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代文学史|第二章 诸子散文荆楚演进

吴仕钊

第二章 诸子散文荆楚演进

第二章导语

从历史的演变看，中国文学此时正是以散文的大势而弥漫着中华大地的时期。而在楚地却是文人介入诗歌创作的一个不同凡响的时期。因此，楚国的诗歌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尤其光辉灿烂。中原地区的文人纷纷趋向散文的时候，诗歌相对于被冷落。由于屈原、宋玉等文人的介入，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上的不得意，让他们有更多的心思去思考文学，用他们的诗篇反映当时社会的生活和他们的思考。屈原的《离骚》产于襄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本章第三节将有专门介绍。

‌诸子散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靓丽的风景之一‌，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文学形式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上。诸子散文是指战国时期各个学派（如儒、法、道、墨等）的著作，反映了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这些著作不仅代表了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以下是其代表作品及其特点：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而成，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人生哲学。它开创了我国语录体散文的先河。

《老子》‌：由老子所著，以“道”为核心，阐述了自然无为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孟子》‌：孟子所著，强调人性本善，提倡仁政和道德修养。

‌《庄子》‌：由庄子所著，以寓言故事为主，展现了道家的逍遥自在和超脱尘世的精神。

‌《荀子》：由荀子所著，以逻辑严密的论述著称，展现了儒家思想的严谨性。

‌《韩非子》‌：由韩非子所著，以法家思想为主，强调法治和中央集权。

《墨子》‌：由墨子所著，以兼爱非攻为核心，展现了墨家思想的独特魅力。‌

这些散文的产生是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的，同时也是极具文化价值的。诸子散文的形成与发展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中原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在淮河流域交融、激荡、碰撞，形成了独特的淮河文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文化精英在淮河流域活动，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淮河流域散文的繁荣与发展。

本章主要是介绍古代襄阳（包括古代楚国）的处在百家争鸣时期的历史与文学的联系情况，注重介绍楚国的散文演进及其屹立的丰碑。

第一节  百家争鸣开启序幕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各派学说、各种流派蜂拥而起，互相争论、互相批评的局面。“百家争鸣”也是形容学术风气开放，各种学派自由争论的繁荣景象。这一局面出现在‌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当时社会大变革、大动荡，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纷纷招贤纳士，学者或思想家们为了寻找新的出路，纷纷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的具体表现为各学派之间的激烈辩论和相互批评。主要学派有：

‌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主张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

‌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主张“无为而治”。

‌墨家‌：以墨子为代表，主张兼爱非攻。

‌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主张以法治国。

‌兵家‌：以孙子为代表，研究军事策略。

‌阴阳家‌：研究自然现象和变化规律。

‌名家‌：研究名实关系和逻辑推理。

‌杂家‌：综合各家思想，形成自己的体系。

‌纵横家‌：从事外交和游说活动。

‌农家‌：研究农业生产。

‌小说家‌：记录民间故事和传说。‌

百家争鸣的出现有其多种原因：‌政治因素。社会大变革时期，各诸侯国为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国家富足强大。‌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导致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学术活动。‌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等达到较高水平。‌文化因素。文化下移现象使得原来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私学勃兴。‌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相对独立，不受政治权势控制，相互学习和借鉴。

‌百家争鸣对楚国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百家争鸣促进了楚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在战国时期，楚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频繁。儒、墨学说在楚地的广为流传，稷下学宫中也有楚人的身影，这些都显示了楚国与中原地区在思想文化上的关联。这种文化交流为楚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楚国文学的繁荣。其次，‌楚国文学中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元素‌。例如，屈原的《楚辞》中就包含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因素。屈原的创作不仅反映了楚国的社会现实和民族精神，还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髓，使得楚辞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百家争鸣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对楚国文学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思想家们著书立说，互相辩论，这种学术氛围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楚国的文学作品也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既有反映社会现实的批判性作品，也有充满想象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和散文。最后，‌百家争鸣的思想体系对楚国文学的主题和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在楚国文学中得到了体现和应用。例如，儒家的仁爱思想在楚辞中得到了体现，道家的自然观也对楚国的哲学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楚国的文学思想以老子为代表，主要体现在道家思想中。‌老子，又称李耳，是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今安徽涡阳）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为教祖，世界文化名人。他的主要著作《老子》（又称《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强调“道”作为客观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并提出“无为”的思想，即不消耗、不强行干预的自然法则。

老子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乃至现代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主张包括：‌“道”的观念。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无为”。强调不强行干预，顺应自然的发展。‌辩证法思想的提出十分有意义，老子提出了许多辩证法的观点，如“反者道之动”，即一切事物都具有正反两面，并能由对立而转化。这些思想不仅在道家学派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对后世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老子的思想被广泛应用于文学创作中，强调自然、顺应本性的美学理念，这在楚辞等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百家争鸣时期襄阳的文学家主要有屈原、宋玉等‌。屈原的《离骚》等诗篇产生与“汉北地区”，即今天襄阳汉水以北的地区。在本书前言2之中有所介绍，此不赘述。

宋玉，字子渊，是楚国的辞赋作家，是屈原的学生，继承了屈原的诗歌艺术，被誉为“屈宋”之一。他的作品包括《九辩》、《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还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玉的成就虽然不及屈原，但他在楚辞与汉赋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物象描绘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自然贴切。他的作品形成典故与成语，如“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迄今仍为人们所熟知。

第二节  散文演进黄老拓展

散文是在文字发明以后才产生的，是最适宜于实用的文学形式。由于文字的记录必须有书写工具，如竹帛纸笔之类。所以散文的发展虽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却非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不可。散文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很困难的。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在实际应用上不得不力求简短，以致影响了散文的发展。后来手工业逐渐进步，文化工具有了改进，书写日益便利，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才有可能出现长篇大论的散文和有组织有系统的散文著作。

在春秋时期，襄阳属于楚国的周边小国。到了战国时期，襄阳则直接隶属于楚国，当时的地名为邓。襄阳境内也有多个诸侯国，包括邓国、阴国、谷国、罗国、卢戎国、鄀国、鄾国、曾国、唐国、蔡国等。与当时的制度相联系，史官建置甚早。周制，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大概是继承殷商旧制而有所损益。据文献，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襄阳即隶属于楚国，论述襄阳文学自然要从楚文学中去寻求。而散文是楚文学在形成期里出现的又一个类别。与歌谣不同的是，散文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是口头文学，而是书面文学。它是文字被发明并且被用于记言记事之后的产物，又随着记言记事的需要日益增加而发展。楚地通用的文字，是从中原移植而来的华夏古文字。楚地的散文创作，自然也较中原散文创作的起步要晚。就已知的文字资料来看，尚未见到与商代甲骨卜辞和《尚书》、《周易》这些中原散文同时产生的楚地散文。但在春秋时代，由于楚人积极努力地汲取中原文化，中原的文化典籍也大量流往楚地；由于楚人的文化开放政策和文化创造的恢宏气度，楚地也就形成了学术文化兴盛的局面。楚人饱读诗书而能下笔成文，楚地学者众多也就著作繁荣。尤其是在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风方兴的春秋晚期，由楚地特殊的文化传统熏陶出来的一批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乃为楚文学增添了更多的散文作品。据文献记载，其时楚国已有与中原的《春秋》同类的历史散文。另外，楚庄王太子所用教科书中的《世》、《故志》等，也很有可能是楚人所作的历史散文。楚人所作的诸子散文，则有《老子》。迄今出土的楚文字资料已达四五万字，其中铭刻于钟鼎、书写于竹帛上的一些叙事完整和记言清楚的较长文字，也即简单质朴的散文篇章。河南淅川春秋楚墓中出土的“王子午升鼎”上的铭文，长达84字，行文颇具文学韵味。

流传下来的春秋楚散文著作，唯有一部堪称精妙之美文的《老子》。这部产生于春秋末年而以“对字协韵”形式写成的诗化散文著作，反映出其在产生过程中受到了发展成熟的楚歌的很大影响。它以丰富的想象、鲜明的形象、抒情强烈的特性、“书楚语、作楚声”的特色，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楚文学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在它前后产生的中原散文《春秋》和《论语》，则不能与它相媲美。在中国哲学史上，它首次确立了“道”为最高哲学范畴，从而否定了传统的天命神学，实现了“哲学的突破”，可谓总结南北思想文化的理论结晶，具有开创性的伟大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它首次阐述了丰富而深刻的文艺美学思想，显示了文学艺术的巨大作用，可谓陶铸南北文学艺术而推陈出新的产物，代表了春秋时代的楚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它又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的和个体的大型文学作品，可谓作家文学的发端。它的产生，与同时出现的成熟形态的楚歌一起，标志着楚文学的基本形成。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文学真正进入了形成阶段。

从时间和空间上看，‌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演进表现为三个阶段‌。春秋末至战国初。这一阶段的散文以语录体为主，篇幅简短，词约义丰。代表作品包括《老子》、《论语》和《墨子》。《老子》以简短的韵散结合的形式，富有诗意；《论语》多为简短的语录，形象生动；《墨子》则开始形成论说文的基本规模，但文体较为质朴。战国中期的散文形式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的论辩文，篇幅加长，说理畅达。代表作品包括《孟子》和《庄子》。《孟子》和《庄子》的文章多为长篇大论，说理透彻，文辞富赡，且形象生动，比喻、寓言丰富，行文波澜起伏，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战国后期的散文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专题论文，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代表作品包括《荀子》和《韩非子》。这些作品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标志着我国说理散文的成熟。散文演进的总体趋势，从简短的语录体到长篇大论的论辩文，再到专题论文的成熟，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逐渐从简短、质朴的形式发展为逻辑严密、说理透彻的文体。

由成语故事“楚弓楚得”引发的观点分歧能很好地解释《尸子》所阐释的视角、视域的问题（先秦百家之一的尸佼所著的《尸子》有其很独道的宇宙观）。这对说明何为公心认知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成语“楚弓楚得”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楚共王到野外打猎，返回时，把一张名弓遗忘在野外，手下的大臣请求回去寻找，楚共王说：“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后来，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就评论说：去掉“荆”字就正确了。老子听说这件事后，进一步评论说：去掉“人”字就完全正确了。这则故事中，同样是对待楚王遗弓这件事，楚王之臣、楚王、孔子、老子四人各自以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楚王之臣眼中固然只有楚王，他以个人的视角去审视，视域里看到的只有楚王，所以提出要替楚王找回遗失的名弓。楚王为一国之君，他以国君的视角去审视，视域里看到的是楚国人民，所以得出“楚人遗弓，楚人得之”的结论，不同意去寻找。孔子不是楚臣，也非楚王，他是一位注重人本精神的思想家，眼中已没有了“楚”的局限，他站在人的视角，视域里出现的是超出国家概念的众生（一切人），因而他将楚王的话改为：“人失之，人得之。”老子是研究天道与人道关系的哲学家，他站在宇宙天地的视角，视域里看到的是天地万物，所以他将楚王的话改为“失之，得之”，意即“弓本取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由此可见，观察事物的视角不一样，视域就会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一样。

楚地的文学，此时期的散文，不能不受中原文学的影响。说具体些，不能不受到《春秋》、《尚书》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尚书》即为楚地人的作品。《尚书》系上古之书，曾经称为“书经”，本是记言的古史。据说原有一百篇，孔子所纂辑，并为之序，恐不可信。自汉以来，《尚书》有今、古文两种版本之分。今文是秦焚书后汉初经师所保存、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古文是武帝时陆续发现的古本，是用古文字写的。古本中有的篇什是今本中也有的，有些是多出来的，后来都亡逸了。今存《尚书》共五十八篇，除三十三篇为今、古文《尚书》所共有，其余都是东晋人所伪造的《古文尚书》，不可信。但即使今文及真古文中的各篇如所谓虞、夏之书，也是后世儒家的政治理想，肯定不能看作真正的虞夏史料。

《尚书》中的《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可靠的有《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据周初文献所说，殷先人有册有典，上述诸篇就是包括在这些典册之内而被保存下来的。《盘庚》（三篇）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讲话，特别古奥难懂。由于臣民反对迁徙，盘庚一再进行说服，把旧都比作“颠木”，把新都比作颠木新生的“由蘖”。他劝告群臣服从王命，要“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他责备群臣以“浮言”鼓动群众，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那就无法扑灭。又告诫人民要听他的话，好比乘船，若不好好渡过去，就会有沉溺的危险。这些从现实生活经验出发的譬喻都显得非常生动。《尚书》中的《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靠者有二十篇。除《文侯之命》、《秦誓》外，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其中重要的如《牧誓》是武王伐纣、至牧野誓师之词；《大诰》是周公将讨武庚、大告庶邦之词；《洛诰》是周公营成周，遣使告卜及与成王答问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告殷遗民之词；《无逸》是周公诫成王之辞。大概均出于史官之手，其难读与《盘庚》同。正如韩愈所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周初统治者汲取前朝亡国教训，颇有敬天保民思想，他们一再警惕自己要以殷为鉴。《无逸》一篇就是从此出发的，也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它告诫成王要念稼穑的艰难，不可贪图逸乐，要效法文王勤劳节俭，“怀保小民”，“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这对于过去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新认识，也是比较进步的政治观点。《无逸》叙述颇有条理，有层次，从记叙文的结构上看有显著进步。《秦誓》是春秋时秦穆公悔过之词。他因不听蹇叔之言，“劳师以袭远”，结果为晋所败，三帅被俘，“匹马只轮无反者”。其他语句如“番番良士”、‌“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等，反映了古代君主对勇士的态度。在古代社会中，勇士通常被视为力量和勇气的象征，但在某些情况下，君主可能更看重其他品质，如智慧和忠诚。因此，即使勇士在军事技能上表现出色，如果他们的性格或行为不符合君主的期望，也可能不受欢迎。《尚书·秦誓》中一些语句，是周王对秦国军队的训诫。周王强调，真正的勇夫不仅仅是体力上的强大，更重要的是品德和忠诚。古代君主在选择将领和士兵时，除了看重他们的军事技能外，还注重他们的品德和忠诚。

《尚书》等散文著作，对楚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在楚地，也有另一类的散文出现。春秋时期的襄阳，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宋玉，他是战国时期的辞赋家，代表作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宋玉的散文作品以华丽的辞藻和生动的描写著称，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时期的楚国文学，在散文方面，跟进整个中国散文演进的步伐，以融合的心态发展。这时期，以襄阳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呈现出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抒情述志以为诗，记事说理而成文的繁荣局面。

成书于战国早期的《文子》，是楚文学在繁盛期的第一部诸子散文著作。它在思想上祖述《老子》之言而发挥之，同时又糅合南北诸家之学而申论之，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抱着匡定天下的目的而致力阐发了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思想和“君人南面之术”的策略思想，因而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发黄老之学的先声。在艺术上，它则师法《老子》而振扬其风，继承了《老子》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方式而有所发展，并且在《老子》基础上进一步散文化，使楚散文演变为含有论说文因素的语录体散文，可谓楚文学史上第一部体裁比较规范的诸子散文著作。它与大致同时产生的中原散文《墨子》的文体近似，反映出南北散文的发展步伐在战国早期已基本一致，但它更注重文章的审美化、更追求文辞的艺术化，显示出楚文学的演进特征和楚散文的发展趋向，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战国中期以后形成高潮起到了促进作用。

文子，姓辛，名研字文子，又称计文子，也写作计然、计倪、计儿、计妍，为晋亡公子，南朝宋代的裴骃《史记集解》引《范子》：“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心泛泛，不肯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同利也。”北魏李暹的《文子注》说文子：“姓辛氏，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范蠡是楚之人氏，即今天河南邓州人。本受业于老子，文子录其遗言十二篇。”裴骃、李暹俱认为文子即计然，为范蠡的老师。这种说法在南北朝已经出现，是起源最早的观点。文子约生于公元前551年，卒年不详，比老子小20岁，师从老子，越国名将范蠡的老师。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文字》九篇下自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班固肯定了文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弟子，是一位和孔子同时代的哲人。但与此同时，班固又对《文子》中多次出现的文子和“周平王”的问题提出了疑问。班固的疑问，既体现了他严谨治学的态度，又为后代文子怀疑论者提供了依据。后人经过研究发现，班固的疑问，来自他对《文子》书中平王的误解。《文子》中提到的平王，不是班固认为的周平王，而是楚平王。

简本《文子》应是以楚国官方档案所记楚平王与文种的对话实录加以整理而成的，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文种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文种亦为楚人，与范蠡同乡，两人关系甚好，且是同道之人。竹简《文子》的成文时间当在战国前期。郭沂在将竹简《文子》与竹简《老子》进行比对后说：“竹简《文子》残卷所引《老子》皆见于简本《老子》，说明作者尚未见到今本《老子》，而仅见到简本《老子》”，竹简《老子》出自战国中期楚墓，这说明竹简《文子》成文时间应在战国中期或之前。也有学者认为，从简本《文子》行文古奥，不分篇章等情况来看，竹简《文子》的成书时间应该早到战国初期，应是“战国初期由文子后学或后人整理成书”，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在楚国黄老学的发展历史上，文子与范蠡无疑是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文子是老子的受业弟子，他秉承老子的道家思想，主张“以道德治天下”，以道为本，兼容儒家，为黄老道家形成兼容百家的特色奠定了基础，又以老子学说为蓝本构建起一套王道政治理论，成为黄老道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范蠡为楚人，其学为楚学。他继承发展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是成功运用道家理论指导治世的实践家。范蠡提出的“人事与天地相参”的思想、“天道循环”的思想以及“贵因”的方法论对黄老道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范蠡的智慧最大点是据时而动，道义于肩。有人说他是商人，也有人说他是官人，更多者说他是智慧之人。自古迄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此采用各种手段：投机取巧、哄抬物价、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违背道德的手段。而范蠡不仅做到了“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在帮助勾践复国后，范蠡便隐退江湖。他不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而是选择了当时社会地位不高的商人作为自己后半生的身份。抵达齐国的范蠡，购买了一些靠海边的土地，开垦种田，兼营渔业捕捞、开盐田等。范蠡与妻儿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进粗食。范蠡对待雇工十分慷慨、亲和，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在年初，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由此，各国商人都愿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与农民也愿意为范蠡做工。而在商品销售上，范蠡采取薄利多销的手段，在专卖商品的过程中，让别人多赚，自己则日积月累，细水长流，并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随着范蠡的名声渐长，得到齐国人的赞叹，遂被齐王相中其才能，于是邀其为宰相辅佐君王治国。三年之后，齐国国富民强，百姓奉范蠡为神明，朝野中也是颂德声一片。范蠡明白从一介布衣升到宰相这一高位是为不易，但身居高位久受尊名，是为不祥，便挂印封金，尽散家财，分赠给好友与贫苦的百姓，随后带着妻儿飘然离开齐国，迁至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范蠡通过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范蠡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纵观范蠡的一生，两次官至极品，三次富过千金，每次富达千金又都施济天下，但不久后又迅速再至千金。从政时，范蠡奉行了一个臣子的忠义；为商时，又尽了一个商人的良心。范蠡真可谓是一个宏略于胸，又悲悯天下的智者。到了古稀之年，家资富可敌国，儿孙满堂，88岁时无病而终。

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有人说，范蠡拥有中华5000年来最完美的人生。究其原因，在于范蠡堪称最懂中国文化的人之一。其实范蠡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其技巧层面的东西并非多么高明精妙，助其成功的往往是一些最简单，最质朴的，人人都懂得的道理。在范蠡思想中，核心就是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这其中既包含有先天下之忧的儒家勇气，又有功成身退的道家思想，而恰恰这些东西，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所欠缺的智慧。

第三节  烘云托月庄子丰碑

战国中后期，楚文化已经发展至最为繁盛的阶段。其突出标志，就是作为文化之深层形态的精神文化有了辉煌灿烂、空前绝后的成就。在这段时间里，哲学与文学相辅相成、互映互辉，思想巨人和艺术大师并生并立、兼通兼为，从而使得楚哲学和楚文学都分别跃上了中国先秦思想史和文学史的顶峰，成为堪与古希腊精神文化媲美的东方世界的智慧和艺术的代表。楚文化的繁盛，必然带来楚文学的繁荣。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和列国战火使大多数作品失传了，但仅存的硕果仍让我们后人惊叹不已。如在散文创作方面，产生了融博大精深的思想和高妙超绝的艺术为一体的《庄子》。这一楚文学巨著堪称中国先秦散文之丰碑，曾被鲁迅称颂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以《庄子》和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学，是中国上古文学中显示出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的文学，也是中国先秦文学中显示出丰富的艺术表现和高度的艺术成就的文学。楚文学的“楚味”和“楚风”的形成，楚文学的艺术发展和成就取得，则都是与楚文学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分不开的。只有深入探讨其文化背景，才能够突出楚文学的个性和意义，揭示楚文学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规律。

楚文化发展至极盛阶段的战国中晚期，楚地便产生了令“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的散文巨著《庄子》。十万余言的《庄子》，也与《文子》和《黄帝书》一样，“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但是，其作者庄周因为有着由贵族沦为平民而长期隐居、织屣度日的特殊生活经历，有着长期经受着战乱之世水深火热的煎熬和贫困处境饥寒交迫的痛苦的深刻生活体验，故不同于《文子》和《黄帝书》的作者那样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而致力阐发“君人南面之术”，而是主要着眼于个体生命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而倾心描绘所向往的超越黑暗现实的人生境界，所著《庄子》也就“别为一宗”，以此构成了独自的思想体系和创立了道家的老庄学派。由于庄周所持的人生态度实质上是一种审美态度，故《庄子》对社会生活的描写便带有明确的审美评价，对哲学思想的阐述也包含丰富的美学思想。《庄子》所表达的美学思想，将《老子》的美学思想进一步丰富化和系统化了，从而形成了完整的道家美学体系，真正从哲学的高度揭开了中国美学发展史的序幕。此后，道家美学便始终主导着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和文艺创作的发展。由于庄周所描绘的人生境界实质上是一种审美理想，故《庄子》对理想的那种在丰富奇伟的想象和幻想基础上、混融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而作的纵恣不傥的充分表现，也就体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创作精神。由于庄周持审美态度以看待现实、据审美理想以观照人生，故《庄子》所描述和表现的一切也都审美化、艺术化了。它采用了高度文学化的语言，运用将以往的艺术表现手法发展而成的象征手法，创造出由一系列审美意象构成的形象世界。因此，《庄子》虽然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它又是彻头彻尾的审美创造的产物，很难说清它是文学附丽于哲学还是哲学附丽于文学。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一部完全蜕化为文学的散文著作，是楚文学以及中国先秦文学的散文创作的丰碑，反映了先秦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庄子》散文无疑是一个丰碑，其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文学风格、深刻的哲学思想以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就文学风格和哲学思想而言，《庄子》散文风格独特，通常以寓言的形式呈现，通过描绘自然界的景物和动物来表达哲学思想。庄子运用丰富的比喻和象征手法，将抽象的哲学观念具象化，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其语言简练、意境深远，富有诗意，运用对比、排比等修辞手法，使散文更具艺术感和感染力。就其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而言，《庄子》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哲学思想主张“道”与“自然”，强调个体的自由和追求内心的宁静，反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这种思想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轼等都受到庄子思想的启发。

本章小结：简要回顾先秦诸子散文的演变历程。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体形式和篇章结构。最早阶段的著作包括《论语》、《老子》和《墨子》。这些作品多以格言和警句的形式呈现，带有大师讲学而弟子笔录的特点。《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及其再传弟子编写而成，大约在战国初年编辑成书。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老子》则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展现了先秦说理散文的基本特征。《墨子》中的文章层次清楚，条理井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用性，标志着先秦诸子散文在体制方面迈入了一个新阶段。第二阶段的作品包括《孟子》和《庄子》。这些作品灵活采取对话辩论的形式，俨然学派争鸣的现场实录。《孟子》不仅记录了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庄子》中的篇章大多以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辨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摆脱了语录体和对话体的局限。 第三阶段的代表作品是《荀子》和《韩非子》。这些作品标志着单篇的论说文终于成熟，先秦诸子散文的体式和结构都达到了最高水平。荀子和韩非子的文章，往往是长篇大论，每篇有一个标明主旨的标题，且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标志着先秦散文体式发展的最高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先秦诸子散文不仅在文体形式上不断创新，而且在思想深度和语言艺术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