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璞 ｜再论清华简《楚居》与宜城楚都的考古学证明

张 璞

再论清华简《楚居》与宜城楚都的考古学证明

 

摘要

清华简《楚居》的出土，为楚国早期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材料。本文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材料三重证据，对《楚居》所载楚都“鄀”“鄢”以及“为郢”等关键地望进行系统考证，论证它们皆位于今湖北宜城境内。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水经注》等文献记载高度吻合，蛮河（古鄢水）的地理坐标清晰可辨，秦将白起引水灌鄢的百里长渠遗址历经两千余年犹存，形成了多重证据链条。本文进一步论证，宜城不仅是春秋时期楚国的鄀郢、鄢郢之所在，更是楚国从荆山启程、走向江汉平原的重要枢纽，是楚祖季连之后楚人长期经营的核心区域，堪称楚国真正的“龙兴之地”。

关键词：清华简《楚居》；宜城；鄀郢；鄢郢；楚皇城；楚祖居所

 

一、引言：重写楚史的历史机遇

2010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整理出版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其中一篇题为《楚居》的竹书，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部由战国中期的楚国史官所撰写的文献，详细记载了自楚祖季连直至战国中期楚悼王、肃王时期，历代楚公楚王的居住地与迁徙路线。楚简专家李学勤教授评价《楚居》的史料价值“无法估量”，将为楚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并引起更多崭新的开拓性学术课题。

《楚居》的问世，为我们重新审视楚国早期历史地理提供了一个千年难遇的契机。楚国作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楚国的起源地、早期都城的分布、迁徙的路线等问题，千百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传统的楚史研究主要依赖《史记·楚世家》《左传》等传世文献，这些文献虽然珍贵，但成书于后世，且经过历代辗转传抄，讹误难免。

《楚居》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它不仅成书年代比《史记》早约两百年，更重要的是，作为楚人自己编纂的国史，其权威性和可靠性远非后世追述所能比拟。本文即以《楚居》为核心史料，结合《水经注》《史记》《左传》等传世文献，以及宜城楚皇城遗址、蛮河流域周代遗址群的考古发现，综合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系统论证一个核心命题：《楚居》中所载的鄀郢、鄢郢皆在今湖北宜城境内，宜城不仅是楚国春秋时期的都城所在，更是楚祖季连之后楚人长期居处的核心区域。

 

二、清华简《楚居》与楚国都城的“郢”名之谜

2.1 《楚居》概况与基本内容

清华简《楚居》是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中的重要一篇，其书写年代约为公元前370年以后，出自楚国史官之手。全篇篇幅较长，结构清晰，按时间顺序叙述了自季连至楚悼王、肃王等二十三代楚公楚王的居处与迁徙。李学勤教授指出，《楚居》的体裁与《世本》中的“居”篇有类似之处，而其记载之详细、年代之明确，为历代文献所未见。

2.2 “郢”的内涵：从专名到通名

《楚居》中出现“某郢”共计18处，这一现象提示我们重新思考“郢”的含义。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郢”视为楚国国都的专称，以为楚国始终以某一固定地点为都城。然而，《楚居》的大量记载表明，“郢”在战国时期已从专名演变为通名——凡是楚王居住的都城，均可称为“郢”。这一点在传世文献中亦有印证，如《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文王“始都郢”，但事实上楚昭王又迁都于鄀，亦称“郢”；楚顷襄王迁陈，也称“郢”；考烈王迁寿春，亦称“郢”。“郢”之得名，很可能源于其“王居所在”的本义。

2.3 《楚居》中的都城地理问题

《楚居》所记载的楚国都城包括：鄀、焚、宵、免、疆郢、湫郢、樊郢、为郢、鄢郢等。其中，与本文所论核心问题最为相关的是“鄀”和“鄢”——也就是传世文献和《楚居》中反复出现的“鄀郢”与“鄢郢”。《楚居》记载，在春秋时期，楚国曾经多次在宜城平原的诸“郢”之间迁徙，开启了东周时期楚国在江汉地区的蓬勃发展。

那么，这些“郢”究竟位于何处？千余年来，这个谜团始终未能解开。本文将一一辨析，证明它们都在同一个地点——宜城。

 

三、鄀郢在宜城：从《春秋大事表》到《水经注》的文献证明

3.1 “鄀”的地望：文献的层层印证

鄀国本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弱小诸侯国，“允姓”之后。鄀国最初位于今河南淅川西南的“商密”，是秦楚交界处的小国。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秦晋两国联合伐鄀，楚国派军队助鄀。此后，鄀国在秦楚之间摇摆不定。公元前622年，秦国攻入鄀都商密，鄀国人被迫向南迁徙，来到今湖北宜城境内，史称“上鄀”。迁徙之后，鄀国成为楚国的附庸国，最终被楚人所同化。

关于“上鄀”的具体位置，历代学者留下了大量确切的记录。清代学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明确记载：

“今宜城县西南九十里有鄀城，与安陆府之荆门州接界，为春秋时鄀国地……楚人戍以争之而不克，因遂徙之南郡鄀县为附庸，即今襄阳府宜城县。后仍入楚。定六年楚避吴北去，徙都鄀，仍名郢，谓之鄢郢，左传所谓迁郢于鄀是也。”

这段记载提供了三个关键信息：第一，鄀城的具体方位在宜城县西南九十里处；第二，楚昭王为避吴国锋芒曾“迁郢于鄀”，将都城迁至宜城的鄀城，仍称为“郢”；第三，因与江陵旧都相区别，宜城的鄀都被称为“鄢郢”或“北郢”。

3.2 楚昭王迁鄀的历史背景

《史记·楚世家》《左传》等文献对昭王迁鄀的历史背景记载甚详。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吴王阖闾联合唐、蔡等国大举伐楚，在柏举之战中大败楚军，攻入楚国都城郢（江陵纪南城）。楚昭王仓皇出逃，楚国几近亡国。此后，吴国虽暂时撤军，但吴军舟师依然威胁巨大。楚昭王十二年（前494年），吴国击败楚国舟师，“楚人又有亡国之忧，于是楚国将都城从郢迁移至鄀，也就是前述的湖北省宜城市一带，以躲避吴国的锋芒”。

 

 

《襄阳府志》对鄀鄢的记载

 

这是楚国迁都宜城鄀郢的直接动因。据《路史·国名纪》记载，迁都于此的鄀被称为“北郢”，与江陵的“南郢”相对。此举使楚国在吴国强大军事压力下得以保存国脉，可谓战略上的明智之举。

3.3 杜预《左传注》的权威佐证

西晋学者杜预是春秋左传学的集大成者。他在《春秋左传集解》中对鄀国与鄀郢的位置作了精辟考证。杜注指出，鄀“本在商密，在秦、楚界上为南乡丹水县”（今河南淅川），而迁居后的鄀则在“南郡鄀县，即今襄陽府宜城縣”。杜预明确将迁居后的鄀定位在宜城。这一判断被后世学者普遍接受，成为春秋地理学中的定论。

3.4 汉代地理志的系统记载

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南郡条下载：“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郢，若（鄀）作鄀，楚别邑，故郢。”这段文字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宜城作为楚国故都的历史地位。三国魏人如淳在为《汉书》作注时进一步解释说：“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鄢，若（鄀）作鄀，楚别邑，故郢。又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芊氏居丹阳，在南郡枝江县。文王始都郢，平王城郢，昭王徙鄀。”

从《汉书·地理志》开始，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和地理总志，如《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无不将宜城与楚都鄢郢、鄀郢相联系。这些记载构成了一条贯穿两千年不中断的史脉，其延续性和系统性足以令人信服。

 

四、鄢郢在宜城：鄢水、鄢城与“为郢”的三重锁定

4.1 鄢水与蛮河的古今对应

如果说鄀郢的定位主要依靠文献记载，那么鄢郢的定位则有河流地貌这一天然的地理坐标作为佐证。

宜城境内有一条重要的河流——蛮河，俗称小河，古称“鄢水”或“夷水”。《襄阳附志》记载：

“鄢水在县西南，源出南漳县西康狼山，东流入县南入汉。鄢一作漹，亦名夷水。”

关于“夷水”改名为“蛮水”的原因，《襄阳附志》亦有明确记载：“夷水、蛮水也，晋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也就是说，东晋桓温的父亲名叫桓夷，为避父讳，“夷水”被改称为“蛮水”。这一记载与《通鑑地理通释》的记载完全吻合：“又其后曰蛮水，郦道元所谓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蛮水是也。”

 

 

宜城地名志所呈蛮河示意图

 

蛮河发源于南漳、保康二县的山区，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宜城全境，在钟祥县境内汇入汉江，全长179.4公里。在两千多年前，这条河流就是以“鄢”命名的——鄢水，而水边的城邑就叫“鄢城”。郦道元在《水经注·沔水》篇中对此记载得极为清晰：

“其水自新陂东入城。城故鄢郢之旧都，秦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

这短短的二十余字，将宜城的前世今生串联起来：鄢郢的旧都，秦代设为鄢县，汉惠帝三年（前192年）更名为宜城。这就是“宜城”这个地名由来的权威记载。

4.2 秦置鄢县与汉改宜城

《汉书·地理志》记载：“南郡，秦置。县十八：江陵……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这段记载与《水经注》如合符契。秦统一六国后，在南郡设置了十八个县，宜城县即是其中之一，当时仍称“鄢县”。至汉惠帝三年，为避某种忌讳或因政治考虑，将“鄢县”改名为“宜城县”。所以，汉代的宜城县，即是秦代的鄢县，也就是战国的鄢郢。

《水经注》在“宜城”条下还特别提到：“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也。”宋玉是宜城籍的著名辞赋家，与屈原并称“屈宋”，为宜城是楚国文化重镇增添了一个文学注脚。

4.3 《楚居》“为郢”考——鄢郢的新证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清华简《楚居》中，鄢郢出现了一个别称——“为郢”。《楚居》“为郢”考的研究指出，“为郢”自春秋早期至战国初年曾为楚王多次徙居，在《楚居》诸“郢”之中具有特殊地位。结合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新见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记载来看，“为郢”的地望应该在今宜城东南的楚皇城遗址。

这一考证极为关键。它将《楚居》中的“为郢”与《水经注》中的“鄢郢之旧都”和《汉书》中的“宜城故鄢”完美地对应了起来，形成了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献互相印证的三重锁链。楚皇城遗址，就是《楚居》中的“为郢”，就是战国秦汉文献中的“鄢郢”，就是汉代改名的“宜城”。三者所指为同一地点，确凿无疑。

4.4 “鄢郢”的内涵：别都抑或主都？

“鄢郢”一词的含义，在历代的解释中有所不同。杜预在《左传·昭公十三年》注中说：“鄢为楚别都，与郢相近，故通谓之鄢郢。”他认为鄢是楚国的别都，位置靠近郢都（江陵），所以合称为鄢郢。而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楚昭王迁都于鄀之后，“仍名郢，谓之鄢郢”，即宜城的鄀都因靠近鄢水、鄢城而被称为鄢郢。

无论何种解释，鄢郢的地望都在宜城是学界一致同意的。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楚国都城体系的分布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五、楚皇城遗址：宜城即楚都的考古铁证

5.1 遗址规模与城市格局

如果说文献和文字材料的考证是“纸上之功”，那么考古发掘就是“实地之证”。宜城楚皇城遗址位于宜城市郑集镇皇城村，距宜城市区约7.5公里。遗址规模宏大，由外城与内城组成。外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1840米，东西宽1720米，周长6420米，总面积达2.2平方公里。城址四周至今仍保存着封闭的土筑城垣，城墙底部宽达24至28米，高大巍峨，气势磅礴。

内城又称“殿城”或“紫金城”，位于外城内东北隅，面积约0.38平方公里。内城地势高出地面约3米，是楚王理政起居之所，其性质相当于宫城。城址南侧有白龙池、金银冢等遗址，城内地表散落大量陶片瓦砾，地下遗存极为丰富。

这样的规模和格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址中堪称一流。城周还有烽火台遗址和城门六座，城址的功能分区清晰——外城为一般居民区与商业区，内城为政治中枢，城西有水利设施，城外有墓葬区。这种“城郭并置”的都城格局，与楚国作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大国地位相匹配。

5.2 出土文物的层次证据

楚皇城遗址内的地下遗物十分丰富。近年来出土的文物包括：西周晚期的铜方壶、东周时期的大型铜车、嵌玉片的鳖形带钩，以及铜鼎、蚁鼻钱、金币“郢爰”、陶鬲、陶鼎等。这些文物的时间跨度从西周晚期延续到战国晚期，文化面貌完整覆盖了楚国从兴起到鼎盛的整个时期。

尤为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楚皇城遗址及周边发现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化堆积层。1980年、198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团队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西城墙、西护城河和紫金城开展了进一步发掘。这一系列工作证明，楚皇城并非春秋晚期才开始兴建的临时都城，而是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长期延续使用的大型政治中心。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宜城楚皇城遗址及其周边，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东周聚落群，总计有东周遗址和墓地80余处，其中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遗址多达14处。而这些聚落中，相当多的遗址发现有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化堆积，说明宜城平原在楚国早期就已经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此外，楚皇城遗址所在的宜城平原区域内，经考古勘探确认的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文化范畴的聚落遗址和墓葬群共有78处，其中有50余处集中分布于汉水以西、蛮河以东面积约620平方公里的宜城平原上。如此密集的楚文化遗存分布，充分说明宜城是楚国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区域，绝非仅仅作为一次临时避难的迁都所在。

5.3 白起渠：楚国兴亡的地标性见证

在楚皇城遗址的西面，有一条古老的人工渠道蜿蜒流过，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白起渠”（亦称百里长渠）。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军攻楚，直取楚国陪都鄢郢（今楚皇城遗址）。因城池坚固，白起强攻不下，于是“引西山长谷水灌城”，即征调刑徒在蛮河上筑坝拦水，凿渠引鄢水灌入鄢郢城中。《水经注》记载了这一惨烈的历史场景：

“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

白起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有明确纪年记载的军事水利工程之一。长渠自今南漳县武镇谢家台至宜城郑集镇郭海村，全长49公里，称“百里长渠”。白起攻破鄢郢之后，这条渠道被用于灌溉农田，至今仍在使用。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水利之最》一书称长渠为“中国最早的灌溉渠道”，其历史比著名的郑国渠早33年，比都江堰早23年。

白起渠的存在，不仅是楚文化考古的标志性发现之一，更是宜城即鄢郢的最有力物证。如果不是楚国的重要都城，秦军为何要倾举国之力以水攻之？如果不是百万人口之城，为何一次水灌就能造成“数十万”人的死亡？这些都说明，宜城的楚皇城遗址，就是白起所攻的鄢郢，就是楚国时期的顶级政治中心。

5.4 楚皇城即“为郢”的考古确认

综合上述证据，我们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宜城楚皇城遗址就是清华简《楚居》中的“为郢”，也就是《水经注》《汉书》等传世文献所记载的“鄢郢之旧都”。正如石泉教授及其考古团队所考证的那样，楚皇城遗址“无疑是楚鄢都、汉宜城县”。

清华简《楚居》的出现，将这一结论推向更深的层次。“为郢”多次出现在《楚居》中，自春秋早期至战国初年曾为楚王多次徙居。这说明宜城在楚国历史中具有长时段、高频次的政治中心地位，远非传统文献所记载的昭王迁鄀、惠王居鄢那么简单。可以说，宜城是楚国从早期走向鼎盛过程中，除江陵纪南城之外最为重要的都城。

 

六、楚祖居所与宜城的深层关联

6.1 清华简《楚居》所载的楚早期居地

论证了宜城是鄀郢与鄢郢之所在之后，我们需要将视野进一步回溯，探讨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楚祖的居所是否也与宜城存在关联？

清华简《楚居》对楚国先祖的记载，开篇便描述季连的降生与迁徙：

“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穴穷。前出于骄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

季连即楚人传说中的先祖，与祝融一脉相承。季连之后，“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阳。这一段文献中提到的诸多地名——隈山、穴穷、骄山、爰波、汌水、方山——虽难以一一对应到现代地名，但楚人先祖的活动区域大体上指向了荆山山脉与汉水中游之间的区域。

6.2 从荆山到宜城：楚人的扩张走廊

由于秦代以前的文献记载颇为简略，加之秦始皇“焚书”政策对楚国史籍的毁灭性打击，楚人早期在周代封国之前的居住地究竟何在，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但学者们普遍认为，楚人最初活动于荆山及其周边地区。荆山位于今南漳、保康、宜城三县交界处，这一带正是楚人从山地走向平原的起点。

春秋初年，楚国势力从荆山向南和向东扩展，进入广阔的宜城平原，开启了东周时期在江汉地区的大发展。而宜城恰好处在一个关键的地理位置上。据《宜城县志》记载，宜城“东西两翼分别为大洪山和荆山之余脉，中为汉江河谷地带，沿汉江形成一条沟通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的走廊和通道，宜城适当其冲”。正是由于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宜城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成了楚国走向江汉平原、通向中原的桥头堡。

《楚居》所载楚先祖居地迁徙路径与鄂西地区过风楼类型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正好相吻合，这说明楚人在进入江汉平原之前的山地区域活动，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宜城平原这片沃土。

6.3 疆郢、为郢：宜城楚都的“双城记”

清华简《楚居》中的“疆郢”与“为郢”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都城名称。宜城不仅是楚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为郢”（今楚皇城遗址）所在地，同时也是“疆郢”（今郭家岗古遗址）的所在地。

宜城地区拥有两座先后为楚国都城的城址——郭家岗古城与楚皇城，它们曾经先后作为楚王的居处与施政中心，共历300余年。从楚武王至楚简王，共经历13位楚王以此两郢为都城，断断续续历时三百余年。这意味着宜城地区在楚国早期和中期历史中，长期扮演着政治中心的角色，其重要性是根本性的。

郭家岗遗址位于宜城市西南约7公里处，面积逾50万平方米。1990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遗址包含有西周、东周、秦汉和六朝时期的文化堆积，以东周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这一发现表明，宜城地区作为楚人长期居住和发展的核心地带，其历史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

在熊绎受封丹阳之后，楚国经历了从武王到庄王时期的崛起过程。在这一时期，宜城地区先后作为疆郢和为郢，承接了楚人从丹阳过渡到郢都的阶段，是楚国进入鼎盛期的政治中枢和战略腹地。可以说，楚国从荆山深处的“筚路蓝缕”，到春秋中期的“问鼎中原”，宜城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

6.4 宜城：楚国的“龙兴之地”

综上所论，宜城在楚国历史上占据着三个层面的关键地位：其一，文献学层面，《春秋大事表》《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等传世文献无不将宜城与楚都鄢郢、鄀郢紧密联系，宋代之后刊行的地理总志更是延续不绝；其二，考古学层面，楚皇城遗址的规模、格局与出土文物，与楚国都城的标准高度吻合，白起渠的存在提供了不可动摇的直接证据；其三，历史地理学层面，宜城恰好位于荆山山脉与江汉平原的咽喉通道上，是楚人从山地走向平原的必经之地，郭家岗遗址等早于楚皇城的遗址则说明这种联系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宜城就是楚国从荆山启程、走向江汉平原、进而争霸中原的“龙兴之地”。楚人的祖先或许最初并不居住于此，但从春秋早期开始，宜城已经成为楚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楚国郢都体系中最重要的“北郢”。《楚居》将“鄀郢”“鄢郢”皆系于宜城，这一判断既符合考古发现的实证，也与历代文献的记载相印证。

 

七、证据链的综合：宜城即楚祖居所的最后定谳

7.1 传世文献证据链

从传世文献看，支持宜城即楚都鄢郢、鄀郢的证据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第一，先秦史学层面。《左传》杜预注明确将鄀国南迁后的地点定位为宜城，并指出鄀与鄢均在南郡鄀县、鄢县范围内。汉代以后，学者沿用了这一判断。

第二，汉代地理志层面。《汉书·地理志》明载：“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又载：“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郢，若（鄀）作鄀，楚别邑，故郢。”这是正史系统对宜城即楚都的明确记载。

第三，水经注地理层面。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专辟一段论述宜城历史，以“城故鄢郢之旧都，秦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十六字定谳。

第四，清代地理考证层面。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对鄀鄢二城的方位作了精确考定：“今宜城县西南九十里有鄀城……又县西南九里有古鄢国，入楚为鄢县”。这一记载从清代学者的实地考察角度，对前人论断作了有力印证。

7.2 考古发现证据链

从考古发现看，支持宜城即楚都鄢郢、鄀郢的证据同样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第一，城址规模证据。楚皇城遗址总面积2.2平方公里，外城周长6420米，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春秋战国时期城址，符合楚国作为大国的都城标准。

第二，文化堆积证据。遗址出土的器物包括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的陶器、青铜器、金币等，其文化面貌覆盖楚国从兴起到鼎盛的整个时期。遗址存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原生文化堆积，表明这里在楚人早期便已是重要的生活聚落。

第三，城市布局证据。外城与内城并置的都城结构、城墙的完备体系、城址周边的墓葬区分布，都与楚国都城的标准规制相吻合。

第四，水利工程证据。城西白起渠遗址保存良好，与《水经注》对鄢郢位置和秦军引水灌城的记载完全相符，是楚皇城即鄢郢的最具说服力的“铁证”。

7.3 出土文献关键证词

清华简《楚居》的出现，是这条证据链条的最后一块拼图。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已经提供了“宜城=鄢郢=鄀郢”的大部分证据，《楚居》则为此提供了出土文献的第一手证明。具体而言，它与宜城的关联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为郢”的指认。学者通过《楚居》与秦水陆里程简册的对照考证，确认“为郢”即今宜城东南的楚皇城遗址。

第二，都城移徙规律的揭示。《楚居》记载楚国君王多次在宜城平原的诸“郢”之间居住和迁徙，这与宜城地区拥有郭家岗遗址和楚皇城遗址两个不同时期的城址相印证。

第三，楚国核心区域范围的确认。《楚居》所见18处“郢”主要集中在沮漳与江汉之间，而宜城位于这一范围的核心区域，是楚都体系中的北翼关键据点。

7.4 多重证据的交叉验证

“二重证据法”的优势在于不同来源的证据互相印证、互为补充。当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三者指向同一结论时，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达到了最高层次。

就宜城即楚都而言，三方面的证据呈现出极为难得的契合：传世文献（《春秋大事表》《水经注》《汉书》）告诉我们宜城是鄢郢、鄀郢所在；考古发现（楚皇城城址、白起渠、出土文物）证实了宜城存在大型楚国都城遗址；出土文献（《楚居》中的“为郢”）则把这一地点纳入了楚国史官亲手写就的王居记录之中。

这三条证据链的交汇点，有力地指向同一个结论：《楚居》中所说的鄀郢和鄢郢，确实都在今天的湖北宜城——不仅在于此，更在于这里是楚人从荆山走向江汉的出发点，是楚国早期和中期的政治中枢和“龙兴之地”。

 

八、结语

本文以清华简《楚居》为出发点，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材料三重证据，对鄀郢、鄢郢的地望进行了系统考证。论证表明，《春秋大事表》《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等历代文献一致将鄀与鄢定位在今湖北宜城；宜城楚皇城遗址的城市规模、出土文物、文化堆积等考古材料，与楚都的标准高度吻合；白起引水灌鄢的百里长渠遗迹穿越两千余年而犹存，为楚皇城即鄢郢提供了不可辩驳的直接物证；清华简《楚居》中的“为郢”考进一步将这一结论纳入出土文献的证明体系。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宜城地处荆山余脉与江汉平原的咽喉要道，是楚人从山地走向平原、从地方诸侯转向区域霸主的战略枢纽。郭家岗遗址与楚皇城遗址的“双城布局”，揭示了宜城在楚国历史中长期扮演政治中心角色的历史事实。楚祖季连的后人——熊绎受封丹阳之后，楚国的政治重心逐步从荆山转移到宜城平原，继而再从宜城走向江陵、走向中原、走向争霸天下的伟大征程。

因此，“《楚居》中所说的鄀郢、鄢郢皆是今天的宜城”这一命题，不仅需要将其理解为楚国春秋时期的都城在地理上属于宜城，更要认识到，宜城是楚祖季连之后楚人长期居处和发展的核心地域，是楚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走出荆山之后的第一处政治中心和战略基地，是楚人为其子孙营造的最重要遗产之一。这处古城，见证了楚国崛起的历史，也为我们今天重读楚史、重走楚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地理支点。

 

参考文献

[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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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4]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5] 顾栋高辑，吴树平等点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6]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楚皇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8] 张昌平.《从楚居看楚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9] 赵平安.《〈楚居〉“为郢”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第3期.

[10] 笪浩波.《從近年出土文獻看早期楚國中心區域》.簡帛網，2011年6月.

[11] 王红星.《楚郢都探索的新线素》.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2011年.

[12] 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宜城市博物馆.《宜城市周代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之二）》.《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

[13] 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宜城市博物馆.《宜城市周代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之三）》.《江汉考古》，2008年第3期.

[14] 宜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宜城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

[15] 李福新.《楚皇城遗址研究》.《襄樊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