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代文学史|第十一章   明清诗文府志遗韵

吴仕钊

第十一章明清诗文府志遗韵

第十一章导语

在第九章中曾经提到过“襄阳古代文学‘双高峰’时期”，其中之一是唐朝时期，第二个高峰时期便是明清时期。一是明清时期襄阳经济繁荣带动文化兴盛。此时期，襄阳是重要的商贸重镇，有“商贾连樯，列肆殷盛”之说。经济的繁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素材；二是文学创作活跃。明清时期襄阳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涵盖了诗词、散文、小说等多种体裁。虽然没有像唐代那样涌现出大量全国知名的文学家，但本地文人创作活跃，文学作品数量众多，质量也较高；三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明清时期的襄阳文学在继承唐宋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文人们不仅关注社会现实，还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使襄阳文学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唐代和明清时期襄阳文学的繁荣，分别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经济的繁荣以及文人的积极参与和创作，因此被称为襄阳古代文学史上的“两个高峰时期”。

‌明清时期的襄阳，商业和手工业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形成了皮坊街、磁器街、炮铺街等行业集中的街道，吸引了大量从业人员。这种商业的兴盛带动了建筑、戏剧、曲艺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勾栏瓦舍、茶楼戏楼、剧场书场等文化设施应运而生，使得襄阳成为鄂西北的物资集散地和文化艺术的交流中心。此时的襄阳地处南北交汇的要津，南船北马的便利成为交通的枢纽，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襄阳的文学艺术自然而然地带有南北交融的特点。襄阳的艺术既不纯粹是南方风格，也不纯粹是北方风格，而是南北兼融的风格。例如，襄阳的石狮子体型壮硕、雕刻精细，既体现了北方石狮子的气派，又体现了南方石狮子的神韵，这种南北兼容的特点正是襄阳艺术的特点。明清以来，襄阳民间有“一清（清戏）、二黄（汉戏）、三越调，梆子、花鼓、梁山调”的说法，表明当时有上十个剧种同时出现在襄阳，场面的热闹可想而知。这些外来剧种与本地剧种如清戏、襄河越调、襄阳花鼓等相互影响，丰富了襄阳的文化生活。襄阳历史悠久，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铁打的襄阳”“华夏第一城池”之誉。襄阳是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和人物故事。

值得关注的是晚明文坛盟主、礼部尚书李维桢的《大泌山房集》内容赡富庞杂之极，对当时盛行的文人结社颇多记载。李维桢的诗学思想开放圆通，使他的交游范围非常广泛，这从《大泌山房集》中记载的海岱诗社、丰干社、颍上社、白榆社、樠山社、白门社、桃花社、金陵大社、淮南社、湛园社等十余个诗社的情况即可窥知。‌李维桢‌，字本宁，湖北京山人，生于1547年，卒于1626年。他是晚明著名的大臣和文学家，文坛领军人物。李维桢于隆庆二年（1568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后参与修撰《穆宗实录》。在万历朝，他出任陕西右参议、提学副使等职务，宦海浮沉近三十年。天启初年，他以布政使之职赋闲在家，后被召为南京太仆卿，最终官至礼部尚书，卒于家，年八十。崇祯继位后，赠其太子太保。李维桢秉性乐观豁达，交际广泛。他的文章恢宏恣肆，极有才气，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请教。他的诗歌各体兼备，尤擅七言古诗、律诗、绝句，风格多样，包括雄浑壮阔、沧桑悲凉、清远明丽、轻松戏谑等。他撰写的碑文、题辞几乎遍及海内，成为晚明文坛的盟主。《大泌山房集》《穆宗实录》《史通评释》等作品，展示了李维桢在文学上的深厚造诣和影响力。

明朝的襄阳王现象，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对丰富襄阳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襄阳籍的官员留下的作品，尤其是府志类史书，为研究襄阳历史文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

明清时期的“襄阳王文化”对襄阳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文化传承与地方认同的强化。

“襄阳王文化”与襄阳的历史渊源密切相关，尤其是与昭明太子萧统的关联。昭明太子出生于襄阳，其编纂的《文选》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经典，对后世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时期，襄阳人对昭明太子的纪念活动不断，如修建昭明台等建筑，进一步强化了襄阳作为文学重镇的地方文化认同。

2. 文学创作的题材与灵感来源。

“襄阳王文化”为明清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灵感。例如，昭明太子及其家族在襄阳的活动，成为文人墨客歌颂的对象。文人通过创作诗歌、散文等形式，表达了对襄阳历史文化的敬仰和热爱，同时也推动了地方文学的发展。

3. 文化氛围的营造与文人聚集。

明清时期，襄阳作为重要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游历、定居或任职。这些文人受到“襄阳王文化”的影响，积极参与地方文化活动，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例如，襄阳的昭明台成为文人墨客的聚会之所，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4. 文学风格与传统的延续。

“襄阳王文化”强调文学的雅正与经典性，这种文化传统在明清时期的襄阳文学中得以延续。文人在创作中注重对古典文学的继承和发扬，追求高雅的文学风格，使得襄阳文学在明清时期呈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5. 推动地方文化研究与传播。

明清时期，襄阳的文化研究和传播活动也受到“襄阳王文化”的推动。文人通过对昭明太子及其家族的文学成就的研究，进一步挖掘襄阳的历史文化资源，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从这五点看，“襄阳王文化”在明清时期对襄阳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创作题材、文化氛围营造、文学风格延续以及地方文化研究与传播等方面，进一步巩固了襄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本章将重点介绍这些。

第一节  诗文鸿篇襄王文化

‌明朝时期襄阳文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和文学交流上‌。诗歌创作既有本地的作家的诗歌诞生，也有外地著名诗人到访襄阳后，有感襄阳人文历史而写的诗作。如：‌《入襄阳》是明代诗人顾璘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描绘了襄阳黄龙山和樊城的自然风光：

黄龙山北树含烟，

白马亭东水拍天。

传道樊城风景好，

酒家楼阁镜中悬。

‌《襄阳隆中》是明代诗人王缜的作品，以襄阳隆中为背景，表达了对历史的缅怀和对贤相的敬仰，龙卧闲云，云卧春光，隆中静谧，探天钧之秘。诗人在此静心学习，感悟天道之平衡，对历史上的贤相产生深深怜惜：

龙卧闲云云卧春，

隆中习静探天钧。

独怜三代真良佐，

不见云台日月新。

这些诗歌不仅描绘了襄阳的自然风光，还表达了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感悟，展示了诗人对襄阳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王越写的襄阳《隆中十景赋》《隆中十景诗》，用鸿篇巨制，将襄阳厚重的历史文化予以呈现。

隆中十景赋

征车彭彭，离思傍傍。将适古郢，道出襄阳。余有狎客，遨游四方，不相闻者二十余年，乃邂逅于是邦。䅋于之驾，相与行乐。临习池，登岘首，会万象以容与，揽八极以徜徉。少焉，扬䄃引领，以示余曰：子见西北之形胜乎？而苍苍，而茫茫，而颉而颃，而低而昂，是谓隆中孔明高卧之乡。人虽云亡，物固无恙。子不我尤，请语其详。彼规模闲雅宏远，气欿灵长，识时务之馆舍，屈帝胄之门墙。三顾堂也，神剜鬼甃，泉冽土香，通九仭永脉，涵一镜之光。

六角井也，连连绵绵，似烟非烟，排闼而入，隐几而眠。野云庵也，皓皓姢姢，上弦下弦，孕形于地，分派于天。半月溪也，老龙之洞，藏珠垂涎；小虹之桥，住重济川。抱膝之石如掌平。雨漫漫兮苔藓生，古栢之亭若画，清风潇潇兮猿鹤惊。曰躬耕兮嘉遯以迯，其名曰《梁甫》兮豪吟以放其情。况有仙翁兮以主其盟，瓦砾草木兮皆吐气而向荣。子号善鸣，盍为之品评。噫，客之言则得矣。但得其皮，未得其髄。舍堂以取，益眇弃井以度水。庵思乐城之工，见溪思流马之技，见洞思劒阁之闳深，见桥思斜谷之迤逦。

若夫败军正马谡之诛，乱政示廖立之徙。开门伏旗皷之疑，挑战遗巾帼之耻。或屯田于渭濵，或平蛮于越嶲，或临阵而挥羽扇，或对敌而肃营垒。既而大星坠，仲逹走。五十四年之寿，二十四篇之纪。百姓巷哭，戎夷道祀。果石邪？抑耕与吟邪？余莫可得而指。是景外之奇，然未画其美。至于出师有表，允符训命之词；八阵有图，妙合韬钤之旨。故宜伊吕之俦，岂特管乐之比。使先生生于三国之前，则后有所恃；使先生生于三国之后，则前何所倚。造化其有意乎？

先生应时而起，定鼎足于将倾，收灰烬于既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又何足齿？大丈夫所学，盖当如此。退而不学，先生必为奔竞之子；进而不学，先生必非忠正之比。顾余晚生，幸识先生之里，覩物思人，髙山仰止，抚景放歌，忠义之士纵未恊于楚声，似颇公于晋史。嗟呼！寿也固谬于理，宋之仰儒奚从而风靡？由汉以还，知先生者晦翁一人耳。由晦翁以至于今，谁复知已？其或有之哉，则亦无有乎尔。

十景诗

1、古栢亭：归官城外碧森森，几度曾歌杜甫吟。今日亭前见顔色，风霜不改岁寒心。

2、躬耕田：春草离离锁暮烟，英雄人去巳千年。自从伊尹耕莘后，只有隆中一片田。

3、老龙洞：海门风雨水声寒，天巧潜通石眼宽。却恐卧龙原不死，至今还在此中蟠。

4、小虹桥：横跨溪流若掌平，一泓放出水云清。有人覩物思玄德，曾向小虹桥上行。

5、六角井：一脉深清起卧龙，独怜未遂济时功。古今多少英雄泪，尽在先生此井中。

6、半月溪：一曲溪流几许深，三分事业已消沉。水光依旧清如镜，照见武侯忠义心。

7、野云庵：万叠云深扫不开，半星无处着尘埃。就中结个茅庵子，只讦清风明月来。

8、梁甫岩：寂寂云岩艸尌深，不求闻逹自长吟。先生一去无遗响，更有谁知晏子心。

9、抱膝石：慨想先生抱膝时，满怀忧思有谁知。于今一片苍苔石，胜似襄阳堕泪碑。

10、三顾堂：三顾堂空暮雨寒，君臣鱼水古今难。这些枉驾殷懃意，常在人家画裏看。

[见诸《黎阳王襄敏公集（王太傅诗文集）》4卷，（明）王越撰，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但贵元刻本。]

王越（1426年－1499年），初名王悦，字世昌。大名府浚县（今河南浚县）人。明朝中期将领、诗人。景泰二年（1451年），王越登进士第，授御史。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明宪宗时官至兵部尚书，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曾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于红盐池之战、威宁海之战中两次远袭鞑靼。因军功获封威宁伯，成为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另两位为王骥、王守仁）之一，世称“王威宁”。亦为首任三边总制。成化十九年（1483年），权宦汪直被贬后，王越遭夺爵除名，谪居安陆。明孝宗即位后，王越获赦回乡。后以左都御史衔致仕。弘治十年（1497年），起复原职，并加太子太保，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其后兼制延、宁两镇。次年，于贺兰山击破鞑靼，以功进少保兼太子太傅。旋受命经略哈密事务。弘治十一年十二月（1499年1月），王越在甘州逝世，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襄敏”，后世称其为“王襄敏”。

襄阳人兰以权在明洪武三年担任应天府（南京）知府，促进了襄阳与江南地区的文化交流。襄阳自古以来就是文化重镇，尤其在唐朝，襄阳诗歌创作达到了高峰。进入明朝，襄阳与江南地区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这种交流不仅限于诗歌创作，还涉及文学评论和创作，进一步推动了襄阳文学的发展。这也有历史渊源，襄阳在唐朝是山南东道首府，在宋朝是京西南路首府，历史上多次被提议作为都城，显示了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这种历史背景使得襄阳在明朝时期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文化影响力，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创作和交流。

明朝时期的襄阳文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襄阳王文化”。襄阳王的分封始于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期间。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于1424年登基为帝，年号为“洪熙”。襄阳王的始祖是朱高炽的第五个儿子朱瞻墡，他在1424年被封为襄王，并在1436年迁往襄阳府。明朝分封襄阳王的主要目的是巩固政权和镇守边疆。襄阳地处湖北，是明朝的重要边疆地区，分封襄阳王可以有效地镇守这一区域，防止外族侵扰。此外，襄阳王的分封也是明朝藩王制度的一部分，通过分封藩王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明朝的藩王制度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旨在通过分封子弟来巩固统治和防止武将专权。朱元璋认为秦汉唐宋的灭亡都与没有强大的藩国支持有关，因此他制定了藩王制度，既设立郡县管理地方，又通过藩国来防御外敌和防止武将势力过大。这一制度在明朝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藩王势力过大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最终影响了明朝的稳定而导致灭亡。‌明朝分封襄阳王的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襄阳王府的营建者朱瞻墡因其贤能而被称为“天下第一贤王”。朱瞻墡在土木堡之变后，两次上疏朝廷，维护明英宗朱祁镇的地位，并得到英宗的恩宠和一系列特权，如特设护卫、赐玉印、预造园寝等。这些恩宠不仅提升了襄王府的地位，也使得襄阳在明代藩王府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其次，襄阳王府的建筑和文化活动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襄阳王府占地约4万平方米，规模宏大，气势非凡，成为大明王朝的一处重要藩王府邸。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占襄阳并在王府门前修建了绿影壁，这一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成为襄阳的重要历史遗迹。

此外，襄阳王府的文化活动也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明英宗曾为襄王作《岘山赋》《汉水赋》及《襄阳四时歌》，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明朝的文化繁荣，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此前的襄阳王的封地在长沙府。‌襄阳王的封号和封地变迁反映了明朝对地方治理的调整‌。襄阳王的封地从长沙府迁至襄阳府，这一变动反映了王朝对地方治理的调整。襄王府的营建者朱瞻墡在襄阳城内营建王府后，襄王一脉在襄阳历七代八王，共计205年，见证了大明帝国中后期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襄阳王在明朝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襄阳王朱瞻墡被誉为“天下第一贤王”，他在土木堡之变后两次监国，得到帝王的信任与恩宠，尤其是他与明英宗朱祁镇之间的君臣交往，被史家认为是“千载奇遇”。明英宗曾多次召见朱瞻墡并给予其特权，如特设护卫、赐玉印、预造园寝等，显示了对其叔父的恩宠和信任。‌襄阳王府的建筑风格和历史价值‌也体现了明朝的文化特点。襄王府规模宏大，气势非凡。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陷襄阳，焚毁了襄王府，唯有王府门前的照壁保存了下来，即今天的襄阳绿影壁。绿影壁由绿矾石雕凿，白矾石镶边，壁面雕刻有二龙戏珠和64条小龙，显示了当时高超的雕刻艺术和建筑工艺。‌襄阳王的名字中带有五行偏旁的特点‌也反映了明朝的文化传统。明朝规定每个后代名字都要有五行偏旁，以象征江山的千秋万代和源源不断。例如，襄宪王朱瞻墡几个儿子的名字中就有“金”字旁，体现了这一文化特点。

在清朝时期，襄阳的文学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和文学社团活动上。襄阳作为文化重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在此聚集，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例如，清代诗人王祖源在襄阳创作了大量诗歌，他的作品在当地广为传颂。此外，襄阳的文学社团活动也十分活跃，文人们经常聚会交流，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襄阳自古以来就是文化荟萃之地，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第二节 襄阳府志四库纳目

《四库全书》存目的《万历襄阳府志》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是宜城胡价写的序，称郡守吴公勒成。该书目录有廿六条。明朝封襄藩於襄阳，襄王府邸很有声望，故叙历代藩封，别作《襄世家》一卷，於例应尔。因为孔子曾适楚国，遂於《古迹》之外别出《圣迹》一门，则冗碎甚矣。这是该“府志”的大致情况。

关于《襄阳府志》，最早的要从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算起，最后一部是清朝末年王万芳编撰的《襄阳府志》。

明代襄阳郡、府方志，现存三部。一为天顺间元亮、李人仪修，张恒纂，四卷本《襄阳郡志》；一为正德十二年刻本《襄阳府志》，聂贤修、曹麟纂，二十卷；再就是万历间吴道迩修纂的五十一卷本《襄阳府志》。

《襄阳郡志》当是明代最早的襄阳方志，也是湖北现存最早的志书。从元亮任襄阳府知府的景泰六年（1455）开始编纂，至天顺三年（1459）刻印，编纂历时约五年。李人仪，隆昌人，进士，授御史。因参与弹劾石宁、曹吉祥，天顺初贬襄阳县。在县治行特异，成化初擢升荆州府知府，并得到朝廷封诰。

张恒，襄阳县人，监生，当为志书总纂。陕西省图书馆藏有《重刊襄阳郡志》，据说是孤本。196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华师大图书馆、襄樊市图书馆有影印本收藏。所谓“重刊”，当在“首刊”之后。

明代襄阳第二部府志，当是聂贤督修、曹璘总纂的二十卷《襄阳府志》。刊刻于正德十二年（1517），上海图书馆有藏。聂贤，字承之，别号凤山主人，四川长寿人。正德十一年分巡下荆南道，驻守襄阳。王从善在《重修习家池亭记》中有修志的记载:“正德丁丑，大宪长聂公为宪副使，抚民于襄，每以修明法度、兴起废坠为念。”“修郡志、立科甲”。所谓“修郡志”即指纂修《襄阳府志》。曹璘，字延晖，襄阳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行人。久之，选授御史。后引疾归襄阳，居山中读书三十年，不入城市。

王从善与曹璘志趣相同，隐于习家池“耕田、种药、养亲以自怡”。当时的襄阳府知府是路迎，都御使是陈雍，王从善的几篇文章皆有涉及。由是推知，王从善很有可能参与了《襄阳府志》的编撰。

清代《襄阳府志》有五部，最早的是顺治九年（1652）刻本，三十四卷。复旦大学图书馆有收藏。修撰者为赵兆麟，顺治四年（1647）任抚治襄阳、郧阳等处都御使（驻襄阳）。陈锷评价这部志书说:“赵抚当军务倥偬之际，削平残劣，亟举斯典，诚为胜事。惜其时操觚者文笔涩滞，而考据亦未精详。”光绪《襄阳府志·宦绩》中介绍赵兆麟说:“赵兆麟，字圣居，富平人，举人。顺治四年抚治襄郧，值王二叛后，擒逆党抚残黎，又重建昭明台，纂郡志，修废举坠，不遗余力，以劳瘁告归。”其次是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八卷。杜养性修、邹毓祚纂。北京图书馆有收藏（缺卷七）。杜养性，沈阳人，拔贡。康熙二年（1663）任襄阳府知府。邹毓祚，远安人，岁贡。康熙四年（1665）任襄阳府学教授。另据光绪《襄阳府志·耆旧》所载，参与编撰者尚有贾若愚。“贾若愚，字雨湘，号无漏子”，襄阳人。顺治二年（1645）任襄阳府同知，督修城池。一载后辞职，“康熙十一年（1672），知府杜养性聘修郡志。”贾若愚著述甚丰，有《稽古堂诗》《花当庵草》《耕耘閤草》《半樵居诗》等。他的曾孙贾润，字泽远，也是著述家。著有《襄阳县志稿》《岘山志实考》《岘山志附记》《学步集》《古文》等书。有贾若愚这样的人参与纂修的《襄阳府志》，应该是一部比较好的府志。然而，陈锷却说:“若杜守则抄录赵志以应诏旨所征，不足云修也。”意思是说，杜养性《襄阳府志》是抄录赵兆麟《襄阳府志》所得，不能算是纂修。是对朝廷诏修府志的消极应付。雍正十年（1732），鲁之裕由户部员外郎分守襄郧道，纂修《下荆南道志》二十八卷。今存有乾隆五年（1740）刻本，武汉大学图书馆有藏（但不全。乾隆二十五年陈锷纂修《襄阳府志》时，志版尚存道库中。这是一部安、襄、郧三郡志书的合订本。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有补刻本，湖北省博物馆、

第三节 懋谦遗稿万芳书存

及至清朝末年，在襄阳文学中具有赫赫影响的人物莫过于单懋谦和王万芳师徒。单懋谦精诗词，善书法。光绪元年书题的“米公祠”三字，浑厚庄重，丰润有力，一百多年来为人们所赞赏。1874年《襄阳县志》告成，曾为作序。1875年书题“米公祠’三字，刻于米芾纪念堂门楣之上。其著作辑为《岘云山房遗稿》。

单懋谦（1802年－1879年），字仲亨，号地山，湖北襄阳人，晚清官员。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壬辰恩科进士，殿试名列二甲第六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左都御史、工部、户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三年至六年，于襄阳办团练，拒太平军。同治十一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丁忧期间，回襄阳鹿门书院讲课，擢拔英才。光绪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恪。单氏故居、单家祠堂仍较完整地坐落在襄阳城北街。

懋谦生性聪颖，自幼随祖父读书。道光十二年中进士，授编修。十九年，大考，居二等，升赞善，不久迁洗马（赞善、洗马均系清代詹事府之官职，掌经史文章之事。赞善从六品，洗马从五品）。二十年，督广东学政。后因父丧母忧，请假回乡。二十九年，汉水暴涨，灾民流离失所，懋谦倡议赈济，不少人免于死难。咸丰初，太平起义军连下德安（今安陆）、随州，逼枣阳，襄阳因为懋谦所办团练阻扰，未能攻下。后胡林翼治鄂，对懋谦颇倚重，襄郧一带军饷，概由其筹办。咸丰六年回京，单懋谦仍补原官。七年，督江西学政。后任工部侍郎。十一年，奉命按察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廉一案，因处事公正，不久调吏部，升左都御史。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授工部尚书。后因请筹军饷会剿奉天“盗患”，创办团练有“功”，深得当朝赏识，先后管理户部、吏部、国子监（太学）事务。同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不久，拜文渊阁大学士，兼管兵部。十三年，因耳疾请解职回家，三次上奏，始获准。光绪五年卒于家；终年七十七岁。赠太子太保（虚衔，乃大臣之荣典），谥文恪。

单懋谦为人温和，处世持重。当时用人颇讲资历，特别是汉人当宰相的，更重勋望，惟单懋谦一人先后经历了朝廷六部中的五部，而最终主掌朝政，一时颇为世人所钦羡。单懋谦督广东，江西学政时，革除了一些陈规陋习，主考三次，识拔了一些后进。尚书郑敦谨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均被他所发现。襄阳名士、翰林院编修王万芳亦曾拜在门下。单懋谦在襄阳时，曾在鹿门书院讲课，将其收入资助贫苦之高才生。

单懋谦的文学著作主要包括《岘云山房遗稿》‌。这部作品收录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单懋谦不仅在文学上有显著成就，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作如《太平店早发》等，展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描绘了他在丁忧期间从樊城太平店小樊洲附近坐船渡汉江到谷城承恩寺上香的情景，诗中充满了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和对家乡的深情回忆。此外，他还创作了《晓渡瓦哈木河》和《过深河驿有感》等诗篇，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他的文学才华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太平店早发》

【清】单懋谦

未了风尘债，驱车渡此关。

浪花襄水渡，黛色谷城山。

晓雾征衣湿，晨钟野寺闲。

故人家未远，回首白云间。

晓渡瓦哈木河，好一幅清晨渡河的生动画卷！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落，瓦哈木河上便上演了一场渡河的画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晚清名臣单懋谦的《晓渡瓦哈木河》，感受那幅清晨渡河的生动画卷。

《晓渡瓦哈木河》是单懋谦的一首描绘渡河情景的诗作，全诗通过简练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清晨渡河的生动画面。在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自然的敏锐观察力和细腻感受，以及他对和谐自然的向往与追求。同时，诗中也透露出诗人淡泊名利、悠然自得的心态，这种超脱名利、关注民生的精神境界在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此外，这首诗在清代诗坛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它不仅展示了单懋谦的深厚文学功底和对自然的细腻感受，更为后人研究单懋谦的思想与文学成就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单懋谦的内心世界和人文情怀。

《晓渡瓦哈木河》的作者单懋谦，晚清时期的重要官员与文人。他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管兵部，是清朝晚期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单懋谦的仕途生涯丰富多彩，他在翰林院起家，后历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等职，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深厚的学识。在同治初立之际，他与周祖培等人上疏请求皇太后亲掌朝政，体现了其对国家政治的深刻见解与忠诚。此外，单懋谦在督广东、江西学政时，致力于革除陈规陋习，提拔后进，其公正无私的处事风格和识才之眼广受赞誉。在文学方面，单懋谦也有不俗的成就，他的书法浑厚庄重，丰润有力，为后人所赞赏。总的来说，单懋谦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深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在晚清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清代社会文化繁荣的背景下，单懋谦创作了《晓渡瓦哈木河》。这首诗融入了清代的文化气息，通过描绘渡过瓦哈木河时的所见所感，展示了他对自然景色的细腻描绘以及对旅途经历的深刻体悟。读如此诗词，仿佛能穿越时空，与诗人一同感受那清晨渡河的宁静与美好。

‌王万芳的《襄阳府志》内容的丰富性和体例严谨性，可谓史书绝笔，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在襄阳地方文献中的重要地位。全志书共26卷，另有余志一卷，共计50万字。该志内容广泛，纵横千余里，承上启下数千年，体例严谨，考核翔实，至今仍受到有关专业人士的称赞。书中详细记载了襄阳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为后人研究襄阳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襄阳地方文献中的地位也十分显耀。这是一部襄阳地区自东晋人习凿齿撰写的《襄阳耆旧记》到清末为止的20多部府志中的最后一部，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该志不仅记录了襄阳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还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地方资料，对于研究襄阳的历史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王万芳（1840——1903），字季元，宜城王家集人，出身书香世家。其曾祖父王帝礼和祖父王世铎都是秀才。其父王述文，字德甫，号缵臣，为道光十七年（1837年）科拔贡，曾在南漳凤山书院和襄阳鹿门书院讲学。同治初年，王述文以饮酒为名，诱杀了红巾军刘朝义、刘朝公兄弟，被保荐为六品衔知县，后官至工部主事。王万芳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三，自幼聪颖，受私塾胡柱先生启蒙教育，潜心攻读《四书》《五经》。1852年取得功名，乡里誉为神童。1857年赴襄阳参加院试，以“上上等，超超取”的成绩名列第一，补为禀生。同治八年（1869）获取恩贡。光绪十一年（1885）获优贡，并北游清朝旧都盛京（含沈阳）。光绪十三年（1887）经襄阳府推荐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光绪十四年正科，被保送京城应乙丑科会试，录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任八旗官学的教习。次年（1889）参加殿试，中一等第四十一名，钦点翰林院编修。在京期间，诗文和书法造诣日深，受到清朝宰相单懋谦的器重，补授他为江南道监察御史。光绪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万芳随光绪、慈禧逃往西安避难。此后，他见仕途无望，乃告病还乡，不久辞世，葬于王集镇响水村北鲤鱼山顶西部。

王万芳擅长诗文，精于书法，习北魏莲体，雄浑挺秀，变化多姿，与宜昌书法家杨学敬齐名，并称“湖北二杰”。王万芳才华横溢，一生曾有很多著述和手迹。光绪十一年（1885），王万芳总纂的《襄阳府志》，是襄阳地区自东晋邑人习凿齿撰写的《襄阳耆旧记》到清末为止的20多部府志中的最后一部。王万芳擅长诗词，特别喜欢赞颂祖国的山河，风格颇像李白。他在晚年时作的《襄阳好》十首，对襄阳的古楼、隆中、夫人城、习家祠、万山、庞居寺、岘山、鹿门山等名胜古迹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文字绝妙，读后令人神往。另一佳作《斗方诗》被视为襄阳一宝。

王万芳虽著述颇丰，但流传下来的东西并不是很多，除了由当时的官方出版的方志巨著《襄阳府志》外，其他资料，为避文字狱和子孙罹祸，都在他死之前整理陪他殉葬了。但其创作的《谢秋娘·襄阳好》十首词，以及《万州西山鲁池》《隆中对赋》《武当山赋》等，形象生动，文字绝妙，读后令人神往，被坊间文人墨客抄在斗方纸上，在民间广为流传。

万州西山鲁池

文\王万芳

西山积翠连空濛，天晴倒影澄澜中。

春云扑人无近远，坎作粉色骄青骢。

幽禽弄吭凫拍羽，一段野水江南同。

万州城西幽绝处，天假春景留渔翁。

至今龙地数行宇，照耀未觉山川空。

渔矶一碑映水绿，可惜半入碧蟾宫。

惊看翠壁题刻编，爬到苔藓劳宴童。

纵言此地鲁候凿，后来种树惟赵公。

海棠桃李杂杨柳，荔枝梅竹兼芙蓉。

环池真将五百本，四时不断花光红。

使君此来正易辨，要赖物阜帮人丰。

谢秋娘·襄阳好

襄阳好，第一是萧楼。唐道南东横地出，汉江西北接天流，城郭画中收。

襄阳好，最好是隆中。曾是龙潜初九地，至今山势尚蟠龙，长啸振英风。

襄阳好，最好汉皋楼。杏子春衫红似火，鸭头新涨碧如油，人在木兰舟。

襄阳好，最好汉之阴。典午金容传镇海，鸥波墨妙委荒林，金石乃销魂。

襄阳好，最好万山头。月下佩环声渐远，潭中碑影字还留，风色一天秋。

襄阳好，最好是庞居。林下茶庐消夏酒，洞中鸡犬避秦余，福地总难如。

襄阳好，最好是甘泉。古寺云深藏卧佛，荒台月上啸飞仙，谷雨试茶天。

襄阳好，最好是城西。柳子山头春涨暖，桃花林畔夕阳低，跃马跳檀溪。

襄阳好，最好大堤头。春涨绿透杨柳岸，晚妆红上水边楼，楼下沽帆收。

襄阳好，最好鹿门山。灵溢涧泉龙雁祷，上庄烟树鸟知还，双鹿自闲闲。

本章小结：明清两朝，襄阳文学多表现南北交流，东西融合。一些外籍作家在襄阳的写作，多表现为长篇巨制。襄阳籍贯的在外做官的大员，所书写的诗篇和府志之类的文字，史载虽然不多，然也能反映其创作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