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璞｜太平店镇金牛村东周遗址给襄阳留下了什么

张 璞

沉默的冢子与流动的文明
太平店镇金牛村东周遗址给襄阳留下了什么

 摘要

金牛村东周遗址群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以金冢子遗址、孙家街遗址、城隍寺遗址三大古文化遗址为核心，是襄阳汉水北岸历史文脉链上的重要节点。本文在梳理金牛村遗址群基本考古面貌的基础上，将其置于襄阳东周考古发现的大框架中进行关联分析，从遗址群聚落形态、东周时期襄阳地区的文化归属与历史变迁、楚文化融入“华夏认同”的进程，以及遗址在当代的价值转化等维度，系统探讨金牛村东周遗址在历史、文化、学术与当代社会层面的多重意义。论文提出，金牛村遗址群虽未经历大规模正式发掘，却以沉默的方式回答了楚文化如何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构建文明纽带这一核心命题，同时也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样本。

关键词：金牛村；东周遗址；襄阳；楚文化；文物保护；乡村振兴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在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西北部，太平店镇东北方向约5.8公里处，有一个因流传两千余年传说而得名的村庄——金牛村。金牛传说最早可追溯至东周时期，关于金牛大仙借金家什、黄牛出冢、过河屙粪留金的民间叙事，在鄂西北汉水流域代代相传。一个流传两千余年的传说，与三个以古冢、古寺命名的历史遗址紧密交织，共同构成了金牛村独特的文化景观。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一个东周时期就已有人类活动的聚落遗址，为何在襄阳浩如烟海的考古成果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当邓国故址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凰咀遗址被评为“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酒店村墓地出土700余座东周墓葬实证楚秦政权更替时，金牛村的三大遗址为何仍然保持着“发现但未发掘、认定但未深究”的尴尬状态？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冢子，究竟向今天的襄阳传递着怎样的文明密码？

（二）研究视角与论文框架

本文试图走出传统考古报告式的实证考察路径，将金牛村东周遗址群置于更宏观的文明叙事框架之中。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金牛村出土了什么文物”——因为现有资料无法支撑这一答案——而是“金牛村遗址群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历史坐标，在襄阳的文明版图中究竟居于何种位置”。换言之，本文将金牛村遗址群视为一面“透镜”，通过它来透视襄阳地区东周时期的历史脉络、文化面貌及其在当代的激活与转化。

论文将从四个层面展开：首先，梳理金牛村遗址群的基本考古现状，包括遗址构成、年代判断与发现历程；其次，将金牛村置于襄阳东周考古发现的整体图景中进行关联分析，揭示其在遗址群聚落形态中的坐标意义；再次，从历史纵向维度探讨东周时期襄阳地区的文化归属与变迁，解析金牛村遗址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如何见证了楚文化的崛起、扩张、衰落到融入华夏文明的全过程；最后，从当代价值转化角度，探讨金牛村遗址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中的启示。

二、金牛村遗址群的考古现状与基本判断

（一）遗址构成：金冢子、孙家街与城隍寺

金牛村遗址群的核心构成，在2021年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邓长青赴金牛村调研时的官方表述中得到了明确记载——“金冢子遗址、孙家街遗址、城隍寺遗址三大历史文化遗址”。三个遗址分布在金牛村村庄范围内，均属古文化遗址类别。

金冢子遗址是三者中文化信息密度最高的。金牛村流传的金牛传说本初核心就与“冢子”（即金冢）密切相关。传说中冢子里住着金牛大仙，金冢子不仅是地理性地标，更成为贯穿金牛村文化脉络的叙事轴心。金冢形态为大型高台地遗址，地表可见大量陶片散布，周边区域采集的文化标本涵盖泥质灰陶、夹砂红陶等材质。从文化面貌类型学的初步判断来看，与两湖地区东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较高的吻合度。

孙家街遗址以孙家街自然村所在地域为核心分布区，地表遗存主要包括各类陶器残片，类型以鬲、盂、罐等生活器皿为主。城隍寺遗址则与地名中的“城隍”概念相关，地名学意义上蕴含着更深层的历史文化信息——这类名称往往与早期聚落或城址的传统记忆相关联。除金牛村核心三遗址外，金牛村所在的太平店镇还发现了龚家洲、军营坡等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这表明该区域的人类活动历史远早于东周时代。

（二）年代归属：围绕“冢”的文化时间锚点

金牛村遗址群的东周年代归属，是理解其历史定位的核心问题。这一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剧烈变革和社会转型的阶段：列国争霸、礼崩乐坏、百家争鸣。襄阳地区在这一大历史进程中的位置极为关键——它地处江汉平原北部，是连接中原与长江中游的咽喉，也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沿地带。

从地名特征看，金冢子和双冢子的地名本身就提供了重要的年代判断线索。“冢”作为大型墓葬或封土建筑的名称，在楚文化区域具有典型性。东周时期楚国贵族墓葬往往筑有高大的封土，称为“冢”或“陵”。楚文化区内的“冢”地名通常指向东周时期的文化层位。金牛村的“冢子湾”“冢子”等古地名现象，大概率是早期高地居住选择的后世集成产物——晚近居民在已荒废的东周高地遗址上重新聚居，将遗址以传说和地名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从考古调查层面的类型学判断来看，金冢子遗址地表采集的陶片特征与襄阳邓城、酒店村等地东周文化层的器物面貌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虽然缺乏正式发掘形成的绝对年代校正数据，但结合器物类型学的横向比对和地名学的纵向分析，将金冢子、孙家街和城隍寺的早期文化层归属东周时期，是具有相当学术依据的初步判断。

（三）发现历程：从迷思到认定的学术轨迹

金牛村三大遗址的发现与初步认定，经历了从民间传说到专业认定的漫长转变。早期阶段，金牛村的古迹认知以村民的口头记忆为主要传播载体。金冢子在金牛文化叙事中长期以“传说”而非“历史”的状态存在。金牛村因流传千年的金牛传说而得名，“勤学善耕、崇德尚贤”的金牛精神延续至今，但“金冢子地下可能埋藏的历史遗迹”这一观念，在很长时间内并不具备现代考古学的学科意识。

从20世纪后期起，随着全国性的全国文物普查的推进，樊城区文物部门逐步将该区域纳入法制化管理通道。金冢子遗址、孙家街遗址、城隍寺遗址被确定为古文化遗址，纳入地名文化和文物保护的工作视野。2021年9月的省文联调研活动，是金牛村三大遗址首次进入更高层级的官方叙事和公共传播视野。

然而必须坦率地指出，金牛村遗址群在科学研究上的局限性不容回避。截至目前，这三大遗址均未经历过正式的考古发掘，未被列入较高等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金冢子、孙家街和城隍寺仍然以“初步认定”的状态存在，缺乏科学的发掘层位分析、出土物的精细分类和断代，以及遗址布局的完整揭示。与襄阳境内其他著名东周遗址相比，金牛村遗址群在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存在明显差距。

三、襄阳境内东周考古发现的地图重组

要理解金牛村东周遗址在襄阳文明版图中的真实位置，有必要将视野扩展至整个襄阳地区的东周考古发现。

（一）邓国故址：春秋诸侯的孤本完整呈现

邓国故址无疑是襄阳地区东周考古中的王牌坐标。它位于高新区团山镇邓城社区，是春秋时期邓国的都城遗址。邓国故址略呈方形，城墙系夯土所筑，面积约0.64平方公里，保存有清晰可见的古城垣和完好的护城河。周边区域出土有大量青铜器，包含邓、楚、吴、鄀、蔡、徐、郑、曾等国的器物，对研究古邓国历史、楚文化起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邓国故址的保护规划已由湖北省政府批准公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酒店村墓地：七百座东周墓葬重构楚秦格局

酒店村墓地位于高新区团山镇酒店自然村，南距邓国故址仅两千米，是邓城周边一处极为重要的东周文化遗存。2025年度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该墓地东、西两区共清理墓葬700余座，其中东周墓650座，出土陶器、铜器、漆木器、玉器等各类器物1200余件。

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婷指出，自公元前678年楚灭邓复置邓县始，至战国晚期楚灭于秦，该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楚文化遗址、墓地。此后，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秦取鄢、邓后此地属秦，自此起襄阳始有秦墓。酒店村墓地西区431座楚墓群间杂30座秦墓，是秦楚政权更替与文化交融的直接考古见证。

这批内涵丰富的出土遗物，直观呈现了东周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风貌，为深入探讨东周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尤其是楚秦政权更替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前岗墓地：大夫级楚墓的青铜礼器群

前岗墓地位于东津镇，为配合襄荆高铁工程施工，考古工作者对43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M3是近年来湖北地区发现的保存完好、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楚系墓葬，根据墓室规模及随葬5鼎一套的列鼎推测墓主身份当为大夫级中等贵族。

M3为一椁三棺墓，随葬品以铜器为大宗，共出土青铜器80余件（套）。随葬的完整青铜礼器群，为进一步认识东周阶段楚国礼制的形成、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资料。两件戈上错金鸟篆文具有浓厚的许、蔡风格，铭文“许之造戈”显示其族属与产地；另一件礼器铜方豆具有浓厚的淮域文化风格，为探究春秋时期汉水流域与淮泗流域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新思路。

（四）襄阳考古的“十四五”答卷与金牛村的区位映射

襄阳“十四五”期间累计完成考古调查项目25个、勘探项目201个、发掘项目106个，出土文物近万件。凤凰咀遗址、王寨墓地考古发掘项目、樊城区菜越墓葬考古发掘项目和宜城市王家岗北考古发掘项目入选“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

金牛村正是这一宏大考古版图上的重要一环。金牛村位于襄阳市樊城区西北部，地理上正好处于襄阳汉水以北的文明分布带上，与邓国故址、酒店村墓地等重要遗址一起，共同编织了襄阳古代文明的全息图谱。然而，金牛村遗址群与上述遗址的根本区别也一目了然：前者只经历了文物普查层面的初步调查，而后者已经历了正式的科学发掘，积累了翔实的地层系统资料和出土器物序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文明坐标，金牛村遗址群的潜在学术价值实际上是颇为可观的。

四、从金牛村遗址透视襄阳地区东周时期的文化变迁

（一）邓国、楚与秦——襄阳地区的政权更迭链

金牛村东周遗址的文明叙事，离不开对襄阳地区东周时期政权更迭进程的宏观把握。公元前678年，楚国北上灭邓，这是襄阳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楚灭邓之后，整个汉水中游地区被全面纳入楚国的郡县行政体系，楚文化也开始系统地渗入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邓国故址所在的邓城地区由此成为楚国北进中原的重要军事和行政据点。

数百年后，历史的天平再次倾斜。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派大军攻取鄢、邓，楚国在汉水中游的统治宣告终结，襄阳开始进入秦文化影响时期。从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279年，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跨度里，襄阳地区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周期：从邓国的地方性王国，到楚国的北部边疆重镇，再到秦文化的征服与整合。

这一政权更替链，深度参与了襄阳地区从东周早期到战国晚期的东周遗存文化面貌的变化。邓国故址以南的邓城文化圈，逐渐由邓国贵族文化向楚文化深度转型，最终又在战国晚期融入秦文化系统。金牛村遗址群距离邓国故址约三十公里，恰好处在这一文化转型波及圈之中。金冢子地表的东周陶片样本、城隍寺的地名遗存、孙家街的聚落形态痕迹，都有可能呈现了这一宏观文化转型进程在该区域的微观体现。

（二）从边缘走向中心——楚文明建构中的襄阳角色

先秦时期的襄阳，是一种介于中原华夏和南方荆蛮之间的特殊文化过渡带。在周代封建体系中，襄阳地区分布着邓、谷、罗、鄀、鄾等众多小封国，各自承担着拱卫周王室、控扼江汉的战略角色。这种诸侯并立的格局形成了“部落型城邦拼图”式的文明结构。

楚人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这一格局。从西周晚期楚君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民心经营，到春秋中期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政治雄心，楚国走出了一条从边缘蛮夷到文明中心的道路。襄阳作为楚国北进中原的前沿基地，在楚国建构华夏认同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牛村遗址群所呈现的文化面貌，恰好对应了楚国在襄阳推行郡县制后的社会层面变迁。酒店村墓地中“排列有序、分组明显、方向统一”的宗族埋葬体系，正是楚国这一北方边疆地区推行中原式宗法制度的物化表现。金牛村的聚落形态变迁，大概率也契合这一宏观的历史转型趋势——在东周早期可能属于边缘部族聚居的高地聚落，在东周中后期逐渐融入楚国的地方行政体系，最终在战国晚期进入楚文化与秦文化的剧烈交融阶段。

（三）水下之金与流动的文明：金牛传说的历史投射

金牛传说的文化意象值得深挖。传说骨架是这样的：金牛大仙住在冢子里，平日将金家具借给村民使用。一户胡姓财主借物不还还盗挖冢子，金牛大仙化身黄牛出奔。黄牛东行，过河时在船板上屙粪，粪变金被船主踢入河中，从此襄阳人开始在沙里淘金。

这一叙事包含了惊人的历史隐喻。假如将“金牛大仙”解读为某种上古文明的化身，“冢子”对应东周遗址这座文化宝库，“金桌子、金板凳、金筷子、金碗、金杯子”等比作深藏地下的文明遗产，那么“借金不还、盗掘冢子→金仙出奔→金沉水底→人们开始‘淘金’”的故事结构，就构成了一部关于文化遗产的寓言：当人们失去对文明遗产的敬畏与传承，文明之光离开原乡，后代只能以更大的艰辛从碎片中“淘取”过去的文明精华。

金牛传说东周以来流传两千余年，并非空穴来风。金冢子、城隍寺、孙家街三大遗址的客观存在，暗示着东周时期这片区域确实存在活跃的人类群体，传说正是早期居民对遗址和冢墓现象的民间解释。将金牛传说理解为襄阳地区的文化基因编码——祖先看到高起的冢子和丰富的陶片，将不可见的过去附着到可见的地形水文中，以传奇形式传递不可知的过去——可能是一种更富启发性的理解。

五、金牛村遗址群留给襄阳的现代遗产

（一）文化遗产意识的唤醒与深掘

金牛村遗址群的当代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对襄阳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唤醒功能。由于金牛村遗址群长期未被认识其文化深度，遗址本体的保护陷入困境。不可移动文物与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之间，需要更谨慎的协调与评估。

在襄阳“十四五”考古取得丰硕成果的背景下，金牛村遗址群获得了一次重新定位的机遇。凤凰咀古城遗址已经实现了从“发现”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规划”的跨越，酒店村墓地700余座东周墓葬的发现彰显了襄阳作为楚文化核心区的分量。金牛村三大遗址应该获得更高层级的保护认定，纳入更科学的学术研究计划。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金牛村遗址群存在正式确认、科学定级和跨学科研究的良好契机。

（二）遗址活化与乡村旅游的良性互动

金牛村已经展现出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2023年6月，金牛村获评“襄阳市A级景区式村庄”。金牛村建设了金牛奇石馆、书画展览馆、金凤画院、金牛书院等一批主题鲜明的乡村景点，金牛学堂近两百年来培养了12位校长、162名大学生和108名军人。

金冢子遗址、孙家街遗址、城隍寺遗址已进入金牛村的“美丽乡村”宣传工作。省文联调研组明确要求“用文学、书法、美术、摄影等艺术形式将金牛村历史文化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变化新面貌宣传出去”。金牛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坚持“形神合一”的原则——民居外观延续原建筑的两面坡屋顶、垂花柱门檐等传统特色——“记得住乡愁”的规划理念与保护文化遗产意识是高度统一的。

但是，遗址活化不能简单等同于旅游导览牌的设置和传说的口头宣讲。核心问题在于能否将遗址从“自然资源”和“乡土背景”的地位提升到“核心文化资产”的层次，能否像邓国故址那样建立系统的文物保护展示体系，能否将金冢子等遗址转化为具备科学解读能力、公众教育功能和学术研究素材的场地。

（三）襄阳文化谱系中的金牛定位

金牛村遗址群在襄阳文化谱系中有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其一，它是襄阳汉水北岸纵深地带为数不多的东周遗址之一，填补了太平店镇至牛首镇之间的区域性遗址空白。其二，它与邓国故址、酒店村墓地共同勾画了邓城核心区周边遗址群聚落形态的完整拼图，是理解东周时期邓城次级聚落形态的社会层级关系的关键参考点。其三，金牛传说的独立强大叙事链条，使金牛村遗址群在文化软实力层面拥有其他遗址难以复制的资产——一个故事和一堆陶片的故事，为遗址增加了可视化和情感共鸣的维度。

襄阳作为荆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目前已建立起了从史前凤凰咀古城到东周邓国故址、酒店村墓地，再到历代荆楚文物的完整文化展示链条。金牛村三大遗址应该被纳入这一链条——不仅仅作为文物保护名单上的条目，更要成为襄阳楚文化叙事版图中生动讲述的一部分。

六、结语：金牛归位与襄阳的文明叙事

金牛村东周遗址给襄阳留下了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拆解为历史、文化与文明遗产三个维度。在历史维度，金牛村遗址群证明了至少在距今两千多年前，襄阳汉水北岸这片土地上就存在着具有相当规模的东周人类聚落。这些遗址的存在，是将金牛村从“因传说得名的村庄”提升为“具有明确文化资质的村子”的关键要素。

在文化维度，金牛传说与三大遗址之间构成了“传奇物证化”与“物证传奇化”的双向建构。遗址给了传说以历史土壤，传说给了遗址以灵魂。金牛大仙的寓言只有放在有金冢子遗址的背景下才能获得意义。反之，无言的陶片和土层也必须借助金牛大仙的传说才能获得有效的公共传播。

在遗产维度，金牛村遗址群的真正价值正被发掘出来。一个沉睡数十年的区域性东周遗址，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语境中从“无人重视的冢堆”转变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根基”。金牛村以“勤学善耕、崇德尚贤”的金牛精神传承为抓手，将历史信用、文化自信和现代乡村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了从传说文化向实体乡村建设的有效落地。

金牛村的问题推而广之，其实也是整个襄阳面临的深层追问：这座城市如何将丰富的考古资源转化为文明的自我认知？如何让地下文物不仅仅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更成为市民和游客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参与方式？

襄阳拥有邓国故址、凤凰咀古城、楚皇城遗址和酒店村700座东周墓。襄阳也更需要让这些地下的沉睡者在人们的认知中获得应有的意义。金牛村三大遗址不应继续以“不可移动文物”的名义等待，而应获得应有的考古发掘评估、保护级别提升和公众教育功能开发。

最后，值得重提金牛传说中那个最具启示性的场景：船老板把“金”踢到水里，从此人们只能从沙里淘金，再也摸不着整块的金子了。这则两千多年前的寓言，对于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而言，仍然是一声穿越时间的警告——文化建设是“淘尽黄沙始见金”的长期坚持，是用匠心守护中华文明根脉的文化工程。金牛村遗址的历史信息还远未被“淘尽”，我们期待那沉睡在地下的“金家什”有朝一日重见天日，金牛大仙的传奇从传说土地走向历史的真实——那一天到来时，襄阳的文明叙事将更加完整，金牛村的东周遗址也将实现从“沉默的冢子”到“会说话的文明长廊”的身份跨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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