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璞 ｜ 从《楚居》探微 论楚祖居所与宜城之渊薮

张 璞

从《楚居》探微

论楚祖居所与宜城之渊薮

 

摘要

楚国先王居所的考订是先秦史地研究的重要课题。清华简《楚居》的问世，为厘清楚国早期都邑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本文以《楚居》为核心依据，综合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传世文献、考古遗存及水文地理等多维度证据，系统论证楚国先王居所——尤以鄢郢、鄀郢为核心——皆在今湖北宜城境内，进而追溯楚祖季连以来荆山汉水间之故墟，以明楚文化发祥之渊源。本文从六方面展开论证：《楚居》的性质与史料价值；“汉北”的诠释嬗变及其对鄢郢定位的启示；《楚居》所见楚王徙居路线与鄢郢定位；楚祖京宗、夷屯与宜城地理渊源的考古与水文佐证；楚之国号由来与夷水即蛮河的地名记忆；鄢郢在楚史与屈辞中的文化意义。本文试图以宜城楚皇城遗址为坐标原点，建构完整的楚国早期居所地理框架，为楚文化起源研究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楚居》；鄢郢；宜城；楚皇城；汉北；荆山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楚国，八百年江山，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其文明之灿烂、疆域之广袤，在先秦诸国中罕有其匹。然而，楚人从何而来？其先祖所居何在？楚文化以何为根？这些问题历来困扰着历代学人。自汉代以降，关于楚都、楚居的记载星散于《史记》《左传》《世本》诸书，后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直至2008年清华简入藏，其中《楚居》一篇的问世，如拨云见日，为这一千古谜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核心史料。

《楚居》以楚国自商的视角，系统记载了楚人自季连以降历代先公先王的居地变迁，其详实程度远超传世文献。令人振奋的是，《楚居》中反复出现的“鄀郢”“鄢郢”等重要地名，经学界多方考证，皆指向今湖北省宜城市——一个坐落在汉江中游、荆山东麓的千年古县。宜城者，昔楚之鄢郢也，汉之宜城县也，今楚皇城遗址巍然犹存。这一地理坐标的确认，不仅关乎两座都城的定位，更牵涉整个楚国早期历史的空间框架。宜城是否仅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楚之别都？抑或，楚人自始祖季连、穴熊以来，其居所之“京宗”“夷屯”乃至得名之缘由，皆与宜城所在的荆山汉水区域血脉相连？

本文拟以《楚居》为经，以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为纬，展开一场穿越三千年的地理追踪。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方法

传世文献中关于楚都的记载，以《史记·楚世家》为最早：“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短短数语开启了“丹阳”之谜两千年的争论。此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各有说法，或指丹水之阳，或指枝江，或指秭归，争讼不绝。

从“汉北”概念入手考察楚人居地，自东汉王逸首开其端，至南宋朱熹明确地理化，再到清代蒋骥等递相阐发，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清人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明确《抽思》提及的“汉北”即“郧襄之地”，此说为后世学者所接受。“汉北”指的是汉水以北的楚境，范围当包括今湖北襄阳、十堰的汉北地区以及陕西的安康地区。其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不远，而《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这一传统，成为我们今日重审楚居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本文的研究方法，沿袭王国维先生倡言的“二重证据法”，以《楚居》出土简文为第一手史料，比照传世文献，辅以考古发现、水文地理、地名沿革等多重佐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地名比附，将地理考订置于楚国历史变迁的动态进程之中——楚人自荆山深处走向平原，自丹水之阳拓至汉北，其间每一步迁移都记录在《楚居》的文字之中。将这些地名坐标一一落实，便是一条清晰的楚人东进南下的迁徙路线图。

 

三、本文论证框架

全文论证从六个层面逐次展开。第一层面，检讨《楚居》的文本性质与史料价值，明确其作为楚人自述的王居谱系所具有的权威性。第二层面，从“汉北”概念的诠释演变切入，揭示历代楚辞学者对“鄢郢在汉北”之论断的共识，以此锚定鄢郢在汉北区域的地理定位。第三层面，以《楚居》中武王至悼王时期的徙居记载为线索，逐一辨析诸“郢”及其地理坐标，确立鄢郢、鄀郢均在今宜城之论断。第四层面，回溯楚祖季连、穴熊所居的“京宗”“夷屯”，从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及水文地理三个维度论证其与宜城的地域关联，揭示楚人自荆山夷水向汉水平原迁徙的连续进程。第五层面，从“楚”之国号由来入手，结合蛮河（古称夷水）的地理实况，论证“夷屯”即宜城所在的蛮河流域，为国号与居地之统一提供地名学佐证。第六层面，从鄢郢在楚史与屈辞中的文化意义，总括宜城作为楚祖居所的核心地位。

 

第一章  《楚居》的性质与史料价值

一、《楚居》简况及学术地位

《楚居》是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清华简）中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楚居》记载商末至战国初期楚国历代先公（王）居地变迁及都城迁徙路线，由公元前370年后的楚国史官编纂，内容涉及楚国国名来源、世系传承等，体裁与失传的《世本》“居”篇相似。全篇共16支简，系统记述了从传说时代的季连一直到战国中期的悼王、肃王时期的居地都邑。篇首追溯古史，有三小段，分别涉及季连、鬻熊和熊绎的传说，正如王国维《古史新证》所说，其间“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但因系楚人自述，由之仍可对楚的历史和地理有更多的了解。

王国维先生尝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清华简《楚居》正是这样一种“地下之新材料”。它的出土，使得楚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一手史料。在《楚居》问世之前，学者们只能依赖《史记·楚世家》《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而这些文献所据之原始材料，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楚居》却是一部楚人自己书写、未经后人删削的实录，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二、释文的关键段落

据整理者释文，《楚居》开篇即叙楚人始祖季连的传奇经历：

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连闻其有甹，从及之盘，爰生纟呈伯、远仲，游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并戈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绎与屈紃，使若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内尸，抵今曰夕，夕必夜。

这段话如一幅远古画卷，浓缩了楚人起源的神话记忆与历史真实。“季连降于隈山”，与《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句例相类，足见季连具有神性。他娶了“盘庚之子”的女儿妣隹，其后代先处于“京宗”，穴熊（即鬻熊）也居于京宗，生侸叔与丽季（即熊丽）。丽季难产，妣列剖腹而死，“巫并戈赅其胁以楚”——巫师用“楚”（荆条）包裹其腹部——这就是“楚人”得名的由来。

此后的世系记载更为系统：自酓绎（熊绎）徙于“夷屯”之后，历经酓只、酓𦀚、酓樊、酓赐、酓巨等代，皆居夷屯。之后楚人逐渐东迁，经历了发渐、旁屽、乔多等一系列居地，至若敖酓义徙居鄀，焚冒自鄀徙居焚，宵敖自焚徙居宵，武王自宵徙居大——正是在这里，楚人开始称王。

最值得关注的是武王之后的一系列“×郢”记载：

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堵敖自福丘徙袭鄀郢，至成王自鄀郢徙袭湫郢，湫郢徙〖袭为＝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蓝郢，蓝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承之野，承之野〖徙居鄢＝徙〗袭为郢，至龚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

这一段文字中出现了“鄀郢”“湫郢”“樊郢”“为郢”“蓝郢”“鄢郢”等多个地名，构成了楚国春秋时期复杂的王居迁徙体系。

 

三、简文的自述性与真实性问题

在讨论《楚居》的地望考订时，必须首先明确一个前提：这是一部由楚人自己编纂的史书，其关于楚王居所的记载，当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尽管篇首三段涉及季连、鬻熊、熊绎的部分带有传说色彩，但从若敖开始（约西周末年）之后的记载，则逐渐进入信史范畴。

更要紧的是，《楚居》并非后世追述之作，而是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70年后）的楚国史官根据王室档案编纂而成。其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当包括楚国自西周以来积累的各类都邑记录、迁徙档案乃至祭祀簿册。因此，《楚居》所记载的诸“郢”之名及其王居顺序，应当被视作楚国官方认定的历史记录。这是研究春秋时期楚都地理问题无法绕开的“坐标系”。

 

第二章   “汉北”的诠释嬗变及其对鄢郢定位的启示

一、从王逸到朱熹：“汉北”概念的地理转向

“汉北”一词出于屈原《楚辞·九章·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这是楚国大诗人屈原在流放途中发出的深沉喟叹。然而，这位诗人笔下的“汉北”究竟是诗意比喻还是确切地理？历代学者的解读呈现出清晰的演变轨迹。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完整注本，但王逸将“汉北”视为诗意比喻而非确指地理，故于“汉北”一词无注。至南宋朱熹，始明确将“汉北”作为地理概念处理，在其《楚辞集注》中注云：“鸟，盖自喻。屈原生于夔峡而仕于鄢郢，是自南而集于汉北也。”朱熹此注，将屈原的自喻之鸟与汉北的地理方位直接关联，更重要的是，他将“鄢郢”与汉北联系起来——屈原仕于鄢郢，而流放之地在汉北，这正是朱熹对屈原行迹的完整勾勒。

此后，林云铭、蒋骥等清代学者递相阐发，形成“湖北汉北说”的基本框架。清人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更是明确论断《抽思》所谓“汉北”即“郧襄之地”，指今湖北襄阳、郧阳一带。蒋骥此说极为精当。自朱熹以来的学者皆认同汉北为实指地理，而其所指正是汉水中游以北的襄郧区域。这一学术传统，将鄢郢置于汉北之域的认识，为我们重新审视楚王居所的分布格局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郧襄之地”与鄢郢的地理坐标

有学者进一步研究指出，楚国汉北暨北疆大致包括今湖北襄阳和十堰的汉北地区、陕西的安康地区以及河南的南阳、平顶山部分地区。这一区域恰好横跨汉水中上游的南北两岸。其中，襄阳恰好处在这一区域的东部枢纽位置，而宜城则位于襄阳以南约45公里处，地处汉水之西岸。

由此观之，鄢郢作为楚之重要都城，恰位于“汉北”区域的南缘——它虽地处汉水之南，却是楚国向北经营汉北的战略后方。屈原自郢都往汉北，必沿汉水北上，所经过的正是宜城所在的襄宜地区。近年有学者论证屈原前往汉北的路线，大概是遵夏水而入汉水，溯汉水又西转鄢水再渡汉北行，屈原往居汉北所流连、考察之处，想必是楚先公先王的旧邑故都及楚国的军政重镇，也许涉及鄢郢、丹阳等地。屈原在《抽思》中发出“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咏叹时，其南飞的始发地正是汉北背后的鄢郢故地。

三、作为地理概念的“汉北”对楚居研究的价值

蒋骥等清代学者从屈原的行迹与处境出发，早已得出“鄢郢在汉北之域”的结论。这一由楚辞学传统形成的学术判断，如今与《楚居》记载楚王居所多集中于宜城一带的简文相互印证，形成了一条坚实的证据链条。

实际上，将“汉北”作为地理参照系来研究楚王居所，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鄢郢的相对位置，更有助于重新审视楚国早期历史上的北上战略。楚国自熊绎受封“丹阳”，其居所长期在荆山汉水之间的蛮河流域。随着国力渐强，楚人开始越过汉水向北开拓，先后灭邓、灭申、灭息，将势力推进至南阳盆地。而这一北上进程的战略支点，正是一直作为楚人核心区域的宜城平原。换言之，宜城不仅是楚人的故都之地，更是楚国百年北上、问鼎中原的出发地。

 

第三章  《楚居》所见楚王徙居路线与鄢郢定位

一、春秋时期楚王徙居的整体脉络

根据《楚居》的记载，楚国在熊绎受封（约公元前11世纪末）之后，经历了数代居于一地的稳定期，至西周中晚期始有迁徙，至春秋时期则呈现出更为频繁的徙居状态。从若敖到成王、穆王、庄王乃至后来的灵王、昭王，楚国历代国君的居地名目繁多，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郢”网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武王称王并始名“郢”之后，几乎所有楚王的居所都以“×郢”的形式出现——疆郢、湫郢、樊郢、为郢、大郢、鄀郢、睽郢、蓝郢、鄢郢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楚王居所体系。有学者认为，“×郢”实为宫殿建筑群之名而非城邑之名，其性质类似于周人的“京”“宫”，反映的是楚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建的宫殿。但无论“×郢”是宫城之名还是都城之名，其对应的具体地理位置是不变的，这正是我们进行地理考订的核心依据。

二、“鄀郢”“鄢郢”的逐一考辨

（一）“鄀郢”：宜城东南的楚国别都

“鄀郢”在《楚居》中出现于堵敖、成王时期：“至堵敖自福丘徙袭鄀郢，至成王自鄀郢徙袭湫郢。”这一记载表明，鄀郢在堵敖至成王之间曾作为楚王居所，其使用时间约在公元前7世纪后期。

关于鄀郢的地理位置，学界已有共识。《楚居》百度百科载明：“鄀都，公元前506年，因为和吴国的战争，楚昭王自郢迁于此，在今湖北省宜城东南，何时迁回郢不知。”搜狗百科亦记载：“鄀都，在今湖北省宜城东南。”宜城东南正是楚皇城遗址所在地，楚昭王时期为避吴军而迁往鄀地，说明鄀郢是楚国在南方的备用政治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楚居》记载“若敖酓义徙居鄀”，即西周后期的楚先君若敖首次迁居于鄀地，堵敖、成王之时的鄀郢正是沿用若敖旧居并加以宫室建设的结果。这条记载链条显示，鄀地自若敖时代（约公元前8世纪）即已为楚人所居，迟至昭王时期仍作为都城使用，前后跨越近三百年，足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这一关键居地，就在今天的宜城东南。

（二）“鄢郢”：楚惠王的居所与宜城楚皇城

“鄢郢”在《楚居》中出现在灵王之后：“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景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酉澫徙居鄢郢……”可见鄢郢是楚惠王时期的重要居所。

那么鄢郢究竟在何处？学界公认的答案是：今宜城市郑集镇皇城村的“楚皇城遗址”。《鄢郢》百度百科明确记载：“鄢郢，狭义指楚国都城遗址，即今湖北省宜城市郑集镇皇城村的楚皇城遗址（亦称楚王城）。”该城本为楚鄢郢故城，汉在此设宜城县，但当地人称为“楚皇城”。城址平面呈梯形，东墙长2000米，西墙长1840米，北墙长1080米，南墙长1500米，面积2.2平方公里。

更重要的是，鄢郢在楚国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楚文王公元前689年“始都郢”，到公元前504年楚昭王迁都，宜城作为楚国都城延续了185年。在这段楚国历史上最辉煌、最鼎盛的时期，共有包括楚庄王在内的11位楚王在这里登上了历史舞台。鄢郢时期的楚国，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灭国无数，奠定了一代霸业的基础。可以说，宜城不仅是楚之故都，更是楚国从“荆蛮”走向“华夏”的关键地标。

三、鄢郢宜城说的证据链

综合来看，支持“鄢郢在宜城”的证据链条是多维度、多层次的。

传世文献层面，《左传》《史记》中皆有楚王“如鄢”或顺汉江“将欲入鄢”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三年》载：“王（楚灵王）沿夏（汉水）将欲入鄢。”《史记·楚世家》亦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明确将“鄢”置于汉水沿岸，与宜城的地理位置完全吻合。

考古实物层面，楚皇城遗址规模宏大，历年在城内出土了大量楚国文物，有铜鼎、方壶、铜镜、铜剑、金饰物、金币“郢爱”和蚁鼻钱。东墙一次出土箭镞几百枚。据出土文物判断，大城筑于春秋中晚期，是楚鄢郢所在地。这一考古学证据与文献记载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互证关系。

出土文献层面，《楚居》作为楚人自撰的历史档案，记载楚惠王徙居鄢郢，与楚皇城遗址的年代、位置完全吻合。三重证据——传世文献、考古发掘、出土简牍——交相印证，共同指向“鄢郢在宜城”这一无可辩驳的结论。

四、“鄀郢”“鄢郢”同在宜城区的整体认定

更为重要的是，鄀郢和鄢郢同在宜城区域——前者位于宜城东南，后者位于宜城南7.5公里处的郑集镇皇城村。二者相距不过数公里，共同构成了宜城平原上的楚王居所群。这一地理格局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宜城地处汉水中游西岸，东有汉水天险，南控江汉平原门户，北通南阳盆地，西倚荆山屏障，“八省通衢”之称名不虚传。《楚居》记载的众多“×郢”中，鄀郢、鄢郢可以说是最为核心的两个，而它们恰好都位于今天的宜城境内，这绝非偶然，而是楚国数百年经营宜城平原的结果。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今宜城之楚皇城遗址，便是《楚居》所载鄢郢；今宜城东南的某处，便是《楚居》所载鄀郢。《楚居》中反复出现的鄀郢、鄢郢皆是今天的宜城——这一论断正逐渐成为学界共识。

 

第四章   楚祖京宗、夷屯与宜城地理渊源

一、“京宗”地望辨析：荆山景山论

《楚居》记载，季连“先处于京宗”，穴熊“迟徙于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京宗作为楚人最古老的居地之一，其地理位置的考订对于理解楚人的起源具有首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多认为“京宗”当与荆山或荆山之首的景山有关。有学者明确提出：“鬻熊即是穴熊，……鬻熊及其子熊丽居于‘京宗’，疑即荆山之首景山。”另有学者从字形、音韵和文献记载加以论证，“京宗”应即“荆山”或“景山”的另一种称呼。

荆山何在？《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荆山即今湖北省西部、保康县与南漳县交界处的荆山山脉，主峰聚龙山海拔约1800米，西连大巴山，东接江汉平原，是楚国早期“辟在荆山”的直接见证。而荆山之首景山，则位于荆山山脉的东端，与宜城所在的平原地区相距不过数十公里。

需要说明的是，从季连、穴熊、熊丽再到熊狂，楚人先公的居所跨度极大。若以荆山景山为京宗所在，则季连时代楚人还居住于深山之中；至熊绎“徙居夷屯”，楚人开始走出山区向平原迁徙。这一迁徙路线与《楚居》的记载完全吻合。宜城虽非京宗本身，却是楚人从荆山走向平原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京宗所在区域在平原上的地理延续。

二、“夷屯”与丹阳的关系及宜城地理推定

熊绎“徙于夷屯”是楚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正是这次迁徙，奠定了楚国此后数百年的都城格局。传世文献多以“丹阳”为熊绎受封之地，《史记·楚世家》载：“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而《楚居》则明确记载熊绎所居为“夷屯”。两者是什么关系？

学者研究指出：《史记·楚世家》记熊绎居丹阳应是泛指，《楚居》记熊绎徙夷屯则是实录，从大的范围来讲，都属于丹江流域，因而熊绎所居“夷屯”在丹水之阳。春秋时期楚之诸“郢”在宜城平原。换言之，“丹阳”是泛指楚国早期居地的一片区域，而“夷屯”则是这一区域中具体的都邑名称。

那么“夷屯”具体在何处？我们可以从水名入手。《楚居》熊绎之前，熊丽以难产闻名的故事发生在荆山一带，熊绎“徙于夷屯”意味着楚人开始走出山区，来到“夷”水之畔的“屯”聚之所。此“夷”水，经文献考证，“夷水，蛮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这条水就是今天宜城境内的蛮河，古称“夷水”或“鄢水”。

夷水既是宜城境内的重要河流，其与“夷屯”之间的关联不言自明。“夷屯”当为临夷水而建之聚落，其位置应在今宜城蛮河流域的某处。有学者考证认为“夷屯”即今宜昌一带，也有学者认为在今南漳、宜城交界区域。但无论如何，夷水即今宜城蛮河这一基本事实，已将“夷屯”的地理范围限定在宜城及其以西的蛮河流域，这为理解熊绎时代楚人居地与宜城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关键线索。

三、从荆山夷水到汉水平原：楚人迁徙路线的还原

将上述两个关键点——“京宗”在荆山，“夷屯”在宜城蛮河——结合起来，我们得以勾勒出楚国早期历史的宏大叙事框架：从商代武丁时期开始，以季连为始祖的楚人部族，活动于荆山深处的景山一带。至商周之际，穴熊（鬻熊）投靠周文王，其子熊丽仍居荆山地区。周成王时，熊绎受封，“徙于夷屯”，即从山区迁至宜城平原的蛮河流域。此后数代楚君皆居夷屯，直到熊渠时期开始向汉水以东扩张。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楚人进一步沿蛮河向下游移动，逐步占据宜城平原的腹心地区，先后建立了鄀、鄢等重要居地。最终在春秋早期，楚武王称王并正式定都于“郢”，开启了楚国强盛的历史阶段。

这一路线的关键地理纽带正是蛮河（古夷水）。从荆山发源的夷水，向东流经南漳、宜城，最终注入汉江。楚人沿夷水而下，从山区走向平原，从“京宗”到达“夷屯”，再扩展至鄀郢、鄢郢，每一步迁徙都与这条河流的走向完全吻合。近年来有学者研究也指出：“从夷屯至都的连线看楚国应该是沿蛮河逐渐向东迁移，也即发渐、旁和乔多都应该在蛮河流域沿线。”这一论断，从水文地理角度印证了楚人东迁的基本路线。

宜城不仅在春秋时期成为楚之鄢郢，更早在此前的“夷屯”时代就已纳入楚人的生活范围。可以说，宜城是楚国从“辟在荆山”走向“问鼎中原”这一历史进程的地理支点，是楚人走出深山、开启霸业的第一站。

 

第五章  国号“楚”与“夷水”的双重印证

一、“楚”字的历史记忆与地理关联

“楚”字不仅是国号，更是一段充满血泪的起源记忆。《楚居》记载了“楚人”得名的动人故事：穴熊的妻子妣列生丽季时难产，“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师“赅其胁以楚”——用荆条包裹其腹部——“抵今曰楚人”。这是楚人自我解释国号来源的最早文字记录。

这一故事虽带有神话色彩，却传达了真实的历史信息：楚人所居之地多荆条灌木，“楚”的本义就是“荆条”。这一地名与国号合一的传统，暗示着楚人最早的活动区域是以盛产荆条的山区丘陵为特征的，而这一区域正是宜城以西的荆山东麓丘陵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将楚国别称为“荆”或“荆楚”，正是对这种地理环境特征的精准概括。《诗·商颂·殷武》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郑玄笺：“荆楚，荆州之楚国也。”从周人的视角看，“荆”是地域名，“楚”为国号，二者指代的其实是同一片土地。而这片土地的核心，就在荆山以东、汉水以西、夷水两岸的宜城平原及周边丘陵地区。

二、“夷水”即蛮河：宜城的地理坐标

“夷水”作为一个重要的古水名，与楚人的早期历史密切关联。《水经注》记载：“夷水，蛮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东南迳罗川城，故罗国也。又谓之鄢水，春秋所谓楚人伐罗渡鄢者也。”

这条古水今天在宜城境内被称为“蛮河”。《襄阳附志·卷一》记载：“鄢水在县西南，源出南漳县西康狼山，东流入县南入汉，鄢一作潟，亦名夷水。”蛮河发源于南漳、保康二县的山区中，全长179.4公里，在宜城县境内长约63公里，是县内第二大河流。蛮河在古时不仅是宜城的母亲河，更是沟通宜城与南漳、保康山区的水上交通大动脉。

值得注意的是，“夷屯”中的“夷”字，正与“夷水”同名。有学者研究楚人沿蛮河逐渐向东迁移的路线，这一论断与“夷屯”临夷水而建的推测高度吻合。如果“夷屯”确实以夷水得名，那么它就应当位于夷水即今天蛮河沿岸的某处——这片区域就在今宜城及其西部的南漳、保康交界地带。无论具体的城址最终在何处确定，“夷屯”的地理范围已被锁定在宜城以西、以南的蛮河流域。这与我们此前认定的鄢郢（宜城南）、鄀郢（宜城东南）在空间上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条沿蛮河分布的楚国早期居所链。

三、夷水—夷屯—宜城：地名的连续性与楚人居地的稳定性

地名是人类历史最顽固的化石。夷水之名延续数千年而未变（东晋时因桓温父名“彝”避讳改称“蛮水”，但“彝”“夷”同音同义，本质未变），夷屯虽已湮灭，但其“夷”字与夷水、夷道等地名的关联性，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地名学图谱。今天的宜城，虽已不见夷屯之名，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蛮河中游北岸、汉水西岸——正是楚人自山区进入平原的门户。

当我们从高空俯瞰，一条清晰的空间链条便呈现出来：荆山景山（京宗）→ 夷水上游→ 夷屯（熊绎所居）→ 鄀郢（若敖迁居，昭王再迁）→ 鄢郢（惠王徙居）。楚人沿着夷水从西向东、从山区向平原缓缓移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被记录在《楚居》之中。而这条线路的终点和中心，就是宜城——楚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都城之一。

宜城之所以能够成为楚人长期盘桓、屡建都城的地方，原因有三：其一，西依荆山，有山林之利；其二，东临汉水，通舟楫之便；其三，中为平川，有农耕之丰。更重要的是，宜城正处于丹江流域、南阳盆地、江汉平原三大地理板块的交汇处，堪称楚国北上争霸、南下保土的枢纽。故《楚居》所载楚祖居所，最终汇合于宜城一处，实是地理形势使然，大势所趋。

 

第六章  鄢郢在楚史与屈辞中的文化意义

一、鄢郢作为楚国霸业的支点

从楚文王公元前689年迁都鄢郢，到公元前504年楚昭王迁都，宜城作为楚国都城或陪都延续了约185年。这是一个怎样的185年？

在这近两个世纪中，楚国经历了从“地方五千里”到“带甲百万”的迅猛崛起。楚武王、文王两代，北向灭申、灭邓、灭息，将势力推进至南阳盆地。楚成王时期，齐桓公率八国之师伐楚，楚人从容应对，达成召陵之盟，标志着楚国已与中原霸主平起平坐。楚庄王更是以“问鼎之轻重”的壮举，向天下宣告楚国取周而代的野心——陈兵周疆，问九鼎之轻重，这是楚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而楚庄王登基称霸的舞台，正是宜城鄢郢。

此后，共王、康王时期楚国继续保持强盛态势。历史记载，先后有11位楚王在这里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治理国家、号令群臣、祭祀先祖的场所，就是今天宜城楚皇城遗址上的宫阙台榭。那段金戈铁马、风云际会的岁月，被永远地凝固在了宜城这片土地之中。

史载，自楚文王定都鄢郢，至楚昭王避吴迁都，楚国以宜城为政治中心的时期，正是其国力急剧上升、疆域迅速扩张的时代。在这座都城之中，楚国完成了从“辟在荆山”的地方政权向“地方五千里”的南方大国的历史转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鄢郢时期打下的基础，就没有后来楚国在战国时代的雄踞南方。鄢郢是楚国霸业的基石，而这基石就深埋于宜城的土壤之中。

二、屈原“鸟集汉北”与鄢郢的文化记忆

屈原，这位楚国最伟大的诗人，与宜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当屈原写下这句诗时，他是否想起了宜城的宫阙？是否忆起了先王庙堂上的缭绕香烟？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明确将“汉北”定位为“郧襄之地”，而宜城正在汉水的西岸、襄阳以南约45公里处。南宋朱熹早已指明屈原“仕于鄢郢”，屈原在鄢郢任职多年，对这座古老的都城当有切身体验。

有学者提出，《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这一论断是极有见地的。屈原在《离骚》中反复追述先祖、自叙世系，楚先王庙堂应是其重要的创作素材来源。而楚先王庙堂，就建在楚国历代先王曾经居住的故都——鄢郢（今宜城）。当屈原在宦海沉浮中感到孤独与迷茫时，他或许曾来到宜城这片楚人先祖的根脉之地，在先王神灵的注视下寻求精神慰藉。这些庄严而神圣的经历，化作了他诗中的瑰丽想象与深沉忧思。

三、总结：宜城作为楚文化核心区的历史地位

综合前述全部论证，宜城作为楚国核心文化区的地位已经呼之欲出。它不仅是春秋时期鄢郢、鄀郢的所在地，更是楚国历史记忆的凝结之地、民族认同的精神家园。

宜城作为楚文化重要发祥地、春秋楚国都城所在地的地位，早已得到官方和学界的广泛认可。目前宜城已建成两处遗址（郭家岗遗址和楚皇城遗址）、两个展馆（宜城博物馆和楚皇城城址展览馆），用以展示和传播楚文化的深厚底蕴。当地还流传着大量与楚文化相关的民间传说——从楚庄王一鸣惊人的故事，到伍子胥复仇的悲壮，楚人的历史记忆与宜城这片土地深度融合，代代相传。

自《楚居》出土以来，围绕这部珍贵文献的研究方兴未艾。随着考释工作的深入，我们相信“宜城是楚祖居所”这一论断将获得更加坚实的确证。而当我们站在宜城楚皇城的遗址之上，极目远眺——荆山巍巍，汉水汤汤——我们仿佛能够听到三千年前楚人先祖的足音，从遥远的年代踏来，走过季连、穴熊的密林小路，走过熊绎、熊渠的开荒岁月，最终在这片大地上建起了宏伟的都城，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正是本文所要揭示的核心结论：楚祖居所，就在宜城。

 

结语

研究成果概述

本文以清华简《楚居》为第一手史料，结合传世文献、考古遗存与水文地理，对楚国先王居所的地望进行了系统考订。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楚居》中记载的鄀郢、鄢郢均位于今湖北宜城境内。鄢郢即宜城市南7.5公里处的楚皇城遗址，该城平面呈梯形，面积达2.2平方公里，遗址规模宏大，出土文物丰富，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鄀郢位于宜城东南，是楚昭王避吴时的临时都城。二者共同构成了宜城平原上楚国核心居所群。

第二，楚祖季连、穴熊所居的“京宗”，学界一般认为即荆山之首的景山，位于宜城以西的荆山山脉东端。熊绎所居的“夷屯”，应与夷水（今蛮河）密切相关，其地理位置应在宜城西部的蛮河流域。由此可还原楚人自荆山沿夷水东迁至宜城平原的完整路线。

第三，“楚”之国号来源于荆条包裹难产而死的妣列，这一起源记忆与荆山以东、夷水两岸多产荆条的自然环境相吻合，与宜城的地理特征高度一致。“夷水”即今蛮河，是贯穿宜城全境的母亲河，战国时称“夷水”，东晋避讳改名“蛮水”，其名称演变与楚人“夷屯”地名形成互证。

第四，汉北作为地理概念，由南宋朱熹始明确，至清代蒋骥释为“郧襄之地”，屈原“鸟集汉北”的咏叹正与鄢郢在汉北区域的地理位置相呼应。

宜城作为楚祖居所的历史定位

综上，宜城在楚国历史上的地位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都城的范畴。熊绎受封之后，楚人世代居于此地周边的蛮河流域；春秋初年，楚国以宜城为政治中心，完成了从地方政权到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惠王以后，宜城仍作为别都保留着重要的政治地位，直至秦将白起以水淹之策攻破鄢郢。宜城承载的不仅是一座都城的兴废，更是一段民族的记忆、一种文明的基因。

余论：研究展望与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当然，关于《楚居》的研究远未终结。例如“京宗”的具体所在，“夷屯”的确切城址，鄀郢与宜城东南的对应点，诸“郢”之间的功能分工与等级关系等，仍有待进一步考释与发掘来验证。

但有一点已可确信：《楚居》作为楚国官方档案的珍贵价值正日益凸显。随着更多清华简的整理发表，以及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持续推进，我们将获得更加丰富的史料来构建楚国早期历史的全景。宜城这片古老的土地，将在未来的楚文化研究中持续扮演核心角色。荆山不老，汉水长流——楚国先王的居所，将永远与宜城这片热土血脉相连。

 

参考文献

[1] 《楚居》，清华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3]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学》第21卷，2011年。

[4] 尹弘兵：《“京宗”小议》，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2012年。

[5] 高崇文：《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2015年。

[6] 《楚文化渊源研究的新进展》，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17年。

[7]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清代。

[8] 朱熹：《楚辞集注》，南宋。

[9] 《郧襄之地与汉北地理考》，《江汉论坛》2023年第3期。

[10] 《鄢郢》，百度百科。

[11] 《汉北》，百度百科。

[12] 《楚皇城遗址》，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

[13] 《夷水·蛮水》记载，《水经注》及历代地理志。

[14] 湖北省宜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宜城县志》。

[15] 《襄阳附志》，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