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代文学史|第三章 诗经涵养辞赋彪炳

吴仕钊

第三章  诗经涵养辞赋彪炳

第三章导语

有一句话叫“各领风骚数百年”。这里的风（诗经）、骚（楚辞）是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的两大流派。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朝的历渣顷史叙事诗，也有许多反映人民生活的。这部诗歌总集，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且，《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诗经》在后代历来作为启蒙必读必背教材，被历代文人雅士引用和发展，其中产生的许多名句和俗语已经耳熟能详。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这就成为继《诗经》之后，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可以说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经》和《楚辞》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两部诗歌总集，都与襄阳相联系，是襄阳古代文学天空中耀眼的星辰。《诗经》对襄阳地区的涵养，不仅使得民风淳朴，也对襄阳地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楚辞》、汉乐府诗和建安诗人的作品，都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本章集中介绍这两部诗歌总集在襄阳这块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也是襄阳古代文学史研究的重头戏。

• 诗经涵养朴素民风

《诗经》中的“二南”，便是汉水流域的文学记忆，也是古代楚地襄阳的文学遗产。阅读中发现，《诗经》中描写汉水的诗篇很多。比如《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何谓“南国”？即南方之国。朱熹曰：“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又如：“沔彼流水，其流汤汤”“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均见于《小雅·沔水》。《周南·汉广》中还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之永矣，不可方思”之句。从《诗经》中对汉水的记载来看，当时的汉水，水势汹涌，流域面积较今为大，是汉水流域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源泉，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河。因此，诗篇歌颂她，赞扬她，对她有着深深的敬畏。“二南”诗篇中的许多诗篇，就是记录汉水流域民宿、祭祀等文化的。

楚人好巫，以此可见一斑。《召南·采蘋》就是一首反映女子嫁前祭祖的诗歌：“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牗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毛传》云：“古之将嫁女者，必先礼之于宗室，牲用鱼，芼之以藻。”毛传所述与诗的内容基本吻合，可知这是女子出嫁前到宗室所行的祭祖仪式。女子先于水滨采蘋，再到行潦采藻，将采回蘋的和藻装进筐和筥中，用锜、釜装着它们煮熟，把煮熟的蘋和藻拿到祖庙的窗户下，开始祭祀。这种祭祀礼仪，也反映出江汉流域包括襄阳地区古老而朴素的民风。

《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包含了大量地方民间歌谣，其中涉及襄阳地区的篇章，如《周南》、《召南》等，生动描绘了襄阳地区的朴素民风和地方风俗。这些诗歌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社会风貌，还通过文学的形式传承和弘扬了襄阳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例如，《诗经》中提到的“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等诗句，不仅描绘了襄阳的自然风光，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情感和生活方式。《诗经》中的《汉广》篇提到汉水女神，进一步丰富了襄阳的文化内涵，使其在文学和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文学作品不仅记录了襄阳的历史和文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社会价值观。古老的‌《诗经》不仅展示了襄阳的自然美景，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为襄阳的文化底蕴增添了浓厚的色彩。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汉水作为《诗经》中的重要地理元素，对襄阳的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汉水孕育了荆楚文化，而襄阳作为汉水的重要流经地，自然成为了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中心。众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不朽的诗篇，进一步丰富了襄阳的文化内涵。‌襄阳的地理位置优越，历史上是水陆交通的要冲‌，这使得襄阳在古代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使得襄阳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吸引了大量的文化名流，发生了众多历史事件，进一步推动了襄阳历史文化的积累和发展。‌

除却地理因素之外，西周在文明史上另一关键意义在于文化性格的形成。每一时代的人均有其情感，但并非都能传至后代并引发共鸣。三代之中，夏朝还未有文字证据发现，甚至存在与否都仍存争议。商朝虽有甲骨文，但记载的占卜、物候提供的更多是“信息”，考古出土的青铜器和人殉等，总使今人有隔阂之感。真正让我们从情感上开始接近的，还是西周，忠实记录那一时代的《诗经》功不可没，而其中情感最真挚的一些篇章就诞生在汉水流域。

中国历史上，西周、秦汉，两次“大一统”塑造了中国。周至秦这其间，就是《诗经》时代。而汉江就是这个时代壮阔的幕布，也是理解《诗经》时代湖北的河流线索。它发源于陕西，蜿蜒流过整个湖北，在武汉汇进长江共入大海。作为长江最大支流，古人将其与长江、淮河、黄河相提并论，合称“江淮河汉”，于《诗经》中多次对汉水给以描绘，更被赋予了独特的浪漫色彩。

《诗经》与汉江，《诗经》与襄阳有太多的因果，太多的牵挂。《诗经》云：“惟天有汉，鉴亦有光”。天上的银河落在地上，是为汉水。汉水之滨，便是襄阳。襄阳广袤的大地自古以来孕育出无数的英雄豪杰，几多文人骚客在这里演绎出的历史故事，是中国文学抹不去，中国历史道不完的篇什。襄阳地域内的荆山山脉，又是楚人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地方。在东周列国，西周分封的时期，周人将宗室亲戚分封到这里，和各地的诸侯国一起，像藩篱屏障一般护卫着周天子，通过血缘纽带实现地缘控制，进而实现了周人的家天下。所以《诗经》才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谷风·北山》）的说法。

• 汉北风骚屈辞星耀

屈子当年赋楚辞，汉北风韵出《离骚》。诗史章本载源流，古楚襄阳呈星耀。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时提到了屈原，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屈原流放地汉北地区，正在襄阳附近。这次流放长达九年，其间，屈原创作了大量诗篇，包括《离骚》《湘君》《湘夫人》等作品。这些，我们可以参阅从事楚辞研究六十多年专家孙常叙《楚辞九歌整体系解》、林唐、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和陆侃如、冯沅君著的《中国诗史》等书。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先秦部分有两颗璀璨的金星，一是《诗经》，一是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这两颗金星恰在一域的天空闪耀，令襄阳的天空格外靓丽。诗经的涵养不仅孕育出襄阳地域朴素的民风，也孕育出像屈原、宋玉等那样的文学大家，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的伟大诗人和政治家，他的作品《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标志着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诞生。屈原的作品以其丰富的想象、绚丽的文采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体”诗歌形式，这种开个人文学创作先河的文学行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以现实主义传统著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心声。而屈原的作品则更多地体现了个人情感和浪漫主义风格，两者在文学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

屈原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楚辞的创立者，还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屈原的生平经历和创作背景也为其作品增添了深厚的情感色彩和历史价值。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关于屈原身世的文字材料很少，主要就是《史记·屈原列传》的简短述评。因此，若要详细而确切地考知屈原身世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屈原研究者以《屈原列传》为线索，再参证屈原作品和文献的有关记载而探幽发微，尽管在屈原身世的许多细节上莫衷一是，但也对屈原的生平事迹作出了大致描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原的这一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出身，对屈原的思想和个性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这一出身，是致使屈原与楚王族的利益、同时也是与楚国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另外，屈原家族在楚王族中的特殊地位和在楚国历史发展中的特殊贡献及其对屈原的影响，又是致使屈原成为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贵族统治集团内的改革者和叛逆者的重要原因。

据文献记载可知，屈原本是春秋初期楚君蚡冒的后裔。蚡冒死后，其子熊通继位，成为楚国历史上功绩卓著的楚武王。武王之子瑕受封采邑于屈地，因而成为屈氏先人。武王族人又因父祖蚡冒的名号而称为莫敖（蚡冒即莫敖，当因音近而字异）氏，其宗族首领也沿用了先祖名号。武王之世，国家初立而官制未备、文明始行而家国不分。屈瑕时任莫敖，既被武王委以管理王族事务，又被武王委以掌管祀与戎等国家大事。至武王末年，武王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而建立了以令尹“执一国之柄”的官僚制度，莫敖才由至尊地位降至令尹之下，并也正式演变为官名。大概由于朝中莫敖担负着教育王族子弟和主管国家祭祀的职责而需要熟知历史文化、博通神话传说，故有家学渊源和家教传统者更有条件胜任此官，朝中莫敖便长期成为屈氏家族世袭之官。其地位虽然在不同时期有升有降，但一直距令尹尊位不远。历代楚王因其知识渊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常让其在内与王图议国事、以备征询；在外受命出使、应对诸侯；间或还将兵出征、御敌安邦。至战国末年，屈氏家族虽然不一定再独享莫敖世官之职，但仍然是楚国王族的大宗，是楚国王权的重要支柱。《史记·项羽本纪》载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三户”即指包括屈氏在内的王族三大姓。总之，屈原家族自楚国建国后就始终是楚王族中的显赫分支，并且唯其特殊而长期在楚国贵族统治集团中享有世职。

司马迁为屈原作传，没有说明屈原的生辰。考证屈原生辰的唯一材料，就是屈原在《离骚》中的自叙文字。许多学者都据《离骚》开头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推算屈原的出生年月。但是，由于学者们对于楚国使用何种历法的认识不一和使用的推算方法不同，故得出的屈原生年的结论也不尽一致，现已有公元前339年、前340年、前341年、前342年、前343年、前351年、前353年等多种说法。综合诸家之说，绝大多数都不出公元前339—前342年之间。以此与《史记·屈原列传》关于屈原生平的记述和屈原在作品中自叙生平的文字相印证，也大致能够吻合。所以，认定屈原出生在公元前340年左右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传统说法即旧说认为，屈原是秭归（今湖北宜昌秭归县）人，人们历来也大都信之不疑，只有个别学者指出屈原故乡当在今湖北江陵。近年来一些学者纷纷论证，秭归在殷商时期为古“归”国所在地，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为夔国所在地，楚王族从未迁居其地，考古调查也从未发现楚国曾建都于其地的证据，故屈原故里为秭归的说法当为民间传说而并非史实。研究者指出，楚国在春秋时已在今湖北江陵建立郢都，楚王族当然也应该世代居郢或郢都附近，而作为楚王族中显赫支脉的屈氏家族则更不会远离郢都别居。据考证，屈瑕受封的采邑即在今江陵一带。关于“江陵”地望，武汉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教授以及他的团队研究认为：先秦的江陵一直在湖北宜城平原一带。清华简《楚居》也提供了依据。屈原在诗作《哀郢》中就明言离开郢都是“去故乡”，因此屈原应为江陵人。按石泉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说明，屈原就是宜城人，为研究襄阳古代文学开辟了一扇通往经典的大门。这些学者否定旧说的理由，显然是值得重视的。

屈原出生前后，正是楚国历史发展处于兴衰进退的关键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天下之政纳入一朝、九州之土归于一国的社会发展趋势已成为世人的共识。为此大势所迫，战国七雄或不由自主、或积极主动地参与争王天下的斗争。不过，当时的强者乃是楚、秦、齐三国，而楚、秦两国因毗邻而争夺得尤其激烈，故楚欲纵合山东诸国以制秦，秦欲横连东方诸国以削楚，从而展开了合纵与连横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斗争。所谓“从（纵）合则楚王，衡（横）成则秦帝”。正是其时的斗争特点。然而，“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的态势，亦正反映了楚、秦的王天下之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比较而言，雄踞南方的楚国虽然有“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霸王之资”，但楚国贵族统治集团却自恃地大人众、物产丰富而耽于享乐、日趋腐化。当列国为求生存、求发展而争相变法革新之际，楚国却因循守旧而不思进取。屈原出生前的半个多世纪，楚悼王有感于内具“盗杀声王”之忧、外存列强压境之患而任用吴起变法，曾一度使楚国“却三晋，西伐秦，”“南收扬越，北并陈蔡”而盛极一时，但由于楚国贵族的反动势力太强，楚悼王刚逝去，吴起便遭到贵族的围攻并被车裂而死，变法也因此夭折了。其后，楚国政治无甚进步，与中原诸国革新之后的政治水平相距日远。近年发掘的与屈原同时代的楚怀王左尹昭坨及其家人的墓葬，其成员身份包括了“大夫”至“夫人”的各个等级，其墓葬规格则因成员生前的地位高低而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邵舵之妻即因与其夫的政治地位不同，竟不能与其夫同穴；邵舵之子也因地位低于其父，故不能享受其父的葬制规格；如此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在中原早已崩溃，中原贵族早已是“夫妻同苞”了，中原庶人也敢于越礼僭制。仅此一斑，便可窥知当时楚国的政治该是何等的保守落后，该是与战国中期以后的政治进步要求多么的格格不入。1986年11月—1987年元月在荆门市十里铺镇王场村发掘的“包山大冢”研究资料表明，昭坨是楚昭王的后裔。不言而喻，这样保守的政治，必然会阻塞贤能之士的晋升之门，扼杀国家发展的生机；这样落后的政治，必然会导致上下阶层的脱离，激发人民的反抗。若不改变这样的政治状况，楚国虽有席卷天下之力，却也不可能成就包举宇内之功。

偏居西部的秦国，尽管其物力和兵员似乎不及楚国，但自战国中期秦孝公起用商鞅彻底变法之后，政治焕然一新，力量与日俱增，而且挟蒸蒸日上之虎虎生气，顿生“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明确以此为战略目标而蚕食山东六国。楚是秦之近邻，有着令人垂涎的财富和资源，又是秦国并吞八荒的最大障碍，故秦国处心积虑地孤立和削弱楚国，必欲置楚国于死地而后快。战国中晚期，秦、楚交兵不断，总的态势则是秦国攻城略地而楚国兵挫地削，最后，楚国“霸王之资”丧失殆尽，终于为秦所灭。

屈原，就生活在这一楚国出现内忧外患和陷入危机四伏之时。楚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熏陶和时代使命的感召，对他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年青时即“为楚怀王左徒”，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深受怀王信任，故得以“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同时，屈原又被称为“三闾大夫”，即“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以主管王族事务、教育王族子弟为职责。

楚怀王继位之初，颇有“及前王之踵武”、仿效历史上有嘉功成德的君主以振兴楚国之志，于是“使屈原造为宪令”，实施变法图强的计划。“明于治乱”的屈原，当然深知“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的历史教训，因而带着“国富强而法立兮”的清醒认识，怀着“竭忠诚以事君”的满腔热忱，全力以赴地起草宪令。可是，屈原受到怀王的特殊信任以及屈原“出号令”、“应对诸侯”的甚大权力，已使上官大夫等权贵们十分嫉恨。而屈原起草的宪令就更使他们感到恐惧，因为当年吴起变法，就是以剥夺贵族的特权以强化王权为主要内容。吴起认为楚国“贫国弱兵”的症结，就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故必须“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于是推行了对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无能”、“无用”之官，汰“不急之官”的严厉法令。不幸的是，吴起变法虽卓有成效，但犹似昙花一现，刚取得胜利就被扼杀了。楚国的政治弊病不但没有被彻底革除，至屈原时代反而更为严重了。荆门楚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怀王时代的封君，就有23人之多！而实际受封者当不止此数，由此可知楚国封君数量之众，的确令列国莫能望其项背，令楚君莫能制其骄奢，也令楚人莫能承其食税。屈原受命立法，也必然要剥夺贵族的既有特权和既得利益，这就不能不使曾为吴起变法所苦而世代难忘的旧贵族感到恐慌，不得不促使他们为维护自身的特权和利益而群起围攻屈原。《史记·屈原列传》记上官大夫“欲夺”屈原的宪令草稿，表明旧贵族急欲知道宪令内容以预先备下应对之策。但宪令内容属于屈原与怀王“初既与余成言”而“秘密事之载心”的国家机密，在宪令定稿颁布之前绝对不可泄露，故“屈平不与”。于是，上官大夫便在怀王面前极力诋毁屈原。身置旧贵族的包围之中而见之不能明、听之不能聪的怀王相信了谗言，“怒而疏屈平”。

楚怀王疏远了屈原，屈原被迫从郢都去了汉北。这是依据林唐、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一书得知。“汉北”为何地？《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解释说：“汉北，泛指今汉水以北地区。”大家知道，汉水的走向在今天襄阳古城东遇鱼梁洲有一个拐弯，汉水拐弯处有一支流自北而南汇入汉江，这个支流便是有名的唐白河。唐白河入汉江口以西，一直上溯到丹江口水库，汉水的走向是自西而东顺流而下。唐白河汇入汉江之入口东边，有一巨大的江心洲，挡住了汉水东行的方向，自此水流方向由向东折向南流。这一转折的河流，就自北向南流去，蜿蜒曲折一直流到汉口注入长江。由此知道，《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解释的“汉北，泛指今汉水以北地区。”就是今天唐白河汇入汉水入口以西的汉水以北的地区。屈原在汉北地区漂流，经过襄阳境内汉水以北地区，前往楚之三户（今河南淅川、内乡间）。在汉北期间，吸收了民间文艺的精华，采用方言声韵，创造出骚体这一形式。林唐、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认为，战国时代著名诗人屈原由于被楚怀王疏远，被迫从郢都去了汉北，写下了有名的诗篇《离骚》。参照《史记·屈原列传》的撰述和《楚世家》的年代排列，推算《离骚》大约写于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据史料，屈原在郢[楚昭王时曾多次徙居，将国都（或是行宫）迁至鄢、郢之地，地址在今宜城市城关南北]时，看到了楚先王公卿的壁画，于是郁集在胸中的悲愤，油然而生，提笔书于壁上，这就是名垂千古的宏篇巨制《天问》。《天问》，是对“天”的质问。全篇由170多个问题组成，包括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方面，表现出对旧的传统观念的怀疑和对事物深刻的探索精神，言前人之不敢言，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情调，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期，他还写了《抽思》。篇中回忆向怀王建议革新政治，遭受谗害而被逐的情况，多痛愤之词。

由此得知，屈原的著名骚体诗章，《离骚》《天问》《抽思》《湘君》《湘夫人》等均在襄阳境内写就。屈原一生中有两次被流放，第一次流放到襄阳汉北创作的大量骚体诗篇，奠定了楚辞的基础。《离骚》产生与汉北，《天问》写于郢都故楚皇城的墙上。这些观点当引起襄阳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被疏远了的屈原，自然不能过问朝政、应对诸侯了。楚国变法革新的内政方针由此而发生重大改变，楚国联齐抗秦的外交政策也由此而发生了重大改变。屈原洞察天下大势，曾积极辅佐怀王实行联齐抗秦的正确路线，并“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楚、齐的联盟，迫使秦国一度收敛了吞灭诸侯的气焰而不敢轻举妄动。可是，屈原刚被怀王疏远，秦国立即抓住机会破坏楚、齐联盟，使张仪买通朝中贵戚权臣谗害主张抗秦联齐的屈原，导致昏聩的怀王将屈原逐出郢都，继而又以商於之地诱骗怀王。

屈原的时代特征系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空前激烈，中国重新统一的局面即将出现。屈原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他曾被任命为楚国的左徒，负责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但由于权臣的排挤，最终被迫流亡。在流亡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激愤和对国家的关怀。屈原的时代背景和生平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和思想。他的诗歌以《离骚》最为著名，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国家的忧虑。屈原的爱国情怀和忠诚精神成为后世无数文人心中的楷模，他的作品《楚辞》与《诗经》一样，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和典范。‌其中，《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祀之歌，共11篇，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多数篇章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伤感，而《国殇》则是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的将士。《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它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主线，通过花草禽鸟的比兴和瑰奇迷幻的“求女”神境作象征，表现了诗人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以及对革新政治的愿望和坚持理想、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屈原的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还开创了中国文学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注本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清代戴震的《屈原赋注》等。‌屈原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表现为多个方面，首先，‌屈原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的抒情长诗传统，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这部作品不仅在形式上创新，还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深邃的情感展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个人遭遇。其次，‌屈原的作品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屈原的作品如《离骚》采用了独特的文学形式，辞藻华丽、意象丰富、句式繁复，具有音韵美和语言美。这些特点使得屈原的作品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成就，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此外，‌屈原的作品蕴含了深厚的思想内涵‌。他的作品不仅表达了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切关怀与无尽的爱，还反映了他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屈原在诗中表达了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对腐败政权的愤怒以及对忠诚与正义的坚守，这种情感使得他的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最后，‌屈原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不仅被后世文人争相模仿，还成为了中国词赋的源头。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理想坚持不懈的追求，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力量的源头。

‌屈原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和精神气质、艺术成就以及具体的文学体裁和创作手法上。首先，屈原的爱国思想和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如《离骚》、《天问》等，不仅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还展现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了后世许多文人，如贾谊、司马迁、李白、杜甫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了对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其次，屈原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开创了楚辞这一文学体裁，突破了《诗经》四言诗的格调，创造了句式长短不齐、音节抑扬顿挫的新诗歌样式。这种形式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还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屈原的作品中大量使用象征手法，如香草美人等意象，这些象征性意象不仅继承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还将其发展得更加丰富和具有艺术魅力。此外，屈原的作品对后世的文学形式和创作方法也有重要影响。他的作品促进了五、七言诗的产生，并为汉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屈原在作品中运用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比兴手法，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灵感。屈原的作品和思想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爱国精神和艺术成就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 楚辞流衍宋玉承先

在浩瀚的中国古典文学星空中，楚辞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提及楚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的《离骚》、《天问》等作品，如同楚国历史的悲壮乐章，激荡着每一个读者的心。然而，在屈原之后，谁又是那位接过楚辞大旗，继续书写辉煌篇章的作家呢？

宋玉，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或许稍显陌生的名字，但在楚辞的世界里，他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家。生于约公元前298年，逝于约公元前222年，宋玉是战国时期鄢（今湖北宜城）人，楚国辞赋作家，被誉为屈原之后最有成就的楚辞作家。他与屈原并称为“屈宋”，这一称号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肯定，更是对他在楚辞发展史上地位的认可。提到宋玉，不得不提的就是他的代表作《九辩》。《九辩》创作于战国末期，全篇九章，以悲秋和思君为主题，贯穿始终。宋玉通过细腻的笔触，将自己个人的遭遇与时代的变迁相结合，展现出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和坚守节操的品格。这部作品不仅继承了屈原以诗抒情志、叙经历、叹遭际的写作手法，更在诗歌文人化特色和情景交融方面有所发展，成为了楚辞中的瑰宝。

宋玉的文学创作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著地位。他不仅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更是楚辞文学的开拓者。宋玉的作品在继承屈原文学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他的辞赋语言华丽铺张，情感深沉而丰富，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曾赞叹道：“宋玉比屈原，时有出蓝之色。”这不仅是对宋玉文学才华的赞誉，更是对他在楚辞发展史上贡献的肯定。

关于宋玉的生平事迹，历史上记载并不多。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出身低微，却天资聪颖、善于巧辩、精通韵律、才华出众。然而，尽管他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和正义感、爱国主义精神，却在仕途上颇不得志。他曾事楚顷襄王，却因遭人诋毁而逐渐被疏远。最终，于公元前222年抑郁而亡，葬于今湖北宜城县东境。关于“宋玉墓”，全国有五处之说。但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却在湖北的宜城。即东晋时期的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记载：“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著作《水经注》中说：“城，故鄢中之旧都，秦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城南有宋玉宅，邑人也。”宋玉的生平虽然充满了坎坷与不幸，但他的文学作品却如同不朽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宋玉无疑是屈原之后最有成就的楚辞作家。他的代表作《九辩》不仅继承了屈原的文学传统，更在诗歌文人化特色和情景交融方面有所发展；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在楚辞的星空中，宋玉就像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着后世文学的道路。让我们铭记这位伟大的楚辞作家，继续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宋玉的文学地位，是与其文学成就密切相联的。论述其文学成就，也就是说明其文学地位。若要进而概述其文学地位，则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在楚文学史上，宋玉是由繁盛期转入演化期后的最为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已失去了庄骚的境界和气概，流露出一种“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悲凉。诚如鲁迅所说：宋玉“虽学屈原之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愁，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当然，这并不表明宋玉人品的卑弱，而只表明宋玉作品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其时代的文学特点。宋玉作品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则显示了楚文学的发展因庄骚产生而达到顶峰后所形成的巨大后劲。虽然因国运不昌而文学创作落潮，开始独立发展的楚文学却仍然有如洋洋江水而哗哗东流，并且不断翻出瑰玮新奇的浪花，使得庄骚植成的文学根基继续生枝长叶、发芽吐蕊。

另外，宋玉的主要以属文造赋为王助欢的职业，客观上使他成了中国第一批专业作家之一，而专业作家的出现则对于文学的独立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宋玉的赋作，已不再像庄骚那样主要是为嫉俗以明道、发愤以抒情而作，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示美以悦目、见丽以赏心而作，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明确将文学艺术作为审美创造的产物，并且从审美需要出发而从事文学创作，无疑是文学观念的重大进步。因此，如果说庄骚以文质完美结合的文学形态标志着中国文学的最终形成并结束了中国文学的自发时代的话，那么，宋玉作品则以偏重于审美化的文学形态显示着中国文学的独立演进并揭开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序幕。

其次，因前者而来，宋玉所创造的赋这一新文学样式，在楚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在中国文学史上，宋玉最早作赋并且正式名其作品为“赋”。宋赋脱胎于屈骚，前人对此已明确指出。贺贻孙《骚筏》即说：“人皆谓骚始于屈，赋始于宋，而不知屈子‘骚’中已开赋之先。”但又如前人所述，宋赋的形成，乃是集大成以创新的结

果。宋赋虽然不及屈骚那样在文体上已臻成熟，但也具备了别成一体的基本特征。《诠赋》中归纳赋的特征是“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等等，这些都已由宋赋开其端而表其征，后世的汉大赋则是直接以宋赋为张本而使赋体臻于成熟的。就楚文学的发展而言，在屈骚基础上演化而成的宋赋，显示了楚文学的巨大创造性和强大生命力；就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言，继屈骚之后出现的宋赋则预告了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

再次，宋玉在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的艺术表现方式上所取得的成就，对于诗歌艺术境界的创造方法有着重大拓展，对于诗歌审美创造的价值取向也有着重大影响。“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宋玉《九辩》那寓悲情于秋景，托秋景抒悲情的高妙艺术表现，不知沾溉了后世多少文人学士，实开中国文学史上“悲秋”之作的先河。

最后，宋玉塑造的巫山神女这一文学典型，则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典型，不知倾倒了后世多少才子佳人。在历代文学创作中，围绕着这一典型形象，不仅形成了如“云雨”、“楚梦”、“峡云”、“楚雨”、“高唐十二峰”、“巫山一段云”等等俯拾皆是、百用不厌的系列典故，而且引出了或因其风采、或袭其韵致的系列美女形象。甚至可以说，古代骚人墨客几乎都与巫山神女结下了不解之缘。

总而言之，宋玉虽然未能像屈原那样“以一人之手，创千古之业”，但也以其重大的文学成就确立了他在楚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在文学之为“文学”这一审美创造的具体方面，甚至有超过屈原的出蓝之处。姜亮夫指出：“从战国以后的文学发展来分理细绎一番，我们发现宋玉所撰各文，影响于后世者极大而且多，比屈原影响于‘文学’方面还大得多。”其原因则已如前面所论及的，宋玉是文学发展进入自觉时代的开山作家，宋玉作品体现了进入自觉时代的文学的审美要求和审美特征。也正是如此，古人并不扬屈抑宋，而是往往将“屈宋”并称而同尊共慕。刘勰即称：“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李白也说：“屈宋长逝，无堪与言”。

与宋玉同时的其他文人，如唐勒、景差两人，其生平事迹都莫可详考。除《史记》中仅一语提及他们之外，扬雄《法言》、班固《汉书》、习凿齿《襄阳耆旧传》以及宋玉作品中也都是提及而已。综合各种零星材料，只可以大致知道他们都仕于楚顷襄王为大夫，但实为文学侍从之臣，主要任务是伴楚顷襄王宴游时受命作赋以助欢娱。两人都比宋玉年长，在宫廷中的地位也似不高。年长而名位不及宋玉。

本章小结：确定《诗经》与襄阳的联系，并且肯定襄阳地域的文学受到其影响，以此产生了《楚辞》等作品。这是襄阳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富矿。地域性的文学探讨和研究，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它不仅是地域性文学研究的发掘，也是全局性文学研究的极大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