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璞｜宜城苏区1931年两次会师背后的悲壮史诗

张璞

血色黎明与历史的暗殇

——宜城苏区两次会师背后的悲壮史诗

历史的长河往往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转向，而那些被卷入旋涡中的人与事，则永远凝固成了时代的纪念碑。当我们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鄂北那片苍茫的土地上，风声里似乎仍夹杂着战马的嘶鸣与低沉的号角。1931年的宜城，这片后来被鲜血浸透的红色区域，曾燃起了足以照亮整个鄂豫边区的火焰，却也因一场场内部的“风暴”而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段德昌，这位被毛泽东亲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号烈士”证书的红军杰出将领，他的名字与宜城这片土地有着解不开的血缘联系。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戏剧更为残酷。段德昌在宜城新街田集与红二十六师的会师，以及随后在刘猴集与贺龙红三军主力那历史性的握手，并非教科书中那简单的“胜利会师”四字可以概括。在这两次会师的背后，隐藏着红军的艰难转型、苏区的浴火重生，以及一场至今读来仍觉脊背发凉的“内部肃清”。

这是一曲理想主义的英雄赞歌，也是一部关于人性局限与路线斗争的悲剧史诗。以下，让我们穿越近百年的时光尘埃，从那被掩盖的真相说起，逐段解析那段悲壮且发人深省的历史。

一、尘封的档案与迟来的正义

历史档案（一）：

1931年9月初，宜城东山新街曾发生过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可由于历史的原因，谁都不敢道出其中的来龙去脉。直到1986年2月，中共中央来了指示精神，事实真相才渐渐地公布于众。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原来，五十多年的沉默，半个世纪的噤若寒蝉，竟是“谁都不敢道出”。这六个字重如千钧。它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更是心灵的枷锁。1986年，这一年的临近，对于宜城苏区的后人而言，无异于一场迟到的“平反昭雪”。

这种“不敢”，恰恰反映了那段历史的极端复杂性与敏感性。在那个年代，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往往通过地方政治的涟漪无限放大。许多亲历者或因为恐惧，或因为迷茫，或因为那场斗争留下的巨大心理创伤，选择了沉默。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散了“左”的阴霾，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审视二战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因“路线斗争”而被掩埋的细节，才终于得见天日。

这种“渐渐公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告诉我们，真理或许会被暂时遮蔽，但追寻真相的脚步永不停歇。对于牺牲者而言，这迟到了五十余年的正义，虽然沉重，却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真实的细节：田家集的托付——红星的温度与兄弟的情谊

1931年9月初，红三军九师师长段德昌奉令北上接应贺龙，因一路战斗无数，战士受伤严重，便设法来到宜城苏区田家集与红二十六师会师，将伤员委托给红军医院治疗。当时的红二十六师师长余益庵二话没说，便命令红军医院院长程兴民，把伤病员安排到红军医院治疗。段德昌很是感激，便说要帮红九军二十六师打几个大仗。后果然帮助二十六师拿下了吴家冲的三好家子和四好家子。

这是血与火浇筑的情谊。段德昌，这位黄埔四期的高材生，著名的“火龙将军”，率领红九师一路北上，从洪湖苏区打到鄂北，沿途遭遇的是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当他衣衫褴褛、满身征尘地踏入宜城苏区时，面对的不是冷漠与推诿，而是红二十六师师长余益庵“二话没说”的担当。

这一幕极具画面感。在那种物资极度匮乏、医疗条件近乎原始的年代，接收一支疲惫之师的伤员，意味着巨大的负担。但余益庵没有权衡利弊，只有革命兄弟的肝胆相照。这种“二话没说”，是湘鄂西苏区内部团结的缩影，也是后来红军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段德昌的“感激”是真诚的。他不仅仅是一位指挥员，更是一位重情重义的将领。为了报答这份收留之恩，他旋即投入战斗，帮红二十六师拔除吴家冲的据点。所谓的“三好家子”、“四好家子”，在当时应该是地主武装的坚固堡垒。段德昌的军事才能在此显露无遗，他的到来，对于长期在地方游击、缺乏正规战术指导的红二十六师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这一刻，会师是温暖的，充满了同志间的信任与扶持。

接下来，红九师在高楼集的整训，便成了苏区建设的高潮与矛盾的伏笔

当天下午，余益庵把段德昌引到高楼集驻扎，地下党员蒋永祥把师部安排在沈泽民家里。在这里，红九师针对红二十六师领导干部欠缺，政治工作薄弱，便抽出20余名干部，充实到红二十六师的基层。9月13日又与分特委书记、二十六师政委张慕骞组织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拥护红军运动周问题》和《军事问题决议案》，还整顿了苏区各级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工农出身的党员，撤换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接着在枣阳成立了6个区委，襄、宜、钟建立100多个支部，党员发展到3000余名。这时，蒋永祥把两位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农民汪兴诗、严正亮引荐给红九师政治部，通过红九师政治部发展汪、严为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高楼集支部委员会，蒋永祥任书记。在红九师的协助下，高楼集支部迅速与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发生关系，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钟北第一乡苏维埃政府，由汪兴诗任主席。并成立农民自卫军、少年先锋队、贫农团、妇女协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粮分地运动。群众为之振奋。

段德昌的红九师不仅带来了战斗力，更带来了“正规军”的政治工作经验。这是宜城苏区发展的“黄金时刻”。

在此之前，红二十六师虽然骁勇，但在政治建设上难免带有地方游击队的局限性。段德昌的部队抽调20余名干部留下，这无疑是给红二十六师注入了“强心针”。随后的执委扩大会议，以及《军事问题决议案》的出台，标志着宜城苏区的军事斗争从自发的游击战开始向有组织、有纲领的正规战转型。

整顿党组织、发展工农党员、撤换腐化分子——这一系列动作让苏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群众组织的建立，从农会到妇女协会，甚至儿童团，这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战时社会体系。钟北第一乡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这种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汪兴诗等进步青年的入党，代表着红色政权的根基深深扎入了基层土壤。

此时，群众的“振奋”是发自内心的。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最朴素的梦想。段德昌的到来，让这个梦想在宜城大地上迅速铺开。这是整篇叙述中难得的亮色，仿佛黎明前的曙光，璀璨而热烈。然而，谁也没想到，高潮之后，竟是急转直下的深渊。

整风的异化——从“治病救人”到“举刀向内”：

接下来，便是同余益庵、张慕骞商量，对苏区各级党组织进行整顿，并挑选精干人员组成领导小组，帮助红二十六师与宜东区委一并进行整党整风工作。这下，竟让宜东苏区一下转了风向。会议开了7天，参加会议的除师部高层领导中层团级干部和区委成员外，每个支部另选派2至3名代表参加，加宜东区委30多人共有六七十人。会议期间，领导小组介绍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求党内开展“三查”，即查出身历史，查社会关系，查工作作风。主要对包庇敌人、吸鸦片、乱搞男女关系和不服从调动和分配等违法乱纪的党员进行批判和惩处，为让大家看到此次整风是动真的，万涛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学习了中央相关指示精神和党的十大纪律，具体内容为：1.保守秘密；2.服从纪律；3.服从上级命令；4.服从决议案；5.按期开会；6.主席有工作报告；7.开会人人发言；8.不准泄露机密；9.不宜在党内的开除党籍；10.犯有严重罪行的枪毙。

历史的转折点往往隐藏在看似积极的举措中。“三查”运动，在出发点上是好的。当时红军和苏区中确实混入了不良分子，甚至有敌对势力的破坏。查历史、查关系、查作风，在战争环境下是纯洁队伍的必须。

然而，这段文字中的一抹暗色在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当整风运动开始强调“十大纪律”中动辄“枪毙”、“开除”的极端手段时，气氛已经变得凝重。我们注意到，这份纪律清单虽然强调了服从，但忽视了民主与证据的严谨性。尤其是“犯有严重罪行的枪毙”，什么是“严重罪行”？在那个极端紧张的战争年代，标准往往随着整风小组的主观判断而移动。

会议开了7天，这本应是集思广益、纠正错误的机会，但若指导方针偏了，就成了“一言堂”和“批斗会”的序幕。从这一刻起，“风向”变了。那种同志间的信任开始被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所替代。这是“左”倾错误在基层的具体化，是接下来那场悲剧的直接导火索。

血染的黑屋——熊达武、桂子清案的冤屈与反思：

通过整顿，整风小组发现区政府主席桂子清、赤卫队总队长周介清有严重问题，便抓起来关进了黑屋里；接着又让勤务兵以开会的名义把区委书记熊达武喊了过来，二话没说就和桂子清、周介清关在一起，证据是熊达武包庇老婆严淑艺吸鸦片，跟身为绅士的岳父严文鼎没划清界限。熊达武解释没有包庇妻子，岳父不是劣绅，整风小组就是不信。后桂子清、周介清一同证明熊达武是冤枉的，整风小组以串通一气造反为名，定了三人的罪，于次日上午拉出去杀了。

这是文字简直令人窒息，充满了荒诞与悲怆。

“二话没说”就关押，这一举动完全背离了正常的组织程序。熊达武，作为一区的区委书记，是经过革命烈火考验的干部。然而，在“左”的逻辑下，“社会关系”成了原罪。仅仅因为岳父是“绅士”，妻子吸大烟，且未能划清界限，就被视为异己。

最令人痛心的是那“串通一气”的定论。桂子清与周介清出于良知，为熊达武作证，这在任何文明社会的司法体系中，都是证明被告清白的有利证据。然而，在极端的整风氛围下，这本应被珍视的同志间的仗义执言，却被扭曲为“串通造反”。这种逻辑倒错，暴露了当时部分领导者“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疯狂心态。

“次日上午拉出去杀了”，这种草率的处理方式，剥夺了党员干部最基本的申辩权。这不仅是对三条人命的戕害，更是对苏区法制与党内民主的彻底践踏。这几位干部，也许曾经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也许曾在白色恐怖下坚贞不屈，但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了自己人的“黑屋”旁。这种牺牲，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悲剧，它提醒我们：有时候，内部的偏执比外部的敌人更具毁灭性。

还有，胡东之死——拔枪的瞬间与无法挽回的决裂：

接下来，有人检举红二十六师保卫大队长胡东之有不服从调动问题。整风小组的同志拿着检举信，说胡东之搞过匪运，有沦匪之嫌；又说1931年春，特委为充实红二十六师，两次通知调他率赤卫队编入红二十六师，胡都软拖硬抗，到自己走投无路时，才被迫带了部分队员过来，可以肯定他内心动机不纯。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当年胡东之搞匪运是为了搞枪，他搞的那把盒子党员黄少希就亲眼看过。后来，枪太少，他又于1930年夏在中原大战中溃逃下来的蒋、冯、阎的溃兵队伍里买了四支短枪和部分子弹，这才开始组建秘密武装。调胡东之充实红九军第二十六师的事，是因为宜西的武装斗争才刚刚有点眉目，县委希望这支队伍暂时留在宜西和荆北这块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土地上，坚持斗争，这对开辟新区，牵制敌人，更为有利。非是胡东之个人拒绝东调的命令。但工作组的同志就是不信。第二天，整风小组对胡东之进行了严厉的盘问。尽管胡东之作了很多解释，仍然使现场询问的组长大发雷霆，说胡东之顶撞领导，拒不认罪，是个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进而逼他交待投机革命的打算，有多少同党等等。胡东之终于遏止不住愤怒的情绪，由于过于激动，无意中把右手拍到枪盒上了，整风小组组长便大喊说胡掏枪谋反，拔出手枪将胡东之当场击毙。

胡东之的死，是一出典型的“逼反”悲剧。他的罪名起源于“不服从调动”，而这背后是有着合理的战略考量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新区保持武装种子，是符合游击战原则的。但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眼中，只要上级命令未被执行，就是“右倾”，就是“反革命”。

胡东之的个人悲剧在于他的刚烈。他从“匪运”中搞枪，自建武装，说明他不仅有勇，更有谋。他是那个时代草莽英雄的典型代表，性格中带着不可折服的傲骨。当他被逼到墙角，被污蔑为“投机革命”时，他“拍到枪盒上”的动作，更多的是一种被冤枉后的激愤与军人本能的反应，而非真的要“掏枪谋反”。

然而，整风小组组长抓住了这个瞬间。那一声“胡掏枪谋反”的惊叫，判了胡东之的死刑。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对突发情况的误判，有多少是出于“宁可错杀”的预谋，我们不得而知，但结果是鲜血淋漓的。胡东之没有死在攻坚战的战场上，却死在了整风会议的黑屋里。一颗本应射向敌人的子弹，就这样穿透了自己人的胸膛。这不仅是一个干部的损失，更是整个苏区人心的流失。

余益庵的沉默——恐惧的蔓延与历史的隐痛：

这件事情，就余益庵来讲，心里很想不通。但因为是段德昌，也就没说什么。直到段德昌离开，去了刘猴集，也嘱咐师部不要对外讲。就这样，这件事情一直瞒到解放。

1986年2月，宜城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二战时期错杀人员的有关精神，对于熊达武、周介清、胡东之等人历史冤案进行了调查，给予了平反，并作为因公牺牲对待。为此，特在《宜城革命史》上记载：“这次整党整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受国际路线和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也出现了偏差，使很多党员干部受到不公平的处理。宜东一区区委书记熊达武、区政府主席桂子清、赤卫队总队长周介清、保卫大队长等主要负责人，均在这次整党工作中被错杀，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

余益庵的“想不通”与“沉默”，是这一历史段落最残酷的注脚。作为红二十六师师长，他心痛自己的战友无辜枉死，但他无力阻止。为什么“因为是段德昌，也就没说什么”？这并非意味着段德昌是这起错杀的主谋，而可能是指段德昌所带来的“左”的整风大环境和大气候，让身处其中的余益庵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压力。在那个年代，服从组织、服从上级代表的路线，是铁的纪律。

余益庵的沉默，其实是充满了无奈与沉重。一方面，他可能认为这是内部清洗的必要之恶，为了维护队伍的纯洁性，这种“阵痛”需要隐瞒；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这起事件在段德昌心中也是理亏的，是不光彩的。

直到1986年的平反，我们才看到了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定性：“出现了偏差”、“错杀”、“造成了损失”。这寥寥数语，是对那几位屈死的英灵在天之灵的告慰。但这一判决来得太晚，它记录在《宜城革命史》上，也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它警示后人：路线斗争一旦脱离实际，一旦跨越法制的边界，就会从革命动力变为破坏力量。

二、刘猴集的重逢——历史性的握手与内部的惊雷

第二件事情是1931年9月底段德昌在宜城刘猴集与贺龙红三军的会师。对于宜城人来说，许多人在读到“刘猴会师”时只知道当时红军的威武和会师的喜悦，并不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甚至许多专家学者只知道宜城历史厚重，却不清楚到底那是段怎样厚重的历史。

9月27日（农历八月十六），荆门北区苏维埃主席王树山引着段德昌、万涛一行，带着红九师来到了刘猴集。贺龙、邓中夏等一齐到红军堂子迎接。只见前后左右、里里外外、房上房下都站满了人群，一些小孩怕看不到竟爬到树上观看。段德昌激动地说：“我们一路打来，一路寻来，今天终于和你们见面了。为了找你们，我们从公安，打到荆门，从胡集打到仙居，我们杀了大地主廖先良、廖华甫，反动绅士熊哲轩、李明榜，建立了荆门北区苏维埃政府，我们九师也伤亡300多名战士，有100多名伤员还在红九军二十六师军区医院治疗。今天找到了你们，我们是奉命接你们回洪湖的！”说完，段德昌从怀里掏出一封夏曦写给贺龙的信。

如果忽略背后的政治暗流，刘猴集会师无疑是红军史上的高光时刻之一。贺龙与段德昌，这两位从“南昌起义”走出来的传奇人物，在历经千难万险后重逢。群众的欢呼、爬上树梢的孩童、拥挤的街道，构成了一幅激动人心的军民联欢图。

段德昌的那段话，读来令人动容。他说“我们一路打来，一路寻来”，八个字道尽了红九师北上的艰辛。300多人的伤亡，100多伤员遗留在宜城，这是巨大的代价。他掏出夏曦的信，那一刻，他以为完成了中央分局的嘱托，以为迎接到了主力，即将开创更大的局面。

然而，这封信不仅仅是问候，更是“尚方宝剑”。随同信件而来的，还有万涛——这位即将接替邓中夏的新的政治委员。这一刻的喜悦，已经埋下了下一刻的炸弹。

会议桌上的风暴——邓中夏的倒台与万涛的登场：

当天，贺龙召集团以上军政干部在西街红军堂子开会。贺龙来了个开场白后，万涛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及省委指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宣布由万涛接任红三军政治委员。参会干部一听邓中夏被撤销了职务，不少人当场提起了意见。万涛归纳成12条，最主要的是邓中夏执行的是立三路线，是右倾逃跑主义，他曲解了共产国际关于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指示，用创造新根据地的左的假话来掩盖右的逃跑主义错误实质，因而是反国际路线。邓中夏默不作声。接着，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从7个方面开始批判邓中夏的错误。会议开了一天，邓中夏就此被罢官。由万涛接任他红三军政委之职。人们只知道贺龙与段德昌在刘猴集会师，于刘猴集境内建立了几十个红军堂子（苏维埃政权），以为这就是会师的全部意义。殊不知，会师背后，却隐藏着一段叫人难以平静的波澜。

罢官邓中夏，这才是“刘猴会师”真正悲壮的内核。这一次握手，实际上是湘鄂西根据地最高权力的一次交接与斗争。

邓中夏，这位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那一刻是孤独的。“默不作声”四个字，写尽了他的无奈与悲凉。他曾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曾在狱中坚贞不屈，但在当时的路线压力下，他成了“右倾逃跑主义”的代表。平心而论，邓中夏在红二军团时期的一些决策虽有失误，但其人光明磊落，且后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证明了他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但当时的批判是残酷的。万涛归纳的12条，将复杂的军事斗争困境简单地归结为“路线错误”。这不仅是邓中夏个人的悲剧，更是“左”倾中央在各地推行其意志的必然结果。会议开了仅仅一天，一位主要领导人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至此，段德昌带回来的不仅是一支生力军，更带来了一个新的政治秩序。这为段德昌本人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因为不久之后，夏曦主导的更大规模的“肃反”就会席卷而来，而段德昌，这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最终也倒在了夏曦的枪口下。

历史的回响与永恒的警示：

历史的车轮碾过了1931年那个多事之秋。宜城东山与西山的两次会师，像两面镜子，一面映照出红军将士肝胆相照、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一面映照出“左”倾路线对革命肌体的疯狂侵蚀。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段德昌如同黑夜中的一颗流星，他在宜城点燃了苏维埃的烈火，却也在宜城留下了整风错杀的隐痛。他既是“国际路线”的执行者，也是“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

悲壮，不仅在于牺牲；更在于，最锋利的刀，往往插在最温暖的胸膛。当我们今天重读这段历史，不应仅仅停留于对“左”倾错误的谴责，更应领悟到：任何时候，实事求是都是党的生命线，脱离了客观实际的“残酷斗争”，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任何时候，依法依规、尊重程序都是保护同志、保护革命火种的基本底线。

宜城的红色历史之所以厚重，是因为它承载了革命的辉煌与血泪，记录了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痛楚。那些在田家集养伤的伤员，那些在高楼集冤死的忠魂，那些在刘猴集欢呼的群众，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完整面相——既有摧枯拉朽的磅礴伟力，也有在黑暗中艰难摸索的步履蹒跚。

愿历史不再重演，愿那些屈死的英灵，在迟到的平反中，得以安息。

张璞简介：

现居襄阳，出版长篇小说、传记10余部。2017年起开始研究鄂豫边苏区史、红九军创建史和鄂北斗争史，8年多时间共写出《红九军传》《程克绳传》《鄂北赤子高如松》《鄂北斗争史》《宜城苏区史》《鄂豫边文存解析》六部书稿及《红九军在鄂北的创建》《襄枣宜根据地的形成》等调研文章，其中《鄂北赤子高如松》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红九军在鄂北的创建》《襄枣宜根据地的形成》被收入《建党百年襄阳大事纪实》（郝敬东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