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代文学史|第五章 楚辞注释汉赋追风

吴仕钊

第五章  楚辞注释汉赋追风

第五章导引

有汉一代的文学，在襄阳有影响的主要是王逸、王延寿父子和《登楼赋》的作者王璨。这个时期的文章风格以汉赋的辞藻作为风格取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安文学‌主要活跃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风格被称为“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包括曹操、曹丕、曹植等，他们的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抱负，风格慷慨悲凉、雄浑壮阔。建安文学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作品内容充实，语言刚健雄浑，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品‌如曹操的《观沧海》等，展现了诗人宽广的胸怀和对理想的追求，语言直抒胸臆，意境宏大。建安文学不仅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在诗歌形式上有所创新，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年—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文学成就，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获得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而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中，又号“邺中七子”。

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建安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汉末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

• 王逸父子楚辞章句

襄阳古代在东汉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荆州记》载：此时襄阳城南一带号称“冠盖里”。为什么会有“冠盖里”的说法？‌据《水经注·沔水中》记载，襄阳城南的太山下自汉末以来就居住着许多名士，刺史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有数十人，他们的车马和华盖在山中相望，因此被称为“冠盖里”。这一名称反映了当时襄阳城南一带的名士聚集和政治地位。东汉初年，襄阳侯习郁在襄阳城南凤凰山麓引山泉水筑池养鱼，形成了第一座襄阳私家园林——习家池。公元190年，刘表将荆州治所从汉寿迁至襄阳，使襄阳成为京城以下州的首府，地辖今湖北、湖南等省的一部分。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襄阳人口剧增，成为当时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此外，‌襄阳在三国时期也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荆州宜城一带也被称为“冠盖里”，因为这里聚集了许多名臣名士和豪族，一时人才鼎盛，不输中原颖川。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冠盖里”在当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个时期的襄阳文学颇引人注意，五彩缤纷，影响深远。

襄阳地灵人杰，宋玉过后，又有双子星座辉耀文坛。他们就是东汉时期南郡宜城（今襄阳宜城市）的王逸、王延寿父子。

王逸（90—165），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载：“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谏、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作汉诗百二十三篇。”习凿齿所著《襄阳耆旧记》载：“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累至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作汉诗百二十三篇。子延寿。”这些记载除个别字句不同外，皆过于简略，不足以了解其生平行事。查地方志书，也寥寥数语。清·乾隆二十五年《襄阳府志》卷五《古迹》载：“王逸宅在（宜城）县西故宜城西北二十步，土人呼为王家屋场。”同治五年重修《宜城县志》则说：“王逸宅在（宜城）县西故宜城西北二百步，土人呼为王家屋场。”又说：“宜城山川顽劣，而多产才士，宋玉、王逸、段成式皆生其地。”“王逸墓在鲤鱼桥南。”“王逸碑在宜城南三里。”其中颇多疑问，如“墓”和“碑”是否在两处？为什么不在一处？段成式生于宜城，也无根据。他自己在《塑像记》中说:“（大中）十三年秋，予闲居汉上。”在《送穷文》中说：“至（大中）十三年，客汉上复作《送穷文》。”此时段成式五十七岁。

王逸是著名的学者、楚辞研究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考定其生平事迹相当重要。“元初”是汉安帝刘祜的年号，约有七年（114—120）。“上计吏”是负责将垦田和赋税数、户口统计数、库存钱粮数，以及地方治安状况等事务向朝廷上报的官员，朝廷依据这些判定地方郡守的政绩，决定升降赏罚。王逸获此重任，不知具体在那一年。有学者考证王逸为校书郎在元初四年（117），校书郎属朝官，当在任上计吏之后。“顺帝时为侍中”一句也太笼统，汉顺帝刘保在位近二十年（126一144），王逸不可能二十年任侍中。“侍中”的地位相当高，为丞相属官，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应对顾问，时常代表皇帝与公卿辩论朝政。王逸究竟哪年至哪年担任如此地位显赫的要员，史无确载。史官失职，致使研究者叹息!

王逸与黄宪有交游。乾隆二十五年陈锷编纂《襄阳府志》卷五《古迹》载：“汉处士黄宪墓：（宜城）县西北十五里。知县朱崇学立碑官路旁。嘉靖间，提学徐式为立祠祀之，自为记，勒于碑。万历中，知县梁雍迁旧碑于迎恩桥，仍立小碑于墓前。今祠已久圮，而墓具存。按：《后汉书》云：“宪，慎阳人，以访友王逸至此，卒后葬焉。”又，卷二十八《寓贤》载：“黄宪，字叔度，慎阳人。郭林宗云：‘叔度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后访王逸，卒于宜城，因葬焉。墓在县西二十里，有祠祀。朱崇学立碑于墓。”黄宪是汉末名士高度评价的人物，陈蕃、郭林宗皆与之友善。陈蕃为三公，临朝叹曰：“叔度若在，我不敢先佩印绶矣！”这些“三君”、“八俊”中人物看重的黄宪，却跑到宜城来访王逸，且死葬宜城。王逸的身价可想而知！据道藏本《意林》正部载：“（王逸曰）明刑审法，怜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谚曰：‘政如冰霜，奸轨（通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贼不生’。”由此知，王逸对刑法也有自己的看法。

王逸的文学著作颇丰，保存下来的除《楚辞章句》外，还有赋作《机妇赋》《荔支赋》及《折武论》残篇，诗歌仅《琴思楚歌》一首。然而，其文学成就与影响是深远的。《楚辞章句》是王逸早年举上计吏、任校书郎时期的著述。是今人研究楚辞必备的文献资料。《楚辞》原本是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景差等人的作品集，加上他自己写的一篇《九叹》，共收楚辞作品十六篇。王逸在作注时，又加进自己写的一篇《九思》，总共就成了十七篇。《九思》的写作时间当在汉顺帝时，至于创作的目的，王逸说：“逸与屈原，同土同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禅其辞。”全诗由九个短篇组成，代屈原抒发忧愤之情。在艺术上，《九思》善于运用比喻和象征的表现手法，深化主题，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王逸之所以写《九思》，是因为与屈原同土、同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屈原的家宅在郢都（或是在丹阳）附近。这个推测与传统的说法有所抵牾。

王逸的主要贡献在于为这些作品作注，并对每篇作品简释题意、阐述创作意图。逐句注解，而且着重于词汇的解释，在扫除语言文字障碍方面为读者提供了方便。每篇作品前的小序，为读者阅读理解文章内容提供了帮助。《四库提要》评为“逸注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也就是说，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研究楚辞的本子，保留了先儒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看法，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资料。

《楚辞章句》极富文献价值。在资料、训诂方面，保存了汉代以来的旧说。是汉代人解说楚辞的总结，反映了汉代学者研究楚辞所取得的成就；在音韵学方面，它又为研究古韵提供了参考；在地方方言研究方面，它为研究楚地方言提供了资料。该著作成书于东汉中后期，集汉代楚辞学研究之大成，是汉代楚辞学的最高成就。同时，对班固以“经义”否定屈原精神进行了批评。班固虽称屈原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称屈原为“妙才”。但他对屈原精神则是全盘否定的。王逸在《离骚章句叙》中，针锋相对地批驳班固。他指出“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竟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屈原）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并认为屈原的“怨”、“刺”与《诗经》“怨主刺上”同类。符合儒家经义。

‌王逸注释《楚辞章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楚辞》的“讽谏”和“教化”意义‌。王逸认为《楚辞》“依托《五经》以立义”，具有与《五经》同样的性质，因此在注释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强调《楚辞》的教化功能。他在注释《楚辞》时，采用了汉代儒家经学的研究方法，将屈原的独特人格精神和诗歌艺术都儒学化。他在《楚辞章句》中建立了“香草美人”的阐释系统，这个系统对后世影响深远。他还在每篇前都撰写序文，说明各篇的作者和写作时间，并阐释题意和作者的创作意图，这些序文也体现了王逸对《楚辞》的理论认识。

也有学者对《楚辞章句》的序文提出疑问的，如近人蒋天枢先生。然而蒋氏仅疑其非王逸作而是旧本原有。随后，林维纯先生在蒋氏基础上作申论，认为其前15卷的前序均为刘向作。他说：“今存于《楚辞章句》1—15 卷的前序，最有可能出于西汉后期宗室大臣刘向之手。”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林氏这一新说不能成立。一是认为，从时代要求与思想体系角度证明刘向作不能成立；二是从《九辩序》看《章句》前15卷的前序也非刘向所作。强调《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小序的“（王逸）并叙而注之”与《文选集注·离骚经小序》集注者的“此序及《九歌》《九章》等序并王逸所作”是毫无疑义的，即《楚辞章句》19 篇序文均为王逸之所作。至于这些序文之间、序注之间的种种问题，那是王逸的事（流传过程中之失除外）。当然，此中或有部分是后人未解所致，即本无问题。不过，那是另一回事。

历来研究中，对王逸多有肯定，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经学肯定。从现在的眼光看，更多的应从文学观上去认识。王逸关于文学本质的观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他的文学观既受主流思想代表的影响，如他关于作文“言志”“志”中含“情”的看法与《毛诗大序》相一致。但是王逸也有越出主流思想而散发出异彩的论述，如他指出感情可以尽情的抒发，甚至到了呼天抢地不能自已的程度也无关紧要。只要感情抒发得足够动人，足够悲，就是好文。这就超越了汉代《毛诗大序》所规定的“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的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其抒情的代表作《琴思楚歌》就是例证。诗曰：

“盛阴修夜何难晓。思念纠戾肠摧绕。时节晚暮年齿老。冬夏更运去若颓。寒来暑往难逐追。形容改少颜色亏。时忽晻晻若骛驰。意中私喜试用为。内无所恃失本义。志愿不得心肝沸。忧怀感结重叹噫。岁月已尽去奄忽。亡官失禄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复位。久处无成卒放弃。”

王逸的这首七言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究竟是哪一首，文学史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主要有四种意见：其一认为汉武帝与群臣的“柏梁联句”是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其二认为张衡的《四愁诗》是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其三认为曹丕的《燕歌行》是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其四认为张衡的《思玄赋》是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针对这四种不同的观点，徐宗文在《王逸〈琴思楚歌〉与七言诗的形成》一文中指出：“这四种观点之所以不能成立，乃是由于各自都存在着‘致命伤’。第一种意见存在着‘真伪莫明’的问题，第二种意见存在着‘尚非全体’的问题，第三种意见存在着是否‘最早’的问题，而第四种意见则存在着‘非别篇’的问题。”所谓“真伪莫明”，是指“柏梁联句”有后人伪托之疑；所谓“尚非全体”，是指《四愁诗》第一句夹有“兮”字；所谓“非别篇”是指《思玄》并不是独立的一首诗，而是《思玄赋》的一部分。基于此，许宗文认为王逸的《琴思楚歌》才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歌。他说，《琴思楚歌》“全诗十五句，句句七言，构成一整体，既不是有句无篇，又不是残缺不全，更不需要用‘兮’字来凑足字数，它句句押韵，三句一换韵，韵脚整齐，全诗抒忧写愤，一气流注，诗味浓烈，诗情盎然。”他还认为，这首诗比曹植的《燕歌行》早数十年，又不属赋体或其它什么文体，又不附着于别的文章之中或末尾，它单独成篇。这才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从诗歌所表达的内容、感情分析，显而易见，这首诗当是诗人晚年所作。从内容之凄苦境况推测，或作于侍中改豫章太守、其子王延寿溺死之后。从“亡官失禄”句推测，王逸曾被罢官免职。但为什么罢官，什么时候被罢的官，史无记载。那么，这首诗又有可能作于被罢官之时。

王逸在文学上的影响，还在于他是最早用赋反应劳动人民生活的赋作家。今天我们无法读到王逸所写的完整赋文，流传下来的仅《机妇赋》《荔支赋》两篇残篇。《机妇赋》残篇，盛赞了织机的功用：“上自太始，下讫羲皇，帝轩龙跃，庶业是昌，……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描写了织妇登机作业的情景：“纤纤静女，经之络之。尔乃窈窕淑媛，美色贞怡。解鸣佩、释罗衣，披华幕，登神机。乘轻杼，览床帷，动摇多容，俯仰生姿。”《机妇赋》在中国赋史上是第一篇具体描写妇女纺织劳动的赋，赋中描述的织机形制和织布过程，对考察汉代纺织业的发展情况，可说是一份十分重要的资料。汉赋一般畸重宫廷和上层贵族生活的铺排描写，而王逸却把目光投向劳动妇女的生活，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荔支赋》是一篇咏物赋，虽亦属残篇却可以窥见王逸的文才。“乃睹荔支之树，其形也，暧若朝云之兴，森若横天之彗；湛若大厦之容，郁如峻岳之势；修干纷错，绿叶臻臻。”四个贴切的比喻句，描写出了荔枝树的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角卯兴而灵华敷，大火中而朱实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离离如繁星之着天”，描写的是荔枝树的开花、挂果以及到成熟的景象。“角卯”、“大火”是天上二十八宿的星名，用以表明荔枝开花、结果的季节。接着描写荔枝果实及其味道的甘美，并盛赞荔枝的“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

王逸的抒情七言诗《琴思楚歌》，格调低婉沉郁，与他儿子王延寿英年早逝有关。王延寿（142一163），字文考，一字子山。著名的文学家，刘勰《文心雕龙》说：“王逸博识有功，而绚彩无力。延寿继志，瑰颖独标。其善图物写貌，岂枚乘之遗术欤？”《后汉书》也说王延寿“有俊才，少游鲁国，作《鲁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除《鲁灵光殿赋》外，尚有《梦赋》《王孙赋》《桐柏淮源庙碑》等。他的结局，有人说：延熹六年（163），前往豫章看望任豫章太守的父亲，绕道湖南欲凭吊屈原，途经湘江黄陵口，溺水而亡，年仅二十一岁。还有人说：溺死于汉水，死时年仅二十四岁。而张华《博物志》则云：“王子山与父叔师到泰山从鲍子真学算，到鲁赋灵光殿，归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究竟是怎么回事，恐怕也还是个谜。

王延寿富有文学天才，虽英年早逝然其文学成就颇有影响。其主要成就在文赋的创作上，代表作就是《鲁灵光殿赋》。这篇赋被梁太子萧統收入《昭明文选》，流传极广。据传，王延寿赴鲁时，父亲王逸嘱咐他到鲁后去看看灵光殿，把灵光殿的情状记下带回来，以便好写灵光殿赋。王延寿去后，便用韵文的形式记下所见，回来后交给父亲王逸。王逸看后，非常高兴地夸奖儿子说：“这就是一篇好赋啊，我写不出更好的了。”

另外一个因此而搁笔的人则是蔡邕，蔡文姬的父亲，当时著名的学问家。他也曾打算写一篇《鲁灵光殿赋》，后来看到王延寿所作，遂不复作。由此可见，王延寿在赋坛上的名气该是多么大。《晋书·阮籍传附阮孚传》载“孚，字遥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而以字焉。”可见，闺中女子也读此赋。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列举了战国至魏晋时期十位赋作家，并一一评说。王延寿的《灵光殿赋》“含飞动之势”，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杨雄的《甘泉赋》并称，并与荀子、宋玉、枚乘、贾谊、王褒等成为十大“辞赋之英杰”。又在《才略》篇中写道：“延寿继志，瑰颖独标，其善图物写貌，岂枚乘之遗术欤？”刘永济所著《文心雕龙校释》，在介绍《鲁灵光殿赋》时写道:“文考《灵光》，专赋宫殿，篇中凡阶堂壁柱，扉室房序，栌枅柄牚，以及栋窗之雕刻，榱楣之绘画，一一铺写，皆能得营造之精意，读之觉鸟革翚飞之壮如在目前。故曰‘含飞动之势’。又此文既以摹略物象为主，故用字铸词，亦能曲尽其妙，与子云（杨雄）之作，可以比观。惟子云《甘泉》为赋典礼之先型，文考《灵光》则赋宫殿之极则；赋典礼故以‘深玮’为宜，赋宫殿则贵有‘飞动’之势。”其分析、评价甚是精当。除《鲁灵光殿赋》外，留存下来的还有一篇《梦赋》。作赋的原因，《后汉书》说：“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励。”从赋文看，他的确做了一个噩梦，在梦中他同“蛇头而四角、鱼首而鸟身、三足而六眼、龙形而似人”的鬼神，进行了顽强的搏斗。经过勇敢的奋力搏杀，鬼神惊慌不已，“或蹒跚而欲走，或拘挛而不能步，或中创而婉转，或捧痛而号呼”，正在短兵相接之时，忽然雄鸡一声高唱，鬼魅们纷纷逃匿而去，于是烟清雾散。可以说，这是一篇曲折反映社会现实的“打鬼”名篇。这篇赋收在《全后汉文》中，也可以在《艺文类聚》中找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读一读。

王延寿还有一篇《王孙赋》，写狡兽猕猴的。此赋先写“天地之造化”，“神伟之屈奇”，王孙猕猴正是应运而生的狡兽。接着赋中写道：“有王孙之狡兽，形陋观而丑仪。颜状类乎老翁，躯体似乎小儿。”然后从眼、鼻、耳、唇、齿、颊的特异等处，详写狡兽猕猴的“陋观”、“丑仪”。再后，描绘猕猴的攀岩援木之灵巧形态：“缘百仞之高木，攀窈裹之长枝。背牢落之峻壑，临不测之幽谿。寻柯条以宛转，或捉腐而登危。若将颓而复着，纷嬴绌以陆离。或犀跳而电透，乍瓜悬而瓠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猕猴履险如夷的轻巧和机敏。最后写猕猴因“好哺糟”被人所捉：“乃设酒于其侧，竟争饮而蹋驰。顼陋酌以迷醉，朦眠睡而无知。”“归锁系于庭厩，观者吸呷而忘疲。”全文描写生动、逼真，而且寓意深刻，值得一读。

• 王粲盛名七子首指

有些学者在数列襄阳历代名人之时，往往不把‌王粲列在其中，原因是他的籍贯不是襄阳的。而我们研究襄阳古代文学史，就不能绕开‌王粲。他的《登楼赋》对襄阳名称的影响很大，巍然屹立在襄阳古城东南角的仲宣楼，不断地在向人们讲述那历史的烟云和故事。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被刘勰称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这位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和官员，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并称为“建安七子”。其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数量和质量上，更在于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他的代表作《登楼赋》和《七哀诗》等作品，以其苍凉悲慨的风格和才力豪健的表现，深受后人推崇。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评价他“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己”。千百年来，人们把“王粲登楼”作为怀才不遇、思念故土的典故。“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为避董卓之乱，南下襄阳依附刘表，因其貌不扬，体材瘦小，衣着随便，未被重用，郁郁不得志，长达15 年。一日，登楼有感，写了著名的《登楼赋》。全文 300 余字，情寓于景，借景抒情，其情亦真，其言亦哀。这篇千古绝唱赋于何处，长期以来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此赋前段是说城楼周围的环境、形势、物产等。其中有四句道出了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名胜古迹。这就是“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北弥陶牧，西接昭丘”。清漳是指清江和漳水；曲沮是指沮水；长洲是指水中的沙洲；北弥（至）陶牧，是说楼北有陶朱公（范蠡）墓；西接昭丘，是说楼西有楚昭王墓。据此，南朝宋盛弘之以为在江陵；唐朝刘良注此赋说在当阳；明朝文学家王世贞则认为在襄阳。以后的志书、辞书、古文选讲等，各据自己的观点，从上述三地中择其一。

说赋于当阳，是因为沮水在当阳与漳水会合流入长江；说赋于江陵，是因为江陵附近有陶朱公墓；说赋于襄阳，是因为对上述地理位置与名胜古迹有不同看法。王世贞与他的襄阳友人周绍稷认为：“刘表用二蒯、蔡瑁计，讨平诸贼，北据江川，以临中土，凡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盖始终不离襄阳。而江陵特其支部（此时荆州治所在襄阳，江陵为荆州辖地）。仲宣依刘表为幕下参佐，以供朝夕，不应去襄而登江陵群楼也。”（《仲宣楼记》载光绪《襄阳府志》、同治《襄阳县志》）。断定仲宣楼“其在襄阳，去赋事辞稍远，而于理为近也”。他们认为漳水源于南漳，沮水源于保康，均系襄阳辖地；宜城亦有楚昭王墓。至于赋中的“蔽荆山之高岑”，认为襄阳离荆山比江陵、当阳离荆山更近。并指出华容、济南均有陶朱公墓；昭王避吴去郢徙鄀后，此地已是楚国之国都；沮水注入汉江。

争论一两千年后的今天，问题逐渐明朗。历史地理学家石泉教授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以深入调查所取得的丰富资料，雄辩地证明了历史地理的变迁是客观存在的。《登楼赋》中的一些汀流、城池，并非习惯上所说的位置。石泉教授认为发源于保康、南漳的古沮漳二水，因为两县以南都是山地，只可能向东（偏南）流，于今宜城南注入汉水。古代许多地理书都有沮漳二水流入汉（沔）的记载。至于沮漳二水“入江”，江，并非长江的专称，汉水也叫“汉江”或“江汉”。

“宋、齐、梁的当阳县城，是在当时的沮水（今蛮河）南岸，漳水也流过县境，麦城则在城东南，位于沮漳之间，在沮水东漳水西，当二水即将会流之处”。“麦城当在今宜城西境蛮河流城平原上”。“秦汉江陵城应在今湖北宜城县南境宜城平原上的楚皇城遗址。”后江陵两次南迁，仍未出宜城境。第三次因西魏大军毁城，才于公元555年迁至今江陵新城。

此外，现存之志书对楚昭王墓也有记载。“昭丘”，是指昭王墓。同治《襄阳县志》载：“在湖北省，凡三见：一在襄阳，一在宜城，一在当阳。”“楚昭王墓在习家池北。按《南雍州记》：齐建元中，盗发王冢，得玉镜、玉笈、古书、竹简、青丝、简编。”“昭王迁郢于都故城。证据确凿其为楚昭王。”

从上述事实和论据看来，王粲登楼作赋之处，绝非今之当阳、江陵。即使不在襄阳城也可能在宜城南漳交界蛮河南岸的当阳故城，离襄不过百里。襄阳仲宣楼在东南角城墙上，原楼早土己。明襄王重建。王世贞作《仲宣楼记》。清顺治时修葺。都御史赵兆麟题“先生之风”以刻石，后圮。“雍正中副使赵宏恩重建，乾隆二十五年知府胡翼重修，后废。光绪二年修城。得‘先生之风’四字于楼下，因置小楼，嵌赵刻焉。”据悉，仲宣楼毁于民国初年。为一楼一底。上下两层，结构简单，造形古朴，与西邻之奎星楼相较，有些相形见绌。奎星楼高十余丈，砖木结构，六角形，三层三檐，檐角高翘。下悬风铃。基墙六面，门向南开，内有木梯，周有围墙，粉墙青瓦，明静肃穆。”

仲宣楼自建以后，累有抒情记事之诗文。其中尤以明朝“弘治十才子”之一，官至户部尚书的边贡《登仲宣楼》五言律诗二首，最享盛名。一首颈联为“岛没山中树，云浮海上沤”；颔联为“旌旗连树色，鼓角动边愁”。另一首二、三两联为：“日华浮野雪，霞彩散川沤；俯仰悲千古，登临起四愁。”抒发了作者登楼所见后而产生的希望国家统一安定的思想感情，用张衡的“四愁”表达对国家的关怀。

王粲的《登楼赋》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是我国古代登高之作的里程碑式之佳作。它是登高文化兴起的奠基之作，古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影响的登高之作；几乎涵盖了历代登高之作的思想内容，是其后文人登高抒怀的母体；体现了古代登高之作的最高艺术成就。充分认识这篇抒情之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无疑有重要意义。

王粲的《登楼赋》在当时名满天下，他的赋以写愁动人，曹植曾赞扬他：“既有令德，材技广宜，疆记洽闻。文若春华，思若朱湧，下笔成篇”。据说王粲是登高写愁（或登楼写愁）的第一人，看他的句子：“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其悲乡遥远，见景致独怆然而泣下，愁，愁到了极至。后人以“王粲登楼”作为怀念故国乡土的典故。大概也是承认他的创作。宋·高似孙说：“只问寒沙过雁，几番王粲登楼。”宋·周密也说：“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一直到明·许三阶还说：“休休，绝塞羁留，怎如于登楼？”扬雄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可见，楼的影响不小。这是继承了丽以则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笔法创作出的抒情名篇。它代表了东汉抒情小赋的最高艺术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仅利用登高这种形式来抒怀遣情，更重要的是，把个人的不幸放在时代离乱动荡的大社会背景中，从而使作品表达出一代人的心声，成为那个时代的实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意义。而把国愁家愁、个人壮志难酬的苦闷融入登高文化中，也使这篇赋文开了先河。它的出炉，不仅丰富了登高文化的内涵，也扩大了登高文化在文人中的影响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登楼赋》不仅是登高文化兴起的奠基之作，也是古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影响的登高之作。

• 汉赋辞藻风格取向

汉赋，可以说是极尽辞藻之美。何谓汉赋？这是在汉朝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五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四百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是中国汉代的一种文体。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荀子的《赋》；作为哲学思想与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黄老思想、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汉赋注重的是其“述客主以首引”这种“本于庄、列寓言”的虚拟，以及于铺陈叙事中对神祗鬼物的暗喻。汉赋的虚构集中表现为，散体大赋习惯于铺陈叙事中暗喻神祗鬼物；骚体赋习惯于体物抒怀中追慕人神同游的超脱；某些汉赋直接以祭神和颂神为主题内容；个别汉赋甚至直接涉及人鬼交通的文化题材。汉赋表现出一种体物写实与神话想象相结合的审美取向。这种神话与现实交错并举的手法，确实产生了“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的艺术。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辞藻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赋以其华丽的辞藻、丰富的想象和独特的表现手法，为后世的诗词、散文等文学体裁提供了借鉴。汉赋的辞藻华丽、描写细腻，这种风格不仅展示了汉代文学的高超技艺，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例如，汉赋中对宫殿城市、帝王游猎等场景的描绘，不仅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还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此外，汉赋中的宏大叙事和深刻的历史思考，也对后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班固的《两都赋》通过描绘汉代长安和洛阳的繁华景象，表达了对社会、政治和历史的深刻洞见，这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对‌诗歌创作，汉赋的辞藻华丽、描写细腻，为后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和表现手法。许多诗人从汉赋中汲取灵感，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二是对‌散文和辞赋影响更为直接，汉赋的宏大叙事和细腻描写对后世的散文和辞赋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散文和辞赋作品都受到了汉赋的启发，展现出宏大的叙事风格和细腻的描写技巧。更重要的是‌文学观念的影响，汉赋的发展促进了文学与一般学术的初步区分，推动了文学观念的演变和发展。后世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借鉴汉赋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和观念。

汉赋成为一种风格取向，是有其文化渊源的。作为文体名称，汉赋渊源于荀子的《赋》；作为哲学思想与文学体裁，汉赋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从汉赋四大家的作品看汉赋的风格取向，所表现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散韵结合和‌夸饰手法，对后世尤其是对对魏晋文学的风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魏晋时期，汉赋的文学风格逐渐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魏晋时期的赋家开始注重文学形式的创新和变革‌。他们通过运用修辞手法和词藻的变化，使赋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更具艺术性。同时，魏晋时期的赋家开始注重个人情感和内心体验的表达。通过对自己的情感和体验的真实描写，使赋的内容更加真实和感人。这些变化使得魏晋时期的汉赋更加丰富多彩，更具艺术性和感染力。例如，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改变了大赋的无节制夸张，不以歌颂为目的，而是以强烈的批判态度来抒发个人的生活感受。这些小赋篇幅短小、语言简洁易懂、风格清新简洁。

本章小结：东汉至魏晋时期，是襄阳古代文学的辉煌时期。中国历史的断代研究有“魏晋南北朝”专题研究，说明此时期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而本章只能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