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诗传|第四章第三节 蓟门边塞赋新词  洛阳北社结诗派

吴仕钊

《孟浩然诗传》 

第四章第三节

蓟门边塞赋新词  洛阳北社结诗派

张说被召回长安，不久，被李隆基授任右羽林将军并检校幽州都督之职。这已经是开元六年（公元718年）的事情了。孟浩然并不知道张说的职务有所变动。想着那天在融上人那里张说对自己说的话，认为很有道理。自己成天守在襄阳，来回于襄阳与郢州城之间又有什么出息呢？一时也无所适从。再说，韩襄客母子在郢州，孟家一直不予接纳，自己左右为难。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去京城找张说争取一个差事？于是告别家人，直接到京城去拜见老丞相张说，同时也可以结识一些达官贵人，行其干谒之事。

及至到了长安，孟浩然才知道张说已经到了幽州。幽州管辖北方九个县，州府治所在蓟县（今天北京广安门一带）。幽州自古为形胜之地，是古九州及汉十三刺史部之一；隋唐时就是北方的军事重镇、交通中心和商业都会。历朝历届对于幽州的定义管辖范围不断变化，辖境大体范围为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及朝鲜西北部。但是幽州的核心所在区域并没有变，那就是今天的北京市。汉武帝设幽州刺史部，部刺燕地诸郡国。武帝开边，置玄菟、乐浪等郡，亦属幽州。东汉时，辖郡、国十一，县、邑、侯国九十。三国魏晋时期，公孙瓒及公孙度分别占据幽州诸郡。魏灭燕之战后，尤其晋武帝太康元年，增置郡国二十三，幽州辖境日渐缩小。北燕、北魏时期仅领燕、范阳、渔阳三郡。北齐、北周时为高宝宁管理。隋炀帝大业初罢州置郡，故改幽州为涿郡，隋灭高宝宁后由邓暠镇守。唐武德元年（618年）复为幽州，后又置东夷都护府。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设置幽州节度使，幽州节度使负责防御奚、契丹，治幽州（范阳郡，今北京），统辖幽州、蓟州、妫州、檀州、易州、定州、恒州、莫州、沧州等九州。

张说来到幽州，亲自到边塞各地巡视。白天，忙于处理军情，晚上，坚持修书写志，忙于文字案牍。寻思着孟浩然岳州相寻，襄阳相见，何不让他到幽州一起做些文字案牍的事务？于是，修书一封，派人给襄阳的孟浩然寄去。

二人想到一块了。孟浩然从襄阳到长安，又从长安到蓟州，辗转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及至二人在幽州见面时，已经是年底了。过了除夕，一转眼便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北方过上元节很是热闹。观灯赏月的习俗始于东汉，到了唐朝，更是变得隆重了。从正月十三以至十七均称之为“灯节”，把十五称之为“正灯”。蓟门一带，每至灯节，内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张灯。蓟门沿街的树上挂满了各色灯烛，一派节日景象。张说约孟浩然一起去观灯，兴高采烈地徜徉在北方这热闹的灯海中。来到异乡，看到不一样的风俗，孟浩然不禁情思涌动，赋诗以献张将军：

同张将蓟门观灯

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

蓟门看火树，疑是烛龙燃。

《同张将蓟门观灯》通过描写蓟门灯展览，表达了作者对异地民俗的好奇和对新年氛围的赞美。这种异域的庆祝方式和平时所经历的庆年节活动不同，给人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感受。方式不同，更有焕然一新的氛围。蓟门是指位于唐代京畿地区的城门，灯展览是庆祝新年的一种传统活动。作者用异域非俗的方式来比喻蓟门的灯展，以突显其独特和新颖。他对繁华喜庆的灯火景象的描绘，形容那些点燃的灯笼就好像一颗颗在飞舞的龙烟，给人带来一种神秘而妖异的感觉。整首诗意蕴含着作者对新年气氛的赞美和对异地风情的好奇，让读者感受到了这种异域庆祝的独特魅力。

灯节之后，孟浩然向张将军提出要到蓟北的边塞去看看。张说知道孟浩然的心思，就安排军士陪孟浩然到接近凉州一带的边关去体察一下戍边将士冷月孤烟的生活场景。

从戍边将士那里，孟浩然了解到幽州所管辖地区的历史和地理概括，其中的凉州，这次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加上路途遥远，还不能真正抵达凉州，但是，军士极颇有兴趣地介绍了凉州的情况。凉州则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地区，其首府在武威郡（现武威市）。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有数个以“凉”字为国号的国家，包括前凉、后凉、西凉、北凉、南凉，均位于这一地区。凉州的张轨及其继承者对晋朝非常忠诚，在西方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政权，史称“前凉”。五凉共存一百二十九年，当时的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凋敝，而以姑臧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定，因此在儒学、佛学、城市建设、石窟艺术等诸多方面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创造出了“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五凉文化“上继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之一。五凉政权中存在时间最长、对五凉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是汉族人张轨的政权，及其后代所建立的前凉。前凉始于西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以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为界，前期为前凉的发展、繁荣时期；公元353年以后，由于内乱不止，逐渐走向没落，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前凉为苻坚所灭。

孟浩然到蓟北边塞地区，最想了解的是胡人状况。以前，以为胡人是些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野蛮人等。来到这里一看，胡人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人，除了语言和衣着有些不同，其长相与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边关的将士告诉孟浩然，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胡人。历史上，成也胡人，亡也胡人，胡人势力在李轨大凉政权兴衰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这得从隋朝末年的凉州胡人讲起。北朝至隋朝末年，由于各朝皇室家族都与周边少数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他们对于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这就使得这一时期有大量的西域胡人进入中原。这里所说的西域胡人，主要是指西北地区各民族，主要包括塔里木河流域于阗、龟兹、疏勒、鄯善等国，以及中亚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和来自西亚的波斯人等。到了隋朝时期，西北成为胡、汉各族杂居之地。而凉州（当时指武威郡）是当时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道，也是河西地区的中心区域，自然也就成为了胡人们的首选居住地之一。当时，凉州的胡人占凉州总人口的比重很大。这里出了一个大人物，名叫李轨，他出自凉州本地的汉族豪门。家族十分富有，在西北地区根基深厚。李轨为人足智多谋，为人又急公好义，在遇到荒年时，还会出钱出粮来赈济贫苦百姓，所以在凉州（此时凉州为狭义凉州，仅指武威郡）当地威望很高。隋朝大业年间，李轨在凉州鹰扬府担任掌管兵器的官员。正所谓“既有钱，又有权”，说的就是李轨这样的人。李轨起兵，建立凉国，胡人立大功，这是不争的事实。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枭雄薛举在金城郡（今兰州）起兵，建立西秦割据政权，很快占领了六盘山以西的广大地区。针对这个突发事件，凉州当地名人李轨、梁硕、安修仁等人聚在一起商议认为：“薛举为人残暴凶狠，不久便会派兵来侵扰武威，而武威郡的各级官员都是软弱之辈，不足以成大事。现在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控制河西地区，我们做何打算？”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刻起兵，但当时没有人敢当起兵首领。这时有人说：“我听谶书说，姓李的人将来会成为皇帝，如今李轨这么贤能，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大家共同推选李轨为首领，并跪拜听命于他。

当天夜里，安修仁按照李轨安排，在夜间率领胡人骑兵进入凉州内城，然后摇旗呐喊制造混乱，李轨乘机带人逮捕了凉州的郡丞和守城将军。李轨顺利起兵后，自称河西大凉王并册封了官员，其中册封梁硕为吏部尚书，安修仁为户部尚书。李轨之所以能够起兵成功，安修仁和他的胡人部下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渊灭李轨，胡人也立了大功。由于李轨听信谗言，不经过详细调查就毒杀了梁硕，再加上李轨缺乏大局观念，不具备治国才略，使得跟随李轨起兵的人们渐渐都对李轨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不久，大唐政权的李渊给李轨写信，劝其归降大唐，但被李轨委婉拒绝。因为李轨已经完全占据河西，又跟周边邻居吐谷浑、突厥都有联系，所以李渊也不能把李轨怎么样。当时，安修仁的哥哥安兴贵在大唐政权李渊麾下效力，安兴贵自持自己家族是凉州本地豪族，再加上弟弟安修仁在大凉国内权势很大，所以向李渊毛遂自荐去凉州劝降李轨。

安兴贵到凉州后，见劝降李轨无望，便与弟弟安修仁、岷山羌族首领奚道宜（原为薛举部下，后来薛举兵败后投奔李轨）等人商量通过武力逼迫李轨降唐。按照计划，安修仁聚集各路胡人兵马围攻凉州城，李轨率军迎战被安修仁打败，最后被安修仁抓获并送往大唐京师长安，不久就被李渊处死。安兴贵之所以能够平定李轨，仍然是安修仁和他的胡人部下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成也胡人，亡也胡人”，胡人势力在李轨昙花一现的大凉政权兴起和灭亡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孟浩然与陪同的军士打马北行，沿途除了雪野苍山，什么也没有。走很长的路程也见不到人的影子。这令孟浩然越发感到戍边将士的不容易，体察到他们日日相伴冷月孤烟的落寞心境。回到军营，已经月上中天了，附近的羌笛胡笳声动人心魂。不知是谁吹奏着这思乡的曲子，苍远悲壮的音声回荡在冷漠无极的夜空，令人心痛。不无感慨的孟浩然，此时再也按耐不住激情，挥笔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边塞诗——

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

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

这首诗由异地不一样的音声开始，把边塞军士另一面的情绪反映了出来。戍边军士们有骁勇善战、上阵杀敌的勇猛一面，亦有听乐思乡、愁肠百转的柔情一面。诗人听到悲愁的边地乐曲，设身处地想到守边将士闻乐的愁思，创造出一个关山夜月、胡乐盈耳、征人望乡、愁思萦回的境界，不失苍茫之感，又兼幽远凄清。“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诗歌一开始宕开一笔，不写人悲，先写边塞地区的乐曲令人黯然神伤，悲痛欲绝。羌笛、胡笳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种乐器，它们发出的声音凄切哀婉，令听者伤悲，愁者添愁。人们愁绪满怀，羌笛、胡笳的吹奏越发动情，更使人愁上加愁，因而发出“不用吹”的感叹和祈求。这两句是用富有异域情调的悲凉乐曲显示气氛特征，衬托人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凄切心情。“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因景抒情，抒发边塞战士的绵绵情思。关山月，从字面上看，万里关山，明月当空，点出边塞战士所处的独特环境。因为看到关山月的景色，触景生情，结句的抒情自然引发出来。《关山月》也是乐府古题，边塞诗里常有出现，多半表现离愁别绪。这首诗也是以此进一步渲染悲凉的氛围。诗歌水到渠成，运用口语，直抒胸臆，表达了边域战士强烈的悲愁情绪。久戍边塞，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无限的情思全都包含在“思”中。“坐”字巧妙地将三四两句紧密联系了起来，达到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首诗出语自然，不事雕琢，浑然天成，创造了统一的富有特色的氛围，显示出浑厚的诗的意境。感情的表达真切、含蕴，萦回荡漾于全诗。全诗虽无警策之句，却显示出完整美和自然美来。

孟浩然到蓟北边塞，时值仲春，气候逐渐转暖。每逢此时，北方游牧部落便有所蠢动，觊觎大唐边疆的物产。都督张说将军也开始了他的巡边军务。孟浩然在边塞见到张将军，甚是高兴。他们同巡于边塞。张将军在巡视西部边塞后，即将向东部边塞巡视，一去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孟浩然见张说将军忙于边关军务，无暇顾及推荐自己的事情，再说，这边关也不是孟浩然长期待的地方。准备在这里就此与张将军告别，看到将军身披战衣，头戴战盔，骑马东巡的样子，孟浩然胸怀激荡，又赋诗一首，并且把在边塞写的两首诗都以《凉州词》命名，赠给张说将军。为何用不用一个诗题而笼统用“凉州词”冠在这两首诗前呢？

因为孟浩然在边塞听到的乐声有羌笛、胡笳、琵琶这些具有北方民族风韵的乐器声音，有如凉州词一般，具有胡汉兼收的音乐魅力。用“凉州词”这个带有西域特色的曲牌名，作为这此边塞之行，有感而作之诗篇的诗题，是有深意的。

浑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声入云。

胡地迢迢三万里，那堪马上送明君。

孟浩然看着张说将军远去的背影，品味着刚才的诗句——

浑然天成的紫檀金屑文，可以做成琵琶其声音洪亮直上云霄。

遥远的胡地三万里，又怎么能忍受那催人泪下的马上琵琶声送给王昭君呢？

孟浩然创作的七言绝句组诗两首，也是孟浩然诗集中少有的一组边塞诗。

“浑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声入云”，紫檀木做成的琵琶浑成天造，巧夺天工，奏出的乐声悠扬深远，直达云霄。诗句脱口而出，朗朗上口，在朴质自然的文字中蕴含着深厚的送别情意，渲染了浓郁的离别气氛。边塞地区天高地阔，乐声在云际飘扬回荡，这不仅是描写琵琶质地优良，还着重表明琵琶声调的高亢激越。这些带有地方色彩的乐器，常常出现在唐代的边塞诗中，借以反映异域情调，抒发征戍者的感情。诗人正是以高亢激越的琵琶声，点染边塞送别的特定环境、氛围。

“胡地迢迢三万里，那堪马上送明君”，朋友去的地方是高漠的胡地，迢迢三万里，道路是多么遥远。“迢迢”叠词的运用，使诗句更显口语化，路途的艰难险阻也尽在不言中。末句抒发送别之情，承上自然倾泻而出。“多情自古伤离别”，古代道路崎岖，交通工具不便，一别动辄几年，有时甚至成为永别，因此诗文中的送别场面常常是凄凉悲切的。更何况朋友要去的是荒漠的边塞，路途遥远，荒山万里。现在朋友已骑在马上，分别就在顷刻之间，依依惜别的悲怆之情，诗人难以禁受。用“那堪”的反问句式，把此情此景表达得更为含蓄深微，酣畅淋漓。

此诗，可以与“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这些脍灸人口的诗句相媲美，这些诗句都将边塞地区的荒凉萧索，离愁别恨的感情表达得委婉蕴藉，深厚博大。相比之下，孟浩然这首诗感情表达更为直露，全诗一气呵成，自然浑成。

在骑马从蓟北南返去洛阳的路上，孟浩然时时记挂着张说将军。途径燕赵故地，“自古燕赵多豪杰”，看到燕长城故址，孟浩然更加从心里敬佩张说将军。策马过了黄河，一路南行，来到洛阳城东，准备在这里歇脚。在襄阳时，就听说洛阳东有一个地方叫“白社”，是隐士较为集中住居的地方，何不借此地一住呢？

这白社原是道士隐居地，晋葛洪《抱朴子·杂应》中有记载：“洛阳有道士董威辇，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陈子敍共守事之，从学道。”《晋书·隐逸传》也有记载。后来，就成了隐士闲聚之地。孟浩然几经打听，找到这里，安顿了下来。自此，开始在洛阳结交友人，干谒头面人物的社交活动。

这期间，孟浩然白天在洛阳城里做些应景的社交活动，夜晚就住在北社，与这里的隐士们交道笃厚了起来。此时的孟浩然心态主流处在归隐待仕的积极进取状态。因为孟浩然的经历在唐文人中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种，也是比较典型的那种。在襄阳的隐居岁月里，儒家宣扬的入世致用思想总是困扰着他的人生追求和诗歌写作。其诗或明或隐、或正或侧地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孟浩然的早年隐居是为出而隐，是在以隐居的名义下打出自己“处江湖之远”的名气，来引起“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的注意，是为积极入世做准备的。这在当时的唐代俨然已成一种风气。孟浩然在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才情韵气，很大程度上是与体现唐朝社会整体利益的儒家入世思想，体现盛唐文化中的建功立业之志是相联系的。

孟浩然在构建他美好入世理想的同时，也向往着山林隐逸的高趣。这种隐逸的高趣正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唐士大夫们一方面汲汲奔走于仕途宦海，以求在入世致用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承担社会化使命的同时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与人生自由。道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对孟浩然的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情趣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孟浩然与自然界的沟通与亲和，只是为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宁静与超脱，是对自我人格独立和生命高洁的自然净化。如果说在来白社前，孟浩然思想中的隐逸态度是被动的，诗歌创作倾向是不自觉地亲近自然，那到了洛阳北社，特别是认识了王维，有了深交和深入的文学探讨后，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和诗歌写作倾向自然山水田园，就进入到一个自觉的状态。

孟浩然写自然山水田园诗歌虽然比王维早（因为比王维大十二岁），但诗歌的成就中，王维写景讲究色彩和构图之美，诗意恬静、自然秀美。而孟浩然描写景物往往只简洁写出自己的直接感受，清朴平淡，缺乏诗歌的意境美。从诗歌创作上讲，王维的诗歌比孟浩然的诗更有意境美、画面美。换一句话说，王维比孟浩然更自觉、更理性地进入到自然山水田园诗创作中来的。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巧遇。已经在洛阳有了官位，且在皇帝身边晃悠的王维，听说孟浩然在洛阳东的白社安顿了下来，有心结识孟浩然。这天，王维就到了白社，亲自探访孟浩然。二人虽是初见，可彼此心仪已久。在洛阳城东的这片浅山上，在掩映在青松翠柏之下的草庐中，在山径路旁的草堂和草亭间，王维和孟浩然就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就着自然山水田园诗篇的创作和认知，热切地讨论着。

早春二月，白社浅山上百花初绽，融融的暖意扑面而来。孟浩然和王维二人在草亭里对坐，石桌上放着茶盏和酒具，二人把盏共饮，谈笑风生。说到文学，论及诗歌，二人总有说不完的话。二人从《诗经》说到陶渊明，也谈到各自的诗歌写作。

孟浩然对《诗经》源于民间，反映人民大众的情感非常欣赏。对诗歌后来发展中的脱离民众脱离生活的倾向，深为不然。对于这种诗出于民而后官用的“御用文人”思想深恶痛绝，认为诗歌写作当还以本真，当以朴实之言语反映自然山水田园之状态。

王维非常赞同孟浩然的这些观点。王维检视自己的诗歌，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诗歌，但细细想来，这些诗歌的视角大都来自于宫廷的应景，多为贵族宴饮，官宦交游，仕女惜别，边塞风情之类的，是远离人民大众的。后来被贬到了山东济州之后，才有了走近平民，体察民生的情感，才感受到田园的温馨，感知到百姓的情感质朴。王维对孟浩然说，倒是您孟兄的诗篇，散发着浓浓的田园气息，质朴无华。诚如兄长所说，诗歌的吟咏，当以民众之情感为情感，以贴近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为主旨，要从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让诗歌回归《诗经》之本源。说着，拿出自己的诗作，请孟浩然评鉴——

淇上田园即事

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

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

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

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

孟浩然仔细地读过此诗，在心里品味了起来——

我居住在淇水之上，

东方野地广袤没有山。

太阳落在桑柘树外，

河流明亮在闾井之间。

牧童望着村庄远去，

猎犬随着人返回。

静谧的人又有何事，

闭上荆扉度过白昼。

孟浩然端起一杯酒敬王维说：“好诗！”这种在淇水畔的田园生活，我是非常羡慕的。诗中没有山峦的描绘，但凭借着太阳的光照和河流的明亮，让这片东方野地显得宽广而明朗。当你看到牧童驱赶着牛羊朝村庄走去，猎犬也跟随着人们一同归还的时候，你感觉到自己又安静地度过了这样一个平凡的日子，无事可做，只需闭上门扉，静静地等待着明天的到来。这是何等的恬静自然！

无独孟浩然有此体悟和赞叹！我们今天读《淇上田园即事》，仍然感到王维以简练的语言展现出的田园生活那样的宁静与美好。整个诗篇没有夸张的修辞与华丽的词藻，却通过对自然景色和乡村生活的细腻描绘，传达出一种宁静与平和的情感。这首诗在描绘出美丽的自然景色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宁静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作者以简洁的语言，将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同时，诗中未明言的暗示为诗篇增添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给读者留下了思考与回味的余地。整首诗以宁静、恬淡的氛围赋予人以心灵的安宁和愉悦感，体现了王维诗歌的独特魅力。

历史的巧合，历史的巧遇，成就了中国自然山水田园诗派的扩展。就是这次在洛阳东的白社相会，让孟浩然和王维的共识，趋向一致，诗歌创作倾向，向着自然山水田园诗派发展。孟浩然、王维成为了中国自然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

在陶渊明、谢灵运、谢眺之后，到盛唐时期，由于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佛老思想的提侣，隐逸思想的流行，自然山水田园诗又一次得到繁荣和发展，代表诗人有王维、孟浩然和储光羲。他们都以描绘山水田园风光著称，艺术风格也比较接近，因此被称为自然山水田园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