）“‌经济因素”（新的都城往往选择在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稳定。）“重要历史事件和文化影响”等多种复杂的原因，催生楚国多次迁都。从历史情状考察，楚国最辉煌时期，其疆域由春秋时期已经扩展到江汉平原，并在战国时期进一步扩张，囊括了今天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等地的广大区域。整体上看，楚国疆域辽阔，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

仅以‌枣阳在古代的名称经历与变化为例便可见一斑。枣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大部分地区属于唐国。春秋时期，唐国被楚国所灭，枣阳地属楚国。秦昭襄王时期，枣阳设蔡阳县，隶属南阳郡。东汉时期，刘秀改舂陵乡为章陵县，后又分蔡阳与襄阳毗邻地带置襄乡县。三国时期，枣阳地属魏国荆州南阳郡。西晋时期，襄乡县并入蔡阳县。北魏时期，废襄乡县改置广昌县。隋代时，为避太子杨广名讳，广昌县改名为枣阳县。

上述的唐国，就是今天随县的唐县镇。随县的地名也是不断变迁的，其历史沿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随县作为随国的封地，经历了多次历史变迁和行政调整。最早源于远古的“随氏族”。在商代中期至战国末期，随州地域先后有“厉”、“随”、“唐”等诸侯国在此建置都邑。西周初期，周武王封姬姓诸侯国，其中随国是汉阳诸姬之首，是周王室镇守南方的重邦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随县隶属于南阳郡。西汉时期，随县继续保留，属于南阳郡。东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随县的建制虽有变动，但基本保持不变。隋唐时期，随县仍为重要行政单位，隋开皇元年改为隋州，唐武德元年又改为随州。宋代，随州属京西南路。元代，随州成为湖北道的宣慰司。明清时期，随州有时为直隶州，有时为散州。民国时期，随州改为随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叫“随县”。后来在廿世杰八十年代初，“随县”成为随州市（县级），后成为曾都区（曾国、随国系一国两名，有曾侯乙一号、二号墓出土文物为证）。2009年，“随县”重新设立（以厉山为县府所在地），成为湖北省最年轻的县。

随县、枣阳的历史沿革显示了其名称的多次变化和地理位置的调整，反映了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和历史事件的影响。

楚国从最初的开启山林，偏于一偶，卧于荆山，到适时发展，拥有江汉。其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繁荣，也催生了楚国文学的繁荣。楚文学的滥觞还是要从歌谣和神话说起。第三节将讨论这个课题。

• 歌谣游走神话传说

研究襄阳古代文学史，离不开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都滥觞于歌谣和神话。襄阳古代或是荆楚古国，其文学的发展也都离不开歌谣游走与神话传说。

古代神话同原始歌谣一样，是中国文学史的开端，由此揭开古代文学的第一页。马克思称赞“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就某方面而言，还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中国神话，同样有这样的性质和作用。中国古代神话中所表现的那种不畏艰险、不畏强暴、追求光明、锲而不舍的伟大英雄主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执著坚毅的民族性格的艺术概括，它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奇幻多姿的艺术表现方法，也为后代的文学所汲取，成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这说明中国文学从开始就有一个光辉的起点。

游走于荆山一带的歌谣，是从周公南巡化育开始的。起初的荆蛮地区是不开化的地方，周人的视角巡视到了这里，也把歌谣传播到了这里，此时的荆楚大地才有了“歌谣游走”。

上古歌谣，是上古时期的民歌、民谣，是民间文学的一种。中国古代，以合乐为歌，徒歌为谣。上古歌谣是先民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促进生产的重要工具，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时代产生的，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按题材内容，可分为劳动歌谣、祭祀歌谣、图腾歌谣、婚恋歌谣、战争歌谣等。它们具有集体性、综合性和再现生活的直接性，词句简朴，节奏流畅，以赋为其主要表现手法。

迄今，在三峡地区还盛行着一种歌谣。三峡背二歌是流传于三峡库区的一种劳动山歌，最具代表性的是地处万州地域。这种山歌是背运货物的人在背运途中打杵歇气时演唱的，主要用于缓解疲劳。三峡背二歌的腔调多样，风格各异，唱词有长短句、七字句和五字句，形式有独唱、对唱和合唱等。它是三峡人精神文化的一种体现，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还如三峡谣，包括《淫豫》、《女儿子》和《三峡谣》三首，这些歌谣采自三峡地区，这些歌谣反映了三峡地区的自然环境和行船的艰难，如《淫豫》描述了瞿塘峡的险峻，《女儿子》则描绘了巫峡和西陵峡的景色和猿鸣的悲凉。这些歌谣对后世文人雅诗产生了广泛影响，具有较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歌谣与文学的渊源，在荆山一带，《黑暗传》是最好的注脚。严格说来，《黑暗传》也是原始歌谣，并且是汉族首部创世史诗‌。这部作品以民间歌谣的形式流传于保康、兴山、神农架地区，主要在丧葬仪式中演唱，被称为“丧鼓歌”。《黑暗传》详细描述了世界形成、人类起源的过程，融合了混沌、盘古、女娲、伏羲、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等历史神话人物和事件。《黑暗传》的内容包括天地起源、盘古开天、洪水滔天和再造人类、三皇五帝治世等四大部分。它以七字一句的民歌形式叙述了史前至明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的汉民族始终有神话史诗一类的作品在民间口头流传。这部作品不仅在中国汉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黑暗传》的发现和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神话、历史、考古、文艺、宗教、民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被誉为远古文化的“活化石”。如今保康一带的“薅草锣鼓”和神农架的“打火炮”等文艺形式，无不受到原始歌谣的影响。

在古代的襄阳，受原始歌谣影响地区还有很多，直到今日还可以看到她的影子。‌南漳的《倒采茶》，‌谷城的《伙计歌》、紫金山歌也是该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老河口地区流传的《夏九九歌》，特色更为鲜明：“夏至入头九，羽扇握在手；二九一十八，脱冠着罗纱；三九二十七，出门汗欲滴；四九三十六，卷席露天宿；五九四十五，炎秋似老虎；六九五十四，乘凉进庙祠；七九六十三，床头摸被单；八九七十二，子夜寻棉被；九九八十一，开柜拿棉衣”。这首反映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特点的民歌，是老河口市禹王庙正厅的榆木大梁上雕刻的《夏至九九歌》。歌谣生动形象地反映出日期与物候的关系，并适用于我国大部分地区。

‌襄阳花鼓戏也是民歌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传统戏剧，主要流传于宜城市。花鼓戏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和地方特色，成为了宜城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宜城兰花筒流行于宜城市境内的汉江两岸平原地区。兰花筒的唱腔起初较为粗犷，后来经过艺人们的不断改进，逐渐变得高雅。其传统曲目包括《包公案》、《刘公案》、《彭公案》、《施公案》、《五女兴唐》、《大清传》、《飞龙传》、《响马传》等。‌汉江磨调这种传统音乐形式，主要流传于王集镇。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地方特色，成为了宜城的重要音乐文化遗产。这些古老的民歌和音乐形式不仅反映了宜城的历史文化，也展示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它们是宜城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进一步研究和保护。

仍然保留‌随州古老的民歌影响的“随州花鼓戏”颇有随州地域特色。大洪山民歌和广水民间歌谣，也都反映出随州地区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生活状态。大洪山民歌是随州地区的一种传统民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它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广水民间歌谣则是随州民间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地方特色。如“五句子”和“三句子”歌，这些形式在随州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反映了随州人民的生活和情感，还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这些民歌不仅在当地流传广泛，还承载着随州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通过这些民歌，可以更好地了解随州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

上古时期的歌谣，流传下来的不多。我们所见到的几首，如：《弹歌》《采薇歌》《今日雨》《击壤歌》等，其风貌古朴，被视为原始歌谣的存留。《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首古歌录载于《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是东汉时记录下来的。全诗四句八个字，反映的是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有学者认为，远古时期，人类一边劳动，一边唱着歌谣解闷。后来，才有了《诗经》。其实，在《诗经》诞生之前，歌谣已经普遍存在。只不过，这些诗歌也许没有《诗经》中那么唯美，没有那么深沉缱绻的内涵，却是来自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记录。他们散发着泥土的味道，是最普通的人间生活写照。

古代楚国的原始歌谣主要有《越人歌》等。《楚辞》中的作品也颇有民歌民谣的色彩‌。《越人歌》是春秋时期的代表作，反映了楚地人民的生活情感和艺术风格。这首歌曲描述了一个船夫对贵族的深情告白，具有浓郁的楚地特色和情感深度。而《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参与创作的一种新诗体，这种由诗歌向楚辞发展的新的文学样式，代表了楚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其中以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经典作品为代表。

民间歌谣是这个时期楚文学创作的主体。歌谣的创作，始于原始社会。中国现存的原始歌谣中，最为古老且十分完整的是《弹歌》，在史前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候人歌》。它们都产生在南方楚地，并且反映了我国史前诗歌的基本面貌、发展状况和最高成就。夏、商两代的遗文罕见，楚地歌谣也未能保存下来。周代是楚歌大盛之时。《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和《召南》所收的歌谣，即多为江汉流域的民歌，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南方楚歌的基本面貌和发展状况。像《江有汜》、《桃夭》等楚歌，已较为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情风俗，展现了南方楚歌的风格特色。《汉广》一诗，则以其地方色彩、舒缓节奏、深婉情调、浪漫风格和奇丽境界，显示出楚歌的鲜明特征和巨大魅力。孔子十分推崇“二南”，历代文人学士也大都将它视为必学的典范，这表明它可以代表其时中国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二南”中的楚歌之所以有着这样的成就，正是与其产生在源远流长的楚歌创作基础上和借鉴了中原诗歌的创作经验分不开的。这些楚歌基本上都是四言诗，乃表明其时的楚文学创作仍奉中原文学为样板。至春秋中叶，楚地便出现了《优孟歌》这样在形式上突破了四言体的歌谣，从而显露出楚歌创作的革新尝试和发展趋向。不言而喻，这是楚歌创作主动适应反映日益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日益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需要所致。到了春秋晚期，除了居于庙堂之上的贵族文人因奉中原华夏文化为正统而依然作出《河上歌》、《申包胥歌》这样的四言体诗歌之外，产生于民间的《接舆歌》、《孺子歌》等则全为句式长短相兼的南方民歌体诗歌。尤其是据越人所歌内容和情调、以民间楚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式而作的《越人歌》，在语言形式和艺术表现上与后世楚辞作品几乎毫无二致。这些被前人称为“已开楚辞体格”、“类于楚辞格调”的楚歌，以其抒情达意自由而富于变化、语言形式多样而匀称统一、韵律节奏和谐而缓急有致、艺术表现深婉而含蓄蕴藉的风格特色，显示出楚文学中诗歌的发展已臻成熟。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形态成熟的楚歌，大都是文人、主要为隐匿民间的文人借鉴民歌之作，由此表明文人对楚歌的发展和楚辞的产生的贡献颇大。对照观之，中原诗歌在春秋中叶以后停滞不前，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即因文人冷落诗歌而转为热衷于散文创作所致。楚地诗歌在春秋中叶以后别开生面，正与文人青睐诗歌而在借鉴和雕琢民歌的基础上予以发展的关系至大。‌

由原始歌谣体到古代神话传说的文学故事，是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就像是诗歌最早的“哼唷哼唷派”到诗经时代。如果考察人类文学的起源和发展，那么可以发现最早的文学样式就是“诗歌”。而“诗歌”最早是以歌谣的形式存在的，那么“诗歌”或者说“文学”的起源是什么？有一个经典的观点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著名的文学大家鲁迅先生就支持这种观点。原始人类干活的时候，嘴里不自觉地喊出“哼唷哼唷”，到最后就发展成了诗歌。这个流派就叫“哼唷哼唷派”。这个说法大概发生于人类起源于劳动，因为考察到本源，人类的一切活动和发展都和劳动有关。但是如果只考察最早的诗歌，就会发现它们往往是和原始的“宗教祭祀”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原始的宗教和祭祀有很多和劳动有关，比如打猎，种田等等。

最早的诗只是一些简单的声音，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文字，就形成了诗歌。《候人歌》只有一句话：“候人兮猗”。兮猗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啊”和“呀”字，所以这首歌只有两个字“等人”，候人就是等人。原始诗歌非常简单，后来陆续被加上音调，表演时也抑扬顿挫，这就是诗歌的大体雏形，而且今天的诗歌本质上还是如此。

原始诗歌最多的还是应用在祭祀的场合，比如《吕氏春秋》中的《葛天氏之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一、二阙可能是在说自己部落的起源，神话等。传说商朝的祖先就是玄鸟降世，玄鸟也就是燕子。第二阙说的可能也是天时。因为下面就开始了草木茂盛，种植五谷。敬天常达帝功则是遵守天时，让庄稼好好生长。依地德是遵守土地种植规律，比如种完了大蒜的土地再种别的可能长不好，只有种特定的作物才可以。最后一阙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各种禽兽都有了，鸡猪满圈。《葛天氏之乐》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乐”，这已经是音乐了；第二个是有词，并且需要表演；第三个就是这首歌谣仍然和人们的劳动息息相关。

上古时期，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歌谣叫“咒”，也就是诅咒。《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有一篇命令旱魃的歌谣，人们认为大旱天是旱神也就是旱魃在作祟，所以希望她到别的地方去：“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渠。”意思就是：旱神，你去北方吧，我们要清理河道和沟渠，迎接雨水的到来了。而在荆楚之地，楚人好巫。“巫”与“咒”又常常相联系，在楚地历史和文化中更为突出。‌“巫”指的是古代能够通神通鬼的人，而“咒”则是巫师在施行巫术时使用的语言或符号。巫师通过咒语来沟通神灵，达到祈福避邪、除病消灾的目的。‌“巫”和“咒”在具体应用中有不同的分类。‌“巫”可以分为白巫术和黑巫术。白巫术主要用于祈福、驱邪、治病等善意行为，而黑巫术则用于报复、诅咒等恶意行为。‌

‌楚人好巫‌是指古代楚地的人们对巫术和巫师的崇尚和信仰。在楚文化中，巫觋（巫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歌舞、吟唱等艺术形式与神灵沟通，参与祭祀、占卜、祈福等活动，帮助人们解决各种问题，从驱邪避凶到寻求健康长寿。楚地的巫觋文化与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密切相关。楚人将龙和凤视为神圣的动物，尤其是凤，被认为是幸福、吉祥和正义的象征。楚人对凤的崇拜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个民族，甚至将祝融（火的化身）视为先祖，而祝融正是凤的化身。这种信仰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还反映在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等出土文物上，龙凤纹饰随处可见。1978年随县出土的曾侯乙一号墓，1981年出土的曾侯乙二号墓中的文物，较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一楚地风格。

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并没有完整的体系，各种传说也散见于古籍之中。这恰恰表明了中国早早地进入了文明社会，开始理性发展的思考。所以有外国学者认为华夏文明是一个早熟儿童。神话时期就是一个文明的儿童时期，过早的步入成熟，让儿童时期太过短暂，不足以形成完整的体系，或者不足以完整地流传下来。神话按照时间可以大致分为这几类：

1、自然神话

生活在自然界，接触最多的就是自然现象，所以诸如：太阳，月亮，风雨雷电等的神话最早产生。太阳在神话中是帝俊的孩子，帝俊在商代被认为是最高的天神，传说帝俊和妻子羲和生下了十个太阳。除了太阳还有雷神风神等。雷神传说龙身人头，鼓其腹（肚子很大）。风神飞廉鹿身，头如雀，蛇尾豹纹。都十分有特点，并且带有现实的标志。

2、创世神话

接下来人们不满足于自然神话，从思考个别的自然现象，到开始思考天地是如何诞生的，人类又是如何出现的。被后世接受最多的就是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述异记》记载：盘古死后，身体化为了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风雨雷电等等。而人类的诞生的神话就是女娲造人，应该都很熟悉了。女娲抟黄土造人，女娲补天的传说记载于《淮南子》中，一直传说到现在。3、英雄神话

这些神话的主角其实是人，但是因为他们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被人尊为神。比如鲧禹治水说，鲧窃息壤治水，天帝怒而令祝融杀鲧，鲧死后腹部开裂，禹诞生。而后禹继续治水，采用疏导的方式，最终治水成功。真实的历史可能是首领派鲧治水，鲧采用堵的方式，最后失败被首领杀死，后又让鲧的儿子禹治水。再比如后羿射日的传说，后裔并不仅仅是射下了太阳，还做了很多大事。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还有黄帝战蚩尤，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喷水，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这些英雄神话均见之于《山海经大·荒北经》

4、传奇神话

传奇神话已经开始记载远方的传闻和故事。《淮南子·地形训》：“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专、天民、肃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此外还有烛龙的传说。烛龙睁眼天地就亮了，闭眼天地就黑了，这是关于北极的自然现象，反映了当时华夏民族已经有个别人到达了这遥远的地方，并且带回了这些传说。

而在古荆楚大地包括古代襄阳，这些神话的广泛流传，为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大地带来文学的滋养。神话是古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神话虽由人们的幻想所构成，但这种幻想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有现实生活做基础的；它的种种解释和描述，虽不免荒唐可笑，但决不是纯意识和心理活动，而是客观现实和生活斗争的反映。如羽民国的人身上生羽翼，鹳头国的人有翼，鸟喙，在海中捕鱼，杖翼而行。这一类的想象，也是生活斗争的反映。在楚地，人们崇尚凤凰之类的鸟类，湖北故而有“九头鸟”之称，与此类神话的滋养不无干系。神话还启发人们在生活经验中有所发明、创造，许多劳动的器物，如鱼网、竹弹、弓箭、耒耜、车船等，都与神话的启迪有关。

在襄阳十堰随州和神农架地区，乃至湖南的耒阳、茶陵和炎陵等地，有关炎帝神农的传说，也都以神话的形式出现。一些像发现五谷和药草，驯养牲畜，制作衣裳，建筑房屋，创造文字等事件或故事，虽然都是千百万人在生产劳动中长期努力的结果，而神话传说都赋予在炎帝神农身上。用这样的神话传说，把无数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加以总结和集中，创造了不少伟大的英雄形象，如伏羲、神农、皇帝、嫘祖、仓颉等，把各种发明创造都归功与他们身上，再用以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使社会不断地向前推进、向前发展，这就是神话的积极意义。

由于历史的缘故，原始社会形成的巫文化曾长期在楚地占居着主导地位。即使是在理性精神高扬的春秋战国时代，浓烈的巫风依然弥漫于楚国社会。因此，作为巫文化内核的神话，也就在楚地大量产生和经久流传。楚地不仅产生了大量属于南方系统的神话，而且汇聚了从中原传播而来的大量属于北方系统的神话；不仅保存了丰富的原始神话，而且衍生了许多在原始神话基础上踵事增华的新神话。神话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上古先民世界观的综合反映，但神话折光地反映了上古先民的社会生活，且其反映方式与文学相通相似，故具有文学的基质和特征，富有文学的韵味，诚然为文学的前身。神话在荆楚大地的大量存在和高度发展，也就成了荆楚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摇篮、前提和基础。楚文学之所以在先秦时期后来居上而超过中原文学，则与楚地有着神话这一文学之为“文学”而赖以形成的丰富武库和肥沃土壤有很大关系；楚辞的出现与文人参与写作有更为直接的联系。

本章小结：本章从三个方面介绍了“襄阳历史地理和文学滥觞”，旨在从历史地理和传统文化的角度，瞰视襄阳古代文学的起源情况，为后面章节的叙述做一个前提性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